1939年的9月，赵尚志率队来到汤原境内的赵把头碓营。在这里，赵尚志正式宣布我为司令部宣传科长。
在赵把头碓营，只有司令部的十几个人在碓房子住，其余一百余名指战员在离房子几十米的一条小山沟露营。
一天上午10点多钟，我正在房内刻腊纸准备油印宣传材料，突然听到岗哨鸣枪。因不明情况，赵尚志即刻率部队撤退，转移到离碓房一里多地的一个小山顶上隐蔽。这时我们看到一股日伪军"讨伐"队冲进了碓房子，于是赵尚志指挥战士向敌人射击。敌人听到枪声，撤出碓房，向山顶上还击。双方枪战一阵，因我地形有利，敌人有伤亡。这时，发现日伪军企图从南坡迂回包围山头的动向，我们便迅速转移了。我们的人员没有伤亡，只是因撤退仓促，从乌拉嘎金矿缴获的一架油印机未及带走，我着实感到有些可惜。后来我们得知，这股敌人有二百多人。如不及时转移，难免受到损失。
与敌人脱离接触以后，我们的队伍继续穿行在汤原北部的深山密林之中。这时已是八月间了。
我们离开苏联已经一个多月了，但仍未走出小兴安岭的大森林。部队指战员的战斗情绪相当高，都希望尽快走出林子，到大界痛痛快快地打上几仗，以解胸怀之闷。我这个宣传科长经常与战们在一起，对于这种战斗的热情也是深有感触、极为同情的，这种急于出山打击日寇的情绪也感染着我。其实，走出深山，投入战斗，这也正是当时赵尚志司令酝酿已久的想法。
八月的小兴安岭，林木葱郁，山泉清澈，时有獐狍野鹿在林中奔跑。但是，我们哪里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我们想的是，这美景正在遭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铁蹄的践踏。我们要投入战斗，要光复祖国的美好河山！
但是，这时的下江与一年前已有很大的不同。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已经广泛推行，平原地区归屯已经完成，"保甲连坐"已经实施，我地下党的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受到严重摧残，人民群众与抗联部队的联系已是非常困难。我自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地方到部队的。这种严酷的环境必然会给我们这支队伍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然而可惜的是，这支队伍的领导同志，包括总司令赵尚志在内，当时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估计是不足的。立即投入战斗的欲望是那么强烈，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应该尽快出山，大展身手。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们的队伍到达汤原县北部的又一个確营-﹣马把头碓营。
为了尽快地投入战斗，我们在马把头碓营休整几天，赵尚志总司令决定分兵出山作战：由总队长戴鸿宾率六、七十人到汤旺河，袭击和破坏绥佳铁路线上正在建设中的汤旺河七号桥，由刘凤阳带三、四十人，组成绥宾游击团，东去绥宾游击，扰乱敌人，并试图恢复老区的工作。司令部仅余十几人，在马把头碓营驻守等待联系。约定得手之后，立即返回，并送回给养。当时，谁也没想到马把头確营分兵的严重后果。
七、八天过去了，没有得到两支队伍的消息。这时司令部的粮食已不多了。半个多月过去了，仍然没有戴、刘二部的音信。这时司令部已经绝粮，就连確营的一只猎狗也已杀吃了。后来就吃榆树皮，采野葡萄、木耳充饥。这是我打游击以来第一次严重的绝粮挨饿，当时曾有一诗记述那些日子的艰难情况：
……
食尽余谷薯，代以野葛蒿。
木耳煮榆皮，草根掺桦条。
每天无一饱，嶙峋瘦影憔。
坐下难起立，眼底金花摇。
·····
我们不能坐而待毙。再说，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也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赵尚志决定离开马把头碓营。好在这一带是我们的老游击区，地形熟悉。走了几天，到达六军的一处老根据地﹣-老白山。在这里巧遇抗联三军交通站的姜立新（原三军某团团长，战斗中右手五指被炸去）。他向司令部报告了戴鸿宾部的情况。
原来，戴鸿宾率部到达汤旺河七号桥，未侦察敌情，即与敌守桥部队交火。守桥部队是白俄的一支20多人的精锐部队，都是老兵。战斗经验丰富，且枪法极准。我指战员勇猛冲杀，冲到守桥部队营房，消灭了一部分后勤人员，但是敌人占领了制高点，向我猛烈射击。我军损失惨重。虽然在战斗中我军也打死打伤部分敌人，但始终未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我军伤亡过半，六、七十人的队伍仅余20人左右，未能炸毁该桥而撤出战斗。因作战失利，戴鸿宾不敢、也无颜面见赵尚志，只好率残部去找当时已是第三路军总指挥的张寿篯（即李兆麟）去了。
至于刘凤阳的下落，姜立新也不知道。
戴部已去，刘部又杳无音讯，司令部何去何从？赵尚志说，西去找张寿篯，路途遥远，且我部力量单薄，怕有危险，不如东去。东去有可能找到刘凤阳部，再不然可以还去苏联。于是用司令部的电台与苏联方面联系。这才知道刘凤阳已到了苏联；乌拉嘎金矿之战后去苏联送测量仪器等东西的张祥、修森等同志也在那里。此时赵尚志对马把头確营分兵之失误也深为懊悔，于是决定再度过界整顿队伍，集中力量，以图再战。
我们在老白山住了一宿，补充了一些给养，告别姜立新，踏上了东去的征途。
经过七、八天的行军，我们到达梧桐河上游一条支流岸边的李把头碓营。梧桐河金矿就在这碓营的东北方。
李把头確营，在一条深沟的小溪之北，確房就在山坡上的小凹中，有如窑洞。確房之东百余米处有一片杂木林。林子外面是一块碓营主人开荒耕种的土豆地。这时土豆已经长成，茎叶尚未经霜，仍然绿油油的。我们十来个人就在碓房中宿营休息。岗哨就设在房前的树林里。土豆地的北侧也有一座小房，已经废弃。看样子象是碓营的主人嫌这地方不够隐蔽，才把確房移到树林里面去了。
一天，午后三点钟左右，忽听南山有人语之声。我们立即隐蔽在碓房外的灌木丛中，密切注视发出声音的方向。很快我们就看到几十个人正在下山，往土豆地而来。这些人服色杂乱，我们断定不是敌人。这时听到小树林中的岗哨呼喊：
"什么人！哪一部分的！"
"六军一师！陈师长的队伍！"
岗哨回来报告了赵尚志。我们知道了这是六军一师师长陈绍宾带的队伍。
这时我们发现，陈绍宾他们到土豆地北侧那座废弃的房子前停下，看样子是要打尖。
赵尚志说："既是陈师长的队伍，我们应当以礼相待。"
于是派我、李在德、于保合三人背了一袋面粉，一大块鹿肉，给陈部送去。赵尚志说：
"见面之后，一是表示总司令部的慰问之意，二是请陈师长到司令部来，就说总司令要找他谈谈。"
我们三个人按照赵司令的吩咐，穿过小树林向陈绍宾他们的住地走去。
见了陈师长，我介绍说：
"我是抗联总司令部宣传科长，奉赵总司令之命来向陈师长表示慰问。"
我边说边把面粉放下："赵总司令请陈师长到司令部谈一谈。"
陈绍宾个子不高，但人很精明，留着两撇小胡子，见人总是嘻嘻哈哈，好象很热情，但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当我说到赵司令要请他去时，发现他的面部表情急剧变化。虽然在笑，但极不自然。
还没等我的话音落下，他就边笑边说：
"欢迎！欢迎！各位快坐下歇会儿！"又说了不少客套话。并说：
"我们是去找张总指挥的，路过此地，没有想到遇到了赵司令。现在天已晚了就不过去了。"
"司令部离这里很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赵司令很想念你们，就过去吧！"我劝道。
但不管我怎么说，陈绍宾拿定了"老猪腰子"就是不动地方，而且说话也不象刚开始那么和气了，使我莫名其妙。
看到这种情况，我正要招呼李在德、于保合回去。突然，几支枪口对准着我，我更觉得出乎意外。
"你先别走！"陈绍宾有些凶狠地说。
"你有话就说好了，何必刀兵相见？"我还了他这么一句。
拿枪的人在向我靠近。
我一看这阵势，急了，然而反倒冷静异常，因为我看出怕也没用，于是，我大声说：
"陈师长，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是党领导的抗日队伍，难道自己人对自己人还用这个？!"
我又向着一旁的战士们高声喊道：
"同志们！我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初次相会，为什么把枪口对着我们？我们不是来和你们打仗的，是来慰问的！你们要打，就往我这儿打吧！"我用手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我这一番话慷慨激昂，还真起点作用。随即有个杜指导员命令战士把枪放下。后来才知道，杜指导员是奉白福厚团长之命才这样做的。因为这个团是白福厚直接领导的，他看陈绍宾这样做将导致一场悲惨的罪恶的结局，所以他不顾陈师长的命令阻止了向自己同志动武，陈对他也无可奈何。战士们把枪撤回，站到一旁。这就证明，抗日战士是不愿箕豆相煎的。
这时太阳经将要落山，林子里已开始暗了下来。我一方面看形势已经缓和下来，另一方面又怕时久有变，于是镇定地说：
"今天这事就算结束了吧，以后我们仍然是兄弟部队，再见！"我领着于保合和李在德离开了陈绍宾部的临时驻地，沿着土豆地树林边缘往回走。这时，又深恐他们在后边开枪，所以我们尽量在树林中转弯穿行，开始走得慢，后来越来越快。走近碓房，司令部已经撤离，只留一人接应我们。原来赵尚志见我们久去不回，也恐有变，已事先作好准备，并提前转移到附近的密林深处，进行监视。随之我们三人在密林中找到了司令部的人，大家汇合，谈了这一场惊险的遭遇。
我们在山坡上一片密林中露宿。往东看，一开始发现有火光，夜半以后火光熄灭了。我们一夜未合眼。
第二天清晨，赵尚志派人去察看，陈部早已没有踪影，篝火也熄灭多了。
于是我们也迅速脱离这一地带，沿小兴安岭山麓东去。
后来我问赵尚志：
"陈绍宾为什么请而不到呢？"
赵尚志向我讲了下面的一段缘由：
赵尚志说，陈绍宾对我可能是有疑惧心理。我去苏联，一开始是不情愿的，是陈绍宾说他带了海路的信件，说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请我去研究重要问题。后来张寿篯也劝我去，说别的问题解决不了，还可以争取点援助。但是我到了苏联以后，苏联不承认有带信的事，也不承认我是北满抗联部队的总司令，把我关起来了。我追问苏方，他们都把责任推到已被斯大林处死的布留哈尔（加伦）将军的头上。我怀疑陈绍宾有鬼，怀疑那封信有鬼。陈绍宾怕我追问这件事，所以不敢与我见面。
那么陈绍宾这次干什么来了？赵尚志讲，肯定不怀好意，因不知我们人多少，所以一直不敢动手。
这件事给北满抗联部队留下了一个重重的裂痕，影响很深。我们随赵尚志走到萝北县境内，再次过境进入苏联。这次是在萝北县太平沟南的兴东镇一个地方过江的。此时黑龙江已经封冻。
因为赵尚志已经通过无线电进行了联系，所以过江到苏以后，汽车已在等候。赵尚志被一辆小车接走，我和于保合，李在德，姜乃民等十几个人上了一辆大卡车。
我们的汽车在一片荒原上走了近一个小时，到了伯力西北部的小城比罗比詹东方的大草甸子的一处养蜂房暂住下来。过了一、二天，马约尔来了，后来又来了两个苏联人，一个叫伊万诺夫，一个名字叫吴刚，会说几句中国话，上尉衔。
马约尔告诉我：你们就住在这里，就在这里学习。军事教育由伊万诺夫和吴刚负责，政治教育由你负责。交代后，他就走了。
我一开始和战士在一起住在蜂房里，后来，我也搬到和伊万诺夫、吴刚、刘凤阳、于保合、李在德等一起住在负责看管蜂群的俄国老俩口的一间大屋子里，养蜂房给战士们住。
这地方有如前面提到过的"陆岛"。冬天冰雪覆盖倒也没什么，一到夏天，冰雪消融，行走十分困难。
这个营地陆续集中了二十多人。我就在这里又见到了老战友刘凤阳。他向我讲述了我们分别后他们部队的情况：
刘凤阳带着队伍离开赵尚志的总部，到达绥宾后，发现情况已经不象过去。找不到地方党组织，群众也难以联系；敌人的"讨伐队"则紧追不舍。他们打了几个败仗，于是就往黑龙江边撤退，过江去到苏联。苏联又将他们派回东北。不巧，在萝北，他们碰到了陈绍宾，被他缴了械，好枪都被陈拿走了。尚连生等跟着陈绍宾走了。刘凤阳带着十来个人又回到了苏联。这段事的经过在张祥同志生前的回忆文章中有所记述。
在这里，我还见到了陈绍宾部的一个战士，叫车庭兴。他告诉我，在李把头碓营陈绍宾本想开枪，但由于赵司令派人送了白面，战士们都不愿打，所以没打起来。但后来陈派车庭兴和一位姓阎的战士去梧桐河向敌人送信，报告赵尚志的去向。车、阎二人合计："这样做不是叛变吗？"没去，就到苏联了。
这些情况给我的心中增加了更多的疑团，使我对陈绍宾更加怀疑：这个旧军队出身的人没有改造好，他要干什么呢？
后来陈绍宾、尚连生在张寿篯（即李兆麟）那里和在北满省委，片面散布了关于李把头碓营见面的情况，编造说赵尚志要捕杀北满省委成员，致使北满省委于1940年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后来，曾任第三路军政委的冯仲云说：我们上了尚连生的当，尚连生在1937年就叛变了。他又说后来陈绍宾在三路军也率一部份队伍逃跑了。这是三路军人所共知的事实。陈绍宾以上这一系列行动，谁也不能承认他是个忠诚的革命者。
几天后，我们在苏联养蜂房处就开始了训练工作。军事训练主要是制式训练以及射击、投弹。对于军事科目的训练，大家情绪很高，训练认真，进步也比较明显。政治教育和文化学习困难比较大，因为战士们多数没有文化，有的战士学不进去，有的甚至连一个简单的字都要学几天。但也有的战士学习十分刻苦，张祥就是其中之一。他开始也是一个大字不识，但他非常聪明，又肯下功夫，文化学习进步很快，受到大家的好评。
在养蜂房集训期间，我的最大收获是，我与刘凤阳、于保合、李在德等同志，回顾了1939年下半年，我们随赵尚志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主要不应该在马把头碓营分兵，特别是在不了解和不能正确判断形势的情况下，冒然分兵，不是上策。如果当时乘部队获得胜利的情况下，带队去会见北满省委，坏人钻空子、造谣，也不会得逞，其结果也不致惨败。我们这样促膝谈心，加强了我们同志间的感情，尤其是互相交流思想，都非常坦率，增加了我们互相之间的了解。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