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入新闻战线
《晋西大众报》社驻在黄河西岸神木县杨家沟。这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山村，可以说是当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中心。中共晋绥分局的喉舌《抗战日报》、延安新华通讯社晋西北分社、新华书店发行科都在这里，根据地唯一能够用铅字印刷书、报的吕梁印书店发行科都在这里，根据地唯一能够用铅字印刷书、报的吕梁印刷厂也在这里。我在工会河西办事处时，曾跟着老郎来过该厂。"坦白运动"中也曾来该村参加过两次大会，故而对这里的情况还多少知道一点。
《晋西大众报》是一份四开通俗小报，每周出刊一期。主要读者对象是工人、农民以及文化不高的基层干部。编辑部总共只有七八个人。这是报纸的编辑部，同时又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部。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七七文艺征文获奖的那些作品，就是由该社出版的。我写的《张初元的故事》单行本，也是由这里出版的。这个有两块牌子的单位，实际上就只有这么一个编辑部，除此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纸张、印刷完全依靠吕梁印刷厂负责处理；报纸、书籍的发行，完全依靠新华书店发行科承担；日常生活供应，则是依靠《抗战日报》社总务科解决。每日两餐都是在总务科大伙房打饭。晚上点灯的油，冷天生火的炭，出差要带的粮票、菜金，也是向总务科领取。好在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他们可以根据编制人数向上级机关报销。编辑部只是专心搞业务，这倒也省去了庞杂的后勤人员。
社长王修年近五十，是个脾气耿直的山东人，对工作十分负责，对大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大，在新闻战线上资格也最老。他是一九四○年《晋西大众报》的创始人，也是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的创始人。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就从事新闻、文化工作。"十二月政变"前，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的机关报《五日时事》也是他单枪匹马一手创办的。那虽然是一份油印小报，但在读者中的威望很高。除了内容真实正确外，编排刻印都很讲究，字体刻印得非常工整，标题也很吸引人。有时还出套色版，这就更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当时，我和郭生就从这份报纸上学过一些美术字标题和时事漫画。
我能调到这样的单位来工作，心里当然很高兴。不过自知这个新的工作岗位，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职业，必须兢兢业业从头学起。一开始，王修同志就分配我协助路克军同志搞通联，也就是收发登记来稿、退稿，发稿费；同时跟着张友同志学编排画版样。张友和我同庚，文化程度也不高，也是抗战前的小学生。他是报社的老人手，《晋西大众报》一创刊，他就来了，如今已成了一名熟练的编辑。我为了尽快熟悉这一业务，除了跟他学习外，还把以前出版的报纸翻阅了一遍，认真进行了对比研究。正好我过去学过美术，编排过墙报，很快也就摸清了其中的规律，能够独立操作了。过了没多久，王修同志就让我也参与审阅、修改、编写稿件的工作。
当编辑并不是一件轻松事，特别是当通俗报纸的编辑，要想把稿件处理好更不容易。由于报纸篇幅有限，读者对象文化程度不高，一般是限在两千常用字内做文章。遇到非用不可的生僻字眼，就以同音字注明，而且文章必须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因而不少稿件都要进行删改。特别是国内外电讯、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文件，都得摘要重新编写。既不能伤筋动骨，违背原意，又要简明扼要，生动有趣。这确是一件很不容易搞好的工作。每逢我接受了这样的任务，总是把原件阅读几遍，自觉弄懂弄通了，才动手摘编，编好之后，首先送给几位老编辑如吉喆、张友、邵挺军等同志阅读。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再送交王修同志最后审定。遇到重要稿件，他就把我叫到他住的窑洞里，字斟句酌地帮助修改。有时候他就亲自动手重新编写。每次我都是拿他修改和重写过的稿件，对照着看几遍，从中也获得不少教益。
编辑部除了编报之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编书。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是晋西北唯一的出版社。中小学课本、政治读物都是以这个出版社是晋西北唯一的出版社。中小学课本、政治读物都是以这个社的名义出的。不过这些书都是行署教育科、分局宣传部编写的，并不经过我们编辑部的手。我们主要是负责审阅一些文艺作品，特别是一些供应农村的读物，大都要自己动手来编写。我调来不久，编辑部就开始筹备编一九四五年的《农家历》。这可以说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除了阴、阳日历外，还包括农业谚语、婚姻问答、卫生常识、应用文、度量衡，以及红白喜事新对联等等。这就需要搜罗大量资料，然后进行筛选，有些还需要组织人编写。我们又要编书，又要编报，工作量很大，深感人力不足。恰好这时又从七月剧社第三队调来两个同志，一个是西戎，另一个是李束为。从此，他们也转入了新闻战线，从此，我们就又在一起生活、工作了。他们对调到这里来也很满意，很快对这一业务就熟悉了。
在新闻部门工作，最大的好处是消息灵通。从来稿中就可以了解到各地、县工农业生产，接敌区反维持，挤敌据点，民兵大摆地雷阵，等等情况；从交换来的报纸上，可以了解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动态；从电讯稿中，可以早早知道国际上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果。那时候，大家都很关心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只要看到苏军收复了哪个城镇，都无比兴奋。我们几个人对世界地理不熟悉，经常去同院的晋西北图书馆查阅世界地图。这个图书馆名称很大，实际上是个最小的单位，只有一个管理人员，有两窑洞藏书。除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新书外，大都是从各地搜罗来的旧书。其中也有一些国内外的文学名著，比较多的是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书，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业余时间的精神食粮。
又一次参加劳模会
这年十二月初，根据地召开第四次劳模大会，向各机关抽调临时工作人员。王修同志就把我和西戎、束为三个人都派到会上去了。除了为大会服务，另外还有一项任务，这就是以记者身份，给报纸采写新闻报道。因为编辑部人员少，编辑、记者没有明确的分工，历来是在家当编辑，出外就是记者。王修同志派我们去，大约也是想让我们熟悉一下记者的业务。能有这样的机会采访各地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然求之不得。更可喜的是这次劳模会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除了工农业战线上的劳模外，还有部队上的战斗英雄、民兵英雄、支前模范、拥军模范以及机关的模范工作者、学习模范等，因而定名为"群英会"。
群英会的会址设在离杨家沟十来里远的王家庄。当天下午，我们就背起背包，拿上介绍信，赶去报到了，当即被分派到大会文秘组。文秘组的工作是：开会做记录，写简报，编会刊。这正好和我们自身的任务结合起来。文秘组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从文化单位临时抽调来的，《抗战日报》、军区《战斗报》都派了编辑、记者来，七月剧社第三队来的是孙谦、胡正。这样我们五个老战友又不期而遇了，自然都很高兴。当时各地劳模已经陆续报到，我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这次群英会，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工作条件都比上次有所提高，每天都有一顿白面馒头、肉烩菜，可见根据地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后勤组的人还在村边上修了一座会堂，那是用席子、帆布临时搭成的。四周是干打垒土墙，里边生了几盘火，地上挖了许多烟道，上边泥着石板，铺着席子。几百人坐在上边开会，和坐在家里热炕头上一样。这座临时会堂虽然外观上很粗糙，但比上次在黄河滩大风地里开会要舒服多了。参加会的人都十分满意。
开幕式相当隆重，党、政、军首长都来讲了话。大会发言都很精彩，特别是战斗英雄、民兵英雄、模范武工队员们讲述各自对敌斗争的事迹，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们除了参加大会做记录外，也分头参加小组会，听取英模们交流生产、战斗经验。另外还要利用饭前饭后的空余时间进行个别采访。夜晚则是在麻油灯下编写简报，编写会刊，给各自的报纸写新闻报道。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但大家情绪都很高，都在抓紧时间汇集材料，生怕耽误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在这次会上，我又见到了张初元、张秋凤、温象拴、张秋林等一些老英模。在这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在生产战线上又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不能不令人高兴。另外我还结识了不少新的英模，不仅听了他们的发言，看了他们的书面材料，而且还采访了其中十几位民兵英雄，如段兴玉、崔三娃、路玉小、邢四娃等同志，另外还访问了一些模范武工队员和领导人。
武工队是农村武装工作队的简称，这是由部队和地方中挑选出来的一些骨干分子组成的。主要岗位在接敌区的广大农村。集中起来能战斗，分散开来就做群众工作。忠实执行毛主席"把敌人挤出去"的号召，通过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反维持，建立抗日政权，发展壮大民兵组织，开展地雷战、麻雀战，保卫家乡。然后逐步向前推进，从四面八方围困敌据点，割电线，填水井，断交通，以至动员敌据点的群众大搬家，实际上就是用土得掉渣的一些办法，和武装到牙齿的日寇进行斗争。领导围困忻县蒲阁寨据点的特级英模刘庆笃同志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们就是用这些办法终于把盘踞在碉堡里的敌人挤走了，使根据地日益扩大。这些看起来极其平凡的人，个个都干出了一番不平凡的事业，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模范！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深受感动。
这次群英会，前后开了将近一个月。除了大会发言、小组交流生产和对敌斗争经验外，还用了不少时间进行时事、政治学习。当时正好报纸上发表了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这就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这个讲话给予人们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大家都觉得经过学习，心更明了，眼更亮了，抗战胜利的决心也更大了。大会接近尾声时，恰好迎来了一九四五年元旦。这个元旦过得十分热闹，大会举行了团拜仪式，民兵们在村外山沟里表演了铁雷、石雷、磁雷的埋法和用法，"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把人们带到了对敌斗争的前沿，更加鼓舞了人们对敌斗争的勇气。接着，大家又在喧天的锣鼓声中扭起了秧歌，连本村的群众也卷进来了。在街道上、打谷场上，到处是一片欢声笑语，节日的欢乐气氛达到了高潮。
大会期间，差不多每隔两三天就举行一次文艺晚会。由七月剧社一队、二队，战斗剧社和各地方剧团轮流献演。演出的剧目，大都是七七文艺征文获奖作品，诸如《王德锁减租》；胡正、张朋明、常功创作的《大家办合作》，内容写的是农民集资办供销合作社；战斗剧社创作的《甄家庄战斗》，这是描写在反"扫荡"中，贺龙司令员亲自指挥歼灭日伪千余人的事迹；还有六分区创作的《新屯堡》，这是描写民兵又生产又战斗的故事。这些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受到了英模们的热烈欢迎。这可以说是晋西北戏剧创作的一次大检阅。
过了元旦，大会继续进行。英模们都抢着制订各自的生产计划和对敌斗争的目标。决心要在新的一年里大显身手，为打败日寇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大会举行闭幕式时，临时会堂的土墙上贴满了英模们的决心书、挑战书，更增加了会场上的热烈气氛。所有劳模都获得了奖状和物质奖励。我也得到了一份。我是大会工作人员，同时又是报社选出来的学习模范。我获得的奖赏是：一本毛主席著作，一本大笔记本。都是红布面精装本，封面上烫着金字。这是吕梁印刷厂为大会特制的。这两件珍贵的奖品，对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
在这次群英会上，我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纪念品，这就是我们五个老战友合拍了一张照片。那时，根据地没有照相馆，平常要想拍张照片很不容易。这次闭幕式前夕，大会通过关系从敌占区临时组织来两位照相师，为的是给会议拍照。我们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商妥趁此机会拍一张合照留作纪念。私人拍照当然要自己掏腰包，好在我们身上还有点稿费，照相师也答应了。本来约好是第二天清晨拍摄，可当照相师把照相机在院子里架好后，才发现孙谦没有来。正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的季节，照相师冷得又呵手，又跺脚。他们没有照明设备，不能在室内拍摄，只能在院里借助自然光。他们一再催促我们快点照，可左等右等孙谦没来。到处叫喊也没有答应。最后是在伙房里发现他正蒙头大睡。后来才知道他那天熬夜写简报，黎明时候跑到伙房来找开水喝，喝着喝着就倒在炊事员铺上睡着了。我把他叫醒，一说要照相，他拍着脑袋说："哟，我把这事给忘了！"他睡眼惺忪地站起来就往外跑，我要他洗把脸，他说："算了，我这丑人，再洗也是这德性！"我们匆匆来到照相机前，终于拍了照。两天以后，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张六寸的合照。就是这张照片，曾引起我们对往事的不少回忆，也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麻烦。
六十年代初，新华社山西分社摄影记者王文西约我拍几张工作照，想看看我的旧照片，我就把这张五人合照给他了。他问那四个人是谁，我一一作了介绍。他听说四十年代抗日时期文艺战线上的五个战友，到了六十年代仍然在文艺战线上，而且是在山西省文联同一个机关工作，立时来了兴趣。他觉得可以拍成一组摄影报道。于是就给我们五个人按原来的位置拍了一张合照，另外又分别给每个人拍了工作照。后来这些照片由新华社摄影部发了通稿，标题是"文艺战线上的五战友"，国内有好几家报刊登载了。这倒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欢乐。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被打倒了。不仅打成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还定成了"五人反党小集团"，罪证就是前后这两张照片。为此挨了不少批斗。直到"文革"后期住学习班的时候，造反派们仍然纠缠不休。幸好支"左"的解放军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这么两张照片，不能作为反党集团的证据。这个罪名才算不了了之。
到了九十年代，具体说是一九九二年，省里为我们五个人举行创作五十周年纪念会，编印纪念集，这张照片一下又变成宝贵的资料了。
《吕梁英雄传》连载经过
群英会闭幕后，我们回到杨家沟。这时才知道报社人事有了变动。社长王修已经调走，据说是随中央一批干部调赴东北开展工作去了。他走后，社长一职由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秘书长周文同志兼任。我们虽然不认识周文，但对这个名字并不生疏，早就知道他是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坛的一位重要成员。以前在延安学习的时候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烟苗季》和一些中、短篇小说，还读过由他改写的苏联名著《铁流》《毁灭》的通俗本。由这样一位老作家兼任社长，我们当然十分高兴。另外还调来一位主编，名字叫樊希骞。因身体不好不宜在前方奔波，就调到工作比较安定的报社来了。抗战前他在太原从事文化工作，文字功力很强，他是晋西北临县人，对本地区生活、语言都很熟悉，对办通俗报纸颇有兴趣，调到《晋西大众报》来，可以说是适得其所。这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同志，很快就和我们混熟了。
周文同志虽然是社长，可他主要工作任务是在晋绥分局宣传部。当时晋绥分局驻在兴县北坡村，距杨家沟十余里，中间还隔着一条黄河。为了工作方便，于是就决定把编辑部搬到北坡村。那时候搬家很简单，各人背起自己的背包，所有的办公用品、稿件、参考资料等装了两木箱，由总务科派了一头骡子驮上，当天就搬去了。借住在老乡家的两孔旧石窑里，正好和周文同志是同院。生活供应转到分局总务处，党的关系转到宣传部。从此，《晋西大众报》、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就在北坡村安家落户了。
生活问题安排就绪后，周文同志随即召开编辑部全体会议，共同研究报纸的业务问题。办报的方针基本不变，只是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和宣传的需要，决定由周刊改为五日刊。把原来每期两版增加为四个版面。另外又新设了一些栏目。重点是要尽可能多刊登一些通俗文艺作品，诸如小说、民间故事、小秧歌剧、快板、鼓词等等，因为农村夜校、俱乐部急需要这样的材料。当时根据地没有这样的刊物，《晋西大众报》理所当然应承担这一任务。当研究到如何报道群英会涌现出来的那些英雄人物时，我和西戎提了一点我们的初步设想。
在群英会上，西戎也采访了不少民兵英雄。我们曾私下交换过如何报道的问题。觉得每个人的事迹，都可写成一篇人物特写，可能写得很生动。但他们的出身、经历、成长过程、斗争方式大同小异。一位英雄一篇，很容易使读者感到雷同。另外报纸也没有这么多篇幅。如果把这些材料集中概括起来，写成连续故事，不仅可以避免这一缺陷，而且可能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民兵对敌斗争的全过程。我们谈了这一设想后，周文同志立即表示完全赞成。他说如果写成通俗小说在报纸上连载，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樊希骞同志说最好是写成章回体，每期登一回，每回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这样更适合农村读者的欣赏习惯。大家也认为这是个好办法。最后这一任务就落在了我和西戎的头上。
第二天，周文同志拿来一些有关民兵的党内文件，要我们首先了解党对民兵工作的各项指示。同时又写信介绍我们去武委会收集更多的材料。武委会是抗日救国联合会的一个重要团体，主要任务就是组织民兵参军参战，进行对敌斗争。当时驻在兴县城里。武委会主任魏一清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一听说我们打算写反映民兵生活的文艺作品，非常高兴，答应给予大力支持。除了一些全据地民兵工作总的情况外，还给我们找了不少民兵对敌斗争的书面材料，并且一再说，以后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情况，他们随时可以提供。
从兴县县城回到北坡，我俩连明继夜把那些文件、材料认真阅读了几遍。然后就依据我们的采访笔记开始编写提纲。我俩虽然都写过一点作品，但从没有碰过这样大的题材，不知从何下手铺陈才好。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按照"挤敌人"的实际情况，从武工队组织民兵，发动群众反维持开始为好。俩人花了十多天工夫，总算大体上写出了一份提纲，拟定了一些主要人物的姓名、性格、相互关系等等，给每个人写了一份简历；又拟定了一些村名、地名以及地理位置等等，还画了一幅简要地形图。
周文同志看了这个提纲后，基本肯定，只是提了一些具体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众多的人物中，应该有一个愿意抗日的开明地主。这不仅是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而且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物，如根据地知名人士刘少白、牛友兰、孙良臣等，他们都是地主，不仅奉公守法，而且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我们认为他的意见很好，因而除了原提纲中写到的桦林霸这一恶霸地主外，又增加了一个人物，这就是开明地主白文魁。
我们把提纲修改了一遍，先拟出了前几段的回目，然后就分头动笔起草出了初稿。俩人将初稿交换阅读后，统一做了修改。当即送交樊希骞和周文同志审阅，他们认为可用。于是就开始在《晋西大众报》四版上辟出专栏刊载。标题为《民兵英雄传》。我们接着写下边的回目。
那时候，反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非常之少，因而这部长篇连载刚一冒头，就受到了读者的热情欢迎，同时引起了文教部门领导的重视。文联主任亚马、副主任卢梦、行署教育处处长杜心源《抗战日报》总编辑常芝青等同志，都给予了热情鼓励。晋绥分局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同志除了鼓励外，还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条意见：他认为标题与内容不相适应，有点文不对题。《民兵英雄传》这个题目既泛又窄。说泛，是因为晋西北的民兵涵盖不了各抗日根据地的民兵斗争；说窄，是因为"反蚕食""挤敌人"斗争，不是单纯靠民兵能承担得了的，而是党、政、军、民的共同任务。我们感到他的意见很好。经过一番斟酌，全书的题目就改成了《吕梁英雄传》。晋西北地处吕梁山脉，这题目既可点出地理环境，又可包罗"挤敌人"的方方面面。从此以后，报上"民兵英雄传"的标题就改成了"吕梁英雄传"。读者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倒是有不少新订户来信要求购买前几期刊登《民兵英雄传》的旧报，显然是为了从头读起。可惜每期留存有限，无法满足所有读者的要求。也有不少读者来信要求赶快出书。可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编报，只能陆陆续续挤时间写这个连载小说。为了把这份报纸编好，我们经常要外出到群众当中去，除了采访新闻，就是把准备采用的稿件读给当地群众听。一方面是查对事实，另一方面征求群众意见，然后再进行加工修改。尽量使不识字的农民能听懂，听得有兴趣。我和西戎同样负有这样的任务。有时候西戎出差了，我就在家挤时间写连载小说，反过来也一样。虽然有一份详细提纲，还有人物表和地形图做依据，但两个人执笔，有时也出一点小纰漏。我记得曾闹过这样一个笑话：西戎前边写的一回里，有个老大娘被日寇炸死了。而我后边写的另一回里，这个老大娘又提上鸡蛋劳军去了。刊登出来以后，我们也没有注意到这问题。后来有不少读者来信指出这一纰漏，经我们核对果然如此。其中有一封读者来信是一位不识字的农民口述，由小学老师笔录的，他是在农村读报组听了以后发现的。信中说："前些日子报上说她被日本鬼子炸死了，今日报上又说她还活得好好的，她是吃甚灵丹妙药啦？"我们看完信，忍不住苦笑了。自知是自己粗心造成的，可这事不便在报上更正，只好留到后来出书时做了修改。另外还有一些接敌区的读者，来信向我们提供"挤敌人"的信息，诸如他们那里在用什么办法围困据点、某某民兵的模范事迹值得写一写等等。虽然这些信很简略，不可能作为创作素材，但这种关怀和支持，使我们深为感动。
《晋西大众报》自从改版以后，发行量逐月上升。虽然说不能全是因为连载《吕梁英雄传》促成的，但这确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据行署教育处的同志说，许多小学校都订了这份报纸。他们订《晋西大众报》，目的就是要看《吕梁英雄传》。看来这部连载小说已变成了小学生的课外读物。原来报纸每期只印四五千份，很快就增加了一倍。那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管辖二十多个县，其中只有五六个完整县，其余的县城都是日寇盘踞着，抗日政府只能在一部分农村中行使职权。在这么一片不大的地区，一份通俗小报能发行到近万份，出乎我们的意料。这对编辑部所有同志都是一个最大的鼓舞。
报纸改版以后，编辑部的工作量自然也就加大了。首先是来稿逐月增加。各地通讯员的稿件，即使不能采用，也要提出意见退还作者。目的是通过这一方式，逐步提高通讯员的写作水平，具体做起来，当然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另外是，编辑部搬到了北坡，而印刷厂仍然在黄河西的杨家沟，每期至少要提前三天发稿，才能按期出版。好在可以依靠分局通讯班传递稿件，他们每天都有通信员跑杨家沟。第一天把稿件和版样捎去，第二天就可捎回清样来，经主编审阅签字后，第三天再捎去开印。有时遇到版面要做大调整，或是要更换某篇文稿，这就只能派一名编辑去处理。这事大都落在了我们几个年轻编辑头上。
从北坡到印刷厂驻地杨家沟，来回七十多里。我们都是一清早起身，以急行军速度赶路。只要过黄河不耽搁，办完事当天晚上就可返回来。有次我和西戎俩去工厂改换完版面，临离开杨家沟的时候，已经是半下午了。半路上遇到了一群狼，可把我俩吓坏了。我们正在山路上急匆匆地赶路，忽然看到不远处一群狼迎面奔来。这是一条窄沟，往前跑正好和狼撞上，往后跑很快就会被狼追上。无处藏，无处躲。我俩赤手空拳，狼要是扑过来，无法招架。万般无奈，只好紧贴着崖头站在那里。那群狼有五六只，互相追逐着，嗥叫着，愈来愈近，眼看大祸就要临头了。我俩吓得气都不敢出了，全身都在不住地抖动。也许那群狼只顾奔跑，没有发现我们，很快就从我们身旁奔过去，跑远了。我俩跌坐在地上，站也站不起来了，不住地大口喘气，不停地揩头上的冷汗。正在这时，来了一位背柴的老乡，看到我俩的狼狈相，笑着说："那群狼把你们吓坏了吧？"我只好点了点头。他说："如今是春天，狼正忙着搞恋爱哩！"这我才知道狼并不是没有发现我们，而是忙于交配顾不上吃人了。我俩喘息了好大一阵，这才继续赶路。等回到编辑部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后来经过领导批准，我们再去印刷厂的时候，就从分局饲养班借一匹马，省下两条腿走路，也省了时间。那些马都是在战场上经过考验的。过黄河时，在船工们的大声呐喊下，渡船在激流中无论如何颠簸，都是乖乖地站在船上纹丝不动，可一上岸就欢快地奔跑开了。我也就是那时候学会骑马的。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