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次战役或战斗，关乎战争全局，可以转败为胜，也可能遭受战略性挫折。三支队的库楚河之战就是这样的一次战斗。自此之后，北满的平原游击战基本结束，主力部队全部转移到苏联境内整训，直到1945年8月，方随苏军反攻回到东北。
1942年2月20日，我三支队在余庆老沟遭敌袭击之后，在大兴安岭北坡休息一天，第二天一早，便奋力登上伊勒呼闾峰，未作停留，即向南坡下山。在南坡稍停片刻，消消汗儿，又继续向东南方向下行。10点左右，已经走出30多里。
此时的伊勒呼闾峰南坡积雪已经不多，阳光透过密密的树枝缝隙，洒在枯草干叶之上。树木虽还未吐出嫩芽，却也春意萌动，远远望去似有蓝色雾霭弥漫林间。春天毕竟快要来到了。
时近中午，山野之间出奇的宁静，然而这宁静中却蕴含着一场血雨腥风的苦战。
过了一条尚未完全开冻的小河，部队登上东岸山坡。绕过山坡之后，南北有两座山峰，东面是山口，出去即是库楚河大草甸子。河边柳毛子南北走向，草甸子看上去有三、四里宽。再往东是一座横亘南北的大山拦着去路。
支队长王明贵观察着周围的地形，对我们说：只要控制南北两峰，进退可以自如。因为山坳中的一片草地可以放马，只要占据南北两山峰，把住山口，就可以阻止敌人进攻。
于是支队长命八大队和教导队上北山，七大队上南山。布置停当，队伍各自到了山脚下的宿营地点，派出哨兵。人下马，马卸鞍，点燃了篝火。
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上北山的哨兵尚未到达预定位置就中弹牺牲。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一些入伍不久的战士不知如何是好，死的死，伤的伤。支队长立即大声命令战士们寻找有利地形还击。这时，埋伏在北面山峰的敌人猛烈向山凹处射击，另一部敌人则迂回到西山豁企图占领南山，对我实行三面包围，被我击退。我们放在山口草地上的战马被这突然的枪炮声全部惊逃失散，冲出山口，奔向库楚河的大草甸子。
在敌人猛烈、密集的火力下，我也负伤了，子弹打中我的右手腕，动脉被打断，鲜血喷出1米多高。我立即用左手姆指掐住伤口。我身后的战士李长德见我负伤，爬过来帮我包扎。但是，我的左手姆指稍一挪动，血就不住的往外流。这时，支队长也过来了，他让李长德把纱布卷成一团往伤口处塞，几次纱布都被鲜血浸透仍塞不住。后来，支队长叫李长德用一根树枝把纱布硬顶到伤口处，才算止住了血喷，然后又用纱布缠上，血，总算止住了。
就在这时，敌人的两发子弹打来，一颗打在我的后颈部，险些未击中头颅的致命处，另一颗正中李长德腹部，支队长和李长德赶紧挟着我向南山坡转移，在一棵大树下隐蔽。他告诉我不要动，就又去指挥战斗。在王明贵同志的指挥下，战士们顽强还击，接连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敌人始终未能冲下山来。
但是，敌人占据了有利的地形，他们绝大多数又是栖林人，枪法极准，使我伤亡惨重。
不一会儿，支队长又过来，问我：
"你感觉怎样？"
我此时因流血过多，身体相当虚弱，但我看战斗仍很紧张，便坚定地说：
"我不要紧，你赶快指挥部队突围吧！"
我停留的地方树林较密，便于隐蔽，而且七大队长任德福也在附近。他和司务长汪成等几位战士负责固守这南山头，担负保护退路的任务。
于是支队长又回到前边去指挥。我清楚地看到，支队长身边只剩20几个人了。许多战士倒在血泊当中。枯草凄风，惨不忍一睹。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几次想站起来去助支队长一臂之力，无奈身不由己，头重脚轻，动弹不得。
这次残酷的战斗从东南响一直打到日落天黑，我们仍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不过，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为了保存剩余的力量，支队长吩咐仅有的20多名战士把重武器（实际只有几挺机枪）拆毁，然后走到我跟前小声说："我们必须立即突围。你怎么样？能走吗？"
我虽然身体虚弱，但神志是清醒的，心想不能再耽误了。于是便对支队长说：
"我能坚持，放心吧！"
我决心与三支队共存亡。
支队长望望东山下，一片大草甸子，东山下林边见有敌人活动，向东突围已不可能，北面的高峰被敌人占据着；南方是重叠密布森林的山岭，看不清其中的奥秘。而西去是个小岗，这里敌人火力不强，在小岗的洼处隐蔽通过也可能是突围的出路，下岗出林不远是条小河，有利隐蔽和阻击。王明贵同志分析了敌情和地形之后，沉着而冷静地说：
"现在南北都是大山拦住去路，而且北山有敌人，南山情况不明。我们宁可冒险向西突围，也不能向东走大草甸子进入敌人的圈套。"
我认为支队长的判断是对的。我们必须改变重返嫩江平原的计划，向西突围。西去虽有危险，然而却是出敌不意，便说：
"就这么办。"
夜色已浓。支队长把20多人召集到一起，小声说：
"大家要化悲痛为力量，实行隐蔽突围，如错过机会，敌人可能会攻下山来，堵住我们的去路。"
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20多人跟在支队长后面开始了突围。我们怀着极为悲痛的心情，默默地向烈士们告别。
我们鸦雀无声地在树林的掩护下行进，而且走走听听，走走看看，一直在注意着敌人的动静。我们顺利地越过西山坡，正在下坡，刚走出树林200米左右，在一片白白的雪坡上，敌人发现了我们，子弹呼啸而来。好在林子与对面小河仅有二、三百米的距离，我们奋力奔跑，终于来到了小河坎下。有了河坎和柳树毛子作屏障，我们的处境安全多了，在这二、三百米的途中，又有几位战士倒了下去。这时我们突围出来的同志仅有十七、八个人了。
我们在小河坎稍停。敌人的枪声也渐渐停了下来。
这时，敌人不知我们要南去还是北行，所以并未追赶。支队长估计，敌人可能认为我们会奔大洋气南去。然而我们已经放弃了南下嫩江平原的计划，决定北行。
我们这十七、八个人有三个重伤员：我、贺荣和七大队长任德福。贺荣的伤很重，伤在喉管处，喉咙被打断，但未致命。流出的血淤在脖子上，冻成一个大疙瘩。我则因流血过多，又经急剧奔跑，身体更加虚弱。但是，当时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拚出全力，尽快脱离敌人的追击，转移到安全地带。所以，人人精神仍很振奋。
走了一夜，第二天又沿一条小河，绕到了大兴安岭北坡，然后顺另一条小河又走了一天。这已是2月24日，也就是我们从库楚河突围后的第三天了。
就在这时，敌人又追上了我们。但是，由于有河坎和河边茂密的柳树毛子的掩护，当天晚上我们和敌人交火之后，趁着黑夜便把敌人甩掉了。然而，我们的战友贺荣等3人却又牺牲了。这时，原来1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13个人了。13人中有8名伤员，此时此刻，作为一个幸存的抗日战士，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慨和教训。
我们昼行夜宿，又走了一天。这时，我们断粮了，饥饿威胁着我们。为解决燃眉之急，我们只好忍痛把唯一的一匹战马杀掉，把马肉烤干，每人分一点带在身上，吃一口干肉，抓一把雪。我们每个人心情沉重，但没有一个人悲观；胸中怒火燃烧，决心讨还血债。大家团结一心，为渡过这困难时期而努力奋斗。
走到第四天上，来到一处山坡，就地休息。忽然发现东面山峰出现了一股骑兵。原来，敌人又追上了我们，而且是迎面截击。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拚死迎战，死里求生。支队长指挥大家奋力射击。我的右手不能动，就用左手射击。支队长的枪法好，他穿着与栖林人一样的翻毛狍皮半截大衣，在山坡上东跳西跃，不断变换位置，枪响必不虚发。打伤了栖林人一个队长的手，他就是南瓮河讨伐队长梁海。敌人不追了。这是我们突围后第三次与敌人的遭遇战。
这伙敌人紧追不舍，我们在山坡上边打边退，绕弯而行，忽而向东忽而向北。第五天，遇一条山边小道，看样子有人行走的痕迹。这时，支队长忽然心生一计，向我们下令：就在道旁休息。别人不知是何缘故停下。但也未多问，就点火烤肉干吃。稍停，他又命令我们改变方向东去。我心想，敌人正在东面截击我们，此举未免冒险。但我还是相信了支队长的决策。
果然是"祸兮福所依"。
漆黑的夜晚，我们这支仅有十几人、然而却经历了各种险境的小部队沿着山边小路快速前进着。谁也不说一句话，然而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我们一定要摆脱敌人！
夜半，忽然听到一阵马的嘶鸣和踏雪发出的声音越来越近，支队长以他在危境中的奇特大胆立即命令我们迅速在路旁的一块大石头边隐蔽起来。大家屏住呼吸，紧握钢枪，准备迎敌。那时，我心里想，这回一定是要决一死战了。按说敌人找我们还找不到呢，这回我们这十个人还要硬碰敌人，这不是有点冒险吗！但是事情常常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以弱击强，转败为胜，历史上也是常见的。
不大一会儿，就听到了爬犁轧雪的"吱吱"声。又过了一会儿，山弯处出现了六驾马爬犁。支队长看清了情况，当爬犁离我们只有几米时，支队长和几名战士突然跳到路中间，大喝：
"站住！缴枪不杀！"
并迅速抓住了第一驾爬犁的马笼头。随之其他战士也逼近其他几个爬犁的跟前……
爬犁上的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懵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深夜山沟里会遇到抗日联军的队伍，于是一个个乖乖地交了枪，举手投降。
经我们审问爬犁上的伪军才知道，这些爬犁是到余庆老沟给日伪军送给养的。爬犁上装满了冻水饺、馒头等。这些东西全被我们缴获。于是我们便赶着爬犁掉头东去。
走了约七、八里地，到了南阳河屯。这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山间小村落。我们便决定在此处休息。我们把冻水饺从爬犁上抬下来搬到老乡家煮，大家一同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我一边吃饭，一边和被我们俘虏的十几名伪军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一番要抗日救国，站在中国人一边，不要替日本效劳的道理。我是用规劝的口吻进行的，没有命令，没有威吓语，使他们受到感动。有一位年龄稍大一些的警察说："我们是从四道沟出来的。当时听说抗联打遍了呼玛河的金沟，我对这次送给养就有点打怵。后来听说抗联往南去了，心里才踏实了一点。没想到在这里却碰上了你们。抗联真是天兵天将，我算服了！"
吃过饭，天色已明。我们把伪军释放送走，把爬犁卸下，把马变成乘骑，我们又变成骑兵，这样可以争取时间，尽快到达黑龙江边。
这些马都没有鞍子，于是便在老乡的帮助下，弄来了十几条麻袋，披在马背上，然后拴上两条绳子当马蹬。当初我从家里逃出到二姨父家时，他曾用这个办法给我一匹马骑。这次又用上了这个办法。
收拾停当，支队长把我扶上马，其他战士也都上了马，于是我们便告别了南阳河屯里的乡亲，向黑龙江边奔驰而去。这天是1942年2月26日。
然而路途多蹇。午后3点左右，当我们走到二道盘查时，遇到一小股敌人的阻击，一阵枪战，又有两名同志落马牺牲。这时就仅剩11人了。
我们不敢恋战，迅速摆脱敌人，在林中雪坡上疾驰。最后终于到达呼玛县境的汪哈达，在此过江、进入苏联境内。
我们三支队经过一场苦战，幸存的十一个人，无不感激支队长王明贵同志在危难时期对我们的关照，由此结下革命友谊之情，是终生也难忘的。
我们三支队在大兴安岭南坡库楚河的山谷中突围之后，经过连续与尾追、堵截的敌人作战，仅有11人幸存。一过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我们就按惯例将枪支、弹药以及马匹交给了苏联边防军。至于所携带的文件、黄金以及伪币，我们请苏军收转给我们的上级组织﹣﹣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三路军指挥部。
支队长王明贵在过江以后，首先关心的是伤员的健康。他请求苏军尽快为伤员进行治疗。苏军方面答应了王明贵同志的要求，立即用汽车把我们七个伤员送到一个小镇。我记得同行的有任德福、汪成、史玉昆、王金贵、李长德、苏广东等。在这里，苏联军医为我们进行消毒，重新包扎伤口。在给我敷药包扎时，那位苏联军医（中尉衔）不断晃着头，感到伤势严重。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向我们三个伤势较重的同志说："要把你们送到伯力陆军医院治疗，就这样！"
随后，苏联边防军的同志首先把我们送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然后，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派了一位名叫瑞金的少校军官带我和汪成、史玉昆三个重伤员上了火车。王明贵、任德福、王长海以及李长德、苏广东、王金贵等则被送到了 A 野营。经过一天多的时间，我们来到了苏联的东部边境城市伯力，住进苏联远东红旗军陆军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住进医院，大约是3月1日。入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护士们把我们全身的毛发除眉毛外全部剃光，随后又给我们洗澡。这些医院的女护士们做着这一切十分自然，倒是我们赤裸着身子让别人特别是女护士洗澡，有点害臊。后来知道，为了防止感染，护士们从来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不过是少见多怪罢了。老实说，这种想法带有点封建意识。
我们住在二楼的一间大病房。这里摆着四排铁床，住有六、七十名伤员，多数是从欧洲苏德战场中送来的，其中重伤员比较多，不是缺胳膊就是断腿，要不就是蒙了双眼的。他们被严重的伤痛所折磨，整天哼哼，有的甚至痛的大声喊叫。护士们的护理是十分周到的，时时以她们那白衣天使特有的耐心进行劝慰。
有一天，几位苏军伤员疼急了，高声叫骂："夭必多以麻义"，还骂"俏雷德"、"灰妖子"什么的。护士们去劝慰，有的抄起拐杖就打。值班医生和护士无可奈何，只好向上级报告。不一会儿，来了一位身材硕长，头戴土耳其式高帽的人。有的伤员悄声说："将军来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苏军的将军。他佩带银色肩章，上面镶着一颗较大的五角星，分明是一位少将。他一进病房，就听有人高呼："斯米尔纳！"（立正）只见军医和护士都立正站在一旁。这位将军问了几句什么之后，就大喊起来。我看到那些吵闹的伤员都安静下来了。显然将军是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教育和严厉的批评。将军讲完话之后，病房里又响起了"斯大林乌拉！"的口号声。病房安静下来了，将军满意地离去。事后我才知道，那位将军说得意思是：你们吵闹什么？你们在战场上与纳粹搏斗流血负伤是光荣的，你们回到后方给你们治疗，这是祖国、斯大林元帅对你们的关怀。你们吵闹，还动手打人是可耻的。你们要遵守医院的规定，使医生和护士们更好地为你们治疗，解除你们的痛苦，希望你们保持光荣，祖国是相信你们的。这一番话说得那些苏军战士哑口无言。
一场风波平息了。后来我发现，医生（一位尉官）和护士（士官）加强了对重伤员的护理，并时常来探望。医生和护士还经常组织伤员唱一些当时流行的战斗歌曲，气氛活跃起来，伤员的注意力转移，病痛减轻，情绪高多了。
我和汪成、史玉昆都是入院后第三天做的手术。他们两位都是两脚严重冻伤，经手术，将脚趾全部割除。手术后，他们疼痛难忍，豆大的汗珠往下直掉，情不自禁就喊出了声。我就在床边安慰和鼓励他们，并告诉他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哼叫再引起苏军伤员的喊叫。两三天后，他们终于咬着牙挺过来了。
我的伤在右腕。在我入院的第三天，护士把我叫到治疗室，一位少校外科医生让护士打开我包扎的伤口，用镊子从脉窝处往外拔出塞进的纱布。剧烈的疼痛使我冒起汗来，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直淌。我咬紧牙关，一声不哼。把纱布全部拉出来以后，那位军医亲自拿镊子夹住两个脉管头仔细观察，连说：" Xopo - mo ! Xopomo !"（好，好）意思是说脉管的断头已经愈合，于是便敷上药，重新包好。
但是右腕从脉管处打进的子弹还没有取出来。由于时间长了，它串到了手腕的下部。过了几天进行了手术。给我做手术的军医拿着取出的弹头对我说："送给你留个纪念吧！"这粒弹头我一直留了许多年，直到"文革"期间被抄家时才丢失了。
手术之后，护士把我领回病房。她坐在我的床边，用俄语问我是在什么地方受的伤。由于我曾两次在苏联学习，能听懂她的简单问话。我告诉她我是在满洲战场上打日本军受的伤。她惊讶不已，连声说：" MO o eI ! Mono eu !"（好样的，真行）在这异国他乡，受到兄弟国家同志的称赞，我感到光荣和自豪。在当今年轻人看来，也许有的认为我这种表现未免有点"傻气"。但是，我要向青年朋友们证明，为了救国，不惜在抗日战场上流血牺牲，当时抗联每一个战士都认为这是自己的天职，是每一个热血青年，每一个爱国群众的共同信念。因此，几十年来，我始终把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多次负伤所留下的疤痕，视为我一生光荣的标记。如今，在我年逾古稀之时，每逢阴雨寒冷天气时，这些疤痕便不时疼痛。这疼痛使我永远记着我们民族、我们国家所经历的那段痛苦然而也是光辉的历史。它也不时地使我回忆起那血与火的战斗生活，激励我在为新中国的前进而奋斗的道路上永不停步，要继续努力，"老有所为"。
我在苏联远东红军陆军医院住了约一个半月。这期间，开始时两三天就要换一次药。半个月后，改为每周换一次。我的伤口愈合得很好，一个月后就基本平复了，于是转入理疗（主要是水疗）。但由于手腕仍然紫红肿胀，还需要搽药膏，扎绷带，把手臂吊在脖子上，因而仍然不能写字。为此我很是着急。我看到有的伤员用左手写字，于是我也学着用左手写。不久，我就可以用左手书写并相当自如。此后，我在一个相当长时间里仍用左手书写，即使在右手完全复原之后也是如此。此事对我感触良深。我觉得，人是应当有点精神的，要自强，要自立，只有这样，人才是健全的，才会是对社会有益的。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正值1989年7月上旬在沈阳参加东北话剧节。我曾趁此机会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去看望我的老战友王堃骋同志。他在多年严重的右侧偏瘫、言语障碍的情况下，作为辽宁省的知名书法家，仍能用左手写出一幅幅好字，实在令人钦佩。这再一次证明，一个人只要有顽强的意志，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