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
每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正如每人都有自己的母亲。人，爱自己的母亲，也都爱自己的故乡。故乡，这个词是多么具有迷人的魅力！当你读到"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和"月是故乡明"这类诗句，能不把自己的故乡想得更美丽而勾引起无限的乡思？某些"哲人"或许会嗤之以鼻，说这是落后的、甚至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情操，要不得的。其实，人的故乡是各各不同，全国人的故乡之总和，便是祖国。爱故乡正是热爱祖国的具体表现。不管是爱国侨胞还是羁旅台湾的爱国之士，他们眷恋祖国之情，不都寄托在各自故乡的土地上？我们有首歌曲也夸过家乡好，又能说它不是歌颂祖国的？
夸耀家乡，在我国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有着五千年历史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面积，哪一地不能出一些足可夸耀之处？或者赞美其山明水秀，或者称誉其名胜古迹。有的以古人英雄豪杰相标榜，有的则以骚人墨客而自豪。否则，土特名产也可以为故乡生色，佳人名妓亦足以为乡里增辉。甚至历史上大奸巨恶，也会被引为同乡。这大概是那句老话："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后果。"遗臭万年"，用阿 Q 的观点来说，也是"天下第一"嘛！"宰相合肥天下瘦"所讽刺的李鸿章，不是合肥的人们常常道及的"名人"么？
可是我的故乡呢？……
且慢，我的故乡究竟何在呢？尚未表明。
此话说来麻烦，很难用两三个字作出干脆的回答。如说我的祖籍呢。据说是"陈林半天下"的福建，哪一州哪一县呢？可又回答不出，"查无实据"了。那我的故乡只好说是江苏淮阴了。但说淮阴，也还是麻烦。解放以后，我填过无数的表格，最初在"籍贯"栏里填的是江苏淮阴县。后来我住的那县城改为清江市了，好不容易逐步改过来，而近来清江市又改为淮阴市，并且升为省辖市了。淮阴两字相同，而市与县有别，还得要改。以上，仅仅是属于当代史的范畴。要说得真正清楚，还得扯到古代史去。据说淮阴置县，还是秦始皇时代的事。城南约二三里，即所谓的韩信城，我还见过那遗址的痕迹。其间，东魏时，还设过淮阴郡，至齐而废；至隋初，又置郡而又旋废。淮阴县曾一度名为清河县。这是清朝乾隆皇帝的德政：他把南宋所设治在今淮阴西南的清河县移治于清江浦，直到1914年后，这清河县才改名淮阴县。严格地说起来，当我降生之年的籍贯，应为江苏清河县，即清江浦人，便准确无误了。
我的故乡淮阴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呢？不用说，但凡读过点历史的人都可以举出被封为淮阴侯的韩信来，他应该是道地的淮阴人。太史公亲自到淮阴访问过他故里，并考察了韩信母亲的坟墓。西汉时还有一位辞赋大家枚乘，也是淮阴人，足以为吾乡增光的。但他的著作可惜只剩下《七发》三篇，出不了《枚乘全集》。出不了全集的作家算不得大作家，如今是有一定之规的。我怎么敢于拔高这位老同乡地位？
这一文一武之外，我们淮阴也还产生不少知名之士，最为确切而且是如今妇孺皆知的，莫过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了。据自述，他的生母万氏是淮阴人，因而"幼居袁浦"（即清江浦）。淮阴河北十里长街陈家花园里他那读书的书房幸而仍在。淮阴的父老告我：在那长街陈家花园里他那读书的书房幸而仍在。淮阴的父老告我：在那书房的窗外，有株古腊梅，那是总理幼年读书的伴侣。总理生前曾问过淮阴人："那棵腊梅如今还在么？"它如今不仅健在，还年年怒放，香飘十里！淮阴人曾请植物学家来鉴定，说它已年逾百岁，确是总理当年读书时的旧侣！而从那时起，就有一位退休老工人，当起义务的"护梅使者"来。他终年守护着这株腊梅，不使任何人攀折、伤害，还为它修剪枝叶，锄草施肥，使它每年在严冬中怒放飘香！如今我书案旁墙壁上就有一幅它的"倩影"，花枝布满画面，背景就是那古老的书房，这是淮阴人送我的珍宝！可惜它是张黑白片，看不出那朵朵的嫩黄。但这也好，当年"四·五运动"中朵朵小花不也都是白色的么？即使读书处不开放，就凭这张照片，还有那"护梅使者"退休老工人，不也足以为我的故乡夸耀了么？
至于山川风光，我的故乡是数不上的。它躺在一片灰黄灰黄的平原之上，既无名山，也没大川。西南倒濒临洪泽湖的，我五十岁之前可没见过它的面："洪泽"两个字就怕人，哪有太湖、西湖能吸引人？城北呢，原来是滚滚黄河入海所经之处，但"黄河回老家了"，空留下两条巨大的泥龙趴在平野上。只有一条运河带着泥沙穿过城北，把整个清江浦劈成河南、河北两大部分，这倒解决了当时就有十万人口的居民的饮水问题；而顺流南下，可以把我们送到繁华的江南去。老实说，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为我所知的清江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这条运河了。横跨河上的，有四条通道：最西的是北门船桥；稍东又是水门船桥；最东是一座"洋桥"，在当时可算作"现代化的"桥梁了：中间一段可以拉开让船只通过。虽然那拉动中段的铰链还是用人力操作。这"洋桥"处在中洲以下，即运河与分支汇合处，河面特宽，所以这"洋桥"也就更觉壮观了。但更为壮观而且令我留连忘返的，却是"洋桥"以西作为河南、河北主要交通孔道，我们称之为"大闸口"的船闸了！淮阴以北一带的人们中流行这么一句话："到了大闸口，方知天下大矣！"这自然是井蛙之见，但亦足以为当时淮阴的骄傲了。
至于名胜古迹，就更少了。东门外的慈云寺，西门外的普应寺，是我去过的，没什么可看。所谓韩信城，也不过只剩下一条略为隆起的城墙遗迹；城西公园呢，只有一座禹王台可以爬爬，但也不高；城南公园是后来才开辟的；城内西南角上有个路家花园，儿时曾偷进去过，也未窥全豹……。但到后来读到淮安人黄钧宰所著的《金壶七墨》，其中《浦上园亭》一则，说："浦上园亭，以河帅署中为最"云云，可见"为最"之外，还有很多园林，只是我孤陋寡闻罢了。比如前边说的周总理幼年读书处，便叫陈家花园，就是路家花园之外的另一个旁证。再后来，又读到晚清人写的有关故乡的一些笔记，我才恍然于我们淮阴﹣﹣应称清河县，也曾"先前阔过"一阵的哩！
原来清河虽是县治，却驻有江南河道总督，简称南河总督。所谓"河帅"，即是对他的尊称。《金壶七墨》中《河工》一则对河工的积弊及清江浦的繁华有段记述。它说"南河岁修银四百五十万两"（不包括决口等临时追加费），而"一切公用，费帑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澜；十用四三，足以书上考矣"！至于"其余三百万，除各厅浮销之外，则供给院道，应酬戚友，馈送京员过客，降至丞簿千把总、胥吏兵丁，凡有职事于河工者，皆取给焉"！这说明南河总督是个"肥缺"，他既要贿赂上级和有关官署，又要应付"京官"过客，免招弹劾。而下边的又都视河工为肥肉，大家都来敲它竹杠，这就成为"上下欺蔽，瘠公肥私"的局面。至于河道的"岁修积弊，各有传授"，一个水利机构，变成"水患"衙门！所以这位作者慨叹说："河工不败不止矣！"这是个贪污浪费、贿赂公行、腐败无能、祸国殃民官僚机构的典型！也是清政府的一个缩影！而由于这座衙门设在清江浦，"故清江上下十数里，街市之繁，食货之富，五方辐转，肩摩彀系，甚盛也！"然后作者又具体地作了许多繁华的描写，简直比后来"十里洋场"的上海，还要热闹！
使我的故乡昔日如此繁华奢糜的还不仅于一个南河总督驻此之故，还有一位漕运总督大人，管运南方之粮以输京师的也驻于三十里外的淮安，这又是一个肥缺。漕运之弊更不下于河工，两位总督可算"难兄难弟"，两个督署都有自己的梨园子弟，互相往来酬酢无虚日。清江与淮安之间的板闸镇，更设有"淮安关"，据说"淮关额税二十万，而岁征于商者，莫知其数！"(《金壶七墨》之《淮关》）又是一个肥缺！清江之北还有一个淮盐集散地西坝，又是盐商聚居之所。而清江自身，又是南方官吏进京时舍舟而陆的必经之地，故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称。综合这几个原因，遂把我这故乡造成了一个在江苏仅次于扬州的繁华城市！
但在我降生之初，这些都已成过去了：1875年黄河改道，南河总督废了；漕粮改由海运，漕运总督也在1905年裁去；而海运通，津浦铁路成，南方官员入京也不必再由清江了，于是盛极一时的城市破落了！辛亥革命后，淮扬道和淮扬镇守使曾一度驻于淮阴，昙花一现，不几年也撤了。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这个日见衰落的城市中度过的，未见到它鼎盛时期。但"儿不嫌母丑"，游子总是热爱故乡的！何况所谓的"淮扬菜"，以两淮与扬州并列，成为中国四大名菜之一，也就为故乡生色了。不过我至今还垂涎的菜，只有"软兜长鱼"和"炝虎尾"了。这都是鳝鱼制作的珍品。不过我们淮阴一带的人叫它长鱼，如果叫它鳝鱼，会笑你"践文"了，而且"鳝"字在淮阴只能读若"线"字或"献"字音，否则又要笑你在撇"京腔"了！
自然，毋须声明，我这儿所写的淮阴都是历史陈迹，如今的淮阴早已改天换地，更可爱了！
十里长街
清光绪三十四年阴历正月二十九日寅时，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根据陈垣著的《二十史朔闰表》推算，应是1908年3月1日。过去，人家问我出生的公历时间，年、月没有说错，但对于日期每每以当年的阴历日期对照来回答：因此有时说是3月5日，有时又答以3月2日。这种胡编乱诌，可不能说"文革"中什么人搞"逼供信"造成的，只是由于疏懒之故。我现在趁机更正。
我出生的年头实在不好，当年10月，我们的那位被某些人捧为"圣明"的光绪皇帝"驾崩"了；过两天，那位被我们中外作家写了又写甚至要捧为近代史上女权运动的鼻祖似的慈禧太后也晏驾了。连遭两次国丧。据相声大师侯宝林"考证"说，皇帝驾崩，老百姓不许穿红，连红鼻子都要犯禁。那我生之年，大概也服过丧了！真晦气！幸而审查我的历史的人并不太懂历史，他们如果懂得，还可加我以清王朝两朝"遗少"之罪哩！
至于我的降生之地，则是当时的清河县即清江浦的运河北岸十里长街东头，靠近水渡口的沿街一所茅屋里。当时小城市没有什十里长街东头，靠近水渡口的沿街一所茅屋里。当时小城市没有什么门牌号码，我自然说不出它的具体地点，但印象是有的。十岁前后（那时迁居城里了），清明节随母亲去东乡上坟，都还经过这旧居。所谓十里长街，是否有十里路之长，我没丈量过。但《金壶七墨》即说"清江上下十数里"，则清江浦这条最长的街号称十里，并非夸张之词了。这十里长街的中心点在石码头之南，通过河南北的主要通道大闸口，再北过分水的越闸，就到这中心点了。左转向西，有些商店和木厂、煤厂、煤油栈等，然后铺面渐稀，住户渐多，间有不少大公馆。周恩来同志外祖父﹣﹣万家的公馆就在靠西头，陈家花园也在其附近。再往西，就是十里长街西端的终点，即我们称之为"鬼神坛"的那地方了。每年春秋的城隍会，便以此坛为城隍爷巡视的终点，在这儿歇轿到傍晚，才点起灯火来回防。为了看城隍会，我曾履临此地，平时是很少到这西端来的。由中心点右转往东，先是许多商铺，其中颇有几家大商行，比如有家名"邱德泰"的，就是做五金生意的。再往东，便是回民聚居之地，牛肉铺鳞次栉比，约有半里多路。一座被我们称之为"礼拜寺"的回民圣地清真寺就在这段的路北里。这是个"禁区"，汉民往来到此，谁也不敢公开提着猪肉经过，据说那要遭回民的殴打。但我路经此处，也是疾趋而过。这倒不是怕打，而是牛肉的腥味难忍。过了这一段，便是叫"娃娃井"的地方了。这长街的东头，到此便折而向南，约过十几家门面，再折而向东，便一直到水渡口了。就在这段街中间，有两开间朝南门面的草顶房屋，便是我儿时的寒舍。我几次路过，都多看它几眼，想搜索出对它的记忆来，但是枉然。只有对门一家茶水炉﹣﹣即上海人叫做"老虎灶"的，还依稀有印象，大概我儿时终日只面对它之故。至于草屋的本身，因为它已开辟为敞亮的裁缝铺，面目全非了。而我儿时的一个较深的印象，是每晚在昏黄的油（是煤油还是菜油，可茫然了）灯下吃完饭，倒身后仰，便在床上睡着了。在这黑糊糊的记忆中，周围的景色自然是湮没掉了。但就在茶水炉西边，隔两三家，有处铺面房子，是回民沙指春名医的诊所，倒引起我强烈的记忆。
这个记忆的中心是火。一天晚上我家附近失火了。失火，在我们清江浦叫做"走水"。它是忌讳火字呢，还是另有解释，我没处考证。但它给我的印象是恐怖。那天晚上满天通红，我的大哥，他比我大十五岁，背我跑到沙老医生诊所去避难。因为他家是瓦房，而且离走水的地方远了些，所以较为安全。门是关住的，但铺面的门板缝隙很大，透过门缝，完全可以看见街上和天空的景色。天空不用说，红彤彤一片，比晚霞深得多了，挺可怕的。而且还有燃烧着的"火鸽子"在空中飞舞。街上更是紧张恐怖：铜锣不住在敲，水龙一架一架奔驰而过，担水的、提水的满街奔跑、呼号，而石板的地面上到处是水，真够得上惊天动地了。在我那幼稚的理解中，所谓"走水"，恐怕就是像这样人们在水中走来走去，或者是让水走过来灭火的吧？
这一场火灾的恐怖印象之深，历时七十余年而未忘怀，可能是后来民国时代又看了几次救火场面并理解了那些救火员的忘我精神之故。当清末民初之际，我们这个县城还没有防队的设置，或者虽有而徒具形式。因此救火这一任务，完全或者是基本上依靠民间的组织，即各个行业，比如钱业、布业、杂货业……各个公会都设有自己的水龙局。全城约莫有二三十处。救火的人员，都是各行业的青年店员。我们东门，即"安澜门"的城楼上设有了望哨和警钟，一遇火警，警钟敲响，全城震惊，救火人员们都像战士一样，齐奔水龙局，抬起水龙，挑上水桶等等救火工具，向火场飞驰而去。单看这一队队救火人员从你面前奔过那副严肃紧张的面容，就足以令人肃然起敬！在年幼时我的想象中，英勇杀敌的战士也不过如是吧？那开道的紧急的铜锣声，正像是战场上的战鼓！那时候，我真想当上一名救火队员，而如果我能成为画家哩，我将绘出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们的英姿。因为，我看它很美！
幼时另一个强烈的印象，也是关于火的。这一次的火也在夜里，但比较远，天空也没那么红，可是有枪声，就更觉得恐怖。而这次可不在沙指春老医生家，而是在我姑母家。也不是大哥在背我，而好像是姑母或者是二表姐了。姑父姓温，是广东人。所以住在娃娃井附近的两广会馆里。这会馆后来我常去，它有个很高大的门楼，大厅、二厅之后，还有一处楼房，转过弯又有三道院子，真大！姑母家则住在最后进靠边的一个小院里，有两间正房和一间厢房，都是瓦屋，但也破旧了。这会馆里共住有十几二十家人，所谓的厅，都已被割据成许多房间，成个大杂院了。自然，一律都是原籍广东的失业、半失业者，我姑父也不例外。
这晚上天为什么红？是附近"走水"了么？没听到锣声；远处不断有零星的枪声，是打仗么？也不像。我不敢问，只是哭。所以姑母或二表姐便抱着我哄着，在黑院子里转来转去。从她们的声音里也感到恐怖的味道。于是我更加恐怖，而恐怖到疲倦之极时，便睡着了。但这恐怖的印象一直延续了许久许久。等到我略略懂得人事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恐怖的夜晚便是"光复"，亦即辛亥革命。那天是宣统三年阴历九月十六日，我们家乡人一说"九月十六"，便意味着是光复的一天。我那恐怖之夜便该是九月十五之夜。
后来，我稍大一些，便深深感到惭愧：伟大的辛亥革命，连阿 Q 都表示拥护的，而我却对之抱恐惧之感，难道我是反革命么？不过"文革"初起时满街大标语上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真使我唤起这两次红色恐怖的回忆来了。
辛亥革命对我的家乡变革不大，袁世凯的奴才蒋雁行窃踞了"江北都督"之位，继而又称为"淮扬镇守使"，除了剪去一条辫子，一切依旧。当然，它对我的好处也是免于留那异常难看的辫子了。可我的双亲为我留了一手：在五岁以前我的头上还是蓄了一圈短发，约三寸长；额前并没有剃，却在头顶上剃光一个圆圈。这在我们家乡名叫"马桶盖"，很不好听。但它有个作用，即和用筷子盘辫子相似：它表示了革命与不革命之间，双方都不得罪。这年我家已经搬进城里住了，家庭进人小康状态，便照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按当时的规格：双亲大人坐在两张椅子上，中间放张茶几，茶几上摆上一座自鸣钟。三位哥哥齐矗矗地侍立在双亲背后。而我则站在茶几之前，左手还抚着一只洋狗﹣﹣当然是绒布做的。而最不光彩之处，便是我那头顶上正留着的"马桶盖"。因此，第二年上为了表示革命，我坚决要求剃掉。但那照片是全家的"珍贵文物"，曾保留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双亲谢世，于抗日战争中失落了。我那副清王朝"遗少"形象也不存在了。但我要向"造反派"发誓，决不是我畏罪而"销赃灭迹"的。
【陈白尘（1908年3月2日—1994年5月28日），中国作家、编剧。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戏剧人士。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1994年5月28日病逝，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