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春天，西伯利亚的寒流逐渐退去，山间的积雪也在悄悄地融化，野草吐绿，树枝泛青。八十八旅全体指战员在东山上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
随着春天的到来，欧洲战场的战局也在发生变化。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苏军开始了全线反攻。英、美准备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不断溃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
此时此刻，我们抗联的战士，无不聚精会神地学习军事、政治，深恐落后于这胜利的形势。学习的竞赛在全旅各营、连中轰轰烈烈地展开，都希望武装好自己，准备返回久已向往的东北抗日战场，去进行最后胜利的战斗。
我和三营六连的同志们，正进行紧张的学习，不知从什么地方刮来一股风，传说我在六连呆不长了，开初，我并不以为然，传的多了，我思忖着，莫非是又要我回东北做小部队工作，莫非是调到其他营、连去工作，莫非是……对此我也曾一度煞费脑筋。后来，去掉个人的打算，不再想了，反正是为革命，调我到哪里都行。这样也就心安理得了。
转眼到了初夏。一天，三营政治副营长（原北满省委书记）金策同志很郑重地告诉我："旅部决定，你的工作可能要变动。"我问："要我干什么？"他说："你到旅党委去见崔石泉就知道了，他会详细告诉你的。"
随后，我马上去找崔石泉同志，想知道个底细。来到旅党委办公的小圆房外。我按规定在门外报告，听到里面说："进来！"我开门进去，向崔石泉同志敬礼。崔石泉让我坐下，热诚而恳切地向我说："党委决定调你到旅党委机关来工作，我和宋明忙不开，你来协助。有什么意见吗？"
我说："我习惯在连队工作，不熟悉机关工作，我水平不高，怕难以胜任。"
崔石泉同志说："你来吧。不用担心，我们一起工作。什么胜不胜任的，一天生，两天就熟了。"我感到党委书记对我这么坦诚，心里一阵热呼呼的，就不能再说别的了。而且组织上已经定了，就要服从，不能讲价钱，并决心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的培养，这是当时我内心的活动。
宋明同志，他的本名叫卢东生，原是贺龙同志的老部下，曾在红军担任过师长，自我认识他起，我就非常敬佩他，他为人坦诚，说话爽快。崔石泉同志说完后，他接着说："来吧，工作怎么做我们俩会告诉你的。"
见两位领导这么信任，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便对他们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他们满意地笑了。我向他们敬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第二天，我便把行李搬到了政治部中共旅党委的办公室。
政治部在司令部西侧，再往西就是一片树林。枝叶葱葱，花香鸟语，十分幽静。政治部住的木质圆房，门朝南开。进门有一条走廊。走廊西侧是政治部主任谢辽金少校的办公室。办公室分里外间，外间是文书（秘书）比介尔斯克上士的办公室。旅党委的办公室在走廊的东侧。屋子的南半部是崔石泉大尉和宋明的办公室。宋明没有军衔，他负责组织工作。我与崔、宋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我在靠门的一端，也起个收发的作用。屋子的北半部又有两个小房间，外间是旅政治部情报科长冯仲云上尉的办公室，对面桌是负责宣传工作的苏军上尉斯比尔钦科。里间是旅苏共党委书记的办公室。
我的办公之处也是宿舍，白天办公，处理文件，晚上就把军用毛毯铺在地板上睡觉，就这样凑合了好几个月。我虽然已经结婚，但从来也未向领导提出要房子安家的问题。我认为在苏联野营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
冯仲云的工作实际上是搞宣传教育。他原是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有英语基础，英俄语中有通用的词汇，所以他俄语学得很快。他每天把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三大报上的有关战争的消息、文章集中翻译过来，加以编纂，然后向各连营的政治教员讲解，再由这些政治教员去向战士们讲授。冯仲云同志那种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总是在感染着我们，可以说，他真正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老黄牛，我们对他是由衷的尊敬。因此我们称冯仲云是我们政治教育的"大老师"。另一位"大老师"是刘亚楼（当时名叫王松），他那时在苏联远东红军政治部工作，少校军衔，经常到八十八旅作形势报告。第三位"大老师"是一位苏籍四川人，苏联名叫利别申斯基。三位"大老师"每周轮流到八十八旅讲课。教材都是由他们编写的。
我到旅党委不久，按照一营的要求，我兼了一营党支部局宣传委员和政治教员。从这时起，我的讲课提纲便由金日成同志审阅签署后讲解。当然，我的提纲也是根据三位"大老师"的材料写成的。
我在政治部中共旅党委任秘书工作，又兼一营的政治教育工作，虽然比过去更紧张，但心情却非常舒畅。特别是在一营，官兵们对我非常亲切，没有因为我是士官而看不起我。营长金日成、副营长安吉，对我也从没有用上级对下级的那种严肃口气谈过话，我对他们也是由衷地尊敬。
我到一营兼职不久，金日成同志听说我天天睡在地板上，就以十分关注的心情让我搬到一营的干部宿舍去住，于是我便搬了过去，和一营的支部局书记金京石等住在一起。从此，我有了安身之处。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在一营经常与金日成同志接触，知道他是东满抗联二军中英勇善战的著名指挥员，曾经率领队伍突入朝鲜境内作战，在朝鲜指战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金日成同志思维敏捷，精明干练，神态豪爽、气度非凡，是四个营长中的出类拔萃者。他知识渊博、能言善辩，待人和蔼可亲，受到全体抗联战士和苏联同志们的称誉。
我一面在党委任秘书，又在一营任职，的确够忙的。好在政治课的计划是以周为单位安排的，因此，实际上我是半天在旅政治部，半天在一营，时间刚好可以串开。但是不久，旅政治部又给我增加了一项任务：兼任翻译连的中文教员。
翻译连的学员都是苏联的青年知识分子，有几十个人。教中文我自以为可以胜任，但我却必须会讲点俄语，否则无法教这些不会说中国话的苏联同志。这就逼着我学习俄语。我弄了一本俄文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每天早晨拿着字典和书本读俄文单词，既学了苏共党史，又学了俄文。为了加强日常会话的练习，我每天都更多地去接触苏联同志，和他们对话。这项工作使我充分体会了"教学相长"这句话的含义：我既教了翻译连同志们的中文，我的俄文也有了长进。加以我给翻译连的士官生讲课前都先备课，既先向苏联同志学会我要教的中文字和词用俄语怎么发音。这样，我的俄文水平自然就提高了。教学的实践促使我注意学习俄语，这样逐渐地我讲课就能够对付了。但我毕竟在俄语方面基础差，真正教好书还是有困难的，其实那时我胆也大，领导叫我干我就干，我不过是个做学生的先生。
1944年的盛夏来到了。牙茨克村周围的山林一片繁茂。抗联战士们在训练之余都去山下的河中游泳。河面有几十米宽，水流虽不甚急，但很深。
我不会游泳，而且怕水。幼年在家乡有一次在一个大水泡子学游泳，被水呛了两次，经人救出，自此见水就有一种恐惧感。在苏联看到战士们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心中很羡慕，也想去试一试。一天，一营的几名战士把我拉去，要我去游泳，我便跟他们去了。但是一到水中，无论我怎么扑腾，就是浮不起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往下沉。战士们见状，立即将我拉上岸。他们开玩笑说：
"我们的教员真是沉（陈）。"
我笑着对他们说："这水对我没有浮力。"
一位战士教我说："你先学扎猛子，会扎猛子两条腿就能浮起来。"我照他说的去试了一下，头扎不下去后身子却上不来，两条腿浮起来，头又抬不出水面，还是越扑登越往下沉。在水中游泳的人见状大吃一惊，立即将我救了上来。这次虽然又没成功，而且喝了几口水，但我对水的恐惧心理却减轻了不少。
过了几天，我又和几位战士来到河边。这次我的胆子大了一点，在河边不远处的一个木板搭起的跳台上学跳水。我用力一跳，不但没有入水，却把肚皮拍得生痛，还呛了一口水。我仍不死心。
有一天，一营一连连长崔勇进摆着一条船跟着我，让我游。这次我不知怎么划拉的，终于浮上了水面，因有船跟着，胆子也大了，居然游出了30多米。过了几天，我又游了一次。这次没有船跟着。我在岸边小心的游了几下，可以前进了，越游越想游。中午，别人都上岸走了，我还想游，居然游到了离岸边十几米的跳台旁。我心想这下好了，刚想扶着木桩站起来，没想到木桩在水中的部分长了一层青苔，非常滑。一把没抓住，我就又沉下去了。幸亏被三营的排长周岩峰同志看到把我救了上来。从此我再也不游泳了。
自从我和 L.M 分别后，我整天忙于党委和一营的工作，她在无线电营的训练也很紧张，因此，我们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她有什么事也不好意思找我，便通过无线电营的小梁（原三路军三支队战士）传递消息，以慰自己的思念之情。小梁把 L.M 的消息传给我，我自然也通过小梁把我的消息传给她。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找到了一个见面的机会，她在无线电营兼上了广播员工作，冯仲云同志编稿，由她播出。我就经常在播音结束时到路边等她。这样不但可以见面说一些互相勉励和体贴的私房话，有时还可以散散步或一同到山坡上采摘花草瓜果。
还是在我来旅党委机关之前，1944年的春天，也就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个春天，我们俩在东北山坡的地头上种了一棵南瓜。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去浇水培土。暂时分别后，我们也分别不间断地去侍弄它。春去秋来，南瓜发芽、开花，终于结出了果实，粗大的瓜秧上结了一个特大的南瓜。瓜皮呈灰白色，看样子有三、四十斤重。有一天，我和 L.M 来到这里，见这个大南瓜已经成熟，便把它摘了下来，用几根绳子编了一个网，把瓜抬到了政治部圆房走廊东头的油印室中保存起来。
我们不仅收获了一只大南瓜，有一次还在附近发现了一片熟透了的野葡萄，紫红紫红，十分招人喜爱。这真是天赐珍物，弃之可惜。于是我便和她小心地采了下来，装了满满的一背兜，足有20多斤。我背上背兜，她跟在后边，高兴地下得山来，还是放到油印室那间小屋保存起来。到了政治部，我把背兜放下来， L.M 不禁"哎呀"一声，继之又哈哈大笑，原来走了一路，兜里的葡萄不少被挤碎了，紫红的葡萄汁把我的白衬衣的后背全染了。她赶忙把我的衬衣脱下拿到河边去洗。过了几天，她从医院找来了一块纱布，把葡萄汁挤出来，装到瓶子里放好。它成了我们很好的饮料。
转眼到了十月革命节。十月革命节一般是苏军军官晋级的日子。就在1944年的十月革命节，我一下晋升了两级，由中士晋到司务长，按苏军衔制是"准尉"。准尉虽不属军官序列，却是士官中的最高一级。我虽然并不计较军阶，并且我认为我们在苏联决不是长久之计，然而晋升两级毕竟表示组织上对我一年多工作成绩的肯定，因此内心是高兴的。但我也知道，我仍不属军官，不敢"趾高气扬"，还需要"夹着尾巴做人"。
过了十月革命节，严寒的冬天就来到了。这时，我和 L.M 有幸分到一间宿舍。只有少数几位士官有这样的待遇，对我们可以说是破格了。房子就在 A 野营通往伯力的大道西侧，南面是医院，交通营在路东。有家属的军官和士官都在这个大房子里居住。更幸运的是，我们的邻居是陈春树、赵淑珍夫妇。陈春树是木匠出身，他给了我们极大帮助。做木匠活剩下的碎料可以补充燃料分配的不足。唯一的缺点是屋里臭虫特多。墙缝里，床板中，到处都有这种可恶的害人虫。晚间一熄灯，它们就一起出动，咬得我无法入睡。 L.M 还好一些，我对这种东西则特别敏感，一咬皮肤就起一个包，奇痒难耐。想开灯捉拿，然而灯光一亮，它们便以出奇地速度逃跑，难以捉到。我这样折腾， L.M也只好陪着。听说煤油可治此虫，我便到后勤部门要了点煤油。凡有缝的地方都浇上一些。然而此法也只能有效一时，两三天后，这些家伙又复活起来，肆虐如旧。在这异国他乡的"小家"给我带来这难以忍受的夜晚，总是盼望着天亮，但一到白天却又不断地忧虑着黑夜的到来。真有说不出的度夜如年的感叹。
这个"家"，假如可以算作家的话，那就是它是我和 L.M 同居的家。我们都在旅部食堂吃饭，没有立伙，没有置办锅灶，说来倒也省事、简单，没有通常家庭的那番累赘。我们两人所关心的只是这个"家"的冷暖和清洁的问题。说到清洁，她倒是比较注意的，因为这是朝鲜族妇女的一个良好的传统习惯，对此我是非常满意的，毫无二话。
这个"家"给我们带来的幸福，不只是生活上的事，更重要的我们能通过这个家，来交流我们从事政治教育的题和经验，因为当时我们夫妇俩都是政治教员，这是我们的共同点，因此我们自然也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为着革命的教育工作，我们如切如磋，共同奋勉。
我们的这个家，还受到领导的关怀，这是终生难忘的。
到了1944年12月，一年又要过去了。在一个下着大雪的早晨，我刚刚到旅政治部的办公室就接到电话：旅长叫我到他那里去。于是我告诉党委书记崔石泉一声，即刻跑步前去旅司令部。来到门前，我高声"报告"，获准后，推门进去，向旅长周保中敬礼并高声朗诵报告词："旅长同志，司务长（准尉当时也通称为司务长）陈雷按您的命令前来报到！"按规定，首长如不说"稍息"，敬礼的手是不准放下来-的。旅长周保中这时正在聚精会神的看文件，对我的到来，一时没有做出反应，我便保持立正、敬礼的姿势。但右手老举着，也怪难受的，当时我以为他没听到，所以我灵机一动，又报告一遍。
这时周保中同志说"稍息！"，我这才放下手轻松一下。
周保中同志说话比较慢，常常带着"噢，噢"的习惯，他声音洪亮，带着一种使人感到威严气氛。他简单问了我生活和工作的情况。又问我生活有什么困难，我回答说："没有"。
他又说："有什么困难你就来和我说吧！"
说什么呢？我犹豫片刻，终于说："就是烧炉子的柈子不够，只好烧些刨花，现在刨花也不多了。"当时我真想说臭虫咬而不得安眠的问题，但又想，为个人生活给领导提那么多问题，也不好意思。何况这臭虫的威胁当时毕竟不如冷的威胁严重，所以只提一个缺柴的问题。
旅长同志慨然应允，说："好的，我让他们给你们送一些去。以后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好了！"
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我对旅首长的关怀很是感激。便说：
"请首长放心，什么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我咬着牙，说了这句硬话，但心理还是嘀咕着，这臭虫咬怎么能克服？这个难题我只好咽在肚子里，旅长看把话说完了，于是他说：
"噢，你可以回去了！
于是我便又立正、敬礼、向后转，跨出了旅长办公室。
说到生活的困难和艰苦，那的确是一点也不假的。我们在苏联期间，虽然环境比较稳定，但由于战争形势紧张，各种日用品非常短缺。比如刷牙，有牙刷，但牙粉则经常断档。有一次没有牙粉了，听刘铁石同志说，石灰过滤后的碎面可以刷牙。我也没有更多的考虑，便弄来了一把生石灰，用水泡，再用细纱布过滤出来石灰细粉刷牙，一试，牙齿疼痛难当。这是因为我对化学的成分没有研究而受一次盲动的惩罚。后来就经常用盐水刷牙了。
1944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新的一年来临了。1945年，欧洲战场发生重大转折，苏军开始反攻，德国法西斯节节败退。4月30日希特勒毙命。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必然影响到东方。在这大好形势下八十八旅全体指战员个个兴奋异常，盼望着返回东北战场。
那些日子，旅长周保中命我翻印他写的《论欧洲战争》和他翻译的《苏军步兵战斗规程》等文章。这显然是在为打回东北做准备。
5月1日，我被晋升为少尉，换上崭新的军官服，发给一支手枪并获得一枚标有 OTBAPY 的银质奖章，工资增加到200卢布。但在战争期间，有这么多钱其实没多大用处。一方面因物资匮乏，无东西可买，另一方面，日常用品都是配给，没有必要买。过"无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很好，不想要那些钱，况且又生活在国外，过的是军旅生活，谁也不想购买什么家当，我如此，其他抗联的同志也是如此，那时还处在中国的革命之中，一心想念的还是打回老家去，没有装备小家庭的观念。因此这些钱我都交给了 L.M 保管。可以说，从那时起直到今日，我把工资全部交给她保管已成为我一个不可改变的老习惯。这是家庭中对她信任的表现。只有"文化大革命"后期，她病了，我代管了三年。后来她病好了，又恢复了她管家的权利。
我在苏联当了几个月的军官，所得工资都没有花，回东北时都上交了。
我们营地附近有一个小商店，有烟，有酒。假日，每个军官可分得1利特尔白酒和几盒巴比罗萨（俄式带纸嘴的烟卷），没有巴比罗萨，马合罗卡（一种烟杆和烟叶粉碎的烟丝和烟渣，用纸卷烟抽）也凑合。我晋升为少尉之后，许多战友都来祝贺，我便用这些东西来招待他们，同时大家在一起议论回东北以后的战斗。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这一消息使我们高兴万分。因为我们知道，西部战事结束后，苏联就会回师远东与日军作战，这是必然的。从5月到8月，我们都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于是，八十八旅便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动员和准备。各连都在议论，准备回东北好好地打几仗，旅部也制定了作战计划。整个营区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但是战争的进展出乎意料地迅速。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9月3日，中国战场上的战事就基本结束了。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我们每个抗联战士的心里。
苏联红军主力转到远东以后，分三路挥师中国东北，与日本关东军作战。总指挥是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西部战线，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后贝加尔方面军，由蒙古东部突出部出击，长驱直入，直抵张家口、长春、沈阳东部战线，麦列茨科夫元帅指挥远东第一方面军，经激战，抵达牡丹江市北部战线，由远东红军司令普鲁卡耶夫大将指挥远东第二方面军，强渡松花江，溯流而上，进逼佳木斯，再抵哈尔滨。另一股则由布拉戈维申斯克穿越黑龙江先占黑河，尔后进抵北安。
根据战局的发展，我们心里都嘀咕着和猜想我们回东北做什么呢？正在这时，八十八旅司令部调整了计划，由准备作战改为配合苏军进占东北，并与国民党展开争夺东北的斗争。周保中、张寿篯召开干部大会向我们分析了形势。指出，苏军在进攻东北100天左右，将根据雅尔塔协定将东北交给国民党。根据这种情况，争夺东北的斗争将是十分尖锐的。据此，司令部确定了十一个较大的战略据点，作为抗联反攻东北后进占的主要目标，其中周保中同志去长春，冯仲云同志去沈阳，张寿篯同志去哈尔滨，王明贵同志去齐齐哈尔，王效明同志去吉林，彭施鲁同志去佳木斯，金光侠同志去牡丹江，姜信泰同志去延吉，王钧同志去北安，张光迪同志去海伦，我到绥化。在八十八旅中的朝鲜指战员在金日成同志统帅下配合苏联反攻朝鲜。我带的小组共4人：陈雷、李敏（即 L.M ，她在抗联与在苏期间叫李明顺，回国后改为李敏）、马贵兴、李占春。我们的任务是协助苏军占据绥化、帮助苏军维护社会治安。
这些计划随着苏军进兵东北的神速行动，也很快付诸实施。我们抗联指战员都盼望着快返回东北参加击溃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在这种士气高昂的情况下，有的为苏军当向导去了；有的与苏军一起跳伞降到日军的后方，有的随苏军一起挺进。在这种胜利的行动中，我们的领导人周保中、张寿篯、冯仲云以及金日成、崔石泉等同志都不声不响地从 A 野营消失了。 A 野营的许多房子都空起来了，显得格外寂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后行动的小组人员非常着急。那些被留下来的女同志（家属）更是急不可耐，好象不早回国就不光彩。
在将回国的前几天，因为我们走的晚，我们小组的人员就老来问我："什么时候走"？或者带有责难口吻说："咋还不走啊？"因为当时的军事行动计划，都掌握在旅参谋部手里，不到走的时候，并不预先告诉你，可是叫走的时候说走就走。这样我只好向大家说："快啦，快啦"，我虽这么说，我的心也要跳出来了，我比他们更急。但我对返回东北的前途作了种种考虑，首先是东北的归属问题，按雅尔塔协定，由苏军占领转交给国民党政府，我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在胜利的喜悦心中又增添了疑云。作为抗联老战士都不甘心在东北苦战十四年而在接近胜利的时刻，拱手把东北白白交给国民党，这个前途是不堪设想的。但反过来又考虑，雅尔塔协定，苏军不能不执行，出现这种前途，我们东北抗联就会变成不合法的，如果国民党愿与共产党合作，承认抗联的合法地位，也只能是从属的地位，这样国民党在东北就是"不战而胜"，而我们东北抗联战而胜者又不得胜，那也是不堪设想的。由此又进一步考虑既然苏军不能公然拒绝执行雅尔塔协定，不得不把东北交给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抗联只有走上再打游击的途程。所以我们回东北就没有想一下子坐稳东北的天下，是准备同国民党展开游击活动的，所以在从苏联返回东北之前，就有再打游击的思想准备，即使如此，我们也是愿意回东北的，因为革命战士不能久羁国外过那种天涯游子的生活，为了中国革命即使再战，也是心甘情愿的。
再说，回国可以会见东北的家乡父老，可以向他们告慰的是，人民群众支持的东北抗联配合苏军打击日寇，完成民族解放的神圣使命是最光荣的。日本军国主义被打倒了，我们还要反对国民党进兵东北。我们抗联回东北是以推进革命为前提，而不是去享受胜利果实，虽然东北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当享受，但没有到手的胜利果实，还不能做不切实际的空想，还是要准备斗争，去争取胜利。
我从苏返回东北之前，以上种种想法使我又产生了新的忧国忧民的心情，这就是久战之后的向往和平和一个斗争之后的又一个斗争，这种新形势的产生，使我思绪不宁。当然就胜利者来说，回东北这是喜悦，对革命者来说，是斗争的继续，不管怎么说，只要返回东北家乡，就是再斗争，也还要承受新战争的考验，但这绝无一毫悲观之情。
从此，我怀着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心情，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革命阶段，开始了新的征程。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