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月中旬，我们翻山越岭，绕过村庄，到达黑龙江边，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跨过了封冻的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苏军大尉吴刚前来迎接。同来的几位炭窑工人心里没底，有些害怕，但看到我和吴刚有说有笑，非常热情，他们的恐惧心理逐渐消除。我也向吴刚简单地介绍了炭窑工人们的情况。吴刚当即宣布，我所带的小分队回野营继续集训，五位炭窑工人到集体农庄去参加劳动。

几位炭窑工人一听说要和我们分开，又害怕起来，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我们。我知道这决定无法改变，便安慰炭窑工人，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军人，不能跟我们同去野营，你们到农庄劳动，同样也可以为抗日贡献力量，将来也可能常见到我们。这时，我又告诉吴刚，这些炭窑工人都是穷苦人出身，是支持我们的，希望吴刚转告苏方当局，不要用边境法对他们实行监禁或其他处罚。

在边境上的一个小村住了一宿，第二天我们在吴刚的带领下登上了去伯力的火车。这列火车没有卧铺，我们坐在硬板座位上。十几天的奔波劳碌弄得我们疲惫不堪，一会儿就依着车座隔板儿睡着了。列车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吃力地爬行，车厢内暖气不足，一会儿又冻醒了。我们就这样在车上大约坐了一天一宿，饿了啃点干面包和香肠，喝上点水。

第二天太阳初升时分到达伯力车站。下车后，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几位工人，不知此刻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虽然相识不久，但却是患难之交，在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这种感情是难以忘怀的。抗联部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得以苦战十余年。记得"八·一五"后，一位窑工名叫冯林仲，曾回到东北找我。那时我在绥化任中心县委书记兼龙南纵队政委。我把他送到炮兵连当兵，后来他随大部队南下，转战广西参加解放战争。解放以后转业到广西一个农场任党委书记，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还有一位叫王祥海，也来找我。他那时已是四、五十岁的人了，没有更合适的工作，我便安排他在县委跑交通。他为人忠实厚道，也十分机警，总是能避开土匪的袭击，出色地完成任务。后来他与山东老家取得了联系，回家务农去了。

我们下车后，一位苗条的妙龄女郎高兴地跑了过来，与吴刚拥抱亲吻，原来是他的女友来接他。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觉得有点稀奇。其实后来才知道，这是西洋人习以为常的举动，是一种普遍的亲人相会时的礼节。我觉得稀奇，不过是"土豹子"-﹣少见多怪罢了。

与这位女郎同来的还有三营参谋长萨鲍夫斯基上尉。我们与吴刚分手，由萨鲍夫斯基带我们回野营。后来我们听说，吴刚被提升为少校，他请求到德苏战场作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我做为他的好友，自然为之惋惜。啊！战争，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

我们和萨鲍夫斯基上尉登上来接迎的汽车，直奔牙茨克村。这段路面很平整，只用两个小时便到达牙茨克。汽车从林东的岔路进入林中的公路，不久便到了八十八旅的营地。

我们跳下汽车。三营营长王明贵，政治副营长金策，五连连长张光迪等干部战士都出来欢迎我们的归来。我们手拉手，边走边急切地询问东北的情况。看得出来，大家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飞回了东北抗日战场。

我被安排在三营的一座大筒子房住，这是一座建在山坡上的坐北朝南的半地下的大地窖子。房子的窗户紧靠地面，遇上大雪，窗户就会被雪埋上。下面依次是四营的住房，坡上是无线电营和一营二营的住房。旅部和营部军官的住所在山脚靠牙茨克村的大道旁。旅级干部是两人一座圆形房，各营的军官们是一个营一座。旅司令部在山下一座"木刻楞"房中，政治部则在司令部西边的一座小圆房中。

抗联指战员虽然接受了苏联红军的部队番号，穿上苏军服装，带上了苏军军衔，但我们谁也不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知道，这都是权宜措施，是为了训练，为了正式得到苏军的供给和援助。我们十分清楚，祖国还未解放，人民仍在受苦受难，打回老家去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是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何况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那种贪恋官职的思想是可耻的。

小分队的其他战士都分到了各班，惟有我的职务和归属尚未确定。一时间心情也比较烦恼。但有一条我是清楚的：个人坚决服从组织。听说王明贵同志为了我的工作安排，已经几次找旅部的领导去询问。

几天之后，政治副旅长找我谈话。到司令部后，张寿篯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严肃地说："你这次带队侦察任务完成得很好，很及时，带回的资料和照片等都很有价值，本应受到表扬；但是，由于你对部下管理不严，一名战士逃跑，你有直接领导责任。"又说："你的工作旅部已经定了，由王明贵和金策同志向你交待。"

听了张寿篯同志的话，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几天都不找我谈话，也不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原因。虽然我明白领导的话对我不是什么好兆头，但也庆幸没有因此而受到处分，因而内心十分感激旅领导对自己的信任。

虽然如此，我仍然心存疑虑，同时感到内疚。心中在批评自己的疏忽。因为执行秘密侦察任务而发生战士逃跑现象，这事的确非同小可。我每天低头走路，沉默不语。不是"低头思故乡"，而是在反省自己的失误。

过了两天，王明贵、金策同志以及三营苏军政治副营长格拉夫索夫、六连连长上尉隋长青在三营营部一起找我谈话。金策宣布：旅司令部决定，任命陈雷同志为六连政治副连长，中士衔。并当即责成隋长青向六连全体干部战士宣布这项任命，同时给我发了军装。

我知道，这项任命是比较特殊的：副连长是中士衔，这在全旅可以说是极个别的，除了五连的政治副连长金永贤是这样，另一个就是我。但我想，不管是什么军衔，只要有工作干，我就心满意足了。不安排工作，闲着无事，那才让人受不了呢！

我在六连前后大约有一年时间。在这一年当中，我除了做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之外，着力抓了六连"列宁室"的建设。我想办法弄了许多书报供大家阅读，经常组织大家在这里讨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学习一些可以得到的党中央的文件，提高大家的觉悟。我还组织了歌咏小组，教大家唱抗联部队流行的一些革命歌曲，鼓舞士气。"列宁室"成了大家学习之家，娱乐之所，深受战士们的欢迎。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1943年的冬季了。

我在第三营担任政治副连长没有感到吃力，但是工作很忙。我同时受王明贵、金策和格拉夫索夫三个人领导，他们经常找我汇报工作，布置任务，因而工作总是一件接一件，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我和 L.M 恋爱已有二年，但由于工作紧张，无暇想个人的婚事。再加上当时规定士官不准结婚，所以我也就更不敢想个人的婚事了。我和 L.M 都把各自的感情深深埋在心中，相约打败日本侵略者，光复祖国之后再行完婚。

但是，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旅领导同意我们在野营完婚。当时我内心十分感激领导对我的关怀。我和 L.M 的自由恋爱终于成功。

在苏联红军特别第八十八旅与 李敏同志合影（一九四五年五月）

营里分配在大地窖子家属宿舍一排房子里给我一间作新房。隔壁是排长赵喜林少尉夫妇住着。早饭以后我就动手收拾房间：清除垃圾、打扫灰尘，在墙上糊白纸，用纱布做了窗帘，整整忙了一天，看上去也可以说是窗明几净了。我脸上弄得乌漆麻黑，也不象个新郎的样子。同志们帮我打扫身上的灰尘，让我洗个脸，又帮我抬来两张铁床，在床上铺上了草褥子，又放上两个草装的枕头。那时我们只有毛毯，没有被子。我把两条毛毯叠好，整齐地放在床上。原三支队教导队的几个年轻同志热情地帮我忙这忙那，在大家帮助下，新房总算就绪了。

1943年11月31日晚， L.M 在她的好朋友金玉顺、朴金玉的陪同下进了新房。没有仪式、没有嫁妆，一切是那么简单，我们就这样结婚了。

结婚之后，生活促使我们自觉地去关心烧火墙。我和 L.M 每天都到隔壁赵喜林住的那边去烧火墙，直到把火墙烧热，再回我们的房间。和别人搭邻居，属于两家共同负责的我们也不肯让人家一家去承担。

婚后是幸福的，但这幸福中也会有烦恼。我睡觉有打呼噜的毛病。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呼噜不止，弄得 L.M 无法入睡，而我却浑然不知。当白天她嗔怪地抱怨我时，我只好笑嘻嘻地说：今晚不打了！

但这是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无法控制的。晚上依然是呼噜声声不止。不知她度过了多少个难眠之夜，后来她便想出一个办法，告诉我说：你只要一打呼噜我就咳嗽一声。我说：好，咱们试一试。果然，她一咳嗽，我的呼噜就停止。然而咳声一过，不过几分钟，我的呼声就会又响起来。她简直有点无可奈何了。我有时只好让她先睡，待她睡熟之后，我再睡。然而时间一久，她又怕我休息不好。

有一天她忽然高兴地对我说："这回我可有办法对付你这个呼噜大王了！"我问她："你又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她说："到晚上我再告诉你。"

这天晚饭后，我见她从医院拿了一把棉花，笑着说："这就是我对付你那呼噜的'武器'。"睡觉时，她搓了两个棉球塞到耳朵里，颇为得意地对我说："这下打雷我也不怕了。"果然，这晚她睡得很香。

转眼到了1944年春天，各营都要到东山去进行野营训练， L.M 又回到交通营。我们便暂时分开了。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