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苏联远东红军陆军医院治疗一个半月以后，于1942年4月中旬回到了抗联部队驻扎的 A 野营。重回野营，这是我久已盼望的。这里有我的上级领导，有我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还有我久已悬念在心，时刻不能忘怀的恋人，她就是 L.M 。我想，她也同样具有盼望我回 A 野营的心情的。

当我怀着游子归来般的心情踏进 A 野营驻地时，领导同志和战友们纷纷来问候。 L.M 也来了，她向我投来欣喜和深情的目光。在经历了残酷的战斗之后重逢的战友之情是那么的热烈而诚挚，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当同志们陆续散去之后， L.M 重新为我包扎即将痊愈的伤口。因为当时她做护士工作，我们相对无言，但她那明亮的眼睛和包扎伤口的那小心翼翼的动作，说明了一切。她对我的一片思念的深情，都包含在那温柔的目光和动作之中。我们久久地互相凝望着，心中都在说：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幸福，留着的话，以后再说吧。

我还是住在那座大筒子房里。1940年的冬天，我参加了这座房子的建设。它是用木头架起来的，里外抹上黄泥，然后刷上白石灰，从外表看倒也洁净。从房山西头开门，一进门，两侧就是通头的两层大铺，可住100多人。我住在左侧从里往外数下铺的第三个铺位。虽说是下铺，但离地也有一米左右，坐在上面脚不着地。我的伤口虽已愈合，但右臂仍不能吃重，所以上下铺很是费劲。所幸同志们对我十分关心，在我上下铺时，不论谁看见，都来帮助我。给我帮助最多的是我的邻铺原七军的一位师长隋长青（解放后改名叫刘建平，曾任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同志。同志们的这种真挚的战斗情谊我至今不能忘怀。

4月中旬的苏联远东边疆地区，积雪已经融化，山坡上的小草已长出嫩芽，春天到了。驻在此地的东北抗联第二、第三路军战士（一路军指战员驻在南野营即 B 野营）开始了春季生产劳动，凡身体强壮、能干活的，都集中到野营附近的山坡上去开荒。先把一片片树木锯倒，将成材木垛在一起以备建筑之用，不成材的杂木和树枝，则堆成堆，就地烧掉。一团团烈火，一缕缕浓烟，随风扶摇直上，逐渐消失。

开荒造田的工作大约进行了十几天，然后开始种地。抗联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村，不少人给地主扛过活，因而对农活是一点也不陌生的。

当时我们没有犁杖，靠双手抡大镐，刨地松土，然后培垄下籽。我们种的主要是土豆。因为当时正值苏联对德战争的年代，粮食匮乏，每个军人每天只能分到300格兰姆的面包，如果多种点土豆，就可以自力更生，补充一部分给养，使大家吃饱肚子。土豆既可当菜，也可充粮，产量高，栽培技术又比较简单，所以种土豆是最好的了。此外，我们还种了许多的大头菜、大葱、胡萝卜、茄子、西红柿等蔬菜。

由于我腕部受伤，右手没有力量，加以我那时是一个瘦弱青年，领导不忍心让我下地劳动，只留我和其他几位体弱的同志看屋子，整理内务。有时我们也到地里走走看看，同志们也不让我们伸手干活。对同志们的关心之情，我们十分感激。于是我们就主动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工作，烧开水送到地里。看着劳动中汗流浃背的战友们喝上我们送去的开水，我们感到欣慰。

"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地种完了，抗联指战员转入半劳动半学习。 A 野营组成了党委会，金京石任党委书记。但实际上，我们的劳动和生活是在崔石泉和杨林的具体安排下进行的。当时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也在 A 野营。他们和女同志们住在一座"木刻楞"（指我国北方和苏联远东大量生产木材的地方，为了就地取材，用园木摞起的墙所盖成的房子）的洋房里。几位领导住一个单间，女同志住在一间大屋子的铁制行军床上。这座刷着白灰的洋房在房山头北向开门，比我们住的大房子好一些。

值得记忆的是，过了"五一"节以后，我听说党组织要为我恢复党籍。这是1938年因北满党组织内部错误的"反倾向"斗争，在1940年我被开除党籍以来一直盼望的。但当时我不敢去问，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942年5月19日，阳光明媚，春风和煦，喜鹊一大早就在枝头欢叫。不知为什么我整天都在兴奋之中。就在这天的晚上， A 野营党委在书记金京石的主持下召开党员大会。大木房子的两排双层铺上坐满了出席会议的党员同志。我记得崔石泉、姜信泰、李永镐、金光侠、王明贵、彭施鲁、张光迪，隋长青、刘雁来、单立志、庄凤、李敏、张景淑、崔勇进、朴洛权、金昌铉、王一知、王玉环等都出席了会议。崔石泉同志讲了话，金京石同志代表党委宣布：党委决定恢复陈雷同志的党籍，交党员大会讨论表决。听到这句话，压在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为此而感到十分高兴。决定宣布后，大家发言，一致认为我从1940年到1942年在抗联队伍艰苦的战斗中，表现坚强，尤其是我在一支队的老战友张光迪和三支队的老战友王明贵同志，他们为我说了不少表扬和赞佩的话，都给我以莫大的鼓励，使我感激不已。最后，全体党员一致通过恢复我的党籍。接着，党委书记金京石让我表态。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一方面违心地检查了我"附和"赵尚志所谓"左"倾错误，同时我也真诚地表示，今后更要加强马列主义学习，加强党性锻炼，努力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

40多年后，1984年，中共黑龙江省委为赵尚志同志恢复了党籍，使这一冤案得以昭雪，由此而受牵连的同志自然也就得到了解放。这一事实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我们党是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的。

在我恢复党籍的第三天，即5月21日上午，张寿篯同志找我谈话，派我到伯力去学习。我当时从内心讲是不愿意去的。原因有二：一是在这里有我的很多老战友，我的伤还没有完全复原，他们在各方面给我以关怀和照顾，到伯力就没有这样的好条件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正与 L.M 同志谈恋爱，实在不愿离开野营。但是，对于组织的决定，我从来不打折扣，个人服从组织已成为我的生活准则。我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张寿篯同志与我谈完话后，下午，苏军中尉萨鲍夫斯基就用汽车把我送到了伯力。我被安排住在一栋座落在城内一个漫坡上的平房里，房主人叫娜佳。室内的书柜上放着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我再一次获得了集中时间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我始终用列宁的这句名言来鞭策自己。除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之外，这次我还学习了无线电原理及收发报技术。

辅导我学习政治理论的是一位苏联人。他身材魁梧，黄头发，黄眼珠，大约40多岁。他在和我的对话中，常用俄语" makOB "一词。我们之间的谈话多是理论学习中的一些问题。我每有疑难，他都会耐心解释，使我顿开茅塞，受益匪浅。值得一提的是，我与这位年长的苏联同志谈话，都由一位姓刘的苏籍华人担任翻译，我称他为刘同志或刘翻译。这位刘翻译操一口山东口音，对人诚恳谦虚，翻译时，他总是那么耐心地给我讲解汉语的意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我在伯力共学习了四个月时间，又学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还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名著，使我对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旧社会读书时，记得有"学海无涯"的名句，这次学习革命理论，更觉得其妙无穷，因此在这次学习结束时，我曾写下了"革命的理论是无穷的，革命的前程是广阔的"的体会，以此自勉，在革命的实践中要不断学习，奋斗不息。

1942年9月末的一天，苏联教员和刘翻译通知我：你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按照张寿篯同志的要求，你今天就回 A 野营。这样，就在当天的下午，我脱去西服，换上军装，穿一件灰呢大衣，在落叶满天的秋风中，回到了 A 野营。

这次我去伯力学习，是正当 A 野营进行农业劳动和准备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后来我琢磨，为什么在这种时机，张总指挥派我去伯力学习？我猜测大概是因为我身体欠佳，伤残的胳臂，承担不了那种繁重的劳动和跳伞的活动，所以在我恢复党籍后，再给我恢复体力的机会。后来分派我的工作也证实了，我的这种估计是不错的。作为三路军的总指挥，我曾和他两度相处，我深深体会他对人的关心、对部下的关心、对同志的关心，都是从为革命利益而出发的。这是革命职业家应有的高尚品质。

我回到 A 野营后，住在三营的那座大地窖子里。阔别数月，同志们见面之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攀谈中我才知道，在我离开 A 野营的这段时间里，抗联战士们曾进行了跳伞训练。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很着急，以为学习跳伞是为打回东北作准备，我没学习可怎么办？后来，随着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了解，知道反攻东北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但我却无时不在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我回到驻地时，抗联野营部队在组织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在这年的8月1日改编为苏联远东红旗军特别第八十八旅（又称国际旅、回东北又称抗联教导旅）。这时，原在 B 野营学习的东北抗联第一、二路军的指战员也都集中到 A 野营，加上应征入伍的苏籍华人和苏联当地少数民族乃乃人的士兵，国际旅共有1500余人。

第八十八旅的领导成员是：

旅长：少校周保中（后晋升为中校）

政委：少校张寿篯（后改为政治副旅长）

副旅长兼参谋长：少校杨林（萨马尔钦科，一个月后调出，由少校什林斯基接任）

副旅长：少校巴达林

政治部主任：少校希辽金

政治部情报科长：上尉冯仲云

八十八旅实行旅、营、连建制，共编为四个步兵营，一个无线电连（又名交通营），一个自动枪营（有名无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翻译连。另外还有一个劳动连，由尚能劳动的残废军人组成。

这个旅的参谋部、政治部、后勤医院、广播台的主要人员均由苏联军人充任。四个步兵营的营长、政治副营长，均系抗联干部，参谋长及参谋和政治副营长助理由苏军军官充任。

四个步兵营的主要军政负责干部是：

一营营长：金日成大尉

政治副营长：安吉大尉

二营营长：王效明大尉

政治副营长：姜信泰大尉（后为四营营长）

三营营长：王明贵上尉

政治副营长：金策大尉（原北满省委书记）

四营营长：柴世荣大尉（1944年曾被苏反谍部拘捕流放）

政治副营长：季青大尉（1944年曾被苏反谍部拘捕流放）

八十八旅成立之初，旅、营的政治负责人均称政委，后改称政治副职，这是因苏联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改为军事首长负责制之故。

无线电营（又名交通营）系由原无线电连（亦称交通连）改编的，是一个组训单位，大部分学员是抗联战士，营长是苏联人，名叫奥斯特洛阔夫（大尉衔），教官也都由苏联军官充任。

随着抗联部队改为八十八旅，旅和各营的指战员也都授了军衔，带上了肩章，尤其是尉官以上的肩章，金光闪闪，炫耀夺目。战士和士官则是普通的绿色肩章。尉官的肩章（级别）分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士官的肩章分少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类似准尉），战士则分为列兵、上等兵。

抗联部队编入苏军建制，自然就要按正规军标准要求，尤其是军事纪律非常严格，我们原来那种游击队习气，可以说是一扫而光。虽然大家一开始感到很不习惯，但对于革命事业的要求，是没有不服从的。比如同志们平时相遇，过去是高声地互相打招呼，嘻嘻哈哈。而现在则要看军阶，军衔低的必须向军衔高的行军礼，不管你们是多么亲密的战友，也必须履行这种礼节。有的军官为了对部下严格要求，也有的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威，在遇有的士兵或士官敬礼不够端庄，或姿势不够标准，他就会喝令你站下，要求你再行一次军礼，如果你还是做不好，他就会给你做个样子，并纠正你的动作。这算是比较好的情况。如果遇到找麻烦的军官，特别是值日官，搞不好就会挨处罚。一般是罚出操或劳动一二个小时。当然，通常的情况下都能顺利通过，只不过当下级的有一种紧张心理而已。

还有纪律规定：苏联军人在休息时间可以自由地离驻地去不远的雅茨克村散步或参加娱乐活动，而中国籍兵则不允许有此自由，有的去了，则要受到警告处分。这条纪律可能是抗联领导人规定的，其用意明显是怕抗联指战员军心涣散，丧失斗志，影响将来返回东北作战。抗联领导的这番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八十八旅的部队生活虽然是安定的，但是相当艰苦。因为1942年正是苏德战争的第二年，苏军在欧洲战场上打得非常艰苦，苏联举国上下，一切为了前线。在这种情况下远东的地位要算是后方，因而供应严重不足。我们每日三餐，每餐发200格拉姆黑面包，早餐喝糖茶水或者稀米汤，午餐是牛肉或羊肉加土豆白菜合成的菜汤（其实汤里的肉是极少的），外加一个"嘎什"（稷子米或大麦米带有油盐的软饭），晚餐就只有一个菜汤（俄语称为"苏布"）我们抗联战士对此常常是俄、汉一起说，例如称黑面包为"黑咧巴"，称菜汤为"苏布汤"。许多战士对于这点定量常常感到满足不了胃口的需要，实际上是处于半饥饿状态。当然，这比在深山老林里断粮时吃草根树皮要好的多了。

这次我回到 A 野营，没有正式任职，也未授任何军衔。我只穿着没有肩章的普通军服。我暂住三营，因为这个营主要是由三路军为主编成的，大多数指战员都是我的老战友，十分自然，他们对我都十分热情。

1942年冬天到来了，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西伯利亚又以它特有的严寒考验着抗联的战士们。一天，张寿篯（李兆麟）找我谈话。我料定又有新的战斗任务要我去完成，这是在我去伯力学习时就料定的。

果然，张寿篯同志告诉我，要我带一支小部队返回东北，再次进行武装侦察工作。我有心不想去，但我说不出口。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人，我认为和组织讲价钱是可耻的。不管在什么时候，组织派我去做什么工作，都要绝对服从。于是，我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的分配。

这次我率领的小部队共7人：我任队长，电报员夏立廷，队员有孙志远、马贵兴、陈宗岭、蔡清林（山东人）。由八十八旅司令部为我们进行装备，配有自动步枪、手枪、手榴弹以及无线电报机。上级规定译电密码由我亲自掌握。张寿篯给我们的任务是，到辰清一带侦察北安~黑河一段火车每日的通行情况。

12月9日，我率队离开了 A 野营。

离开 A 野营之后，我们先到伯力稍事停留。我们住在一位老太太家，就是前面提到过那家，她与一个小女孩相依为命。这位老太太因伤缺一个手指头，所以我们游击队员背后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秃手老太太"。

在"秃手老太太"家住了十来天，主要是进行出发前的准备。我们准备了日军服装，炒熟的白面和上糖。这是常用的行军食品，其名曰："炒面"，这种食品容易携带，用水和上最好吃，不和水干吃也行，有时在行军中边走边吃，觉的干了，抓一把雪往嘴里一塞就行，后来，抗美援朝时，黑龙江省组织干部群众做炒面支援志愿军，就是学这时的经验。至于副食，就是每人两盒肉罐头，一小袋熟土豆干。此外，每人带几盒固体油脂燃料，外加饮食用具：日本军用饭盒、茶缸、勺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一天傍晚，一位苏军上尉就带我们出发了。

我们从伯力上火车，在黑龙江苏联一侧的鲍雅尔斯克东北方下了火车，改乘汽车，经过一段冰雪覆盖的山路，又进入了风雪迷漫的平原，便到了江边。我们和苏军上尉告别，跨过了已经封冻的黑龙江，在奇克县东逊河口进入我国东北境内，沿逊河岸边行进。

为了迅速脱离国境地带，所以我们走得很快。一夜行军，就进入逊河县南山。接着转入蒲拉口子的西山上稍事休息，吃点炒面，便又继续在茫茫雪山林海中前进。越进入深山，积雪越深，走起来很是吃力，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而且汗流浃背，湿了的内衣只能靠体温焐干。内衣潮湿，极易生虱子，虱子一多，咬得我们浑身发痒，在这寒冷的冬天又不能脱下衣服消灭这些害人虫，只好摇摇身子与衣服磨擦几下，手能触到之处就抓几把，以此稍解皮肤之痒。只有到晚间在隐蔽处生起篝火时，才能解脱衣服熏烤一番，对虱子来一次大"清剿"。但这也不是每天都能做的，隔几天能有这样一次就算不错了。

我率小队在松树沟跨过逊河又走了七、八天，在一天晚间，到达大雪深山的毛兰顶子。这是一个比较隐蔽的山坳，周围有稀疏高大的古树。我们在这里生起篝火，露天宿营。时过半夜，突然听到一片凄凄惨惨的嗥叫声，有的细声细气，如泣如诉，也有如撕肝裂肺的嗥叫，听来毛骨竦然，浑身起鸡皮疙瘩。孙志远说："这是饿狼找食，我们被狼群包围了。"狼怕火，我们把篝火烧得旺旺的，狼群看见火光，不敢近前，只好在远处声嘶力竭地嚎叫着，离开火堆，但见一片狼眼，发着幽幽兰光，令人胆战心惊。就这样我们用大火扼制饿狼的进攻，一直等待天亮。天一亮，狼群退去，过去一看，雪地一片狼的足迹，看样子足有百只左右。大家一看，不由地感叹，啊！这是多么险恶的一夜。

又经过一天的行军，我们使到达辰清的东南山上。

辰清是北黑线上一个车站，北面是孙吴，南面有北安。这里山势起伏，森林茂密，便于隐蔽，是观察北黑线情况比较理想的地点。以前三路军一支队北征和张总指挥派我去三支队的时候，有两次曾经过这里。

我们先在山上找了一个既能看见铁路，又能隐蔽的山坳"安营扎寨"，用望远镜远远地观察辰清方面敌人的动向。观察了两天，发现辰清并无大股敌人出没，于是，我便派孙志远带上另一位战士到靠近铁路的地方作进一步观察。他们带上食品和一些燃料下山，找一处隐蔽的地方日夜观察，记录车辆来往次数、车种、时间以及有无敌人运送等情况。我在山上每天与他们用暗号联系，随时防备出现意外，掩护他们撤退。三天以后，孙志远二人回到山上。他把观察的结果向我汇报后，我便立即用电报报告了总指挥部。

这时，我们的食品已所剩无几，不足返回路上所用。为了解决给养，我决定在附近山上找一座炭窑，向工人们去求援。我带着同志们在山中转了一天，终于在傍晚时找到一处炭窑。当我们来到炭窑工人住的窝棚时，工人们看到我们身穿日本军服，还以为来了日军，吓得呆若木鸡。后来我们向他们说明我们是抗日联军，他们才放心了。为了进一步取得他们的信任，不向日伪报告，而且能接济我们一些给养，我还和他们姓石的工头与几个工人拜了把兄弟。经过了解，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从山东逃荒来到东北，在这里给把头烧炭挣钱养家。于是我便向他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抗日联军总有一天要解放东北。他们听了很受感动，那位姓石的工头（工人们称他"大爷"）主动提出可以给我们一些粮食，对此，我们感激不尽。

一天，姓石的"大爷"忽然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我说："不好了！敌人到了辰清，看样子要进山了！"我说："没关系，敌人并不知我们到来，我们现在就出发离开这里。"工人们一听，着急地说："你们一走，留下雪蹭子，敌人追问起来我们怎么办？"

姓石的"大爷"倒痛快，说："干脆咱们一起走吧！"

听了这话我有些为难。因为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指挥部那边也不知道。加之那几个工人既没有武器，又没有战斗经验，如果发现敌情，我们怎么照顾他们？从这方面考虑，不想带他们一同走。但又一想，他们都是些受苦的百姓，既然拜了把子，也得讲点义气。不能扔下他们不管。于是我决定：一起走。

他们高兴地去整理衣物，准备跟我们走。但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想象不到的问题。

当工人们整理好衣物，我们都带上干粮就要出发时，发现哨兵蔡清林的哨位上放着一支枪，人却不见了。此时正下大雪，蹓子已经无法辨认。我们四处寻找人没有找到，也没有再发现其他异常情况，这时我们想，可能是因为怕回到苏联吃不饱肚子而逃跑了。我反复琢磨，在革命艰难的岁月，经不起冷冻饥饿的考验而开小差的战士，也是时有发生的，但这毕竟是不幸的事情。

我率领小部队和5名工人在大雪纷飞的天气里迅速离开辰清东山，越过毛兰顶子，转向东北方向前进。这时已过了1943年的阳历年了。

又走了五、六天，在松树沟附近过了逊河下游一带，行走在封冻的冰面上，迅速到达黑龙江边。这天下午，在逊河柳树丛中隐蔽，我让电报员发报报告小部队的位置，让总部派人接应我们过江。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