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初，我和张祥、姜乃民等到了苏联伯力城，住在一个秃手老太太家。当时冯仲云、张寿篯（李兆麟）等抗联第三路军领导人也在此地。经与苏军有关领导人交涉，我终于见到了他们。当时我的心情是十分高兴的。为苏军进行侦察工作几个月，与抗联的老领导没有联系，心中着实感到空落落的。
但是见到张寿篯、冯仲云以后，我却没有得到好消息。他们告诉我：因为我在赵尚志属下工作时，附和赵尚志，已被开除党籍。我听了这个消息，如雷轰顶，当着这两位领导的面大哭一场。我感到委屈，觉得冤枉。同时我也感到，北满省委根据道听途说的一些不着边际的所谓"事实"就剥夺了我的政治生命，简直是太轻率了。我把这个看法当着两位领导的面说了。张寿篯对我说：你也不用难过，还会分配你工作的，改正了错误还可以恢复党籍。他说的也是实话。
1940年初冬，西伯利亚大地早已是银装素裹。有一天张寿篯把我找去，对我说：现在第三路军过界来到苏联的人已经不少，但人员分散，应当收拢集中，便于管理和整训，要我去进行这项工作。于是，我随苏军中尉萨鲍夫斯基（中文名李启安）到了雅斯克农庄附近的山林地带。此处在伯力城东北70公里处。我们在雅斯克东山沟里安营扎寨，收拢第三路军人员。这就是最初的 A 野营（又称北野营）。开始的时候，这里只有随我同来的刘铁石、张祥、姜乃民等十几人，后来，又把吴保安和女同志王玉环、庄凤、吴玉清等送来。不久，这里就集中了几十人。1940年底，从南野营调来了崔石泉和二路军的一批指战员，这时，苏军少校杨林也到了北野营，我们便统归他领导。后来，又从南野营调来了彭施鲁、隋长青等同志。从这个情况看，就是东北抗联二路军的指战员也开始向北野营集中。
为了抗联越境人员的学习和整训能够正常进行，我们着手盖木房，修地窖子。这是一种半地下形式的房屋，一半在地下，窗和房顶在地上，所以称"地窖子"。在这期间，苏军派来了医务人员负责抗联战士的医疗工作。整个冬季就在这样紧张的劳动中度过了。辛勤的劳动换来了可喜的果实，全部人员都从帐篷中搬到了新盖的地窖子中居住。这种房子虽然潮湿一些，但却比帐篷暖和多了，对于我们这些惯于游击活动的战士们来说，已经是堪称"豪华"了。
1940年3月19日，东北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互相支援和互相帮助的协议。在保持东北抗日联军的独立系统和独立活动的前提下，抗联越境部队接受苏联远东军和边疆地方党的帮助，苏联方面向抗联提供部队整训的必要条件。自此以后，部队进入了正常的军事和政治训练。
在军事训练中，除了制式教练，还学了滑雪，班、排的进攻演习。这些科目都在野外进行，所以白天也比较辛苦，但晚上还能好好休息，比之游击生活好多了，加以当时由苏方供应的粮秣比较充足，物质生活可以说是不错的，所以我们抗联的指战员学习的热情很高，真想学到一身本领，把自己武装起来，好返回东北战场，继续抗日。
就在这时，我结识了抗联第六军的朝鲜族女战士 L . M 同志。以前我在六军军部时同她见过面，互相认识，从未打过招呼，互相未通过姓名，也无来往。在野营学习中，我们的接触多了。渐渐地互相产生了爱慕之情，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心中播下了爱情的种子。开始我们还只是偶尔在一起谈谈学习和以往的战斗生活，憧憬着革命胜利后的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的种子在发芽、生长。我们常常是长时间在一起交谈了，已经双双坠入情网。这是当时军队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但是，这种情况，已经被领导知道了，我们受到野营党委的批评，人们议论纷纷，引起了一场风波。说我们违犯了"不许结婚"的军事纪律，对此，我有不平之感。
正在这时，第三路军总指挥张寿篯准备返回东北开展游击活动，告诉我让我跟他同行。张总指挥并未问及我和 L . M 的事。其实，他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要率部队回东北，当然对我和 L . M 个人生活的这件小事也就没有过问。因此，这件事就象过眼烟云般随时间而消逝。
1941年3月21日，我随同张总指挥返回东北，离开了 L . M ，当时她的心情如何是可想而知了，那时我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虽然留恋着这恩爱之情，但一想到抗日救国是大事，大丈夫不能为此而动摇。何况回东北重上抗日战场是我衷心的愿望。在此情况下，只能舍弃个人私利而顾大局，如今回东北如愿以偿，自然是格外兴奋，而且战斗生活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想到把她留在苏联，着实又有些惜别之情。
我们这支部队共有40多人，队长由曹玉魁担任，在张寿篯总指挥的率领下，我们被送到原乌云和奇克县之间的对岸。告别了送我们的苏联同志，穿着滑雪板滑雪跨越了黑龙江，进入库尔滨河口，沿冰封雪盖的河面向上游滑去。库尔滨河沿岸荒无人烟，树木稀疏，枯草瑟瑟，午后，我们发现岸边一只死鹿，已被乌鸦扒开了肚子，显然是猎人遗漏的猎物，被乌鸦饱餐之后所剩。我们看鹿肉仍很新鲜，又是冻肉，大家便稍事休息，吃了一顿烤鹿肉。这时，成群的乌鸦在空中、在树梢上不断地呱呱乱叫，好像在向我们提出抗议。也许，它们对所谓"弱肉强食"而不满。
沿库尔滨河南行四、五十里，忽然听到几声清脆的枪声。张寿篯命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隐蔽，进行观察。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我们判定枪声来自东山坡，但不象是对我们而来。为防万一，我们便在库尔滨河西岸上岸，沿岸边被雪复盖的搭头甸子，继续向西南方向滑雪前进。时近中午，气温渐高，积雪变软，滑雪板发滞，行进的速度减慢了。
当我们到达沾河中游准备上岸时，一队日伪军发现了我们，枪声顿起。此处一片平川，敌多我少，作战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为了摆脱敌人，张总指挥决定：迅速涉过沾河，进山隐蔽！此时河身虽未解冻，但靠岸已有较深的沿流水。我们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快速奔向对岸，上岸之后，迅速转入深山之中。敌人见失去目标，又有河水阻隔，也未继续追赶就撤退了。这时，我们的衣服已经冻得僵硬，有如铠甲一般，两腿难以弯曲。只好停下来就地生火烤衣服。衣裤烤了个半干，吃了点炒面便又连夜行军，以避敌人追击。又走了二、三十里，找了一处林木茂密的山凹，张总指挥令部队露营休息。此处积雪二、三尺，我们在雪地中挖出一个个大坑，周围堆起雪墙，中间生起篝火，战士们围火而坐，背后垫上树枝，往上一靠，倒也别有一番滋味。
第二天天色微明，我们又继续前进。这时已是三月末，越往南走，天气越暖和，地上虽然尚有积雪，但已绵软欲化，难以滑行，于是我们抛弃滑雪板，徒步前进。沿沾河向西南又走了六、七天，在漂筏河边的密林中，我们找到了第三路军的一处密营。王铁匠、小王，还有张寿篯同志的爱人金伯文同志等在此留守。战友们久别重逢，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大家互相问候，共叙分别后的情形，都为重逢而庆幸。
在密营住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我的任务是帮助张总指挥起草和处理一些文件。后来，他又派我和金伯文同志一起到附近另一处密营，那里有油印设备，让我们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的文章和八路军出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等文件刻成蜡板，印发给密营和其他仍在坚持战斗的指战员学习。
三、四天之后，我和金伯文同志完成任务，又返回指挥部。这时，密营的粮食告罄，揭不开锅了。同志们饥饿难当，虽无人叫苦，但精神头就有点差了。三、四天过后，粮食依然无着，大家靠化雪水，从积雪下面扒些草根充饥。有一天，有位同志正在扒草根，他忽然高兴地叫了起来："快来看！我们有吃的了！"大家"忽啦"地跑去一看，原来是这位战士发现了一张马皮。看样子是去年冬天部队杀马吃肉剩下的，因积雪覆盖，天寒地冻，马皮尚未腐烂。看到这一收获，同志们当然都很高兴。于是我们便把马皮化开，用火烤掉毛鬃，煮了一大锅，割成小块，分而食之。总指挥见我饿的瘦骨嶙嶙，多给了我一块。当时我的心情很激动，领导同志的关怀在我心中激起一股暖流。好象似张总指挥对我的平生施以难忘的恩德。
【陈雷，1917年10月25日出生，原名姜士元，曾用名陈雨田，笔名老泉山人，籍贯黑龙江省桦川县。1933年在学校参加抗日活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2月至1938年3月任佳木斯市地下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市委书记。1938年3月至1942年5月任东北抗联第六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六军二师政治部负责人、游击队队长。1938年7月派往第一批西征部队做政治工作，后又派任北征部队第一支队政委。1942年5月至1945年9月任苏联国际红军八十八旅三营六连副连长、一营党支部宣传委员、政治教员。1945年9月至1952年8月任苏联红军绥化卫戍区副司令员、绥化中心县委书记，龙南纵队政委，黑龙江警卫一旅政委，龙南专署专员，西满第三地委副书记兼三分区副政委，黑龙江省委秘书长。1952年8月至1954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政府副主席、主席。1954年8月至1966年8月任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基建部部长、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经委主任、计委主任、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75年8月参加哈尔滨轴承厂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副书记。1977年6月任黑龙江省建委主任、党委书记。1977年12月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任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省长。1982年8月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85年5月任中共黑龙江省顾问委员会主任。1988年离休。2006年12月5日在哈尔滨因病逝世，享年89岁。著有《征途岁月》、《陈雷诗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