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民解放战争，打的非常艰苦，与国民党军队打了好几个拉锯战，终因我军是进行的正义战争，有东北广大人民的拥护，有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为基础，有老红军的光荣传统，有党的领导、有毛主席的正确指挥，迫使以美国武器装备的国民党军由进攻转为退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军的伟大变化。
1947年4月初，我军取得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巩固了南、北满的根据地，粉碎了蒋介石"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部署，迫使东北蒋军停止了战略进攻，扭转了东北战局，地委和军分区机关从望奎又迁回绥化。
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局决定撤销地委一级的机构，集中干部南下。同时，将二线兵团和大批干部调往前方，编入野战军。随军南下，准备更大的战役，为解放全东北贡献力量。原地委的主要干部都调赴前方，只剩我一个，调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秘书长职。形势的变化，也使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我不知道秘书长的工作怎么做，所以开会亲自做记录，对我来说这倒不难，但起草文件却好用那些文诌诌的词句，有不少无用的废话，我又感到不适应了。省委为了培养我的写作能力，省委书记王鹤寿同志如老师一样，耐心地教我，为我下了不少功夫，指点我如何起草文件。1948年秋天出现涝灾，王鹤寿同志告诉我："你写一个挖沟排水抗涝灾的指示。"我闷了两天，终于写出了一个稿子，交给了王鹤寿同志。他看了以后说，问题和要求都有了，但行文没有力量，要求不够全面。于是他拿去作了详细修改，又退给我。我看到几页纸改的密密麻麻，就像老师给学生改作文一样。用语简单明了，有逻辑性，有号召力。我从此转变文风逐步学习起草文件的要领。那时省委除组织部和宣传部外，只有一个办公室，所以此后一些文件都由办公室起草，我也向他们学习，有的则经我起草，也请他们给修改。在省委大楼里我东屋走访，西屋询问，向很多同志请教，我就是这样，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渐适应了工作的需要。由此，我更深切地感到，要做一个合格的革命者，就得在革命实践中重视学习，真正做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真正的一种求实精神。
现在我已是七十三岁的老叟，早已在实际工作岗位上退下来，说出我这些当"小学生"的经历、我并不以为耻，相反地使人知道我这个所谓"老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学习使我有了进步，也许这一点对青年一代也可以作点参考。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这时我随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地到农村去，进行土地改革。当年年底我曾随同王鹤寿、赵德尊、王堃骋一起到绥化县，转乘马爬犁在大雪弥漫的原野上驰赴津河区检查、指导土改工作。1948年初，我又到望奎县、惠头、正兰、镶白等地参加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看到翻身农民起来斗争的强烈要求，其凶涌之势有如破竹，封建地主的威风扫地，看到这些令人高兴。
在土地改革后，我们转回省委机关工作，日久天长，人混熟了，结下了革命友情。这一点，对我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后，我体会得越来越深。
1947年，黑龙江省委机关是在北安。虽然说，这北安曾是伪满的北安省城，但它还是一个小城镇，人口不多，房屋矮小，街道狭窄，惟一的大马路只有一条，从北岗通到火车站，而且路面年久失修，崎岖不平，但它比那些泥泞的小街道还要好的多。我们在下班后，偶尔也去"压马路"（压马路就是散步），透透空气。但为数极少，因为1947年冬黑龙江省天气极冷，又因为解放战争仍在激烈的进行，土改、支前任务很紧，更没有"压马路"的闲心。
省委机关的工作，主要工作是根据省委的决定，召集各种会议，我亲自跑前跑后的去召呼和应对。那时会议的通知也没有形成发文的制度，都是我和秘书处长黄一然同志亲自拨电话通知会议参加者，把它落实，心里觉得踏实。那时我们也没有秘书，就是省委书记王鹤寿同志、副书记兼政府主席范式人同志、常委赵德尊同志（组织部长）、王堑骋同志（宣传部长）都没有秘书。遇事都是亲自动手，相形之下，我更应该如此。从这些老同志身上我看到他们坚持亲自动手、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使我奋勉不已，当然也就避免了不愿亲自动手的懒病。这种情况，同今日相比，可以说不能同日而语。也可以说，那时有那时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
那时，省委的机关人员，全算上也不过五、六十人。人员虽少，但大家工作热情满高，工作效率也不谓不高。因为大家都为工作而埋头苦干，一心为党的事业，一心为工作，大量的工作压在肩上，迫在眉睫，使我们没有心思去想个人的生活琐事，去追求享受，保持了一个工作至上的优良作风，这是革命的责任感所使然。也可以说，这是风气端正的结果。
在那些年代里，我们省委机关的全体人员都实行供给制，穿的都是灰色布料制服，戴的是八路军式的制帽，看上去，有人说有点土气，而我却认为这种装束也很庄严、朴素、淡雅。机关的伙食分大中小灶，大灶吃粗粮（高粱米）、中灶是半粗半细、小灶是全细粮（白面为主），但食堂都在省委大楼的地下室，大、中、小三灶是分桌吃饭。三灶的菜，又基本相同，都是吃饨菜。所以在吃饭的时候，虽然三灶分桌、各就各位，但有时领导要找某干部谈问点什么，他就能到小灶桌上来与领导同志共同进餐。那时，我的小孩按规定是吃大灶，但他看到我们桌上吃馒头，她就天真而不自觉来到我们桌旁，我不好意思，有心把她吆喝回去，但王鹤寿、范式人、赵德尊等同志见此情景，就主动给她馒头，于是她高兴而去，我心中默默地对他们产生感激之情。也许读者看到这里不禁觉得我讲述这些微区小事，不值得一提。不过，我要向读者说，透过这种小事，你可以看到人关心人，关心后代的伟大思想品德。人，谁无老幼，靠自己关照是一回事，有大家关照、社会关照又是一回事，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能够关怀其他同志的子女，这就不是小事，这是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我们正是需要这种品质来振国家、兴天下的。
我们省委机关的洗澡塘，说来也可怜，就是在地下室有那么两个方形的水池子，是水泥砌的，每个池子只能容十几个人洗澡，而男女轮日串洗。不过能以热水洗澡，大家就心满意足了。那时集体洗澡，谁也没有想有无传染病的问题，所幸还没有发生过这类现象，所以我认为那时都是来参加革命的，不是为挣钱而来，他们本身就是清洁的、传染病何来之有？!
在省委机关工作之暇，我们还组织动员这五十多名机关干部到省委大楼门前去栽树，我有这么个老习惯，就是无论在那里工作、那里落户，我都坚持栽树。那时，我去动员，大家响应，我们大家一起劳动、在北岗省委大楼门前的广场的圆圈里栽上了冬夏长青针叶松和各种树苗，几十年来，那里早已是郁郁葱葱的一片林子了，这林子虽小，他标明了那时机关干部的建设热情，这是很可贵的。
那时，机关生活也是比较活跃的，除了一个月集体坐大汽车去电影院看上两次电影之外，机关支部书记张文礼（省委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李敏等同志，还时常组织机关干部的晚会，出演音乐、唱歌、跳舞、游艺等节目，秘书处长黄一然有时被拉上台拉小提琴，他会拉很多曲子，但一拉外国的曲子，大家觉得听不懂、不过瘾，总是要求他拉大家熟悉的革命歌曲，一个又一个，拉个不休，直到他汗流满面方才罢休。
在组织文化娱乐方面，省委宣传部长王骋，省政府文化局长高云梯等同志，也时常组织京剧晚会，他们都亲自登台演唱。他们演唱的技巧，虽比不上京剧演员，但他们作为"票友"，倒也使大家感到新奇，这是因为他们为大家之所不能而产生的心里状态。
此外娱乐生活中，也曾排演过苏联革命话剧"保尔·柯察金",李颂鸾同志还曾扮演了剧中小女孩冬妮娅，也演得维妙维肖，着实令人可爱。那时的李颂鸾确实是个小孩，就能跟着共产党走，也颇为人景慕。但我现在想起她的大嗓门，可能就是从那时演戏中练成的。因为我现在年老耳聋，对于大嗓门是有好感的。
机关文化生活的活跃，密切了我们干部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活动，使大家互相了解，对工作的配合大有好处。
当然，省委机关工作的干部，并不经常全都集聚在机关，省委还经常组织工作组下乡去调查、去了解情况。譬如，1947年冬我们下去搞土改，1948年春，在开犁之前，我们就分头到乡下去，帮助土改后分得土地的农民去组织生产互助组、帮助农户串换籽种，解决贫困户春耕时期吃粮不足的问题，从而使我们省委领导干部避免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
那时，我们下乡都是自带行李，住在贫下中农的家里，同农民吃同住，有时也参加一些轻微劳动，通过劳动来结交农民，那个时期的农业劳模，有很多都成了我们的朋友。下乡工作虽然生活上苦一点，但心情非常愉快。特别是象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在农村能学到许多农业知识，这实际上就是到农民中去接受再教育，既工作，又学习，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我们省委机关的同志无不乐而从之。
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省委机关组织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同志与同志之间都是坦诚相见，有话说在明处，绝不暗中整人，因此，同志间的团结是真诚的。在这里，人人谦虚是重要的。王鹤寿同志常说："人要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给那种好翘尾的人，好显示自己的人以警戒和规劝。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东北解放战争经过1947、1948两年的奋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四战四平，一直到辽沈决战，取得了伟大胜利。1948年11月1日解放沈阳，11月2日解放营口，至此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此后东北野战军即四野挥师南下，东北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后方。
东北大局已定。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大家无不欢欣鼓舞。随之，于3月25日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移住北平。4月21日，我大军横渡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至此国民党败局已定，我军胜利在握。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为了集中领导，更有力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经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1949年5月中旬，黑龙江省和嫩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我们大家都为此高兴，由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好象又提高了一步。但当时，我们对于合省也有着不同的心情。一是合省后，我们将从北安搬到齐齐哈尔，进入大城市。对此有些担忧，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会不会击中我们？因为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进城以后要警惕资产阶级新的进攻。我们甚至想象着资产阶级会怎样向我们施放糖衣炮弹。二是1946年以来朝夕相处的战友要分别，实在有点恋恋不舍。省委书记王鹤寿同志调东北人民政府工作，范式人和军区司令员叶长庚同志去江西，王堃骋同志去辽宁，留下来的省委领导成员只有赵德尊、杨英杰和我。三是合起来的两班人马，工作要求、思想作风、工作方法是不是能合拍，这点虽不重要，但在脑子里也是想过。
1949年5月初，我们原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机关人员乘专挂的列车，从北安出发到达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在清朝称卜奎，曾是吴俊升、万福麟、马占山和日伪统治过的地方。一进入齐齐哈尔，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首先看到的是林立的烟囱和繁华的市街，北安简直不能与之相比。横七竖八的马路使我一上大街就转了向，把南当成北，把西误认为东。看到齐齐哈尔的一切景物，都觉得新奇，又是那么陌生。
1949年5月15日，新的省委组成。张启龙、赵德尊、冯纪新、于毅夫、杨英杰为省委常委，从辽东来的张启龙同志任省委书记，从北安来的赵德尊同志为副书记。同时，新的黑龙江省政府也组成了，于毅夫同志任省主席，杨英杰、王梓木同志为副主府也组成了，于毅夫同志任省主席，杨英杰、王梓木同志为副主席。我仍担任省委秘书长。
当时省委和省政府除了恢复市内仅有的一些工业以外，主要力量是抓农业。张启龙、赵德尊等同志经常带领干部深入农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问题。
我到新省委不到半年，又兼了工会主席和团省委书记。本来省委秘书长的工作头绪就比较多，加上工会和青年团工作，我确实感到担子相当重。好在我还年轻，我的副手都很能干，工会副主席常一彬同志、团省委副书记骆子程和张学彦同志，他们都可以独立工作。我只是在重要问题上予以关心和过问，放手让他们去抓工作，我则把主要力量放在省委的日常工作上。
那时，省委机关的同志，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保持着我们党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省委只有一辆旧吉普车，给书记和副书记轮流使用，其他同志都是步行上班，下乡背上行李就走，只有在参加集体大型活动时才坐一辆大客车。不但同志们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一个人叫苦，相反地还觉得满不错了。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供吃的，发穿的，每月每人只有一、二元的零用钱，从没有人为待遇高低而争吵、闹情绪。大家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为建立新中国做贡献。同志们以艰苦为荣，以贪图享受为耻。那种精神风貌，那种向上的朝气，至今回忆起来仍使我感慨不已！
1949年7月下旬，全国总工会召开工作会议，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富春，副主席李立三）通知各省工会主席到沈阳集中，一起赴北平参加会议。我们东北出席会议的代表在东北总工会主席张维桢、宋平同志率领下，乘火车到北平，住在西单大街路西一条小胡同里的花园饭店。每天由李立三同志领导我们进行学习和讨论。主要内容是如何发动和组织工人搞好生产、取消把头制、正确解决劳资纠纷，让资本家保证工人的福利等问题。
8月初的一天，会议即将结束，下了十几天雨的北平天也放晴了，领导放我们一天假，让我们在北平玩一玩。我们一行到了颐和园。正当我们来到万寿山，准备登山上佛香阁时，会议的一位工作人员高喊"有事情，赶快集合！"听到喊声，我们有如当年的军人一样，疾跑下山，立即在颐和园门外乘车返回驻地。这时又通知我们，把衣服穿好，整齐一点。不大一会儿，来了一辆大汽车接我们。那时特别强调保密，直到上车，我们也不知到哪里去、干什么。
午后3点，汽车把我们送到了北京饭店，安排在一个大餐厅。餐厅中摆着一排排的长条桌，落坐以后，大家在一起聊天等待。将近6点时分，餐厅里进来了十几名警卫人员，不大一会儿，又进来了几位领导同志，啊！原来是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李立三等同志！大厅里立即响起了热烈地掌声，还有人大声地喊："毛主席！毛主席！"
毛主席身材魁伟，大步走来，刘少奇、周恩来等紧跟在后。毛主席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我们伟大的领袖。回想抗日战争艰苦的年代里，东北抗联失去与中央的联系，我们在大、小兴安岭的雪山中，在苏联的野营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党中央，想念毛主席！今天，我终于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党中央这么多的领导同志，离得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心情无比激动。我热泪盈眶，拚命鼓掌，表达自己，不，是表达抗联战士，表达黑龙江省人民对毛主席、对党中央的热爱之情。
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落坐了，我坐的位置就在毛主席们那一排桌子的后边一排。酒菜陆续上桌。这时李立三同志举着酒杯站起来说：今天，我们的工会工作会议就要结束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大家。让我们为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为会议的成功，干杯！接着李立三同志的话，全体同志也都起立、碰杯，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一些从延安来、和毛主席等熟悉的同志都到毛主席这一桌去敬酒。周恩来同志更是活跃，到各处去看望会议代表。
我就坐在毛主席身后，看到人家敬酒，自己也想前去，但又有些胆怯。这时我多么希望另一位同志出来，说："咱俩一起去！"就在这时，大连市工会主席沈策同志用手捅捅我说："走，咱也给毛主席敬酒去！"于是我俩便走到毛主席跟前，恭敬地敬上一杯酒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高兴地同我们握握手，说："谢谢你们！"
后来我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曾经多次见到毛主席，聆听毛主席的讲话，但再没有机会与毛主席握过手，也没有敬过酒。
会议结束之后，又呆了两天，我们便坐火车返回东北。车到锦州，洪水暴发，大凌河桥被冲毁，火车被阻。在锦州，辽西省委书记郭峰同志热情接待我们，他那文雅的风度，奕奕的精神，和霭可亲的态度，立即感染了我，他那温和的仪表，使人可钦可敬，而不感到生疏，在锦州我们渡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次日，郭峰同志派人找来大马车亲自送我们踏上了回往沈阳的路程。车到义县，又是大雨，河水在涨，全身被雨水浇透。大车到一条河边，忽听得上游大水排山倒海，呼啸而来，我们高呼车老板快点赶车，车刚过中游，水头就下来了，好险！河水已没了车轮子！
到了阜新，见到了在阜新煤矿工作的钟子云同志。他曾在哈尔滨担任过市委书记，我们认识他，他也是抗联的一位老同志。钟子云同志把我们送上去沈阳的火车，再无险情发生。
在沈阳又开了两天会，研究如何贯彻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的问题，顺便我又到东北人民政府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大会报了到，因事我又请了假。之后，我便返回了齐齐哈尔，向省委汇报了会议情况。接着便召集各工会主席开会，学习文件，开展工会工作。
1949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一天，齐齐哈尔满城沸腾，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午后，"国耻纪念碑"广场万人集会，当广播高音喇叭播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全场欢呼声响彻云霄。夜晚，游行队伍倾城满街，灯笼火把，通宵达旦。
新中国建立后，更加激励我们马不停蹄地工作。打下了这个江山，并不是最后的胜利，还要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我们说：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这就是要求全党带领全体人民去走第二步、第三步，因此我便又以一个普通战士的姿态，投入到全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去，开始了新的征程。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