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投稿
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儿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对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上文学了。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睛里，往往被看作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第一次作文课，他让学生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以前所未遇过的新鲜事。我喜欢文学，却讨厌作文。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题目，从小学做到中学，我是越做越烦了，越做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一天"了。新来的车老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第一次感到了作文的兴趣而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震一下的。我的作文本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扬，更没有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的机会。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机会正朝我走来了。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来。然而四十五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宣读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句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悬下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觉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况且，车老师给我的作文没有打分！我觉得受了屈辱。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伸手要交换看作文的要求。好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房子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获准进屋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你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子写了！"
他冷峻地瞅着我。冷峻的眼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的嘲弄，更混含着被冒犯了的愠怒。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抽烟："我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于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吃不起学生灶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边时的窝囊……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些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在将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烈一颤，就把那些字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
我躺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属于我的那一溜床板是光的，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唯一不可或缺的是头下枕着的这一卷被子，晚上，我是铺一半再盖一半。我已经做好了被开除的思想准备。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还要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晚自习开始了，我摊开了书本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由于这件事，期末我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
打这以后，车老师的语文课上，他的提问我从不举手，他也不点我的名要我回答问题。校园里或校外碰见他时，我就远远地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我写下一篇小说，名曰《桃园风波》，竟有三四千字，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我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评讲，车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不曾提及，我心里的底火又死灰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揭到末尾的评语栏，连篇的好话竟然写下两页作文纸，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5"字，在"5"字的右上方，又加了一个"+"号，这就是说，比满分还要满了！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5+"的高分，为什么评讲时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约意识到小视"乡下人"的难堪了，我猜想，心里也就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该有凭证证明前头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继续着。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是夜间降落的，校园里一片白。早操临时取消，改为扫雪，我们班清扫西边的篮球场，雪下竟是干燥的沙土。我正扫着，有人拍我的肩膀，一扬头，是车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我心里疑虑重重：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篮球场，车老师的一只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无措了。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就搂住我的左肩。这样一个超级亲昵友好的举动，顿然冰释了我心头的疑虑，却更使我局促不安。
走进教研室的门，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两位老师看着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里我的又一篇小说的两个人物的绰号。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的小说的人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总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号。我也给我的人物用上外号了。
车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市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中学要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篇来，一篇是议论文，初三一位同学写的，另一篇就是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已经把错别字改正了，有些句子也修改了。"车老师说，"你看看修改得合适不合适。"说着又搂住我的肩头，搂得离他更近了，指着被他修改过的字句一一征询我的意见。我连忙点头，说修改得都很合适。其实，我连一句也没听清楚。
他说："你如果同意我的修改，就把它另外抄写一遍，周六以前交给我。"
我点点头，准备走了。
他又说："我想把这篇作品投给《延河》。你知道吗？《延河》杂志。我看你的字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抄写投寄。"
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一次听说了《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深宅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过车老师曾为我抄写投寄的第一篇稿子。
这天傍晚，住宿的同学有的活跃在操场上，有的遛大街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死贪学习的女生。我破例坐在书桌前，摊开了作文本和车老师送给我的一沓稿纸，心里怎么也稳定不下来。我感到愧悔，想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
第二天的语文课，车老师的课前提问一提出，我就举起了左手，为了我的可憎的狭隘而举起了忏悔的手，向车老师投诚……他一眼就看见了，欣喜地指定我回答。我站起来后，却说不出话来，喉头梗塞了棉花似的。主动举手而又回答不出来，后排的同学哄笑起来。我窘急中又涌出眼泪来……
我上到初三时，转学了，暑假办理转学手续时，车老师探家尚未回校。后来，当我再探问车老师的所在时，只说早调回甘肃了。当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的时候，我想到了车老师，觉得应该寄一份报纸去，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当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我在开着给朋友们赠书的名单时又想到车老师，终不得音讯，这债就依然拖欠着。
经过多少年的动乱，我的车老师不知尚在人间否，我却忘不了那淳厚的陇东口音……
第一次借书和第一次创作
上到初中二年级，中学语文课搞了一次改革，把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种课程。汉语只讲干巴巴的语法，是我最厌烦的一门功课；文学课本收录的尽是古今中外诗词散文小说的名篇，我最喜欢学了。
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是《田寡妇看瓜》，一篇篇幅很短的小说，作者是赵树理。我学了这篇课文，有一种奇异的惊讶，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还能写文章，还能进入中学课本，那这些人和事和这些人说的这些话，我知道得也不少，我也能编这样的故事，写这种小说。
这种念头在心里悄悄萌生，却不敢说出口。穿着一身由母亲纺线织布再缝制的对门襟衣衫和大裆裤，在城市学生中间无处不感觉卑怯的我，如果说出要写小说的话，除了被嘲笑再不会有任何结果。我到学校图书馆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进图书馆的门，是冲着赵树理去的。我很兴奋，真的借到了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单行本《李有才板话》，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记不得了。我读得津津有味，兴趣十足，更加深了读《田寡妇看瓜》时的那种感觉。这些有趣的乡村人和乡村事，几乎在我生活的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人事。这里应该毫不含糊地说，这是我平生读的第一和第二本小说。
我真的开始写小说了。事也凑巧，这一学期换了一位语文教师，是师范大学中文系刚刚毕业的车老师，不仅热情高，而且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尤其是作文课，他不规定题目，全由学生自己选题作文，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真是令我鼓舞，便在作文本上写下了短篇小说《桃园风波》，有三四千字或四五千字。我也给我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起了绰号，自然是从赵树理那儿学来的。赵树理的小说里，每个人物都有绰号。故事都是我们村子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转入高级，把留给农民的最后一块私有田产﹣﹣果园也归集体，包括我们家的果园也不例外。在归公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冲突事件，我依一个老太太的事写了小说。同样不能忘记的是，这是我写作的第一篇小说，已不同于以往的作文。这年我十五岁。
车老师给我的这篇小说写了近两页评语，自然是令人心跳的好话。那时候仿效苏联的教育体制，计分是五分制，三分算及格，五分算满分，车老师给我打了五分，在"5"字的右上角还附着一个"+"号，可想而知其意蕴了。我的鼓舞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同桌把我的作文本抢过去，看了老师用红色墨水写的耀眼的评语，然后同学们一个个传开看，惊讶我竟然会编小说，还能得到老师的好评。我在那一刻，在城市学生中的自卑和畏怯得到缓解，涨起某种自信来。
我随之又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二篇小说《堤》，也是村子里刚成立农业社时封沟修水库的事。车老师把此文推荐到语文教研组，被学校推荐参加西安市中学生作文比赛评奖。车老师又亲自用稿纸抄写了《堤》，寄给陕西作家协会的文学刊物《延河》。评奖没有结果，投稿也没有结果，我却第一次知道了《延河》，也第一次知道发表作品可以获取稿酬。许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并拿到发表我的作品的刊物时，总是想到车老师，还有赵树理笔下的田寡妇和李有才。
在灞河眺望顿河
我准确无误地记得，平生阅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我读初中二年级时，调来一位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姓车。他不仅让学生自己选作文题，想写什么写什么，而且常常逸出课本，讲些当代文坛的趣事。那时正当反右，他讲了少年天才作家刘绍棠当了右派的事。我很惊讶，便到学校图书馆借来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读得很人迷且不论，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刘绍棠说他最崇拜的作家是苏联的肖洛霍夫，我就从这儿知道了《静静的顿河》。耐着性子等到放暑假，我把四大本《静静的顿河》借来，背回乡村家里。
当时，我的年龄不够农业合作社出工的资格，便和伙伴们早晚两晌割草，倒不少挣工分。逢着白鹿原上两个集镇的集日，先一天后晌在农业社菜园趸了黄瓜、茄子、西红柿和大葱等蔬菜，第二天天不明挑着菜担去赶集，一次能挣块儿八毛的，到开学就挣够学费了。割草卖菜的间隙和阴雨天，我在老屋后窗的亮光下，领略顿河草原的美丽风光，感受骁勇剽悍的葛利高里和风情万种的阿克西尼亚。书页里的顿河总是和我家门口的灞河混淆，顿河草原上的山冈，也总是和眼前的骊山南麓的岭坡交替叠映。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坡沟的树荫下，说着村子里的这事那事，或者是谁吃了什么好饭等等，却不会有谁猜到我心里有一条顿河，还有哥萨克小伙子葛利高里和漂亮的阿克西尼亚。我后来才意识到，在那样的年龄段里感知顿河草原哥萨克的风情人情，对我的思维有着非教科书的影响，尽管我那时对这部书的历史背景模糊不清。我后来喜欢翻译文本，应该是从这次《静静的顿河》的阅读引发的。此后便基本不读"说时迟，那时快"和"且听下回分解"的句式了。
书念到高中阶段，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肖洛霍夫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便借来读。平时功课紧张不敢分心，往往是周六回家，沿着灞河河堤一路读过去，除了偶尔有自行车或架子车，不担心任何机动车辆撞碰。这部集子收录了大约二十个短篇小说，一篇一个故事，集中写一个或两个人物，几乎都是顿河早期革命的故事，篇篇都写得惊心动魄。这是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之前的作品，可以看作练笔练功夫的基础性写作，却堪为短篇小说典范。
到2世纪60年代初，我高考名落孙山，回到老家做乡村教师。当确定把学创作正经作为理想追求的时候，我从灞桥区文化馆图书室借到肖洛霍夫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该书写的是苏联搞集体农庄的故事，使我感到可触摸可感知的亲切，其中一些情节总是让我和身边的农业合作社的人和事联系起来，设想把作品中的人物名字换成中国姓名，完全可以当作写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小说。
直到前几年，我才读了他的那篇超长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他最后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至此，我算是把他的主要著作都拜读了。这个短篇小说写作时的肖洛霍夫从精神和心理气象上看，安全蝉蜕为一个冷峻的哲思者了。他完成了生命的升华。
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
对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的阅读，在我几乎是大半生的沉迷。
那是1959年的春天，我从报纸上看到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即将在《延河》杂志连载的消息，早早俭省下两毛钱等待着。我上到初三时，转学到离家较近的西安市十八中学，在纺织城东边，背馍上学少跑十多里路。我从纺织城邮局买到泛着油墨味儿的《延河》，正文第一页的通栏标题是手书体的《稻地风波》(《创业史》的初定名），背景是素描的风景画，隐没在雾霭里的终南山，一畦畦井字形的稻田，水渠岸边一排排迎风摇动的杨树，是我自小看惯了的灞河风景，现在看去别有一番盎然诗意。当我急匆匆返回学校，读完作为开篇的《题叙》,便有一种从来未发生过的特殊的阅读感受洋溢在心中。
这部小说巨大的真实感和真切感，还有语言的深沉的诗性魅力，尤其是对关中人情的细腻而透彻的描写，不仅让我欣赏作品，更让我惊讶自己生活的脚下这块土地，竟然蕴藏着可资作家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或者说白了，我们熟视无睹的乡村的这些人和事，在柳青笔下竟然如此生动而诱人。我第一次开始关注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我几次忍不住走出学校大门，门外便是枣园梁上的正待抽穗的无边的麦田，远处便是隐隐约约可见山峰沟谷的终南山。在离我不过四五十里地的少陵原下，住着柳青。我的发自心底的真诚的崇拜发生了。十二三年后，"文革"中备受折磨的柳青获得"解放"，我在大厅里听柳青讲创作时，第一眼看见个头不足一米六、留着黑色短影的柳青，顿然想到我在枣园梁校门口眺望终南山的情景。三十四五年后的初夏时节，我和长安县的同志在柳青坟头商议陵园修建工程，眼见着柳青坟墓被农民的圈粪堆盖着，我又想到十七岁时在枣园梁上的眺望。
我紧接着到位于灞桥镇的西安三十四中学读高中，镇上的邮局不售《延河》，阅读中断了。随之得知巴金主编的《收获》﹣次刊发《创业史》，我托在西安当工人的舅舅买到了这期《收获》，给我送到学校。我几乎是置功课于不顾而读完了《创业史》（第一部）。我在该书发行单行本的时候，又托舅舅买了首版《创业史》。我对文学已经几乎入迷，这部小说的反复阅读当是一个主要诱因。高中二年级时，我和班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组织起学校的第一个文学社，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文学墙报，开始自己发表自己的作品。
我后来进入社会，确定下来文学创作的人生命题，《创业史》是枕前的必备读物。1973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时，许多人说我的语言像柳青。编辑把这篇小说送给柳青看，他把第一章修改得很多，我一句一字琢磨，顿然明白我的文字功力还欠许多火候。我后来到南泥湾劳动锻炼，除了规定必带的《毛泽东选集》，还私藏着《创业史》，在南泥湾的窑洞里阅读，后来不知被谁不打招呼拿去了，也不还。我大约买了丢了丢了又买了九本《创业史》，这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绝后的一个数字。
关键一步的转折
我的人生道路的关键一步转折，发生在1978年的夏天，从工作了十年的人民公社（乡镇）调动到当时的西安郊区文化馆。
我当时正负责为家乡的灞河修建八华里的防洪河堤。在我们那个很穷的公社，难得向上级申请到一笔专项治理灞河的资金。要修筑一道堤面上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在那个小地方，就称得上是一项令人鼓舞的宏伟工程了。工程实际上是从1977年冬季开始的，我作为工程负责人，和七八个施工员住在一道红土崖下灞河岸边的一幢房子里。没有床也没有炕，从邻近的村子里拉来麦草铺在地上，各人摊开自己带来的被褥，并排睡地铺。我那时候心劲很足，想一次解决灞河涨水毁田的灾害，为包括我的父母妻儿生活的村子在内的大半个公社修建一个造福的工程。为此，我从早到晚都奔跑在各个施工点上。一个严峻的节令横在心头，必须在初夏灞河涨水之前，不仅要把河堤主体堆成，而且必须给临水的一面砌上水泥制板，不然，一场大水就可能把河堤冲成河滩。工程按计划紧张地进行，4月发了一场大水，河堤只是局部损伤，我的信心没有动摇。
到初夏时节，我在麦草地铺上打开一本新寄来的《人民文学》杂志。夜晚安排完第天的事，施工员们便下棋，或者玩当地人都喜欢玩的"纠方"游戏，平时我也是参与者。这一晚我辞谢了下棋和"纠方"，躺在地铺上看一篇小说，名曰《班主任》，作者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刘心武。我在这篇万把字的小说的阅读中，竟然发生心惊肉跳的感觉。每一次心惊肉跳发生的时候，心里都涌出一句话，小说敢这样写了！请注意这个"敢"字。我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尽管远离文学圈，却早已深切地感知到其中的巨大风险，极"左"的政治思想影响下的文艺政策更左得离谱，多少作家都栽倒了，乃至搭上了性命。《班主任》竟然敢这样写，真是令我心惊肉跳。
我在麦草地铺上躺不住了。我走出门不过五十米就到了哗哗响着的灞河水边，撩水洗了把热烫的脸，坐在河石上抽烟，心里又涌出一句纯属我的感受来：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这是我从《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这样的小说的举动上所获得的最敏感的信号。我几乎就在涌出这句话的一刻，决定调离公社，目标是郊区文化馆，那儿的活儿比公社轻松得多，也有文学创作辅导干部的职位，写作时间很宽裕，正适宜我。到即将完成河堤工程的6月，我如愿以偿到小寨所在的郊区文化馆去了。我的仍然属业余文学创作的人生之路开始了。
《班主任》在文学界的影响可谓深远。文学界先把其称为中国的"解冻文学"的先声。这里所说的"解冻文学"，是借用了苏联20世纪50年代初形容文学现象的一个名词。随后又称它是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发之作。其实，两种称谓的意思相近，即都是从极左文艺政策下解放出来的第一声鸣叫。一个时代开始了，我的人生之路也发生了关键一步的转折。
【陈忠实（1942.8-2016.4)，生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短篇小说集《乡村》《信任》《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篇小说集《初夏》《四妹子》《十八岁的哥哥》《蓝袍先生》，散文集《接通地脉》《告别白鸽》《原下的日子》，文论集《创作感受谈》以及文集《陈忠实文集》等。《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舞剧、音乐剧、秦腔等多种艺术形式，并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