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探亲
我俩结婚时，双方家长都没有参加我们的婚礼，老人们都感到很遗憾。我们也有点抱愧。一九五一年春节前，我们商定利用节假日回双方老家去看看。她拜见婆婆，我拜见丈人、丈母。那时，我母亲已由汾阳东大王村搬回孝义居义村去了。那时晋中平川已进行了土地改革，居义村给我家定为贫农，并给分配了土地和房屋，其实东大王村给我家定的也是贫农，也给分配了土地和房屋。可我母亲认为树高千丈还是应当落叶归根。另外她身体不好，经常闹病，回了居义村有我妹妹一家照顾，日常生活也就有个依靠了。这事她曾写信和我商量过，我同意她的想法，当即就给东大王村农会写了一封信，除退掉所分到的果实外，对他们这些年来给我母亲的关照表示谢意。
我俩商定先回我家，等过了大年后再去她家，当即就给双方家里写了信。然后就是买礼品，买车票。北京到山西的火车已经开通了，春运期间旅客多，票很难买。排了两次队，这才算买到腊月二十八的两张临时加车票。因为是临时加车，旅客不算拥挤，都还有座位。可就是车厢里没有暖气，冷得很。这是一趟慢车，差不多是每站都停，有时要停好长时间。车一停就有一些小贩到车门口、车窗前叫卖本地特产，什么高碑店豆腐丝、保定八宝酱菜、望都辣子油、定州瓜子眼药等。沿途我都买了一些。车到石家庄天已黑了，停的时间更长，竟然有小贩上车来卖德州扒鸡。我对德州扒鸡有良好的印象，当即买了两只。一只我俩当晚饭吃了，另一只准备带回去奉献给我的老母亲。
夜间，火车驶进山区，车厢里更冷了。没有暖气也没开水供应，一直到阳泉车站才算买到一砂壶开水。这里的特产是砂货，烧制大大小小的砂锅、砂壶，这些产品远近闻名，有些旅客即使不喝水也要买一壶，为的是带回家去做熬中药的器皿。车到榆次北站时天已明了，我们随着一些在此转车的旅客下了车，匆匆奔赴西站去买票。榆次是正太铁路与同蒲铁路的交会点，因同蒲路是窄轨，故而是两个车站。在西站，票总算买到了，可左等右等火车不来，一直等到半晌午，从大同经太原南下的列车才算停在站台上，大家一拥而上。我们是最后才挤上车的，不要说座位，连车厢也挤不进去，只好站在车门口受冻。沿途各站，同样是有一些小贩们拥到车门口叫卖本地特产，什么太谷饼、平遥牛肉、介休灌馅糖，这是我小时候就听说过的名吃，各样都买了一些，让家里人也品尝品尝。
我们在介休下了车，这里离我家乡还有三十多里，好在车站外有一些拉脚的大车、轿车。他们忙着招揽生意，一些旅客也和他们在讲价钱，据说车价比平常要高一倍。这天是腊月二十九，这个月是小月，二十九就是年除夕了。我知道这些劳动者都是利用人们急于回家的迫切心情，想多赚一点脚钱。我没有讲价钱，坐了一辆破旧的轿车就上路了。路上我还送了车夫一盒大前门烟，只是希望他赶得快点，他倒也不停地撵牲口。终于在太阳落山前回到了我的故乡居义村，街道上打扫得很干净，家家门口已贴出了红对联。我知道我家分到的房子就在我出生的那座院子里，大车一直赶到我家大门口。
我家分到的住处是院子西边一明两暗三孔砖窑洞。虽然没有什么摆设，但窑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到处贴着红纸写的福字、喜字，以及"抬头见喜""阖家平安"之类的楹联，倒也有一点过大年的气氛。我们回去的时候，只见我妹妹秀贞正陪伴着我母亲准备过大年的吃喝。一见我们进来，都高兴得喊出了声。看起来我母亲比我上次见她时更苍老了，可精神还好，特别是当段杏绵向她叫了一声"妈"，并向她鞠了一个躬之后，她满脸都浮上了笑容，而且迫不及待地从身上掏出了那枚保存了多年的金戒指，亲自戴到了段杏绵手指上。我见她老人家满脸笑容而两眼却噙着泪水。我知道这是喜悦的泪，是激动的泪，她多年的心愿终于成为现实了！
当年我参军走的时候，我妹妹秀贞还是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成为有两个女儿的母亲了。他们一家人本来是和我母亲住在一起的，因为知道我们要回来，再加上旧乡俗认为出嫁了的女儿在娘家过大年，对娘家人不吉利，于是前几天就搬回他们家去了。好在相距不远，她就只好两头跑。我和段杏绵都说我们根本不相信那些封建迷信的说法，要他们全家还是来这里一块热热闹闹过个年。我妈也说："我就知道你哥、嫂都是当八路军的，不信这一套，你不听嘛！明天还是都过这边来吃饭吧！"我妹妹只好点头答应了。我们当即把从北京带来的礼物，以及沿途买的一些食品交代给她，要她负责处理。我妈又吩咐她赶快给我们做晚饭。我告她们说，在介休车站已吃过了，我们已熬了一天一夜，当前要紧的是好好睡一觉。她立刻把我们领到南边那孔窑洞里。
看起来这孔窑洞是不久前才粉刷过的，显得雪白。墙上相框里挂着我俩寄回来的结婚照，还贴着一些年画；地下我家旧日的那张八仙桌上，摆放着一套茶具和一把新买的竹皮暖水瓶，上边贴着红纸剪下的双喜字。箱、柜上也贴着双喜字，炕上铺的是新拆洗过的旧被褥，但床单和枕巾却是新买的。枕巾上也印着大红双喜字。看样子她们是专门把这孔窑洞布置成洞房的样子了。我们俩早已疲惫不堪，只脱去外衣和鞋子就盖上被子睡了。这一觉直睡到外边连连不断地响起鞭炮声，才把我们惊醒。
秀贞还是听了我们的话，全家人一清早就过来了。妹夫郭耀三比我们还大两岁，但他对我们还是称兄称嫂。段杏绵逗两个外甥女玩，秀贞他们两口子忙着做饭。我们那地方，过大年家家都是吃饺子。饺子是昨晚秀贞和我妈包下的，另外还有四个冷盘一壶黄酒。我们在路上买的那些豆腐丝、牛肉也派上了用场。
刚吃完饭，给军、干、烈属拜年的村干部们就来了，接着来的是马家户里的晚辈们，以及邻居们。有男的也有女的，这些人我基本上都不认识。我和段杏绵只能是敬烟敬茶，说上些过年的吉庆话。他们一方面是来给我妈拜年，一方面也是来看新媳妇的。有的人对段杏绵当面赞扬，有人则是背后议论。我听见走出门外的两个妇女一个说："看人家那媳妇，长得真是袭人！"另一个说："在全村也拔尖了，可惜是个侉侉！"
"袭人"这本来是古汉语里的词，如"花香袭人"，不知怎么就变成我们这一带赞美女人和小孩的土语了；"侉侉"是我们这一带对外路人的通称，就像外省人称山西人为"老西"一样，亲切中略带贬义。
家里人来客往连绵不断，直到下午才算安静下来，我们也才有了和家人说话的空隙。我妈和段杏绵坐在炕上拉家常，有说有笑，看来婆媳谈得很融洽；我和妹夫耀三坐箱子上边抽烟边闲聊。从闲聊中我知道了他的老家是孝义西山里西宋庄，家里倒也有房有地。二战区阎锡山统治时代，实行"兵农合一""编组分地"，他先被抽到了部队当兵，因为有点文化，后来就派到了区公所当文书。和秀贞结婚以后，秀贞要照顾我母亲，他也就在居义村落了户。我对他这些年来照顾我母亲非常感谢。他说："人们常说'女婿顶半子'。这也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告他说明天我们就要去河北段杏绵家，希望他能在村里雇一辆车，把我们送到介休火车站。秀贞他们一听说我们第二天就要走，急了，左说右劝要我们多住几日。倒是我母亲比较通情达理。她说："谁家大人们不挂念儿女？已经写信和人家说了，早点儿回去，也省得亲家牵肠挂肚！"耀三听了，二话没说就到村里雇车去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坐轿车到了介休，很快就搭上了北上的火车。车上没有多少人，只有一些走亲戚拜年的短途旅客。我本想买些山西的土特产品带上，但车站上没有一个卖东西的。我们还是在榆次西站下了车，匆匆赶到北站。这里的候车室里冷冷清清，售票口的窗户也紧关着，后来向车站的人一打听，才知道太原开北京的车要晚上六点多才到这里。看看手表才下午三点多钟，我们得在这里等三个多钟头。我们还没吃午饭，肚子早饿，只好到车站外去找吃饭处，可所有饭铺都关着门。我没有想到正月初五前，连小饭摊也不营业。后来好不容易捣开一家小饭铺的门，说了许多好话，人家才给煮了两碗挂面，我们只好草草吃了两碗，然后就回候车室，坐在火炉边等车。车倒是按时开来了，我们上的这趟车，车厢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们俩，正好躺在长椅上睡觉。
天明后车到了定县，我们下了火车，可巧搭上了一辆去安国县的大马车。车上已坐了不少客人，不论男女都穿着新衣服，手里提着礼品篮，看来都是走亲戚拜年的。安国县古名为祁州。小时候就听药铺里的伙计们说，他们的药是从祁州贩来的真正地道货。后来才知道这里并不出产多少药材，而是个中药材集散地。县城里有一座华北最大的药王庙。每年春秋两季药王节期间，都要连唱十多天戏，各地药商都把货物运来这里批发。传说是只有经过这里的药才有药味。县城里街面上挂着药幌子的铺面一家挨着一家，虽然都没有开门营业，但满街散发的都是药味。
从安国城去安平县羽林村，据说有三十多里。我们花了高价才在车行里雇到一辆轿车。轿车在一望无际的冀中平原上奔驰。途中要经过滹沱河、沙河两条河流。这两条河都是从山西流过来的。如今是枯水季节，河床上的小溪流早已结冰了。过了沙河再往南走不远，就望到羽林村了。
路上我问段杏绵："你们村怎么叫个羽林？"她说："听老人们讲，汉刘邦打天下时来到这地方，他的羽林军就驻扎在这里。这就是羽林村的由来。"
当我们的车走进段家羽林的时候，远远就见前边路旁有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女孩，站在那里张望。段杏绵说很可能是她爹和她侄女儿小芬。车走近了，果然不出她所料。看起来我这位老岳丈个子很高，穿着一件黑布棉袍，头上戴着一顶驼色毡帽，留着两撇八字胡子。他见我们回来，真个是喜上眉梢。他边说："我估算你们快到了。"边引导轿车停到了他家门口。而小芬早已跑回家报讯去了。
这是一处普通的农家小院。院里全是泥土房舍，门上都贴着门神、红对联，到处贴着福字、喜字，显现出一种节日的气氛。北边是一明两暗的三间住人的地方，北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灶台旁贴着灶君爷，箱柜上摆放着一些肉、菜、食品。我的老岳母是个胖墩墩的乡下老太婆，不善言语，只是不停地往炉灶里添柴烧水；小姑娘就是妻侄女小芬，虽然只有五六岁可个子长得不低，穿着一身花布新棉衣，头上梳着两条小辫，她紧紧拉着段杏绵的手，只是看着我傻笑；还有一位是段杏绵的姐姐，是个中年妇女，看样子就很泼辣，爱说爱道。她说她昨天来给爹、妈拜年，听说我们今天要回来，就住下了。她不住嘴地叨叨，说话很快，又夹着许多本地方言，我只能听懂个大意。她一时要我们喝水，一时又要我们洗脸，一时又要小芬叫我姑夫，还要小芬给我拜年。小芬也羞答答叫了我声"姑夫"，并给我鞠了个躬，然后就躲到段杏绵身后去了。
我们一回来，家里很快就热闹起来了，有不少邻居来看望杏绵，当然也是要看新女婿。有个年轻媳妇问杏绵："你怎就专门找了个作家？"杏绵开玩笑说："瞎碰上的！"这一来引得满屋人哄堂大笑。
这里人对作家这种人并不陌生，而且还有点尊敬。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有不少作家如王林、魏巍、孙犁等都在这一带打过游击。而且孙犁就是安平县人。后来孙犁和我熟悉了，有时候他会开玩笑向别人介绍说："马烽不是外人，是我们家乡的女婿。"
晚饭后，我们把带回来的礼品分赠给亲属们。岳丈是一顶呢绒老头帽，岳母是一条毛围脖，大姨是一块毛织头巾，小侄女是一个书包。这些物品当时价钱都不太贵，但适用，他们都十分高兴。高兴的是礼物虽轻，仁义为重。我俩又是一天一夜没有好好睡觉了。他们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西屋里的炕早已烧热了，虽然是泥房土舍，但布置得像洞房。窗户上贴着窗花和喜字，墙上贴着几张杨柳青印制的套色木版年画；炕上放的都是家织布新做的被褥。看到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心里感到热烘烘的舒服。
第二天早饭后，她们全家人就忙忙碌碌开始准备午饭了，看样子中午要摆酒席。他们有的在切肉，有的在洗菜，有的在刷洗借来的器皿，还请来一位老太婆给掌勺，连杏绵也帮着剥葱剥蒜。只有我和小芬，无事可干。小芬已经和我混熟了，我问她上学了没有，她说今年才能上，不过她爷爷已教她认下二百多个字了。当时我想到村里去转一转，她就领我到了街上。
这是冀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村子，和我沿途经过的那些村子相似，大都是泥屋草舍平顶房。很少有完全的砖瓦房。好点儿的住宅只不过是有三尺多高的砖基，上边就是土坯墙了。在砖基与土坯之间夹着一层苇子，后来才知道那是为了隔潮。再好点的住宅也只不过是在土坯墙面上贴了一层立砖。和晋中农村的样子完全不同，在晋中即使最破烂的房屋也大都是砖瓦的。看来这里主要是烧炭困难，一般人家做饭都是烧秸草和树叶，要烧炭得到山里去拉，往返需要五六天。要烧砖瓦盖房，成本当然就高了，一般农民是办不到的。
街道上到处是过大年放鞭炮落下的纸屑，红的黄的花花点点别有一番风味。在街口，只见几个老头蹲在一盘碾子前，边抽烟，边晒太阳。见我们走过来，不住地指指点点议论，大约是在传递我这个新女婿的信息。我很想过去和他们聊聊天，可小芬拉着我的手仰脸望着我说：
"姑夫，咱们看看我爹去，行不行？"
我点了点头。她就拉着我向东走去。她爹早已去世了，我猜想她一定是领我到野外坟地去。没想到她却把我领到了村东口一座碑亭前，这是一个由四根红柱支撑的亭子，亭子里有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的大字是"抗日烈士纪念碑"，一面是碑文，另一面是烈士姓名。小芬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说：
"姑夫，这就是我爹！"
我过去一看，只见碑上刻着"段平安"三个字。这个名字被小芬用指头擦得油光发亮，她含着两眼泪珠，接着告诉我："听爷爷说，我爹是日本鬼子打死的，日本鬼子最坏最坏，杀了咱们好多好多人，我长大了一定要打日本！"
我知道她根本没有见过她爹，她是在她爹牺牲半年后才出生的。可这种民族仇恨已深深扎在幼小的心灵深处了。我坐在碑亭的台阶上，边抽烟，边望着茫茫的冀中平原，不由得思绪万千。我曾听段杏绵讲过，也曾听创作组的人们说过：一九四二年日寇"五一"大扫荡之后，这里的形势变得非常恶劣。日寇实行"强化治安"，到处修碉堡，扎据点，挨村挨户搜捕抗日干部。一些老弱病残和公开的领导人，都撤到山里去了，其他的人仍然在此坚持斗争。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我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与日寇进行斗争的，直到后来读了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这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正在这时，我的老岳丈来叫我们回家吃饭，他说他猜想是小芬把我引到这里来了。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只见屋里已来了几位老人，都是杏绵的本家长辈。借来的大炕桌上，摆满了盘盘碟碟，还有一个火锅。在农村这就是最丰盛的宴席了。吃饭的时候，我本来想问问那座碑亭的事，但忽然想到大正月里老乡们忌讳说不吉利的话，提到过去的事，一定会引起他们痛苦的回忆，所以我只是向长辈们敬酒，说一些喜庆的话题。
酒是河北这一带有名的衡水老白干，因心情愉快，多喝了几杯，一觉就睡到半下午。起来时大姨已经回她家去了。我们本打算第二天动身，可第二天正好是正月初五，也就是老乡们讲的"破五"，一般都讲究"破五"不出门，而且也雇不到车，只好又住了一天。直到初六，老岳丈才雇到一辆大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定县车站，搭上返回北京的火车。
这次回家，总算完成了我俩的心愿，拜望了双方的老人，老人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悲喜交集
中央文学研究所的牌子是一九五○年冬天就挂出了，那时是初创阶段，只是搭起个架子。上级任命丁玲为所长，老作家张天翼为副所长。秘书长是田间，副秘书长是康濯。这个单位是由文化部和文协双重领导，文协只管业务；行政、党务工作属文化部。上级党委指定我担任党支部书记，这事是丁玲同志传达给我的。我当即向她说：我不愿意担负任何职务，只要求当学员，认真学习几年。同时也说了一些理由，要求她向上级党委反映我的要求。她说："你的意见，我当然可以替你反映。"停了停，她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当这个所长，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是同一个级别。你想专门学习，我想专门去搞创作，要不咱们一块儿都辞职吧！"她这样一说，我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任务。我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以学员的身份兼任支部书记，她当即同意了，其实所里的中层干部，也大都是从学员中抽调出来的。第一期的学员都是调干，除了少数几个是新解放区涌现出来的青年作者外，绝大多数都是老解放区培养出来的文学骨干，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其中还有一些当时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如陈登科、徐光耀、玛拉沁夫、刘真等，这就成了所里补充干部的来源。如教务处处长石丁、副处长徐刚，行政处处长邢野、副处长朱东，图书资料室负责人路工、刘德怀等也都要求来学习，而经过说服动员便成为像我一样兼任干部的学员了。
文研所从开始筹备的时候，教学方针就确定为"自学为主，讲课为辅"。可"自学为主"总得有书看吧，于是图书资料室的同志除了跑新华书店外，整天起来就跑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处的旧书摊，收罗中外古今的一些文学名著；"讲课为辅"也总得有讲课的教员吧，而当时专职教员只有老诗人李又然一人，后来这才又调来雷加、碧野、蔡其矫、西戎等几位担任辅导员。而主要课程，只能邀请各大学的一些专家、教授以及社会名流担任。而这些人又都有自己的教学任务和繁忙的本职工作。经过我们多方努力，有时丁玲同志也亲自登门邀请，最后终于得到了他们挤时间前来授课的允诺。
文研所是一九五一年二月间正式开课的。我是党支部书记，同时又是学员，与其他同学一样上课，一样学习，这总算实现了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心愿，不能不说是一大喜事。而段杏绵本来去戏剧学院要读戏剧文学系，可这个系一直未办起来，于是也就转来了文研所，从此我们由夫妻又变成了同学。同学当中还有我的一些老战友，胡正本来是随军到了四川《重庆日报》，现在也来学习了，另外还有以前延安部队艺术学校的几位同学。其他各根据地来的人，虽然以前不认识，但也读过他们的一些作品，因出身经历大致相同，很快也就熟悉了。大家都是要求进一步提高，对课程的安排也非常满意。讲授古代、现代文学史的是郑振铎、李何林；讲授古典文学的是游国恩、余冠英；讲授外国文学的是曹靖华、冯至；讲授美学的是蔡仪、黄药眠；另外还经常邀请一些名人、专家如俞平伯、胡风、冯雪峰、周立波、赵树理等人进行专题讲座；政治学习，我们除了文化部党委布置的学习文件外，还增加了马、恩、列、斯论文艺。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经常要读的文件了。
大家学习情绪很高，也很认真，每逢讲课都做笔记，课后还要进行讨论，其余时间都是抓紧看书。教务处规定的书目，有些书只有一两本，这就只好轮流阅读了，或集体朗诵。有的人星期日都顾不得上街，好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学习机会，舍不得浪费一点时间。
这个时期，我比任何时候都忙碌。课程不能耽误，党务工作也不能不花费一定的时间，每隔一两个月还要去文化部党总支进行一次汇报。更麻烦的是自己家里有许多事要处理。首先是段杏绵怀孕了，她挺着大肚子坚持学习，零七碎八的家务事，我就不能不多分担一些；接着是我母亲病了。这年初夏，我三姐去山西出差，顺便回居义村看了看，回来后告我说：我母亲妇科病很厉害，她不愿意写信告我，怕我分心，一直是在家里忍受病痛的折磨。我三姐已把她送到汾阳医院去了。听了这一消息，我只好请假回去到医院看望我的老母亲。
汾阳医院当时在全山西省也是最好的医院之一。我母亲是由我妹妹秀贞陪侍住院的，她躺在病床上，显得面黄肌瘦。见了我挣扎着坐了起来，又高兴又不断抱怨我三姐，嫌我三姐逼着把她送到医院来。她说她这是老毛病了，只是有时肚子疼，她这一住院，害得儿女们都不安生。人生在世，吃得五谷，生得百病，扛一扛也就熬过去了。当她听我说杏绵怀孕后，喜得流出了眼泪。她盼望生个男孩子，她说只要能见上孙子一面，就是闭了眼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只能劝她安心治疗，早早痊愈。然后我就找主治大夫打问我妈的病情。主治大夫叫王清贵，在这一带颇有名气。他知道我是个作家，显得很热情。他实话相告，说我妈得的是子宫癌，本院除了手术没有别的治疗办法。可这么大岁数的老太太，体质又不好，恐怕经不起一刀，而且即使手术成功，也不见得就能治好。他劝我最好回北京到各大医院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治疗办法。我请他给我写个病情诊断书，他答应了。我在汾阳城里只住了两天，然后给我妹妹留了一些钱，拿上诊断书，急匆匆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以后，经多方打听，人们都说这事只有询问协和医院林巧稚大夫才可能有个准确的答复，她不仅是本院的妇科专家，而且是全国妇科界的权威。于是我就给林巧稚大夫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并附上汾阳医院的化验结果和诊断书，同时还装了一个写有回信地址并贴了邮票的信封，为的是减少她复信时的麻烦。过了几天，林巧稚大夫给我复信了，她在信上说：看来汾阳医院的结论是正确的。这种病是国际上还未攻克的难题，有的国家在试用放射性疗法，而我们国内目前尚没有这种设备。这就是说我妈得的是一种无法医治的绝症。我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可是也没有什么办法。正在这时，我妹妹来信说我母亲已经出院了。她听同房的病人说住医院要花很多钱，她知道我们姐弟俩都是"穷八路"，生活不可能富裕。她每天哭哭啼啼闹着非要出院不可，后来大夫给开了些镇痛药就回家了。我把这些情况向我三姐说了，她得知我母亲得的是癌症，不住地叹息。她说："如今只能面对现实，尽一点儿女的孝心吧！"这以后，我们每隔一个时期，就买点营养品寄回去，希望能延长老人家的寿命。
为我母亲的病我来往奔波，耽误了不少课程，只好借阅别人的笔记补习。这期间不断有人来干扰，有些刊物、报纸副刊约我写稿。那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他们知道我曾访问过朝鲜，都是约我写点这方面的稿件，我都婉言谢绝了。但有一个来约稿的，我却无法谢绝。这人就是作家柳青。
柳青当时在《中国青年报》主编文艺副刊，一开始他并没有约我写稿，闲聊中，我谈了一些回家沿途听旅客们说的逸闻趣事，他听完立刻就要我写一篇小说给他。我再三推辞，他坚持要我写，临走还扔下一句话："版面我给你空下，三天以后我就来拿稿！"柳青是第一次向我约稿，而且是那么坚决，他在我面前，既是朋友又是老大哥，我不好驳他的面子，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去写。虽然这些材料是道听途说的，因我对农村还比较熟悉，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终于写成了四千来字的一篇小说。第三天，他真的跑来把稿子取走了。过了没几天稿子就在《中国青年报》上登出来了。我的原稿上还没有来得及想好题目，柳青就给起了个标题叫"结婚"。不久，《人民日报》就在副刊头条转载了，并加了编者按语予以推荐。接着全国不少报刊也陆续转载了，并发表了不少评介文章。其中有褒的，也有贬的。褒的主要是说文章虽然篇幅很短，但写出了新人新事新气象，语言精练，生动有趣；贬的主要认为作品存在有巧合、偶然的弊端，艺术上并不成熟，因而不值得推荐和赞扬。我个人认为这些意见都有道理。那么《人民日报》为什么要转载推荐这篇并不成熟的小说呢？后来我听丁玲同志说这是乔木同志的主意。因为当时的文学作品一般写的都是落后到转变的题材。我写的《老瘾戒烟记》就是属于这一类。而这篇小说虽有缺点，但写的是新人新事新气象。目的就是要倡导作家贴近生活，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反映现实生活。这场争论并没有人出来做什么结论，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文研所还是按部就班地学习，我除了跟着大家一块儿听课、看书之外，也还是要忙一些家务事儿。因为段杏绵很快要生产了。一对年轻夫妇，眼看很快就要做爸爸妈妈了，一方面高兴，另方面也很发愁。产前有许多事要做准备，产后还要有人侍候产妇。她母亲年岁大了，还要给家里人做饭，我母亲正在病中，都不可能来，只好请了一位保姆。保姆年纪有四十多不到五十岁，我们都称她陈大娘。她没有生过孩子，可侍候过不少产妇，对这事算是内行。她一来就忙着准备小孩衣服、小被褥及尿布等用品，还预约了附近一位拉三轮的接送产妇，怕的是万一半夜三更临产找不到车。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段杏绵在北京市第三妇产院顺利生下一个男婴，这正好满足了我母亲的心愿。我当即写了两封信，向双方家长报喜。我给小孩起了个名字叫小泉，因为我的奶名叫全福，全与泉同音，泉字似乎文雅一些。段杏绵同意，于是出生证上就写成了"马小泉"。他们母子出院后，小泉经常肚脐发炎化脓，我只好隔两天就用被子包裹住抱到医院去换药。后来注射了两针油剂盘尼西林，才算彻底好了。当时我曾设想过，如果过春节能带着回趟家，让我母亲看看这个她盼望已久的小孙子，那该有多好！可是十冬腊月，天寒地冻，车上拥挤，孩子又小，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后来就让段杏绵抱着孩子去照相馆拍了张照片，寄给了两家老人，让他们也看看又一辈子人。不久就收到我妹妹的来信，信上说我母亲看了相片高兴极了，每天都要拿着照片看几遍，还嘱咐我们以后不要再给她寄东西了，省下钱花在孩子身上吧！
初次当爸爸，虽然生活上增添了不少麻烦事，心情却十分愉快，小泉长得很结实，很逗人喜欢。除了本所的同志外，一些亲朋好友也常带着礼物来祝贺。可以说，那时我整天陶醉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之中。可是过了没多久，一件祸事又降到了我的头上：我母亲病故了！
这是过了春节不久以后的事，当我看到我妹妹发来的电报后，大哭不止，段杏绵也哭了。陈大娘怕产妇哭得没了奶，只好再三劝慰。事已至此，我只能请假回家奔丧。一路上我不住思念我母亲这辈子受的苦，越想越难过，越想越觉得我欠她老人家太多了。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母亲的遗体已经入殓了。棺材就停在我家中间那孔窑洞里，我一见棺材，扔掉手里提着的东西，不顾一切地扑过去抱着棺材号啕大哭，谁都劝解不开，竟然哭得昏了过去。后来听我妹妹说，当时他们都吓坏了，立即请来本村一位中医，这才抢救过来，我因此病倒了。
我母亲的丧事，我妹妹不便出面主持，只好由我大哥主持承办。一切费用自然是由我支付了。据说他是披麻戴孝，抱着我母亲的灵牌，引着棺枢送到坟莹地与我父亲合葬的。他是我的同父异母兄长，以往虽然和我母亲的关系比较冷淡，但最终总算尽了儿子的一点孝心。这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习惯。
我在中医和我妹妹的精心治疗护理下，生活总算能够自理了。我妹妹、妹夫告我说，他们打算搬回宋家庄老家去住，这些年他们寄住在居义村，完全是为了照顾我母亲，如今老人已作古，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当外来户了。我对他们这些年侍奉我母亲非常感激。我把我母亲遗留下的家具、衣物全都给了他们。又把土改分到的这三间窑给了我大哥，因土改时他成分定的是中农没有分到住房（可惜三年困难时把我给他的三孔窑卖了）。接着我又把分到我名下的十二亩地，捐给了本村小学作教育经费。我在家处理完这些事，就告别了我的故乡，返回北京。
离开北京这些天，所里的情况也有了一些改变。首先是名称改了，中央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央文学讲习所。这是中宣部的决定。因中国科学院也设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那是个名正言顺的文学研究机构；而我们这里并没什么研究课题，而实际上是个进修班。改成讲习所比较切合实际，也避免了两个机构名称重复。
第二件事是购买北官房房产的事已经办妥了。为了改善学员们的住宿和学习环境，我们早就看准了什刹海后海南河沿的一处住房。那里环境比较幽静，离所部驻地不远。有两排砖瓦房，南边空场里，栽有一些树木，房前栽着北方很少有的两丛竹子。西南角上还有处小四合院，可以住家属。但因经费批不下来，一直拖着。现在总算解决了。
第三件事是：文化部党委要求抽调一些学员到新解放区去参加土改，到上海等大城市去参加"三反"运动。丁玲同志对此事非常赞成。她以前就向我们讲过这样的话：你们这些人所以成为作家，最主要的是因为熟悉生活。来这里读点书，听点课是必要的，但是如果长期脱离生活，长期不握笔杆子，也不是一件好事，学员们听说文化部要抽人下去，都很拥护这个决定，争着要下去。于是所里就决定暂停一段课程，根据各个人的愿望，组织了一些人去参加土改，一些人去参加"三反"，还组织了一些人去朝鲜前线生活。当时我和康濯等人也要求下去，但丁玲同志没有同意。她说："你们都不能走，还有别的任务。"
后来才知道文协决定要在这里办个二班，主要是培养编辑人才，要我们到北京市各大学文科挑选愿意从事这一工作的毕业生。很快我们就挑选了二十多名男女学生，当时要我临时担任这个班的班主任，为了工作方便，还让我挂了个副秘书长的头衔。我一个高小肄业生，竟然去给大学毕业生当班主任，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好笑。可这是组织的决定，我也只好服从。他们也是"自学为主，讲课为辅"，主要课程是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阅读研讨"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有时也约请一些有编辑经验的老编辑来授课。
这年秋末冬初，下去的同志们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二班的班主任另派了别人担任，我仍然是随一班继续学习。原计划是学习两年，到年底就该结业了，但因下去耽误了一些时间，原订的课程没有讲。经上级批准，学期又延长了半年。
这年冬天，又有一件好事降临到我头上：文协要我随同老作家沙汀访问民主德国，这是根据中德文化协定安排的。我们来往都是坐火车，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这是我初访欧洲，很有新的感受，也开阔了眼界。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