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遭遇战
大约是在五月下旬，吕梁剧社到决死二纵队驻地来进行慰问演出，和我们同住在方山县津良庄。虽然互相都叫不来名字，但总算是熟人了。我们算是主人，自然对他们各方面都热情帮助。纵队领导对他们的到来也很重视，已经是夏天了，他们还没有换夏装，穿的都是掏去了棉花的旧衣裤，后勤部根据首长们的指示，连夜给每人赶制了一套像我们一样的列宁装。当时正好部队整军刚结束，各团都先后在召开总结大会，于是我们两个剧社就联袂到部队去演出。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演出水平比我们高，剧目大都是自己创作的，无论是小话剧还是歌曲都不错，特别是冼星海作曲的《牺盟大合唱》，更受到了官兵们的一致好评。
正在这时候，日寇夏季"扫荡"开始了，敌人调集了两万余兵力分十几路向根据地进攻，来势十分凶猛。领导决定把两个剧社和后勤部这些非战斗人员送到黄河西岸去，以便集中兵力转到外线去进行运动战。接到命令，我们当即整装出发。走了两天到达了临县境内的木坎塔村。从这里穿过临县大川，再往西走，才能到达黄河渡口。第二天从这里出发，沿着一条小沟沟向西前进。一出沟口就到了临县大川，正打算涉漱水河，猛然间发现占领了县城的日寇向北进攻，敌人立即向我们开了火。这一突然遭遇，使这些非战斗人员一下就乱了套。幸亏护送我们的警卫连即时阻击，这才掩护大家转身向沟里撤退。这时忽听有人大声喊："带枪的，向敌人射击！"只见有些带手枪的人，趴在沟口的地切后边，和警卫连一同向敌人开火。我倒是背着一支六五步枪，可惜没有子弹。这支枪是从晋西南背过来的，在警卫排改编为剧社时本应上缴，可剧社演戏需要枪支，经上级批准，只把子弹和手榴弹上缴了，枪支就留下做了道具。我的这支枪，一直是由我保管着。我背这支没有子弹的枪，无法向敌人射击，只能随着大伙跑回沟里。虽然我发现有的人用一种责备的眼光盯我，但我也无暇顾及了。
沟里到处是人员、马匹、驮骤，各单位的建制已经全乱了，大家混在一起向出发地奔跑。这时，沟口那里的枪声愈来愈紧密，不时还有小钢炮的爆炸声。这更促使人们想尽快摆脱这一困境，奔跑得更快了。有的人竟然把背包、挎包、干粮袋都掷了。在奔跑中我遇到了我们剧社的几个同志，一个是古东朝，一个是刘德世，还有一个是小吴。小吴是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她原是静乐县宣传队的，根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不要说跑，连腿都迈不动了。我们只好替她背上背包，两个人架着她跑。跑着跑着，只见前边有些人向山坡上爬。原来是有几头驮骡的鞍架挂扯在一起，牲口又踢又咬，饲养员们鞭打叫骂也分解不开。沟很窄，唯一的这条路全被堵死了。而这时沟口方向的枪炮声愈响愈近，很显然是警卫连抵挡不住，敌人攻过来了。在这紧急情况下，我们几个人慌忙窜进了一条小岔沟。小岔沟里没有路，两旁有一些零七碎八的梯田、挂田，长着一些稀稀拉拉没有一尺高的禾苗，不要说隐蔽，连地皮也盖不住。我们气喘吁吁地又跑了一阵，刘德世忽然发现不远处的乱草丛中有个洞穴。于是大家互相拉扯着爬了进去。一进洞就都跌坐在地上，每个人都像拉风箱一样大声喘气，全身的衣服都被自己的汗水浸湿了，只好解开上衣拿帽子扇风。等喘过气来，这才发现这个洞入口虽然不大，里边却不小，至少有四五丈长。最里边还透出一点亮光，仰头望去可以看到一线蓝天。很显然这是山洪冲刷下的一个天然洞穴，这倒是个藏身的好地方。正在这时，忽听洞外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我忙爬到洞口，拨开乱草窥探，这才发现是我们剧社的三个同志正慌慌急急寻找藏身的地方。我忙招呼他们到洞里来。他们一进洞，同样是跌坐在地上拉风箱一样喘气。
外边枪声已经稀疏了，但声音却很近了。过了好大一阵，忽听对面崖头上有人在大声叫喊："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自动出来，保你们没事！"看样子敌人在搜山，这是汉奸们在瞎咋呼。大家挤在一起，连大气也不敢喘了。我当时心里很犯愁：万一敌人发现了这个山洞该怎么办？七个人中，只有我和古东朝一人背着一支没有子弹的枪，和敌人拼命都没法拼。我想万一出现这种恶劣情况，宁可被敌人炸死在山洞里，也决不能出去当俘虏。我把这个想法，悄悄和几个党员说了，他们也点头同意。
远处近处偶尔传来一两响枪声。我们横七竖八躺在山洞里，又累又乏，饥渴难忍。饥倒好办，每个人的干粮袋里都装着一些干粮；最主要是渴得难受，喉干，嘴干，唇干。喉咙里好像往外冒火焰，实在想咽口唾沫湿润一下，可是嘴干得连一点唾沫都没有，连嘴唇都干得崩开了裂缝，舌尖可以舔到渗出来的鲜血。我曾经受过饥饿的罪，没想到干渴比饥饿还难以忍受。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咬住牙熬煎。估计天黑以后，敌人一定会退走，那样我们就可以摸到村庄里去找点水喝。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听不到洞外有什么响动，没有人声，也没有枪声。不知道敌人是撤走了，还是埋伏在附近等待。这时，洞里的光线已暗淡下去，估计快到傍晚了。但我们不敢贸然出去，打算派人出去侦察一下，刘德世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他摘了帽子，是一头短发，脱去列宁装，里边是一件红布裹肚。这是晋西北青年农民的典型装束。即使万一遇到敌人，也可冒充当地的农民。他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爬出洞口，走了。
过了有一个多小时，刘德世终于回来了。他告我们说敌人已经撤走，失散的人员正陆续向清早出发时的那个村庄集中。我们立即爬出山洞，匆匆赶到村里。村里到处是人员、骡马。街上摆着好多水桶，不少人围着水桶在狂饮。我们也急不可待地挤过去，拿出搪瓷小碗舀上就喝，我一连喝了三四碗凉水，喉咙里才算舒坦了点。之后，很快就找到了我们剧社的人。领导们一清点人数，发现只少了一个人，那是原静乐县宣传队的队长。后来才知道他趁机逃走了。吕梁剧社损失比我们大，驮幕布和汽灯的骡子丢了，还少了两个女同志。当即派人到山沟里寻找，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过后才听说被敌人俘虏后杀害了。这次遭遇战，损失最严重的是后勤部，丢失了好几驮子物资和骡马。其中最重要的是丢了两驮子白洋，那是准备购置棉花、布，为部队换冬装用的；警卫连在战斗中有十来个同志负伤，有两位同志牺牲。他们是为掩护这些非战斗人员转移而流血牺牲的。如果没有他们及时阻击敌人，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日寇已占了临县大川，我们西进过黄河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只好分散开来在临县、方山一带山区打游击。实际上是"游"而无法"击",也就是白天到处转移，夜里找地方睡觉，终于躲过了日寇的锋芒。
大约是七月上旬，夏季反"扫荡"斗争终于结束了。非战斗部队虽然受了不小的损失，战斗队却打了不少胜仗。仅在我们受挫的木坎塔一带就杀伤日寇清水旅团一百多人；而在离石至临县的公路两侧，先后消灭日寇三百五十余人；最大的胜仗是在静乐米峪镇进行的，八路军和新军苦斗三天三夜，歼灭敌精锐主力村上大队一千余人。听到这些捷报，不能不令人由衷地高兴。
在艰苦的日子里
反"扫荡"结束后，我们两个剧社到了临县玉荐村，和司令部、政治部同住在一起。各部队都在进行休整，总结经验教训，表彰英雄模范。这本来是个演出的好时机，可是剧社也正在整编，不能演出。根据晋西北区党委的指示：吕梁剧社编入了决死二纵队建制。因为他们原来的上级领导机构晋西南牺盟中心区已不复存在了，他们成了没娘的孩子。二纵队当然十分乐意接收这一批文艺人才。但一支不到两千人的队伍，没必要同时保留两个剧社，于是就决定合二为一。这自然引起吕梁剧社同志们的思想波动。他们是一个完整的剧社，又有一定的水平，当然不愿意被拆散开。特别是社长凌散（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剧作家林杉）更为不满，甚至伤心地哭了一场。吕梁剧社是他一手培植起来的，有情绪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当时就和指导员王江山一同返回兴县另行分配工作去了。其余的同志倒是遵照上级命令，与我们合编在一起。我们原名黄河剧社，大家都觉得这个名称太大，包含的地域太广。吕梁剧社名称比较切合实际，因为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在吕梁山上。于是，就定名为吕梁剧社。社长还是由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余平若兼任。原吕梁剧社副社长苗波任副社长；指导员仍由赵哲民担任，原吕梁剧社副指导员刘仁锐仍担任副指导员。两个剧社的其他干部，分别担任了分队长、副分队长、戏剧教员、音乐教员、文化教员等职务。原吕梁剧社也有党的组织，于是就和我们合成了一个党支部。李束为任支部书记，我被选成了支部副书记。那时候党组织尚未公开。行政上我还是一个普通社员，但主要精力却是做支部工作。两个单位合在一起，互不熟悉，互不了解，各有各的想法，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特别是当时生活十分困难，吃饭都成了大问题。晋西北本来就是个穷苦地方，地瘠民贫，十年九旱，经过日寇的两次"扫荡"，老百姓的一些存粮大都被敌人烧毁、糟蹋了。这地方夏季作物极少，主要收获是秋天。在这青黄不接的时期，公粮缴不上来，部队当然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援，不要说一天两顿小米饭无法保证，就连黑豆也是论两分配，有一个时期，每人每天只能得到七两黑豆的供应。无法磨成面蒸窝窝头，只好囫囵煮熟连汤带水一块吃。肚子填不饱，人们情绪当然不高，各种怪话都来了。党支部就发动党员个别做思想政治工作，鼓动大家咬紧牙关，克服暂时困难。后来和我一直在一起、至今仍在一起的作家西戎、胡正，都是原吕梁剧社的党员，我们就是那个时期熟悉起来的。
新的吕梁剧社建立以后，社领导本来打算排练一些新的剧目，可惜当时找不到合适的剧本，自己一时半会儿又创作不出来。恰巧这时政治部有人从延安带回来一本油印的《黄河大合唱》。音乐教员李清宇、曲英杰看后赞叹不绝，认为这是破天荒的一部大合唱。于是社里就决定集中精力排练这一节目。每天除了练习唱歌，还上政治课和文化课，为的是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原吕梁剧社那位姓余的文化教员讲地理课。他对世界地理了如指掌，随手就能画出各个主要国家如苏、英、美、德、意、日等国的图形来，并随口可以讲出这些国家的基本情况。这为我后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概况，打下了一个基础。
那时候虽然每天还是吃黑豆，偶尔只能吃到一两顿小米，生活仍然很艰苦，但大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了工作和学习上，再加上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不仅怪话逐渐少了，而且情绪也愈来愈高涨，排练《黄河大合唱》的任务终于顺利完成了。于是就在玉荐村进行了首场演出。演出十分成功，不仅受到了司令部、政治部的赞扬，连村里的老百姓也都叫好。这对剧社全体同志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正当准备到各团演出的时候，百团大战开始了。战斗部队调到了汾（阳）、文（水）、交（城）接敌区；司令部、政治部也开赴前方了，后勤部门所属的修械所、缝纫组以及收留伤病员的休养所等单位，送到了黄河西边的留守处；剧社则暂时移驻方山县城待命。方山城经历了日寇又一次"扫荡"，破坏得更不成样子了。本来就不多的商店都关闭了，全城只有一家卖豆腐的还在营业。不少居民搬到山里去了，平常街上很少行人。不过每到阴历逢五逢十这一天，按照传统习惯，还是有不少四乡的农民来赶集，大都是出卖一些农副产品，也有的是出卖一些自制的小农具。剧社就利用这个机会进行街头宣传，表演一些小节目，倒也吸引了不少观众。那时候，不时可以收到前方传来的捷报：在日寇据守的太汾公路、汾离公路上割了多少电线，炸毁了几座桥梁，袭击了哪个据点，消灭了多少日伪军等等。每逢收到这些振奋人心的喜讯，我们立刻就写成大字报、标语，画成漫画，在城里和附近农村张贴。这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有时前方把俘虏的日军往后方转移，偶尔也路过这里。不论是集日还是平常，总会引来大批人围观，有的气愤谩骂，有的举手要痛打。每逢这时候，我们就主动出来帮助护送人员维持秩序，给群众讲解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后来凡路过这里的日军俘虏都换上了我军服装，这就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有次我军两个战士护送一个日军俘虏路过这里。正逢集日，街上人很多，谁都没有发现其中有日军俘虏。他们坐在豆腐坊门前休息喝水的时候，那个俘虏指着一片烧毁的铺面说了几句话。说的是什么谁也听不懂，但能听出来是日本话。旁边一个卖豆腐的老乡立刻大声喊道："快来看，这里有个日本鬼子！"一下子就拥来了一伙愤怒的人。我当时正在大街上贴标语，连忙跑过去帮助两个战士维持秩序，一面劝说群众，一面把那个日本俘虏推进了豆腐坊。弄不清他是害怕，还是内疚，一进豆腐坊，从身上摸出一片刮胡子的刀片来就割脖子。两个战士用了很大劲，才把刀片夺下来。可他已在脖子上抹了一刀，虽然不深，但鲜血直流。两个战士从挎包里翻出一卷纱布，给他缠裹住，领着他匆匆走了。
这事引起我一股创作冲动，很想试着写个小剧本。于是我把剧社里演出过的那些剧本都认真阅读了一遍。接着又读了一些有关俘虏政策的文件和宣传品。我觉得这个材料可以写成像《放下你的鞭子》那样的街头剧。经过一番思索，就开始偷偷动手写，怕的是让别人知道了，而自己又写不成，变成了一个笑话。每天晚上，我都是等同屋的人睡了之后，才凑在麻油灯下写。连写带修改，总共花了四五天时间，终于写完了。大意是这样的：我军一位排长和一名战士，往后方押送一名日军战俘。来到一个小镇上休息，喝水。正好碰上他弟弟在此卖柴。弟弟告他说家中遭了殃，爹妈被日本鬼子杀害了，房子也被烧了，他就跑到根据地来靠卖柴过活。弟兄二人抱头大哭一场。那个日军战俘也流下了同情的泪，还说了两句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弟弟发现这是个日本人，举起扁担就要打。排长和战士慌忙拦住，当即讲解了我军的俘虏政策，并说听翻译讲，这个日本兵也是穷苦农民，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强迫来打仗的。那个日本战俘也指着胸口说："我的良心，大大的没坏！"最后排长说：把俘虏送到延安，经过学习改造，就可能成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分力量。于是弟弟就帮他们挑上行李一块儿走了。
当时，我壮着胆子把这个剧本送给领导去看。他们认为还不错，内容正合时宜，立刻就挑选演员进行排练。在排练中，导演、演员又做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很快就在方山城里演出了。居然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以往谈到我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篇作品，都说是一九四二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的《第一次侦察》，实际上这个剧本才是我的处女作，虽然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可正式演出过。
我们在方山城住了有一个多月，除了排练一些小节目，进行街头宣传外，每天还是抓紧时间上政治课和文化课。剧社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短期学习班，生活也稍稍有了点改善，虽然基本上还是吃黑豆，但供应的数量多了，可以磨面蒸窝窝头。另外是可以买到豆角、西葫芦一类的蔬菜，总算能填饱肚子。过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都盼望能吃一顿白面、猪肉，谁知从粮库只领回来一些小米。管理员过意不去，他找了几个胆子大的人，连夜宰了一条野狗。第二天做的是小米干饭，狗肉烩菜。虽然不少人吃不惯，但总算开了开荤。
过了中秋节不多几天，我们就接到调动通知，开拔到汾阳、文水边山一带，巡回给部队和地方演出。他们都已多时看不到文艺表演了，对我们的演出很感兴趣，特别是《黄河大合唱》，更加受到了部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汾阳抗日县政府特意送给我们一些白面、羊肉表示慰劳。部队也送给我们一些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饼干、罐头，让我们分享他们的胜利果实。
过了不久，听说晋中平川日寇各大据点都在增兵。看样子在百团大战中受到重大损失的敌人，准备进行报复性的冬季大"扫荡"。据领导部门得到的情报说：这次敌人"扫荡"会更加残酷，将采取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根据这一情况，地方各级政府都忙于发动群众进行坚壁清野，战斗部队则忙于准备战斗。当时气候已一天比一天冷了，我们都还穿着夏天的衣服，而且病号日渐增多，有几个主要演员也病倒了。领导上遂决定让我们到黄河西边去。病号总共有十来个，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无法和剧社一同步行，只好骑毛驴，坐担架。护送我们的是指导员赵哲民和另外两个同志。我病得比较厉害，昏昏迷迷躺在担架上，由沿途各村民夫抬着转送。路上走了几天？不知道。什么时候过的黄河？也不知道。当我清醒了一些的时候，已经住进了二纵队后方留守处的医务所。
这是陕北佳县的一个小山村曹庄。我们剧社的五个重病号，住在一孔石窑里。窑洞很破旧，墙上的泥皮都已剥落了，裸露着不规则的片石，不时往下掉沙土。窑洞的门窗关不严，门外就是街道，不时有冷风吹进来，虽然炉灶里生着火，炕是热的，但屋里还是很冷。我们五个人，除了我和胡正、小魏之外，还有两个女同志，一个叫赵萤（全国解放后任中央科教片厂的编导），一个叫薛滔＜全国解放后成了俄文翻译）。她们得的病和我们相同，都是伤寒、副伤寒。而村里又缺少住房，这就只好挤住在一起了。三个男的睡在炕的一头，两个女的睡在炕的另一头，当时住医务所的伤病员很多，而医护人员很少。照护我们的是临时雇来的一位中年妇女，每天只管烧火、打饭，匆匆干完这几件事就走了。大约人家也怕传染上伤寒。我们大小便只能是互相搀扶着蹒跚到外边去。好在出了门不远就是厕所。后来那位妇女在门口放了一只尿桶。虽然满屋臭味，但这就免去经常冒着风寒到外边去了。每逢女同志要小解时，只要她们说一声，大家就都把头埋在枕头上了。其实，那时候都病得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看别人呢。
过了几天，指导员赵哲民、副社长苗波和剧社几个同志从驻地神泉堡来看我们，并给我们送来了新领到的棉军装。他们告我们说：上级决定整个剧社要到延安去学习。听到这一消息，我们高兴极了，但听到说三两天内就要动身，又都泄气了。我们病得连坐都坐不稳，当然不能一起行动，大家忍不住都哭了。他们只能好言相劝，劝我们安心治病，等病好以后，和住在神泉堡的几个轻病号，随后到延安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如此了。
我们住了不多几天，小魏忽然病情加重了，吃饭喝水咽不下去，连说话都发不出声来。查房的医生一检查，才发现是白喉。立即就抬到了急救室。过了两三天，医生又来查房时叹着气说，小魏已经死了。他年仅十四岁，就被病魔夺去了性命。我们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又过了几天，胡正并发了病毒性痢疾。医生怕传染给我们，就把他隔离到隔壁老乡堆放柴草的破窑洞里。他也是剧社的主要演员，他比我晚生两年，只有十六周岁。医务所里医药奇缺，对有些病症，明知服某种药有特效，但束手无策。而且生活也十分困难，重病号一天可以吃两顿小米粥，一般病号只能吃黑豆面窝窝头。隔不了几天，就能看到民夫们抬着白木棺材从门外走过，这给予我们精神上很大压力。我们都为胡正焦心。幸好那时候医务所何所长常到我们病房来，他是老红军，对文艺有点偏爱，他跑了几十里路，从八路军后方医院找到些药，才把胡正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又搬回了路军后方医院找到些药，才把胡正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又搬回了我们住的窑洞。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