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6号"站取得胜利之后，我们三支队的指战员又迅速向北转移，迎接新的战斗。
11月中旬，已是大兴安岭的严冬季节。茫茫的原始森林，朔冰天雪地，气温经常在零下45-50度左右，我们这支一百五、六十人的骑兵队伍，整天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中与狂风和飞雪搏斗。我们骑在马上，一会儿就被冻得手脚麻木，于是便不得不骑一会儿马，再下马步行一段。寒风夹着飞雪，如锋利的刀子，肆虐地割着战士们的脸。许多指战员的脸、鼻子和耳朵被冻得起了白泡，如果一不小心，便会冻僵耳、鼻和脸上大块的皮肉。但这时绝不能烤火，一旦见热，冻伤处就会溃烂。战士们为了防止冻伤，不时抓雪搓脸。英雄的抗联战士们豪情满怀，傲雪斗寒，士气高昂。因为他们心中想的是祖国大好河山的光复，中华民族的解放。
一天傍晚，我们正行进在山谷之中，骤然刮起了暴风。风卷大雪，形成阵阵"烟炮"，远看如漫天流沙，一旦刮在人的脸上则疼痛难忍。战士们侧身顶着"烟炮"奋力前进。这时，突然发现一架马爬犁在我们前边不远处疾行。老板子背风坐在爬犁上用皮大衣裹住身体，任马奔驰。为了了解附近情况，支队长派出几个战士骑马快速赶去，出其不意地将马爬犁拦截在路旁。赶爬犁的老板在风雪之中看不清来人的面目，一时十分惊慌。我们的战士向他讲，我们是抗日联军的队伍，是为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老板子一听说我们是抗联部队，立即由惊慌变得惊喜起来。他已经听到了我们袭击26号站的消息。他告诉我们，他叫李洪生，是为扎敦河日本怡和木业公司所属的采伐场运送物资的。他说，怡和木业公司有六、七名日伪人员。抗联队伍袭击26号站之后，日伪当局调来了30多名伪警察"讨伐队"来保护怡和公司。这些人都是被日本鬼子强迫来当兵的，他们许多人不愿干这种挨打受气的苦差事。
本来，我们在取得了26号站胜利之后，就有袭击怡和公司的念头，因为我们在26号站所缴获的马匹有不少不能作为乘骑。另外还有一部分冬装没完全配齐。听了李洪生介绍的情况，更加坚定了我们袭击怡和公司的决心。
李洪生为我们带路。转过一座山，怡和公司已在我们的眼前。这时风小了，但雪仍然下个不停。部队在一个山凹里停了下来。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就着白雪吃了点干粮，支队长王明贵便召集王钧参谋长和七、八大队长我们几个人研究进攻方案。我们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敌人根本想不到我们这么快就会到达这里，虽然调来了"讨伐队"，也不会有临战的准备，况且，三十几名警察也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于是支队长决定采取猛扑策略，出其不意，趁敌不备，一举歼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组成了一个以修森为首的小型冲锋队。
在王明贵的指挥下，冲锋队坐上工人李洪生赶的马爬犁走在前面。其余人马与爬犁隔开一段距离跟在后面。冲锋队以极快的速度跨过了冰封雪盖的扎敦河支流勉渡河，靠近了怡和公司的大门。敌哨兵听到动静，将大门开了一道缝，喝问：
"谁?!"
"送粮的爬犁回来了！"李洪生机智地回答。
"爬犁上是什么人？"哨兵不放心地又喝问一句。
"是山上的病号下来治病的。"李洪生镇静地说。
大门开开，李洪生赶着爬犁靠近了大门。说时迟，那时快，修森一个箭步冲过去卡住了哨兵的脖子，几乎同时，七、八名冲锋队员如猛虎下山，冲到门口，打开大门，冲入院内警察队的住处，砸开房门，堵住窗口，大喝："缴枪不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30多名伪警察躺在一铺大土炕上正睡得香甜，被喊声惊醒，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在炕头的一名伪警官刚想摸枪抵抗，被我冲锋队战士发现，扣动扳机，将其击毙。
这边枪声一响，惊动了东面小院中的日本人，他们企图夺路逃跑。但这时第八大队已经及时赶到，封锁了小院。战士金吉玄用日语高喊令其投降。但这伙敌人用机枪来回答我们的警告。于是八大队的战士用更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手榴弹、机枪、步枪响成一片，院内堆放的取暖、做饭用的样子垛被手榴弹炸着了火，火焰冲天，扎敦河畔一片通红。几分钟以后，敌人的枪声息了，几个日本鬼子无一漏网。战士们风趣地说："武士道就是一条死道！"这次战斗所缴获的各种物资之多出乎我们的意料。越冬被服、给养等全部解决。十几名伐木工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补充了兵员。这是继罕达气之后的又一次大的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士气更加高涨。附近的群众听到我军胜利的消息后，奔走相告，"抗联回来啦！小日本快完蛋了！"
扎敦河战斗胜利之后，我们乘上马爬犁，满载粮食、被服、弹药等战利品挥戈东进，开始了新的雪地行军。山林茂密，雪深过膝，朔风凛冽，奇寒无比，越加增添了行军的困难。这支一百七十人左右的队伍行进在万里雪原，显得那么孤单。但是，每个指战员的心中却装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这支队伍人数虽不算多，却是抗日联军在1938年受挫之后依然坚持在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支精兵，它有如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肌体，使得日伪统治者日夜不得安宁。我们都深深地懂得，在我们的背后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强大力量，是亿万中国抗日军民的强大力量。因此，指战员们没有丝毫的孤独感，相反，却是个个激情满怀。
"一路寒山雪色娇，扬鞭策马破琼瑶。青春莫作闲情赋，不灭倭儿不放刀。
寒雪连天夜色茫，须眉两鬓裹冰霜。倚鞍时诵班超句，豪气凌空万里长。"
这是我感于当时情景写下的诗句，它真实地记录了指战员们为民族解放、祖国光复而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行军路上，战士们手拉手，遇到雪坑则互相搀扶前进。老战士帮助新战士背背包，扛枪支，大家都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同时，大家都把整个队伍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领导。全体指战员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有党的坚强领导，队伍就能打胜仗，而有了胜利的战斗，就会有部队的生存，就会有最后的胜利。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战斗中他们冲在前面，行军中他们帮助别人，他们是这支抗日部队的骨干。在当时的环境中，大家又自然地把对党的信任集中到支队长王明贵同志的身上。一年来的战斗生活使大家认识到，王明贵同志用兵有道，处事果断，能打胜仗；更重要的是他以身作则，平等待人，处处走在前面。
扎敦河胜利之后，部队之所以东进，这是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决定的。一方面，因为经过半年多的连续不断的作战，部队比较疲劳，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东去大兴安岭，可以找到交通员与省委取得联系，可以找到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另一方面，按原来的设想南通冀热辽，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决定先在大兴安岭站稳脚跟，时机成熟之后再向南伸展。
11月24日，部队越过北大河。过河之后，一天夜间部队正在宿营，一股敌人发现了我们尚在燃烧的篝火，便向我们偷偷摸了过来。但是，敌人的行动被哨兵发现了，立即将情报告了支队长。王明贵同志命令部队迅速撤离原地，到离火堆不远处埋伏起来。敌人靠近了，他们仍然以为我们在原地未动，以密集的火力向篝火射击。我们在旁边恰恰看清了敌人所处的位置，支队长命令："开火！"我们从侧翼猛烈向敌人射击。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有准备，不敢恋战，放了一阵枪就撤退了。我军无一伤亡，继续东进。
又走了六、七天，部队到达别力河边。这时已是12月初了。在一个鱼亮子，渔民告诉我们，附近经常有日伪的"讨伐队"活动。我们推测，可能是我们在26号和扎敦河的胜利已使敌人进入戒备，如果继续东去，很可能进入敌人的"讨伐"圈。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我们决定改向东北前进。又经过一周的行军，跨越甘河，于12月中旬到达多布库河。在多布库河畔，我们袭击了大泽气满鲜木业公司，补充了部分物资和给养。
据伐木工人提供的情况，多布库东南有一股日伪军北上，诺敏河、嫩江一带也有日伪军活动。看样子，敌人已经摸到了我们支队的行踪。为了避敌锋芒，保守我军行动的机密，支队的领导决定翻过北部的伊勒呼闾峰，过大兴安岭北坡，甩开敌人。
大兴安岭的隆冬，几乎天天大雪纷飞，山坡上雪深一般都在一米左右，沟壑之中更是堆满积雪，一旦滑下去，就会有生命危险。为了征服这大雪山，支队长命一部分身体强壮的战士牵着马在前面开道，其余的人跟在后面前进。
大自然似乎有意要考验我们这支钢铁部队。北风呼啸，大片大片的雪花被风吹得接天连地，周围如烟雾一般，我们走过之后，踩出的溜子很快又就被雪覆盖上了。指战员们手拉手，一步一步地向峰顶登去。中午时分，我们终于到达海拔1500米的伊勒呼闾峰的峰顶。这里有日本侵略者的测量队竖立的一座约30米的钢架，座落在一个硕大的水泥底座上，镶着一块铜质的圆盘，在圆盘上，刻有这山高度数字的标志。
就在我们登上顶峰时，天气转晴。我们站在这白雪皑皑的山顶极目远眺，四周完全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层峦叠嶂，绵延无际，有如大海的波涛。北方天际，黑龙江逶迤蜿蜒，有如一条玉带环绕在边陲。望着祖国壮丽的河山，环顾周围的抗日将士，我感慨万千。
在峰顶稍停之后，部队开始从北坡下山，越过了大兴安岭。这时，我们已经远远地甩开了敌人可能的追踪，处境比较安全了。
天黑了下来，我们找了一个山凹背风处宿营，天明继续下山。很快就到了北麓的乌苏门河。这条河源于大兴安岭北麓山泉，即使严冬季节，泉水仍继续涌流，只是快到山脚下时才冻成冰。到了夏季，河水奔流湍急，颇有气势。乌苏门河河床的沙砾中有沙金，所以日本侵略者招来劳工在小河边上设了采金点。这样的金矿点遍布呼玛河流域，日本人从这里掠走了大量黄金。时值冬季，采金停工，但仍不准工人下山。每到一处采金点，我们就向工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宣传抗日联军的宗旨。工人们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欺压，采的金子全被掠走，如有隐藏，轻则重责，重者处死。工人们早就听到过抗日联军的英勇事迹，他们对抗联三支队仍然转战在大兴安岭山区非常称赞。他们看到这支传奇般的队伍真的来了，都非常高兴，喜笑颜开。
乌苏门河的宝吉金矿是这一带金矿中较大的一个，工人较多，空房子也不少，储存的物资也很充足。此外，这里地处偏僻，与呼玛县城没有直接的通讯联系，工人外出也很困难，极利于保密。于是我们决定就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工人们听说我们要住下来，都纷纷要把他们住的房子腾出来让我们住。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告诉他们，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能增加群众的负担。
战士们在几座空房子里搭上铺，一百多人都住下了。房子比较破旧，有的连门、窗都没有。战士们便砍些树枝、小树杆加以修整，以遮挡风雪，有了这样的房子，对于我们这支长期转战于野外山林、经常露营冰天雪地之中的部队来说，已经够得上"宾馆"的水平了。极端艰难困苦的游击生活，锻炼了战士们钢铁般的意志，这破旧的房子，大家已经很满足了。
把战士们安顿下之后，支队长王明贵、参谋长王钧和我三个人又一起研究整训的计划。
几个月的战斗，部队很疲劳，许多战斗的经验教训也应当好好总结，战士们的思想也需要不断提高，特别是一些新入伍的战士，还要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我们决定利用短暂的时间对部队进行一次军政训练。我们三个人作了分工：王明贵和王钧同志负责军事课，王明贵同志讲军事知识，作战要领，王钧同志则负责投弹射击等的实地训练。我负责政治教育。
我利用战斗中缴获的一些报刊以及平时积累的一些材料，省委交通送来的文件，向战士们讲解全国和东北抗日战争的形势，向战士们指出，全国的抗日战争正在全面展开，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早晚它要淹死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虽然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各地的游击活动并没有停止。我们的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正义的战争是一定会胜利的。除了讲形势之外，还教战士们识字、唱歌。这些可爱的战士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们不仅肩负着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任务，还肩负着将来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因此，我总是反复向战士们讲解学习文化的重要性。
在整训过程中，我回顾了一年来三支队游击活动的过程，向省委写了《第三支队一年来游击活动的检讨》的报告。报告中说："一年来的游击活动经验告诉我们，游击队应以'作战与联民的工作'并重，才不致使自己孤立起来。特别是'作战与破坏工作'并重，才能增加敌人的困难，处处削弱敌人的力量。在战术上，时时都本着秘密、灵活、主动，才能'指挥'敌人，打击敌人。同时，我们在战斗中，不只是能取得胜利，还能保存胜利，结果使自己的部队经常处于优势地位。在政治工作方面，我们提高了战士民族觉悟，在队伍里养成一种刻苦耐劳的精神。这样就冲破了1941年度敌人的'讨伐'计划，初步奠定和开展了自己活动的区域。"
整训进行了一个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指战员们的斗志旺盛，伤病员也康复了，大家纷纷请战，要求投入新的战斗。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