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我随社长老唐去兑九峪出差，给剧社采购用品。我们两人轮流骑着剧社驮幕布、服装的一头骡子，走了两天半就到了目的地。兑九峪是孝义县西山里的一个镇子，日寇占领县城后，这里就成了一个商品集散地。虽然离县城只有三十来里，但前边驻有八路军的一个团，因而还比较安全。这里离我家只有四五十里，我非常想请假回去看看我的老母亲，可又想到那里是敌占区，情况比较复杂，估计老唐不会准我单人独马去冒险。再说，我来这里是为剧社办事的，还能扔下工作不管只顾回家吗？虽然我很想看看我的老母，但终于还是没有向老唐提回家的事。倒是老唐主动问我："你想没想过要回家看看？"我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看法说了。老唐没有说别的，只是赞许地点了点头。后来我从平川来的一些商贩口中得知，日寇当时只是忙于在县城和交通要道修筑碉堡，还没有顾得上侵扰农村，估计我家里还没有遭什么殃，心情也就安定下来了。
我们在兑九峪住了两三天，置齐了所需物品，然后就抄原路返回驻地。在来去的路上，老唐常和我闲聊天。从闲聊中，我得知他原是汾阳铭义中学的学生，一九三七年春天加入了山西抗日救亡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随即，又考入了国民军官教导团，接受军政训练。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薄一波领导下的青年抗日决死队。之后就调到随营学校担任了基层领导干部。一路上，他也问了我不少问题。他问我对阎锡山的旧军、新军以及八路军的看法。那时，晋西南地区是阎锡山晋绥军的大本营，除了新军决死二纵队、政卫队之外，也有少数八路军的游击支队在此活动。从时不时的接触当中，我感到这些队伍的作风各不相同。我认为最好的是八路军，抗日坚决，打仗勇敢，军纪好；旧军打日本稀松，打老百姓则很凶；新军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还问我对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同志会的看法。我告他说以前我以为共产党就是红军，红军就是共产党。后来才知道共产党是为穷苦人谋利益的政党，红军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国民党是个有权有势的大党，可惜是爱打内战，不积极抗日，要不是发生了西安事变，也不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打日本；至于同志会，那是阎锡山亲自领导的一个半公开的组织，说不来是要干什么。我觉得和以前他成立的公道团也差不多，是有钱人的组织。这就是我当时对这些部队党派的看法。老唐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只当是闲聊天。等回到驻地后，他给了我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要我秘密阅读。原来这是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我从头到尾读了几遍，才知道共产党并不是什么穷人党，而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打倒日本解放全中国只是党的最低纲领，最终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里边还谈到了党员的条件、权利和义务，以及党的纪律。读了这本小册子，我才意识到老唐一路上并不是和我随便聊天，而是对我政治上的审视。我没想到老唐就是共产党员！当我把党章还给他的时候，他又问了我一些问题，主要是读后的感想。我都如实回答了。老唐要介绍我加入这一组织，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过了两天，老唐给了我一张入党申请表，要我认真填写。我把这张油印的表格反复看了几遍，躲在村外逐项填写。只是其中有一栏"家庭成分"我不知该填什么，只好去问老唐。他要我把家庭经济状况说一说，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事说了一遍。老唐想了想说："看样子你家不是农民，可也算不上地主。大概只能算破产地主。"我就按他说的填上了。多少年来每逢填表，我都是这么填写。谁知这个"破产地主"成分，在"文革"中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麻烦。其实我家土地并不多，在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我父亲的薪水，他原是中医，后来在县里当过几年承审员，再后来又给财主家当家庭教师。我六岁时父亲病故，家庭生活就一落千丈了。土地改革时候，我家成分定的是贫农，并分得了土地、房屋。这事我早已晓得了，但我没有在意。直到"文革"后期，这才经组织审查改正过来。
那次，我把入党申请表交给老唐之后，好像把心也交给他了。过了有半个多月，有天傍晚，老唐约我到村外散步，他郑重其事地告我说：上级党组织已经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我听了无比兴奋。从今以后自己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我是在秘密环境下入党的，没有举行入党仪式，也没有举手宣誓。但我心里却不住地默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老唐也一再叮咛我：今后要加强政治学习，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我忍不住问他剧社里还有谁是党员，他说："现在的情况下，咱们只能是单线联系。"我当然也就不好再打听了。
从此以后，每逢在书上报上看到"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或是偶尔在解放社出版的书刊上看到镰刀斧头的党徽图案，不由得就产生一种亲切之感。而且从此感到生活更有意义了，也感到无上光荣。可我不能和任何人说，也不能在日记上写，只能留在自己心里。每月我都是按时间向老唐缴纳党费，汇报思想情况。在社里生活和工作还和往日一样，但我对政治学习抓得更紧了，遇到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儿，也总是扑到前头，诸如到外地演出时打前站，临离开时打扫房间，帮炊事员老李劈柴烧火等等。我并不是在自我表现，而是觉得自己既然已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就应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到太行山里学艺
"前锋剧社"刚成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文艺工作不知如何搞，真有点"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后来硬着头皮排练了一些节目，演出受到了群众欢迎，还受到了上级的鼓励，于是就有点沾沾自喜，自以为都变成了文化人，真可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这年冬天，当看了国民政府第三厅派来的演剧队的演出之后，才知道我们的水平差得太远了。
当时我们就听说，第三厅厅长是大文学家郭沫若，在他领导下成立了好多个演剧队，分赴各战区巡回演出。派到二战区来的是第三队。其中有诗人光未然，画家力群，戏剧家赵寻、蓝光、田冲等一批文艺家。我们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出是在汾西县的羌香镇。他们演的也是抗日的独幕话剧，可演得有声有色，又真实、又动人；他们唱的也是抗日歌曲，可唱得那么嘹亮、那么动听。有齐唱、有独唱、有多声部和声，唱得整个戏场里都鸦雀无声。除了演出，他们还举办美术展览，有漫画、版画、连环画，都是裱在硬纸片上，挂在街头任人参观。凡他们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第三演剧队轰动了整个晋西南地区，也震惊了我们剧社，使我们大开眼界。羌香镇观看之后，又追踪到陈县的黄土、义泉看了两场。听说所有这些作品，大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这更使我们惊叹不已，也更加感到自身水平太低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专业的艺术人才。我们的音乐指挥曲英杰，算是水平最高的，战读过高中，认识简谱，从报刊上找到一首歌曲，自己哼哼两天，然后就教大家唱歌；教跳舞的李新雨，战前当过几天小学教员，能用口琴吹几支曲子，他教的舞蹈和小学生做柔软体操差不多；戏剧导演孙谦，只是在农村里念过几年书，看过农民排练秧歌，参加革命后看过几场文明戏。好在他曾在戏剧短训班学习了二十多天，总算知道了一点门牌号数。他胆子比较大，领导上让他当导演，他居然也就答应了。整天拿着剧本翻来覆去阅读，一时装男，一时装女，在地上走来走去揣摸几遍，然后就分派角色进行排练。有时他也上场，般是戴礼帽充当"汉奸"。可以说，剧社里的这几位艺术指导，都是矮子里拔将军拔出来的，尽管大家都想把工作干好，但水平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看了第三演剧队的演出，大家都想尽快能有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后来听说晋东南长治办了个"民革艺校"，是专门为部队培养艺术人才的地方，大家都要求派去学习一个时期。我们剧社的领导人﹣﹣社长唐贵龄、指导员赵哲民也是急于想培养一批人才，尽快提高剧社的艺术水平，经他们向上级领导再三要求，终于得到圆满解决：上级决定整个剧社去"民革艺校"学习几个月。得到这一喜讯，全剧社的人都高兴极了。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春天，一换了夏装，指导员赵哲民立即就带着大队人马出发了，只留下队长唐贵龄和五六个人处理未了事宜，我也是被留下的一个。我们把汽灯、幕布、服装、道具等物品打包寄存了，把全剧社换下的那些旧棉袄、棉裤捆扎起来交回了副官处，把借用村里的一些门板、桌、凳归还了老乡，又和各有关方面结清了账目，这才动身去追赶队伍。
从晋西南到晋东南，需要穿过日寇的封锁线，也就是汾河和同蒲铁路。我们选择了洪洞和赵城两县之间的这条路线。一天傍晚，我们来到了洪洞县的万安镇，这是个上千户人家的大村子，从这里下山，走六七里就是汾河了。这里是敌我交错区，据说白天，日伪军经常到村里来要粮要款，夜晚就是游击队的天下了。我们直接到了村公所，说明我们的意思。村里当即派了一位向导领我们穿越封锁线。当领我们快到汾河边的时候，他要我们停下来休息，说要等到北边的火车开过去以后才能行动。我们只好坐下来休息、等待。
星光下，可以看到不远处泛着亮光的汾河，一过河就是笔直的铁路。一年半以前，我就是坐火车经这里到达临汾城的。将近一年前，我还随战斗部队伏击过一列日寇军车。而这次却是要偷偷摸摸横穿铁路，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这时忽然看到南边远处有一盏灯光，沿着铁路游动过来。向导说这是敌人的巡道车。我们虽然都带着枪支，但不能轻举妄动，眼睁睁看着巡道车开过去了。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从南边开来一列火车，呼啸着驶向北方。火车一过，向导立即领我们涉水渡河，匆匆忙忙横穿过铁路，然后就急行军向东前进。半夜里爬上一座山峰，到达了新军决死一纵队的防地，这才停下来休息，吃饭、睡觉。第二天，继续向东行进，经过安泽、沁源、长子到达了长治城。
长治古称潞安府，坐落在一片小平原上。这是一座和临汾差不多的城市，一年前曾被日寇占领过，后来就退走了。市面上商贾云集，显得相当热闹。"民革艺校"不在城里，而是驻在城南五六里的南董村，也是借住老乡的房舍。我们剧社先来的那些同志，已经编入各班开始学习了，我们几个当即也被插编到各班。
"民革艺校"全名叫"民族革命艺术学校"。那时候，不论学校还是社团，凡是前边挂着"民族革命"这个词的，都属二战区阎锡山领导，如"民族革命大学""民族革命同志会"等等。"民革艺校"也属二战区的建制，但教职员工却大都是八路军总部派来的。校长李伯钊就是红军时代著名的女艺术家。教员中不少人是从延安来的，他们有的是上海艺专、杭州艺专的毕业生，有的是抗战前就从事文艺工作的。我记得教美术的有杨角、萧菲、艾炎，教音乐的有张林移、朱杰民，教戏剧的有伊林、洪流等。他们不顾艰苦的生活条件，奔赴前方来，目的就是要为抗日部队培养艺术人才。来这里的学员都是各抗日部队保送来的文艺兵。有的来自新军，有的来自八路军。学校实行的是供给制，大家都在大灶上吃饭。学校没有教室，只好在院子里、树荫下、打麦场上讲课。为了适应我们的接受能力，讲得都比较通俗易懂。大家学习情绪也很高。可惜上课不到一个月，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
七月七日是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驻军和各机关团体准备在长治城里召开纪念大会。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大会决定在晚上进行，治城里召开纪念大会。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大会决定在晚上进行，"民革艺校"打算在会后演出节目。可是当把幕布挂好，一切准备停当以后，忽然接到了日寇兵分几路向长治进攻的消息。纪念会临时取消，我们立刻返回驻地南董，连夜收拾行装。第二天就转移到东山里。接连几天敌机不断在头上盘旋，战争怎么样？我们不清楚，只是隐隐可以听到大炮声。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学校临时编为三个队，由教员们率领，分散到壶关、陵川县的山村里做宣传抗日工作。我被编在第三队，主要活动地区是两县的交界处。那时候尚未建立新政权，县长、区长都是阎锡山委派的，闾长、邻长也大都是一些地主、富农。这里是太行山的腹地，到处是崇山峻岭，多见石头少见人，只有在沟沟岔岔里有黄土的地方，才有一些小村落。房屋大都是石块垒成的，房顶上搭着片石。做饭烧的是柴火，晚上照明点的是松明子。衣服都很破旧，可粮食倒是不缺，家家院里都有荆条编的大粮囤。一些年轻妇女都还缠着小脚，有的老汉头上还留着辫子。他们大都还不知道抗日的事，甚至有的老太婆还向我们打问如今谁在坐朝廷？这里真像一片世外桃源。
我们进行宣传活动，只能是唱歌、写标语，不能演节目，因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不过每逢在街头集体唱歌的时候，也能招来不少看热闹的老乡，于是就趁机向他们演说，讲解当前国内形势，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有时候则是分散到各家各户个别宣传，倒也收到一些效果。
我们在这一带的山庄窝铺宣传了一个多月，听说日寇已占领了长治和附近几座县城，战争暂时告一段落。学校只好集中到壶关县的紫团山一带继续上课。
这里同样是崇山峻岭，山上长满了苍松翠柏，经常是云雾缭绕。树林中有座庙，庙旁有一个大洞，据说这个洞有几十里长，里边尽是像动物一样的奇岩怪石。洞口的石匾上刻着"紫团洞"三个大字。这算是壶关县的一景。"民革艺校"就挤在山下的两个小村庄里。由于学校人多而房屋较少，不少学员只能住在老乡存放杂物的阁楼上和草棚里。我们队来到这里的时候，其他几个队已先期到达了。见到其他几个队里我们剧社的一些同志，大家都很高兴，虽然分开只有一个多月，但大家都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我当即找老唐做了思想汇报并缴纳了党费。老唐说，他估计今后生活可能更艰苦，要我精神上有个准备，即使忍饥受冻，也要认真坚持学习。我当即表示一定不浪费这个学习的好时机。
正如老唐估计的那样，生活水平比以前大大降低了，每天只能吃到两顿小米饭，不要说白面和肉了，连素油炒的菜也没有，最多是有点盐和醋调的山药蛋丝。年轻人消化快，常常是下午不到开饭时就饿得头晕眼花了。村里没有商店，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饼子之类的食品，何况好多同学都是身无分文。我们住在一起的同学中，只有我身上还有几块钱，那是以前发的薪饷省下的。于是我就向老乡买了些山药蛋，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借用老乡的锅灶煮熟，大家分着吃，倒也起了点应急的作用。到学校临结业的时候，我身上连一个大子也没有了。学员们生活很清苦，教员们也不比我们强多少。这些大城市来的艺术家，为抗日跑到前方来，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仍然是认真给我们讲课，这使我们非常感动。遗憾的是没有课本，也没有这方面的参考书，我们只能边听边做笔记，虽然讲的都是一些基础知识，但我们却感到很新鲜，学得有兴趣。也懂得了要想成为一名够格的文艺兵，必须加强基础锻炼。
短距离长途行军
大约是在十一月初，学校结业了。学员们要分别返回各自的部队。政卫旅的驻地仍在晋西南，如果按原路返回去，步行最多只有五六天的路程。可是这条路不好走了，沿途一些县城已被日军侵占，据说有些重要道口还建有碉堡。我们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队伍，又没有武装力量护送，当然不敢冒此风险。后来就决定绕道而行，也就是南下过黄河，经河南、陕西到陕北宜川县再过黄河，绕一个大弓背，这才能到达政卫旅的防地。路上要经过第一战区的防地，为了免除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所带的枪支就留给了学校。
当我们整队出发的时候，学校的教职员工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我们虽然在这里学习的时间不长，但都觉得有了不小的收获，至少是懂得了一些文艺工作的初步知识，也懂得了文艺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不约而同唱起了校歌。校歌的第一句就是："拿起艺术的武器，对准日本侵略者！"
我们从壶关县的紫团洞起身，翻过陵川县的那些崇山峻岭，到了高平县境。这里虽然也是山区，但地势比较平坦，看起来土地也比较肥沃。山坡上，平地里，到处有一片片的梨树林，树叶都已黄了，有的泛着红色，看起来很美。这里盛产黄梨，路上也有一些卖梨的小贩，梨的个头很大，很诱人，可我们都没钱购买。已经有半年没发饷了，口袋里都是空的。路经梨园休息的时候，忽然发现有的枝头仍然吊着一两个小梨。可惜树冠高，采摘不到。有人就用土块投扔，居然也打下来几个，于是你一口他一口，说说笑笑分享这些果实，总算解了解馋。
我们晓行夜宿。一般是借住老乡的房舍，偶尔也花钱住店。吃饭大都是买些米面自己起伙，好在有炊事员老李专管这事。有时也在集镇上买着吃。一路上倒也没发生什么问题。有天到了晋城，出了点麻烦。
晋城古称泽州府，算是晋东南的一处大地方。我们整理好队伍，唱着抗日歌曲向城里走去。这一路上每逢路过村镇都是如此，以显示抗日军威。我们走到城门口的时候，只见有一些国民党的士兵守卫，他们不准我们进城。从盘问中可以听得出他们怀疑我们是八路军。从表面上看，我们倒有点像吃苦耐劳的八路军。那时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他们穿的都是黄色的棉衣服，而我们穿的却是单衣服，而且灰色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有的还打着补丁。衣服破旧，可军纪整齐，精神饱满。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好在我们只是路过，并不一定非进城不可。于是，就在东关一家小店里住了下来。
这天晚上，有两位军官模样的人又来盘查我们。他们说：他们是正规的中央军，只知道山西有晋绥军，从来也没听说过政卫旅这么个番号，一定是新成立的杂牌军。他们劝我们加入他们这个部队。条件很优厚：可以继续保持剧社的建制，可以不上前线打仗。每月发双饷，而且立刻就可发棉军装。我们的领导人当时就婉言拒绝了，并拿出了二战区的关防护照给他们看。他们这才没有再继续纠缠下去。
离开晋城后，向西南进发。两天后到达了垣曲县一个叫东滩的渡口。这是黄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也是一个小的集镇。我这是第一次见到黄河，心情异常激动。只见那黄色的河水翻着各式各样浪花，滚滚向东流去，发出巨大的吼声，使人惊心动魄。河面很宽，有几只大木船来往摆渡过往行人、牲口、货物。这些船只都由国民党军队掌管着，不论男女老少，凡要过河的人都要受严格的检查，有的还要搜身。那些河防兵个个都是横眉立目，大背着枪，手里握着皮带。在人群中不住地叫喊，谩骂，抽打。时时传出妇女、儿童的哭喊声。军人过河倒是不受搜身检查，可是必须有河防司令发的过河证，否则一概不准登船。我们再三交涉也无济于事。这时太阳已落山，船只停止摆渡，我们只好到街上去找宿营地。
街上的大小旅店都住满了客商，民房差不多都驻扎着军队。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商店里找到一间堆放杂物的草棚。只好挤在一起休息。对面的房间里明灯亮烛，有几个下级军官在打牌，不时传出称呼某连长、某排长的叫声，女人们的笑骂声，以及"噼噼啪啪"的麻将声。我们一夜都没有睡好。第二天领导人找到河防司令部，总算弄到了过河证。我们这才过了黄河。
一过黄河就到了河南省绳池县境。此处属一战区管辖，山西省银行的钞票不通行。好在我们的领导人早有准备，临行前换了一些银行的钞票不通行。好在我们的领导人早有准备，临行前换了一些法币。可惜数额有限，不敢乱花。住店住不起，只好在房檐下露宿。吃饭吃最便宜的，以填饱肚子为原则。在绳池火车站等了一天又半夜，这才搭上了一列西去的货车。那是一节闷罐车，地上到处是破草袋、破草绳。对我们这些衣着单薄的人来说，倒成了个睡觉的好地方。一上车人们就七横八竖地睡了。什么时候开的车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后来只觉得一阵激烈的震荡，大家都被惊醒了，车也停了。下车一看，才发现这节车被甩在一条岔道上，车头已经开走了。这是潼关前的一个小站，问站上的人什么时候能开车，他们说这列货车不再往前走了。我们只好步行到潼关。
潼关名气很大，城池却很小。泥土城墙，房屋也大多是泥土的，有的已经倒塌了。据说对面的日军经常向这里打炮，不少居民都搬走了。街上很少行人，一些商店大都关闭着，只有几家卖酱菜、辣椒酱和卖烧饼、馒头的小铺。我们吃了些东西，然后继续赶路。一直走到华阴车站，这才搭上一列去西安的火车。
到西安已是后半夜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座宫殿式的车站，红墙黄瓦在电灯照耀下，更显得金碧辉煌。出了站进北门，城门上方挂着一幅蒋介石的巨幅画像，门旁竖着一颗很大的炸弹模型。这不知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提醒人们要注意防空。街道很宽，空无一人。我们很想找个地方避避黎明前的寒气，可是所有门户都关得铁紧。后来在昏暗的路灯下，看到有一处门口挂着孤儿院的牌子。试着敲了敲门，出来一位老师。听我们说明来意，他看到这一群冻得发抖的小青年，当即把我们领进一间大屋子，并给提来一壶开水。喝了半碗开水，身子马上就觉得暖和了。
天明以后，队长唐贵龄、指导员赵哲民东跑西颠忙碌了好一阵子，这才找到个住处。那是东街上山西人开设的一家杂货店，我们就住在了堆放货物的阁楼上。上午两位领导人去找二战区驻西安办事处，希望能领到棉衣、补发一两个月的薪饷，以便在这里休整几办事处，希望能领到棉衣、补发一两个月的薪饷，以便在这里休整几天。我们则自由去逛大街，开眼界。
西安，这是我当时见到的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最显眼的是那座壮丽的鼓楼，雄踞于城的中央，从四面八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宽广的街道两边商店林立，各种货物琳琅满目。各种各样的幌子、广告牌争奇斗艳。酒楼、饭铺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戏园、游艺场里传出阵阵锣鼓声。街上人来车往十分热闹。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军装制服的，年轻女人们大都是穿着旗袍，外边罩着各色毛衣，有的还烫发，抹着口红。也有不少人穿得很破烂，那大都是洋车夫和叫花子。在军人当中没有人像我们穿得这样破旧单薄。我们在街上行走，常常引起一些人的注视。可能他们在猜想：这究竟是哪一个部队？我们倒是满不在乎，反而有一种自豪感。觉得自己是从前方来的，不像你们在国难当头时期，坐在后方享福！
我和相随的几个同志，走到南门附近，忽然发现有一座叫"阿房宫"的电影院。这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以前从高小课本上就知道了电影这种艺术，可我们几个人都没有看过电影，都想开开眼界。一打问才知道一张票要一毛钱，而我们每人身上也只有一毛钱。那是发的午餐费。看了电影就得饿肚子。只好快快而返，路上买几个烧饼填肚子。
回到驻地，两位领导人早已回来了，情绪都不高。据他们说，二战区办事处的那些官员架子都很大，对那些要求嗤之以鼻，不仅不给发棉衣，补发薪饷，而且要我们立刻离开西安，怕穿得这么破烂给二战区丢脸。好说歹说这才借给了很少一点路费。
第二天一早我们只好离开西安城继续北上。愈往北走，天气愈寒冷，只好打开背包，把旧毯子披在身上挡风。有时还得跑步暖身子。不少人手上脚上起了冻疮。最糟糕的是牛文的冻疮起在了脸上。他是我们剧社最漂亮的小伙子，也是最好的男扮女装的演员。虽然剧社里也有几位女同志，但都不会演戏，有的干脆不敢登台，他就成了剧社扮女角的台柱子。如今脸冻坏了，一路上大家不住地和他开玩笑。无论谁开什么样的玩笑，他都不恼。他本人就是个嘻嘻哈哈爱开玩笑的人。他的模仿力很强，经常学孙谦扮演"汉奸"时那一口文水土话，要不就学郭生扮演日本兵的情形："叭！叭！快死！"无论神态还是声音，惟妙惟肖。有时候他看到大家情绪不高，会忽然用晋东南土话唱几句上党梆子"手拿着剃头刀一把哇……杀得你家鸡犬不留……屌虫！"那时候，晋东南长子县学剃头的多，全省好多县剃头铺的师傅都是长子人。这些唱词就是他有意瞎编的。每逢他唱的时候，总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忘掉了疲累，也忘掉了冷冻。如果他继续在戏剧方面发展，一定会成为一名好演员，可他后来改学美术了，同样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就是著名版画家牛文。他的代表作品是反映藏民生活的一些木刻。
陕西塬上的道路有点怪。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看起来平展展的只有三四里，可走起来却很长，因为中间隔着条深沟，一上一下，有十来里。我们经过三原、耀县、黄陵，一直走到洛川。这里离延安就很近了。有人想趁机脱离原部队，到延安去。开头只是几个人偷偷议论，后来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也是其中之一。有天晚上，社长和指导员专门开会讲了这个问题。大意是说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延安是革命圣地，连他们自己也想去。可考虑再三，认为这样不妥。首先是延安不会接收我们，因为我们是二战区的部队，接收下就会造成破坏统一战线的口舌；另外是革命不能由自己挑地方，组织上需要你去哪里就应当到哪里。只要坚决抗战，去哪里都一样。大家觉得他们讲得很有道理，也就放弃了奔赴延安的念头。
我们从洛川没有继续北上，而是向东插到了黄河边的宜川县。这里是二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阎锡山的司令部驻在秋林，我们则到了牺盟会总站上葫芦村。
这是一座大四合院，满院子搭着席棚，摆着许多未经油漆的木头桌椅，生着四个大火炉。墙上柱子上贴满了抗日标语和漫画。看来这里既是会议室，又是食堂。总部的同志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好几个干部为我们打洗脸水，端菜端饭，猪肉烩菜白面馒头，还有鸡蛋汤。这是我们一路上最丰盛的一次晚餐。晚上他们还腾出了自己住的热房间让我们休息，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阎锡山正在秋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新军的一些领导人也来了。那些抗日不坚定的顽固分子们，在会上气焰很嚣张，看来将有一场恶斗。他们要我们赶快赶回部队去，以应付意想不到的突发事变。
第二天天不明我们就离开上葫芦，匆匆赶过黄河，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