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筹备劳模会
劳模会筹备处设在盘塘。村子紧靠黄河西岸，河东岸是山西兴县峪口镇，这是相对的两个渡口，是当时晋西北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延安派赴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人员，大都要经过这里，反之也一样。两村都有一些大木船，每天来往摆渡。盘塘村子虽然不大，但人来人往显得很热闹。
筹备处的负责人是行署财政处处长白如冰（"文革"后曾任山东省委书记）。我在洪涛印刷厂蹲点时，有次他去厂里视察，曾在一起吃过饭，算是有一面之识。筹备处下设后勤、接待、会务等几个小组。我报到以后，被分派到会务组，负责整理各县报来的劳模材料。材料都是油印好的，一式十几份。有的写得很详细，有的写得比较简单。但都不便改动，只能把那些明显的错别字改正过来。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参加这次劳模会的人有男有女，有青年，也有老头，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产业工人和农村匠人。他们都是为支援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读完这些材料之后，白如冰同志要我去三位劳模家乡走一趟。他们是兴县的温象拴，宁武县的张初元，临县的张秋林。任务很简单，主要和他们本人核对几个数字，顺便了解一下当地群众对他们的反映。
接受了任务，第二天我就背起背包到了温象拴家乡温家寨。
温家寨有五六十户人家，村子紧贴一条黄土山梁。温象拴家住在村当中两孔土窑洞里。没有院墙的院子里堆满了柴火，有几只鸡在柴火中啄食。窑门口挂着不少留作种子的大玉茭棒子、大谷穗，还有一串红红的辣椒。这是个山区典型的农家小院。温象拴年纪四十岁左右，一看就知道是个勤劳憨厚的老实农民。因为我看过他的材料，虽然是初次见面，但我有一种见到熟人的感觉。他留我就在他家吃饭，我也就没有客气。恰巧这天是他小儿子过生日，做的是油糕、粉汤。这算是农家最好的饭了。我们刚坐到炕上，正要动筷子，忽听远处有人可着嗓子大喊大叫："狼来了！快打狼！"温象拴立刻跳到地上，从门后拖了把铁锹就冲出去了。我也慌忙跑到院里。这时才看到村对面山坡上有一大群羊，从山峁上扑下来四五只狼，冲入了羊群。羊群立刻被冲散了，放羊的边叫喊，边拿着放羊铲在追打，两只护羊狗也狂吠着向狼攻击。村里男女老少都跑出来了，有的大声呐喊，有的敲锣，敲洗脸盆。而温象拴和村里几个年轻人则是拿着农具向对面坡上奔跑。我忽然发现山峁上有一只狼，像石狮子一样一动不动蹲在那里。它猛然间嗥叫了两声，冲到羊群里的那些狼，像听到撤退的命令一样，立刻放弃就要到口的食物，向山卵上跑去。那只蹲着的狼，一直等到所有的同类隐没到峁后，它才慢悠悠地走了。
以往我曾听到过不少有关狼的传说，这次却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狼。而且目睹了它们有组织的进攻和撤退。这次幸亏人多势众，赶救及时，羊群总算没有受到损失。据温象拴告诉我说，这群羊分属于村里各家各户，是合伙雇人放牧的，其中也有他家的几只。我们边吃饭，边闲聊。我顺便问了他几个数字：这两年的粮食产量、缴公粮的数目。他说的和材料上的基本相同，只是多了一些零头。他给我看了缴公粮的收据。
我本来打算晚上找些农民谈谈对温象拴的看法，恰好这天下午来了一个农村调查组，其中有一位还骑着马，带着警卫员。据说此人叫吴亮平，是从延安来的，专门了解、研究农村问题。晚上他们召集一些农民开调查会。我也参加了。他们主要是了解减租减息前后农民的收入和负担，以及近年来大生产的情况。说到大生产，不少人都举温象拴做例证。从发言中可以听得出来，大家都把温象拴当作学习的楷模。我没有花多少工夫就把任务完成了。看样子调查组要在温家寨住一阵子，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我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奔赴宁武县去找张初元。
从兴县去宁武要经过岢岚县。我急匆匆走了两天才到了宁武境内。宁武是汾河的发源地，县城及沿汾河的几个集镇都是敌人的据点。张初元的村子新堡是接敌区，我人生地不熟，不好贸然而去。几经周折才在一个山村里找到抗日县政府，同时也就找到了县抗联。那时县抗联实际上就是中共县委会。他们告我说，县武委会正要开民兵工作会议，张初元很快就会来。我知道张初元不仅是县里的劳动模范，也是县里的模范民兵。这样的会议，他当然要出席。果然第二天傍晚他来了。
张初元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身体很壮实，戴着一顶旧毡帽，穿着一件旧光板老羊皮袄。白天穿在身上，夜里就当被子。当天我有意和他住在一起，房东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一听说他是张初元，显得很热情。不仅把炕烧得很热，而且还拿来一些山药蛋让我们烧着吃。看来张初元在这一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人物了。有关他劳动生产以及当民兵的事情，材料上都已经有了。这天晚上，我除了对证几个数字外，主要是让他谈个人的出身、经历。他小时候生活很苦，十来岁就给地主家当放羊娃，长大以后租种过地，下小煤窑掏过炭，一年劳动三百六十天，全家仍然填不饱肚子。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减租减息，日子才有了好转。年轻时候他打过野猪，枪法准，胆子大，当民兵以后，自然而然就成了负责人。开始他们只是站岗放哨，有了情况就发动群众转移，后来又开展了地雷战，变被动为主动。迫使敌伪轻易不敢来骚扰，终于使群众能安心生产了。
张初元看样子是个粗粗笨笨的庄稼汉子，讲话却很有水平，而且语言幽默、风趣、有滋有味。我边听边往小本子上记录，直到把一灯盏油熬完，这才躺下来睡觉。
第二天，开会的人还没有到齐，我又和他聊了一上午。我本来打算等他们开完会，相随他到新堡走一趟，但抗联的同志不同意。因为我毕竟是上级机关派来的，他们怕万一出点问题不好交代。我只好打消这个主意，当即动身去临县找张秋林。
从这里去临县，仍要经过岢岚、兴县。走到这两县交界处的烧炭山下，遇到了一场暴风雪，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晃得人眼都睁不开了，只好在山根底下一个村里住下来。那时，在根据地内行军走路，只要带着路条，身上装着粮票、菜金，随处可以住宿。老乡们也乐意接待，粮票不但可以顶公粮，还省下了肩挑驴驮往粮站缴粮的负担。菜金虽然不多，也总算有了点称盐打醋的零花钱。
第二天，雪倒是停了，可积雪有尺把厚，荒山野岭上到处是白茫茫一片，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路。我不便冒险乱撞，只好住在这里等待。一连等待了三天，这才看到有人赶着毛驴向山上爬行。我忙背起背包，跟着蹄痕脚印上了路。爬过上下十来里的烧炭山，就到了兴县界河口。算计了一下日子，离劳模会开幕式很近了，我怕去了临县到时候赶不回去，于是就自作主张直接回到了盘塘，向白如冰同志汇报后，他没有提出异议，要我赶快投入会议准备工作。
筹备处又从各单位抽调来一些人，都是为大会服务的。后勤组和接待组忙着在村前黄河滩里搭台子；在村中打谷场上泥灶火；杀猪宰羊，收拾打扫住处。劳模们的住处也是借用村子里老乡的窑洞，有的窑里有能烧火的热炕，有的只是个空窑洞，这就只好泥火炉，铺上干草打地铺；我们会务组，则是忙于写会标，写标语，画漫画，布置会场。这一任务，主要落在了侯凯（解放后任北京荣宝斋经理）和我的头上。侯凯是从晋西北艺校抽调来的美术干部，年龄与我相仿，工作相当热情。我们除了写写画画，还要领着几个女同志制作劳模们胸前佩戴的大红花。时间紧，任务重，每天都要忙到半夜。会务组的同志看到我们很辛苦，特意买了一筐海红子、一筐海棠果慰劳我们。海红子有拇指头大，像红色的玛瑙；海棠果有核桃大小，呈土黄色。据说这是保德县的特产，是小贩们驴驮肩挑贩运来的。正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这些小果子像冰蛋一样硬，根本咬不动，只好泡在热水中使它解冻。可谁知这样一来表面上软了，里边还是坚硬。房东看到后忙端来一盆冷水，把果子泡在了冷水里。泡了一会儿，只见每颗果子外边都结了一层冰壳，把冰壳敲掉，果子就软了，又甜又酸，非常好吃。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筹备工作刚刚就绪，各县的劳模就陆续报到了。小小的盘塘村，一下子就变得热闹起来。村口搭起了一座柏叶牌楼，村街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喧天的锣鼓迎接各地来的这些英雄人物，真像过大年、娶媳妇一样热闹。我又一次见到了张初元和温象拴，同时也见到了临县的张秋林。这是个年轻媳妇，人长得蛮漂亮，也很大方。她是纺线织布的能手，在她带动下，许多妇女把织下的土布售给公家，这对解决机关职工的穿衣问题起了很大作用。我当即找她核对了几个数字，总算把以前布置的那项任务交代了。
劳模大会的会场就设在河滩里。新垒起的土台上搭着席棚，算是主席台。露天会场里生了几个大炉子，四周埋了一些门扇、木板，上边挂满了农、工、青、妇各抗日团体赠送的锦旗。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人们的情绪却很高。开幕式相当隆重，中共晋绥分局、军区、行署的首长们都出席讲了话。各人民团体致贺词，劳模们相继发言，汇报他们的成就，讲述今后的打算。白天开大会，晚上开小组会，互相交流经验。另外还要接受记者们的采访。当时，新华社晋西北分社、《抗战日报》、《晋西大众报》、军区《战斗报》都派记者驻会。他们除了报道会议消息外，也写人物专访。会务组指定我接待，安排他们的活动。我趁机也就跟着他们采访。这对我来说，倒也是个学习的好机会。张秋凤、张初元、温象拴、张秋林等几位劳模都有记者写了，于是我就写了保德县一位能工巧匠的事迹，后来发表在《抗战日报》上，可惜如今把题目都忘了。
会议紧紧张张开了一周，闭幕式达到了高潮，所有劳模都获得了"劳动英雄"奖状。另外还依据各人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了物质奖励。奖品有大黄牛、现金、纺车以及锹、锄等小农具。张初元被评为特级劳模，除奖了一头大黄牛外，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还亲手奖给他一支步枪和一条子弹袋，授予他"劳武结合模范"称号，成了抗日根据地劳动生产和对敌斗争的楷模。
文艺整风结硕果
劳模大会结束后，大会工作人员各回单位，正好这时候接到文联通知，要我直接回文联机关参加学习，我也就背起背包离开了盘塘。
当时文联驻在河西贾家沟，文艺工作队分派到各县深入生活的同志都已集中回来了。好多人我都不认识，连队长卢梦也是第一次见面。孙谦、西戎、胡正、束为、牛文、郭生这些老战友，虽然分别还不到一年，但见到他们感到十分高兴。我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可他们都显得有点惶惶不安，只是苦笑着点点头，连话都不敢说。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是怎么回事了：各机关都在进行"坦白运动"，纪律很严，谁敢不遵守呢？
贾家沟村子不算大，可驻了好几个文艺团体，除文联外还有"鲁艺"晋西北分院，都在进行"坦白运动"。我回去的时候，急风暴雨式的高潮已经过去了，转入了小组重点突破。
我在的这个小组里，重点突破对象竟然是李束为，这使我大为吃惊。李束为的出身、经历我清楚。他是山东东平县人，高小毕业以后，由亲友举荐到济南一个小铺里当学徒。不久，小铺赔塌了，他在回家的路上衣物、行李被骗子骗走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正好遇到晋军在山东招兵，那时候阎锡山认为山东人打仗勇敢，又能吃苦，因而常去那里招兵。于是李束为就吃粮当兵来到了山西。当时正是红军东征时期，阎锡山怕红军进攻太原，忙于在城周围修筑工事。他和其他新兵一样，整天被逼着在太原城外挖战壕。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脱离旧军，参加了新成立的学生游击队，后来又编入了新军政卫队。我和他在一起相处五年多了，我弄不清他会有什么问题。在小组会上从积极分子的追问中，我才知道不是要他交代历史，而是要他"坦白"在延安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而他矢口否认。他也知道自己成了重点，每天吃完早饭，早早就坐在炕角的行李上，把棉帽子护耳放下来，嘴里叼着支自制的小旱烟袋，抽着烟，等待开会劝他"坦白"。可是不管人们怎样劝说，他只有一句话："我没啥可坦白的！"说完继续抽烟。再有人劝说，他一概不予回答。于是小组会就批判他的"顽固"态度，接着是学习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等。当有人追问他在延安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时，他也只有一句话："拿材料吧，拿出来枪毙！"说完，除了抽烟，连嘴也不张了。
当时，我对李束为的问题十分困惑。他是在抗日前线入党的，是有觉悟的党员，并且还担任过支部书记，他怎么会参加反动组织呢？说他没问题吧，可领导上为什么偏偏把他当作"重点"呢？小组里连着几天都是开他的会，他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两句话，开会开得大家都有点烦了。后来"坦白运动"告一段落，他的"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谁知在"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从公安局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个材料，就又作为审查他的重要问题之一。当时我们都被打倒了，一同受批判，一同挨斗争，后来又一同住了学习班。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和西戎、孙谦都获得了解放，分派到农村去插队，而李束为则留在学习班继续接受审查。直到打倒"四人帮"再见到束为时，才知道他的"问题"是这么回事：延安"坦白运动"是康生直接领导的，推行的是"逼、供、信"一套"左"的办法，不少人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鲁艺戏剧系李束为的一个同学被逼"坦白"了，并供出李束为是他发展的"国特"。全国解放后这个同学改了名字，不知分配到了哪里。学习班的军宣队费了很多的精力，终于找到了这人，原来他在"坦白"后的第二年就平反了。这样李束为的"问题"才算画了句号。我也才闹清了"坦白运动"时把他作为"重点"的原因。
"坦白运动"告一段落后，驻在贾家沟的文艺团体，进行了一次大整编，一股脑都编入了七月剧社。剧社分为三个队：一队是七月剧社的原班人马；二队是"鲁艺"晋西北分院和大众剧社合并成的；三队就是文联我们这一伙人。春节过后，整个剧社开赴黄河东岸兴县境内，驻在了高家村。从此才真正开始了"整顿三风"的学习。
"整顿三风"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就是要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为了贯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中央规定了一些学习文件。诸如《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等。这些文件我们只是一般阅读，重点是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我们只是听过口头传达，如今有了正式文本，学习起来就方便多了。我们如饥似渴地反复阅读，逐段进行讨论，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我们这些人，大都是参加革命以后才从事文艺工作的，受资产阶级各种文艺思潮影响甚少；再加上这些年在实际生活和实际工作中的切身体会，深感毛主席的《讲话》句句是真理，诸如革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及怎样为的问题、文艺工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的改造问题、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等问题。我们不仅易于接受，乐于接受，而且决心身体力行。可以说，这次对《讲话》深入细致的学习对我后来在文艺战线上的稳步前进，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些年来，我一直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没有做出什么巨大成就，但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偏差。
这期间，我们除了学习，每天还要抽出一定时间参加劳动生产。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各机关、学校、部队，都有一定的生产任务。我们边在高家村山上开荒种地，边学习纺线。以往看到农村妇女们哼着民歌纺着线，悠然自得的神情，觉得颇有点诗情画意。如今自己动起手来，才知道这营生也并不好干。两只手总是配合不好，抽出来的线不是太粗就是太细，要不就是断头。急得人一头一头出汗，可就是纺不均匀。我们当中纺线最好的是西戎，他是晋南人，他妈他姐都会纺线织布，大概他从小就学会了。在保德下乡当区文化部部长时，他还兼任过区里的纺织指导员，还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纺车复活的时代"。这样，西戎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的教员，大家都开玩笑称他为西教官。开荒、纺线虽然很累，但大家心情都比较愉快。劳动之余，常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更多的是结合《讲话》精神，谈论各自下乡的体会，谈论各自创作的欲望和打算。
春耕播种结束以后，剧社转入了正常的业务活动，一队原是演山西梆子传统戏的，如今觉得有些剧目不宜再上演了，于是就赶排由亚马、周文、王修同志新编的历史剧《千古恨》，这是描写秦桧陷害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内容正好和国民党陷害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相吻合；赶排的另一个剧目是《血泪仇》，这是移植延安民众剧团马健翎同志编创的现代戏，原来是秦腔，移植过来后就改成了山西梆子。这两个戏的上演，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那时候，二队也希望能排练新节目，可惜没有现成的剧本，于是三队队长卢梦就组织孙谦、西戎和常功几个对写剧本有兴趣的同志，集体创作了一部反映减租的大型歌剧，剧名叫《王德锁减租》，他们边写，边排，边修改，很快搬上舞台，一炮就打响了，这就更加鼓起了人们从事创作的兴趣。正好这时，晋西北各领导机关为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联合发起了名为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这在晋西北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壮举，无论部队还是地方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响应。我们三队的人也大都卷入了这一创作热潮中。有的人在创作剧本，有的人在写小说，有的人在忙着创作年画。我那时也是跃跃欲试，一心想写小说，可写什么呢？虽然在工厂里待了将近一年，但基本上是走马观花，虽然写过一些新闻报道，可脑子里没有工人的具体形象，也编不成个什么故事。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写张初元为好。他是根据地"劳武结合"的典范，他的事迹也深深打动了我。我在宁武县政府驻地和他长谈过两次，做了详细记录。劳模大会期间又和他交谈过几次。当时我就打算给报社写篇访问记，因为报社记者写了，我就没动笔。由于报纸篇幅的限制记者写的那篇文章比较简略，可以说只有骨头没有肉。我现在完全可以放开手去写。即使写出来不能入选，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锻炼的机会。主意一定，我就把笔记、宁武县报送劳模会的材料、报纸上有关张初元的文章，详细看了几遍，写了个提纲就开始动手写。
那时候，我们都是五六个人挤住在老乡的旧窑洞里，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大家都忙于搞创作，有的是集体写剧本，要在一起研究讨论，其他人就只好各讨方便到外边去写。好在剧社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些条件：每人发了一块小木板，可以架在腿上当桌子用，另外还用油印机印了一些稿纸，纸张虽然是粗糙的马莲纸，但用钢笔还是可以写的。我们在山上开的荒地都已播种了，纺线的任务也减轻了，这就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我每天都是到村外山坡上去写，开头写得很不顺利，冥思苦想，遣词造句，费了好大劲写了两三千字，从头一看，觉得疙疙瘩瘩很不带劲，还不如我和张初元谈话时的记录顺畅。我觉得与其费气败力编写，倒不如老老实实按照他本人的出身经历，用群众语言实录为好。于是就推翻重来。这次写得比较顺利，十多天工夫就写完了，总共写了有一万五千多字，题名为"张初元的故事"，送给卢梦同志看后，他认为不错，提了一些意见，我做了修改，抄清以后就交上去了。
七七文艺奖金征文委员会规格很高：主任、副主任是党、政、军首长；评委都是当时根据地文化界的负责人，有晋绥分局宣传部秘书长周文，他是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有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修，还有文联主任亚马等人，他们都亲自审阅稿件，观看剧本的彩排。经过认真的评选，终于在当年"九一八"那天，把获奖作品的名单在《抗战日报》上公布了。这次入选的戏剧类作品多，歌剧、话剧、戏曲、秧歌剧共有十二部；歌曲和美术作品也不少，散文类作品不多，包括小说、故事、报告文学总共只有五部。所有各种门类的作品，内容都是直接反映当时根据地军民战斗、生产事迹的。在公布获奖作品名单的同时，报上还发表了一篇评论，对这次文艺创作的大丰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不久，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评论家冯牧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叫"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对这次征文获奖作品倍加赞扬。文中说："这些作品不仅是晋西北根据地文艺运动的重大收获，而且也是整个敌后根据地文艺运动的极可珍贵的收获。"
我写的那篇《张初元的故事》，这次也成了获奖作品，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篇作品所以能够获奖，当时我的心里就很明白，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是题材本身恰合时宜；其二是文字通俗易懂，符合当时倡导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正因为如此，过了没多久，我就被调到《晋西大众报》社去了。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