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西南转战到晋西北
回到部队，首先是受到了旅政治部的热情欢迎。对我们一路上的表现大加赞扬，副官处很快就给发了棉衣，每人还发了一件军大衣，拖欠了半年的薪饷也如数补发了。正当我们把那些存放的幕布、服装、道具拿出来，准备排练一些节目向部队汇报演出的时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了。阎锡山的旧部队不断向新军防区进逼，到处寻衅闹摩擦。同蒲铁路上的日军也频繁调动。接着又听说旧军已经和决死二纵队的一部打起来了。上级通知我们要立刻做好战斗准备，并发下了枪支弹药。排练节目只好暂时停止。
正在这时，老唐病倒了，看样子病情很重。我们当即把他抬送到另一个村庄的旅部医务所，临分别的时候，老唐悄悄告我说："形势很紧急，也许从此咱们就要分开了。今后党的关系由赵指导员和你接头。他会找你的。"我早就猜到赵指导员是党员，这下算是证实了。老唐住了医务所，从此就失去和他的联系，好几年都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直到一九四二年春天，有次我在延河边洗衣服，忽然遇到了老唐。当时他正在河对岸的柳树店医科大学学习。原来我们分别不久，他就被顽固军俘虏了。后来带病偷跑出来，经过千辛万苦的长途跋涉，终于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从此就离开了文艺团体，改行学了医。在抗美援朝时期，竟成了一名整形外科大夫。
那次，把老唐送到医务所不久，部队就开始调动了。主要是：向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靠拢，以防范被顽固军各个击破。当时，晋西支队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但八路军不便和阎军公开决裂，所以只好换成决死队和政卫队的番号，以加强新军的战斗力。
有天行军途中，部队集中在一条山沟里开大会。讲话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军人，个子不高，精神抖擞。很快大家就认出来这是二纵队司令员韩钧。他说如今形势很危急，顽固军已和日寇订了协议，一心要消灭抗日力量，为他们投降日寇扫清道路。有些县的牺盟会已经被他们捣砸了，有几位牺盟特派员也被他们杀害了。阎锡山已正式宣布新军为"叛军"，决心要把新军吃掉。战争已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他说他是从秋林会议上不辞而别跑回来的。政卫队司令员张韶芳没有来得及跑脱，这支队伍今后就由他协助领导，他最后说："我们一定要并肩战斗，坚决挫败顽固派的这一罪恶阴谋！"
听了他的讲话，大家都非常愤慨，决心和顽固派血战到底。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部队立即进行了内部调整。当晚根据上级的指示，从我们剧社里挑选了十八个年龄较大、身体健壮的同志组成了一个战斗集体。其余的人和二纵队"长城剧社"以及一些老弱病残，由部队派了一个连的兵力，护送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安全地带。当时我是被挑到战斗集体的，由指导员赵哲民率领我们去找二纵队司令部接受新的任务。行军路上，赵指导员悄悄对我说："以后你就和我发生党的关系。"他还说，"新的任务可能更艰苦，党员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把他的话记在心里。
决死二纵队司令部究竟在哪里？只知道个大的方向。因为那时候部队是边打边走，不时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枪炮声，我们只能是用急行军的速度追赶。一直追到第二天半下午，才在孝义弓阳镇追上司令部。可是我们刚到，他们又动身开拔了。我们已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个个疲乏不堪，只好暂停下来搞饭吃。看起来街上倒是有几家卖食品的小摊贩，可是吃的东西都被前边来的部队买光了。我们找到村长，想买些米面起火，谁知道老乡家里现成的米面也被先头部队买光了。后来好不容易才买到半簸箕莜麦。我们知道这东西是要炒熟以后磨成面，蒸熟之后才能吃，可时间来不及了，只好在开水锅里煮熟吃。因为每粒莜麦上都有无数小绒毛，吃在嘴里扎喉咙，咽起来十分困难，但也没有别的办法。这时后卫部队也赶上来了。我们只好跟着后卫部队继续赶路。
太阳逐渐西沉，天气愈来愈黑，好在路旁积雪泛着白光，倒也能看见人踩下的道路，个顶个向山上一步步爬行。身体困倦得很厉害，只想能躺下来睡一会儿，不由得边走边打盹。只要前边人停一下，后边人的脑袋就会碰到前边人的背包上。费气败力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忽然听到路旁不远处的土崖下传来一阵驴叫，这说明已经半夜了。估计那里一定有人家，我们想找点东西充饥。循声走去，果然有一户山庄窝铺。三言两语就买到了一箩头山药蛋，大家都感到喜出望外，恨不得立刻就煮熟。当我和牛文把药蛋煮熟以后，才发现所有的人都已在隔壁一孔破土窑的麦秸堆上睡着了，怎么叫都叫不起来，满土窑里一片鼾声。我俩本来早已疲困不堪，如今又被大家的鼾声所感染，再也支撑不住了，手里拿的一块山药蛋没吃完也就躺倒在麦秸堆上睡着了。
等我被人叫醒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早醒来的人都忙着吃夜里煮下的山药蛋。我们匆匆吃喝完，急忙起身，爬上崖头才发现太阳不是愈来愈高，而是愈来愈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是半下午了。
路上空无一人，马匹留下的粪便都已冻成了铁蛋。显然后卫部队已过去很久，我们掉队了。大家不由得紧张起来，都发愁找不到队伍怎么办。指导员老赵说："咱们十八个人，十八条枪，万一找不到队伍就打游击，没什么可怕的。"这一说大家也就安心了。
我们沿着人、牲口在雪地上踏下的那条路，一直向前追赶。傍晚到了一个较大的村庄，这才找到了司令部。当即和从长城剧社抽调出来的一些人组成一个警卫排，编入了警卫连序列。排是孙谦，我被指派为三班副班长。赵哲民是警卫连的指导员。连长姓何，个子不高，精神抖擞。据说他以前是陕北红军，打仗很勇猛。警卫连除我们这个排外，另外还有一个通信排、一个骑兵侦察排。他们的任务是传递信息，了解情况。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司令部的代号改为"黄河部"，首长们名字改成了号码，如二 O 一、二 O 二、二 O 三等等。行军时候我们是"黄河部"的前锋，宿营时就给首长们站内卫，也就是在首长们的屋门口站岗。班长、副班长不站岗，但要带班。隔一阵要去查哨，还要看香头带人换岗，那时候，没有钟表，只能点香头计时间。因而轮到带班，一夜都不能合眼。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押解清理出来的个别顽固分子。那时候，新军里也并不纯洁，除了有少数反动旧军官外，还混有阎锡山的一些特工。他们趁机作乱，有几个团里已发生过几起恶性事件，有的把政工人员暗杀了，有的阴谋搞哗变。在那种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反正你不收拾他，他就收拾你。
我们由于接触首长的机会多一些，有时从他们的一言半语中，也可知道一点总的情况，诸如某几个团在某地打了胜仗，某几个团在某处受了挫折，等等。但我们不能问，也不能向人说，只能搁在心里。这是铁的纪律。部队本来打算向西南方向打，冲到顽军后方去。可是敌人兵力比我们多得多，打了几天打不过去，再坚持下去，很可能被顽军吃掉，于是又折向北方，准备跨过汾离公路到晋西北去，和决死四纵队、工卫队、暂一师等新军会合。一路上倒没有发生什么阻拦，只是在过汾离公路时出了点差错。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汾离公路南边的一个山村里，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先头部队已摧毁了公路上日军的碉堡，于是我们立刻前进。通过公路首先要过一条河，那条河叫三川河，当地人称四十里冒气河，河不算宽，水也不算深，但经常是雾蒙蒙，十冬腊月也不结冰。河上架着一座人行便桥，所谓便桥，实际上就是两岸架了几根椽子，人踏上去晃晃悠悠。过了河爬上一个土坡就是汾离公路。我们警卫连还是走在队伍前边。刚刚爬到半坡里，猛然公路上传来一阵枪声，这一突然情况使人们都有点吃惊。首先沉不住气的是最前边的骑兵排，他们调转马头就往坡下冲，我们排被冲乱了，也只好转身退了下来，谁也顾不及从桥上走，乱纷纷涉水过了河。这时枪声愈来愈紧密，远远可以看到忽隐忽现的汽车灯光，一时间河滩里人喊叫，乱成了一窝蜂。忽然发现韩钧司令员站在那里，他还没有过河，大概是在那里观察动静。我们忙围了过去。排长孙谦、二班长李束为齐声说："二 O 一，有我们保卫你！"他什么话也没有说，随即就跟着我们退回到出发时的那个山村里。其余的人也逐渐都退了回来不知前边发生了什么情况，只好等待后卫部队上来打开通道。
这期间，我和张朋明被派到村外去站岗，主要是监视河滩里的动向。到了岗位上，这才发现过河时候枪栓着水，结了冰，怎么也拉不开了。两个人急得没有办法，商量了一阵，只好往枪栓那里撒尿。这办法居然奏了效，枪栓终于拉开了。我们立即用大衣揩干尿水，推上顶门子弹，这才算安下心来。
公路那里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河滩里却安安静静。残月发出冷冷的寒光，西北风不停地吹着，我们都冻得直打哆嗦。特别是脚冻得失去了知觉，使劲踏步都不解决问题，因为脚和袜子、鞋都冰冻在一起了。后来就用枪托和手刮了些浮土，把脚埋了起来，心里觉得似乎好点了。这期间，我们看到后卫部队开上去了，隐隐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冲锋号声。很快传来了新的讯息：原来这是从汾阳城开来的四汽车日军，已经被后卫部队打垮了。这样我们才顺利通过了汾离公路。
一过公路，急行军走了二十多里，这才在一个小村子停下来休息。这时已是后半夜了，村子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除了首长、电台、参谋人员以外，其余的人只好在村边的打谷场上停留。用场上堆的高粱秆烧了几堆火，大家围着火堆脱下鞋袜、裤子来烘烤。有的人棉裤里还有条裤衩，有的人脱了棉裤就成了光屁股。好在没有女人，谁也顾不得笑话谁了。连部还派人找老乡熬来几桶稀饭，买来一些枣子。后来才知道这一带盛产红枣，是农民的一笔收入。吃喝完毕天就亮了。这时何连长带着一个老乡交代给孙谦，说这是带路的向导，要他多加关照。意思就是要他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让跑了。可是等到吹了集合号，队伍要集合出发的时候，何连长发现向导不在了。何连长立时大发雷霆，孙谦说，向导因天气太冷，要回去拿件皮袄，他就让他回去了。可何连长根本不容他解释，指着鼻子大骂不止，骂得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孙谦倒是没发火，只站在那里听着。我们却有点忍受不住了，觉得你一个小连长，竟然这样训斥我们的导演。当时也不知哪儿来的那股火气，几个人端着枪把何连长团团围住。大概何连长也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一声也不吭，愣愣地站在那里。幸好这时那位向导夹着一件老羊皮袄走来，这场纠纷才算告一段落。
队伍出发前，在村边站好了队列。二 O 一怒气冲冲走来讲话。他首先把骑兵排长叫出队列大加训斥，斥责他临阵惊慌失措，不仅不立即进行抵抗，反而搅乱了自己的队伍。二 O 一越说越有气，大声吼道："你是骑兵排长，竟然把自己骑的马丢了！应当枪毙！"骑兵排长"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不住嘴地检讨。二 O 一铁青着脸一声不吭。后来还是另外几个首长出来替他求情，二 O 一才改了口："至少要关禁闭！"随即大声喊道："警卫排！"我们慌忙跨前一步，每个人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只以为刚才围攻连长的事让他知道了，不知道要受什么处罚。没想到二 O 一说道："这次遭遇战，这些小青年临危不乱，表现很好，值得表扬！"听了这话，我们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跌回肚里。
从这里出发，当天赶到临县招贤镇附近的任家山村，住下来休息。第二天就是一九四○年元旦。正好供给部没收了镇上顽固军开设的一座杂货店，给各单位分发了一些胡麻油、白糖，还发了几斤羊肉，总算是过了个年。
这里距临县县城不远。临县县城是顽固军骑一军军部所在地，集中了不少兵力。怕他们突然袭击，没敢多停留，过了年的第二天就又开拔了。绕过临县县城经方山，到了交城山里，之后又转战到静乐县娄烦，这才住下来进行休整。
娄烦是静乐的一个大镇子，盘踞在这里的顽固军已撤走了，来不及转走的粮食、物资就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我们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以往每天是饥一顿饱一顿瞎凑合，如今每天可以按时开饭，吃的是小米、莜面、山药蛋，菜里经常有点羊肉。每天除了夜间站内卫之外，白天也要站岗放哨，因为正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来了许多骑马带警卫员的首长，是些什么人我们不清楚。开了两天会就分头走了。接着部队就进行整编。我们警卫连也做了一些变动。孙谦被提升为副指导员，新派来一位姓杨的排长，山东口音，中年人，据他自我介绍说，曾在苏联远东红军中干过。我被临时抽调到政治部宣传科工作，具体任务是帮助张树森刻印张贴传单。
张树森就是现在的画家苏光。当时他是宣传科的干事，年龄比我大几岁，本事也比我强得多。不仅能写会画，而且还会刻蜡版，字刻得又工整又清楚。我只是帮他裁纸，用油印机印刷。传单的内容大都是揭露顽固军勾结日寇妄想消灭抗日新军的罪恶阴谋，号召老百姓支援抗日新军彻底打败顽固军。也有的是表明我军纪律的。传单刚印好，上级就下了战斗动员令，配合友军总攻盘踞在临县县城的顽固军。我的任务是跟着先头部队贴传单。这样我就离开"黄河部"到了战斗部队。每天起来，除了急行军、贴传单之外，也参加过几次战斗。
我第一次上火线是攻击顽固军据守的一个村庄。我跟随的这个连担任正面攻击。半夜出发，部队运动到离村约半里之遥的地方，成散兵线隐蔽在地愣后边，不准抽烟，不准说话，也不准咳嗽。每个人左胳膊上都缠着一条白毛巾，为的是互相识别。夜很静，天气冷得厉害，可以隐隐听到村边敌人哨兵喝问口令声和跺脚的声音。而我们则手脚冻得都麻木了也不敢动一动。快到黎明时候，猛然看到远处升起一红一绿两颗信号弹，这表明突击连已到达村后预定位置。连长立即下令开火，接着就吹起了冲锋号。我们趴在地切后边打枪，边"冲呀！杀呀！"地大声呐喊，目的就是要吸引敌人的火力。果然敌人的轻重机枪一齐向我们射击，子弹打得地愣上尘土飞扬，鼻孔里满是火药味。初开始战斗时，我又兴奋，又紧张，还有点害怕，小腿肚忍不住颤抖。打着打着也就不在乎了。不久，村子里传来了连天的喊杀声，显然是突击连已经冲进去了。连长立即带领我们也向村里冲去。敌人狼狈窜逃了，连架在那里的重机枪都扔下了。
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经历的真正战场生活。
我们经过几天的战斗，终于开进了临县县城。顽军都已向南溃逃，别的部队尾随追击，我们就负责维持城里的秩序，以防止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哄抢商店物资。部队派出许多岗哨维持治安，我则是提着襁糊桶满城贴标语。路过一家财主大院子门口，碰到我认识的一位排长，正指挥几个战士在那里清扫。据说这是顽固军大官们住过的地方，我顺便进去看了看。只见院里、屋里到处扔着空香烟盒、空罐头盒、空酒瓶子；另外还有一些女人用过的化妆品、破丝袜、旧高跟鞋之类的杂物。看来这些人在战争时期仍然过着花天酒地寻欢作乐的生活。
临县县城是个依山傍水的山城，顽军是被迫撤走的，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因而也没有遭到什么破坏。只是顽军盘踞时候拆了一些民房，修了一些工事。撤走的时候抓了些民夫，留下许多垃圾。开头市民有点惶惶然，但很快就安定下来，商店也都陆续开门了。
过了几天，在城外的河滩里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新军各部队的领导人都来了。新军总指挥暂一师师长国民党元老续范亭在会上宣布反顽固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今后的任务是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反顽固斗争"也叫"晋西事变"，也叫"十二月政变"，就这样结束了。
峰回路转又到剧团
祝捷大会开过后，决死二纵队开赴方山县整训，我又回到了警卫排。当时，司令部和政治部驻在吃洞镇，而警卫排则驻在了相距十来里的庸庄，这也就没有了站内卫的任务。有一天，政治部组织科派来一位姓郝的女同志，点名召集我们一部分人开会。我看到除了指导员赵哲民、副指导员孙谦之外，还有工作员曲英杰，班长、副班长李束为、牛文、郭生以及古东朝、王治坤等几个队员。郝同志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咱们开个党员会！"这一说，大家感到又惊又喜，都以奇异的眼光互相观望，以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谁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党员。接着她说要建立党支部，指定赵哲民为支部书记，李束为是组织委员，我是宣传委员。然后又说了说今后的任务：部队需要有专门的宣传队伍，但原来二纵队的长城剧社、政卫队的前锋剧社，都不可能回来了。领导决定以我们警卫排为基础，再从各团抽调一些文艺骨干，重新组建一个剧团。另外是战斗部队在汾离公路附近截留了静乐县的一个小宣传队，他们是被顽固军裹挟着向公路附近截留了静乐县的一个小宣传队，他们是被顽固军裹挟着向南逃跑。他们不愿意离开本乡本土，愿意参加决死二纵队。领导上决定把他们和我们合并在一起。郝同志要求我们要热情对待这些人，要多做些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党的任务。
开完党员会的第二天，就来了两个女同志，一个叫杨毅，一个叫任耀亭。她们都是随战斗部队从晋西南打到晋西北来的。过了没几天，静乐县的宣传队也来了，有二十多个人。除了少数几个年岁稍大点的之外，大都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其中有四五个女同志。他们都有点文化，穿戴得也比我们整洁。开头，他们听说我们是警卫排，都有点局促不安，看到我们穿着破军衣，带着枪弹，以为我们都是些大老粗，又有点瞧不起。第一次在一起学唱歌的时候，我们拿着油印的歌谱就可以唱，而他们却要一句一句教，这又使他们很惊奇。后来得知我们曾经也是文艺兵，而且资格还比他们老，这才改变了看法。当时正好赶上过春节，我们在一起包饺子，开联欢会，又主动和他们聊闲天，关系逐渐也就融洽了。
过完春节就正式宣布成立剧社。晋西事变时，决死二纵队的代号叫"黄河部"，于是就把新组建的剧社命名为黄河剧社。社长由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余平若兼任，指导员还是赵哲民，导演还是孙谦，音乐指挥还是曲英杰。一些不适于在剧社工作的同志调到了别的部门。剧社组成了近四十人的一支队伍。刚刚整编完，日寇就开始进行春季"扫荡"，千余日军向方山川扑来，战斗队忙于阻击敌人，我们则转移到曹家山继续进行整顿。
这期间，我被抽调到政治部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报到以后才知道实际上是党员集训班。主要是学习《党章》《党纲》《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等文件。那时，党中央已宣布决死二纵队正式编入党军，还从延安派来一个整军工作团，帮助进行整训。薪饷制已改成了供给制。强调要加强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要向八路军看齐。反对游击习气，要树立建设根据地的观念，密切军民关系。我们从晋西南打到晋西北来，在行军作战的紧急情况下，偶尔也有违犯群众纪律的行为。特别是遇到属于顽固军的财物，更是随便取用。我们打到交城山里横尖镇的时候，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由于顽固军撤走时进行欺骗宣传，老百姓不明真相，把粮食埋藏起来，人都跑光了。正好这里有一个畜牧场，养着一些美利坚羊和荷兰牛，于是我们就杀羊吃，觉得反正这是顽固军的东西，吃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临走又赶了两头牛，准备必要时食用。路上遇到八路军一位骑马带警卫员的首长，他问我们赶着牛干什么，我们如实做了回答。他当即把我们批评了一顿，他说这是人民的财物，绝不能破坏。我们虽然心里有点不服，但还是把牛送回畜牧场去了。可见当时我们并没有建设根据地的观念。
我在学习班学了不到一个月，自觉对党对革命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截儿。特别是懂得了建设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没有巩固的根据地，部队就不可能发展壮大，也就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我回到剧社的时候，春季反"扫荡"已结束，剧社又返回方山川里，住在庸庄对面的津良庄。他正忙着排练节目，准备参加庆祝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的会演。我除了秘密进行支部工作外，主要是协助郭生画布景，制作道具。为了采购颜料等用品，我俩相随去了一趟方山县城。
方山县城很小，人们开玩笑说：一个卖菜的挑着菜担一进南门就吆喊：卖葱儿、芫姜、辣椒、黄瓜、新蒜来！刚吆喊完，已经出北门了。这虽然有点夸张，不过县城确实小得可怜，除了南北两个城门和破塌的土城墙外，和一个普通村庄差不多。特别是经过日寇"扫荡"，更显得荒凉冷落。有两间铺面被烧毁了，街上到处是血污、鸡毛、打破的太阳牌啤酒瓶。靠近南门有一家杂货铺，酱缸、醋瓮被打破了，醋、酱流了一地，货物扔得乱七八糟。一个四十来岁的掌柜正忙着清扫整理。我们告他说要买一些颜料、纸张。他说："你们自己挑选吧，有日本鬼子糟害的，还没有抗日部队用的？这还用得着买吗？"我们帮他整理货物，挑选了一些需用的东西，最后还是按价付了他钱。他告我们说，日寇骑兵在城里住了三天，遭受破坏最厉害的是县立高校。于是我们顺便到全县这座最高学府看了看。学校确实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院子里，操场上，到处是一堆堆熄灭了的篝火，灰堆中尽是一些烧残了的桌、凳腿和书籍。四周扔着许多空罐头盒、太阳牌空啤酒瓶、鸡毛、骨头……教室里空空荡荡，满地是马粪、乱草、粮食。有的门窗也被拆卸下来当柴火烧了。看到这一凄凉景象，不能不激起对日寇的深仇大恨。我们在灰堆中发现了"万有文库"的一些残本，有的被烧焦了，有的被扯烂了，其中也有一些完好的本子。我们翻捡了半天，竟然找到了几本中外文学名著，于是就带回了剧社。后来又有人去翻捡回来一些文艺作品。这些书就成了大家传阅的精神食粮。
五月间，剧社按期到达了兴县县城，准备参加会演。兴县是当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首府，虽然也是一座山城，但尚未遭到日寇的破坏，市面上显得很繁荣。沿蔚汾河的那条主要大街上，有许多卖食品的小摊贩，大都是卖油糕、粉汤，这算是兴县县城的一大特色。参加会演的除了新军和八路军的剧团外，也有地方上的剧团，总共有十几个单位。集中住在城内相连的几座大院子里，一色是青砖青瓦，雕梁画栋。虽然都已陈旧了，但仍显出当年的气势。据说这是清朝乾隆年间宰相孙嘉淦的宅第，没想到这么个偏僻的小县里，还出过这样一位人物。
十几个剧团的青年男女住在一起，整天跳跳蹦蹦，吹拉弹唱，引得附近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看热闹。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剧团的装束。临起身的时候，我们已换了夏装，我们的服装不是部队统一发的那种灰军衣，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供给部就专门给我们一人做了一套天蓝色的列宁装：小翻领，紧袖口，胸前有半排扣子，再配上一顶六角帽。这就显得很特别了。这身打扮，自然引来了人们奇异的目光，闹得我们很不自在。
县城里没有较大的场地，也没有比较大的舞台，庆祝会是在城外李家湾河滩临时搭的主席台上进行的。晋西北的军、政首长，各界头面人物都来了，参加会的群众约有万余人。会议开得既热烈又隆重，从此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有了人民自己的政权。
开完庆祝会，然后就进行文艺会演。白天黑夜轮番演出，这是兴县从来没有过的文艺盛举。几十里以外的山民都拖儿带女赶来看热闹。河滩里经常是人山人海。我们是新组建的剧社，节目一般，水平也不高，但仍然吸引了不少观众。比较突出的是一二 O 师战斗剧社，他们的节目是自编自演，剧名叫《一万元》，内容是描写兴县开明绅士牛友兰，捐赠一万白洋支持新政权建设的故事；还有吕梁剧社的《牺盟大合唱》也引起轰动。他们原是晋西南牺盟中心区的剧社，十二月政变前赴陕西延安一带演出。他们是从延安赶来参加这一盛会的。《牺盟大合唱》是由二纵队政治部干事傅东岱作词，由冼星海谱曲的一部组歌，这是他们献给晋西北军民的一份厚礼。其他剧社的节目虽然水平不算高，但各有千秋。这次会演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文艺大检阅，也是文艺界的一次业务交流会。我们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会演结束后，我们返回驻地，稍事休息，随即准备到部队演出。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党员上。根据支部确定的对象，经过多方考查，多次谈心，在红五月，我介绍两位同志加入了党组织，一位叫张朋明，他是和我们一同从晋西南打到晋西北来的；另一位叫刘德世，他是原静乐县宣传队里第一个加入中共的党员。支部主持了他们的入党仪式。晚上，在一孔小窑洞里，在临时制作的党旗和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低声唱了《国际歌》。我入党时候没有举行过入党仪式，这可以说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既简单而又严肃隆重的会，心情同样感到无比激动。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