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入战斗剧社
听过毛主席报告不到两个月,部队艺术学校第一期学员就结业了。我们正打算离开学校返回原部队的时候,正好接到了前方的通知,大意是说:决死二纵队的建制已撤销。一部分人编入了八路军陈支队,开赴山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去了;另一部分人转为了晋西北八分区地方武装;吕梁剧社相应撤销,所有在"鲁艺""部艺"学习的人员,一同编入八路军一二 O 师战斗剧社。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感到高兴,但又多少有点遗憾。高兴的是我们终于成为正式的八路军了。决死队虽然是抗日新军,内部也有共产党的组织,但名义上是属于二战区阎锡山领导,在老百姓眼中,比八路军要低一个档次。特别是晋西事变以后,阎锡山暗中与日寇勾结,已经站在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如今名义上也与他脱离了关系,这是应该庆幸的事;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辛辛苦苦创建起来的一个文艺团体﹣-吕梁剧社,从此就销声匿迹了。不过这点遗憾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思想波动,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原因是我们已不是一个完整的文艺团体了,一到延安有些同志就改行上了别的学校,特别是一些女演员在"鲁艺"和"部艺"教职员中已找下对象,有的已结婚,不可能再回前方了,这样一个不完整的剧社,即使单独存在也无法演出了。并入战斗剧社,这倒是很好的一个去向。
当时战斗剧社正在绥德给一二 O 师下属的三五九旅演出。于是我们在副社长苗波率领下就赶到了绥德城。战斗剧社早已接到了吸收我们的命令,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第二天还专门召开了个联欢晚会。
战斗剧社是个革命历史悠久的艺术团体,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成立了,是属于红二军团的剧社,一直受到贺龙同志的关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剧社也随贺司令员编入了一二 O 师,仍沿用原来的名称。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一二 O 师攻克晋西北的宁武、河曲、保德等七座县城后,转战到晋东北、冀中平原开展工作,直到一九四○年才又返回了晋西北。这些年来,剧社成员不断更新,但革命传统代代相传,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现任社长是戏剧家欧阳山尊,指导员成荫是"鲁艺"第一期的毕业生,又做思想政治工作,又兼任导演。五十年代初期转入电影界,后成为我国故事片的著名导演(已病故)。
剧社是按戏、音、文、美分为四个股,另外还有一个儿童演剧队。一些主要骨干如石丁、莫耶、刘西林、董小吾、安春振等同志,原先都是"鲁艺"各系的学生。他们既有一定的学历,又有一定的艺术实践,剧社所演出的节目,大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延安流行的一首歌曲《延安颂》,歌词就是莫耶写的,由此也可看出他们的水平了。
我们来了之后,很快就分散编入了各股,从此我们就成为正式的八路军了,左臂上也佩戴上了印有"八路"两字的白底蓝字符号。当时他们除了给部队演出之外,主要精力是修改排练那些反映前方生活的大型剧目,准备到延安去向党中央进行汇报演出。我们几个学美术的人派不上用场,只能是看排戏,办墙报,在绥德城街上写标语。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就又随着战斗剧社返回了延安。
到延安后,剧社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地址在延安城南离宝塔山不远的七里铺。村子紧靠南河,河岸上有几排泥土平城南离宝塔山不远的七里铺。村子紧靠南河,河岸上有几排泥土平房,山崖上是一排排的土窑洞。夜里从远处看起来,很像是一幢现代化的高楼。河对岸是新建的边区参议会大礼堂,再往南不远处是延安的商业区新市场。这是一条东西向的小横沟,自从一九三八年日寇飞机炸毁延安城后,出于防空的考虑,就把这里开辟成商业中心了。平素人们说"进城",其实并不是到延安城里去,那里只有残垣断壁和一些破旧的房舍。所谓"进城"实际上就是到这条小沟里来逛市场买东西。我在桥儿沟"部艺"学习期间,只来过这里一次,那是为了冬季取暖去崂山烧木炭时路过。平时就是假日我也不来这里闲逛,一方面是无钱购物,另一方面是来往一趟要走三十多里路,倒不如在家里看书、做功课合算。如今住在附近,逛市场的机会自然就多了。有时吃完下午饭到河滩里散步,踩着河里的踏石过去,走不远就到新市场了。
这是一条很窄的沟,沟口的拱门上悬着"延安新市场"几个大字,沿沟两旁是一家挨一家的店铺和小摊小贩,百花九样卖什么的都有,这些店铺有公营的,有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也有不少是私营的,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我们经常光顾的是新华书店门市部,这里除了出售解放社出版的图书外,也出售大后方的一些书籍刊物,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胡风主编的《七月》等,我们虽然无钱购买,但可以拿起来阅读。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我就是在这里读到的。无形中新华书店成了我们的临时阅览室。
水火无情人有情
有天傍晚,我和几个战友从新华书店看书回来,刚走到驻地,忽然听到身后隐隐传来急促的锣声,扭头一看,只见新市场那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显然是发生火灾了。我们谁也没和谁商量,立即跑窑洞提上打饭桶、洗脸盆,匆匆赶到火灾现场。只见是新华书店斜对门的一家杂货铺着火了,街上来来往往好多人,有的拿着各种盛水的器皿,奔跑着从南河里打水泼救,有的冲到铺房里往外抢救物资。我们立即加入这一救火行列。由于人多势众,泼救及时,大火很快就被泼灭了,只烧了两间铺面,没有酿成重大灾害。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救火行动,虽然累得满头汗水,拿洗脸盆端水时把衣服都溅湿了,但心里却感到很欣慰。不久,我又参加了一次洪水中抢救羊只的行动。
有天吃完下午饭,我们正围在门口打扑克,有人忽然发现南河发洪水了,社里领导人号召会水的下河去救人。我们几十个小伙子立时就奔跑到了河边。只见浑浊的河水卷着柴草,卷着庄禾,翻着浪花,直向宝塔山下奔流。这里一天都是晴朗无云,显然是上游下暴雨了。我们没有发现河里有被冲下来的人,倒是发现有羊只在洪水中挣扎。于是大家就跳到河里去捞羊。奋战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捞上来二十多只山羊和绵羊。那些被救上来的羊,瞪着惊恐的眼睛,站在那里一步也不敢挪动,只是不住地打喷嚏,不住地抖落身上的泥水。天色已渐渐黑下来,这些羊该怎么处理?大家商量了一下,只好把它们连拉带推赶回驻地,圈到一孔没有门窗的空土窑里。夜里怕它们跑掉或被狼叼走,只好派了几个人拿着棍子轮流在窑门口守护,我也是其中之一。
第二天,那些羊只缓过劲来了,不住地"咩咩"乱叫,大概是饿了,可招待所没有喂羊的草。于是社领导就派了几个人把羊赶到山坡上放牧,我也去了。平时看见那些羊倌拄着放羊铲,哼着小调,悠然自得。而我们五六个小伙子却管不了这二十多只羊,它们一上山就四处跑开了。特别是那几只山羊,不在山坡上吃草,专门跑到悬崖边上觅食,有的还钻进了成熟的谷地里啃食庄禾。急得我们几个人漫山遍野追赶,一个个跑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好在不久地方政府派来两位羊倌,把这些羊赶走了,我们才算脱了这顶愁帽。那政府派来两位羊倌,把这些羊赶走了,我们才算脱了这顶愁帽。那些失主,当然不会知道这些羊是谁帮他们从洪水中救出来的,那两家遭了火灾的商店,也不会知道我们参加过救火行动,但他们总会知道革命队伍给过他们帮助,一种集体主义的荣誉感,使我们感到自豪。
一次难忘的演出
剧社到延安不久,就开始给八路军留守兵团各部门、边区政府各单位进行招待演出。演出的地点有时是在附近的参议会礼堂,有时是在大泛沟八路军礼堂,还在"鲁艺"教堂的舞台上演了一场。
战斗剧社是从战火纷飞的前方来的,演出的剧目,无论是话剧还是歌舞,内容都是直接反映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事迹,再加上演出人员有一定的艺术水平,因而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每次演出,我仅是帮忙做一些后台工作,诸如挂幕布、搬布景片等等。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竟然把我也拉去当演员了。
那是一出大型歌舞活报剧,剧名叫"晋察冀的乡村",素材是他们在冀中平原活动时候获得的,内容是描写普通农民在八路军指导下,组织起来,奋起抗日的故事。这出戏,每次上演都受到观众的喝彩,因而剧社确定向党中央汇报演出时,就演这个剧目。可是就在确定了演出日期的前一天,一个饰演青年农民的演员突然病倒了。导演成荫指定要我来顶替,我再三谢绝,并说明我虽然在好几个剧团待过,可从来没有登台演过戏,可他不听,坚持要我顶替这个角色。大概是看准我的形象近乎青年农民。好在这个角色没有多少戏,不唱歌,不跳舞,连一句台词也没有,只是送一封鸡毛信,只要踏着音乐节拍,从舞台的这一侧急速走到另一侧,就算完成任务了。他们专门为我排练了几回,导演倒也满意,就这么定了。
演出是在杨家岭新落成的中央大礼堂进行的。这座礼堂,在当时的延安是最宏伟的建筑。设计得也非常奇巧,那时既没有钢筋,也没有水泥,可是能容纳千把人的会场里,连一根柱子也没有。整个建筑是以三个跨度高大的砖、石拱圈支撑起来的。拱圈与拱圈之间是砖墙,上部开有窗户,通风采光都很好,舞台也很宽大。一九四五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那次演出,可以说进行得很顺利。剧场里十分安静,依据剧情的发展,有时发一些笑声,有时又爆发出一阵掌声。我穿着冀中农民的服装,站在侧幕后边等待上场。我知道场子里可能有中央首长,自己告诫自己:"出场以后,千万不能紧张。眼睛千万不能看观众。"可是忍不住偷偷撩开幕布向台下看了看,影影绰绰看见场子里挤满了观众。在舞台前两盏汽灯的照射下,只觉得有千百双眼睛盯着舞台,忽然发现毛主席也坐在台下,他坐在前边一排位置上,正聚精会神地瞧着舞台。我立时紧张起来,说不来是兴奋还是惧怕,只觉得头晕目眩,紧紧地拿着那封鸡毛信,傻乎乎地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幸好有人在我背后推了一把,低声喊了句:"快上!"我这才走出了侧幕,可是全身发软,两腿不住地颤抖。隐隐可以听到台下发出的笑声,这更加使我心慌意乱,走路的步子怎么也踏不上音乐的节拍,深一脚,浅一脚,东摇西晃,差点栽倒在台上。最后总算跌跌撞撞下场了。从台左到台右,满共只有二十来步,走得我全身都冒汗了。一到后台就挨了导演的训斥,别人也投来了责备的眼光。我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是蹲在墙角里揩汗、喘气。好在第二天就没有人再责难了,而是当作了开玩笑的内容。吃饭时,有人用极其夸张的手法表演我的"台步",引得人们哄堂大笑,连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我也只能自我解嘲地说:"不管怎么说,我总算把鸡毛信送到了,要不戏能连贯下来?"
过了几天,剧社竟然收到了毛主席亲笔写的一封信,主席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特别是对以艺术手段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给予赞扬。全剧社的人都沉浸在欢乐和兴奋状态之中,也就没有人再提我送鸡毛信的那码事了。
现在看来,这个戏在艺术表现上不能算很成熟,毛主席所以给予鼓励,显然是为了倡导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这和《讲话》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一次投稿
这一个时期,除了晚上演出时我帮助搬搬布景,打打杂之外,白天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办墙报。
战斗剧社的墙报,等于是一份手抄的内部文艺刊物。不论剧本、小说、诗歌、漫画等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只要有一定水平就可以发表。我在绥德时候就被聘为墙报编委。我对办墙报很有兴趣,每期除了设计报头、装饰版面外,也练习写点小文章。写的大都是在前方的一些经历,有时也编写一些战斗故事。每篇稿子写完之后,我总要找别人看一看,请他们提意见,三番五次进行修改,然后重新抄写清楚。经主编石丁同意后,这才拿出去"发表",也就是张贴到墙报栏内,遇到有些比较长点的文章、剧本,墙报栏内张贴不下,我们就把它钉成小本子,摆在窗台上任人翻阅。这份墙报,实际上成了剧社内部创作实习的园地。
住在七里铺招待所期间,我写过好几篇墙报稿,有一篇算是短篇小说,比较长点,有两三千字,题目叫"第一次侦察"。有些同志看了以后,觉得还有点意思,石丁同志劝我向《解放日报》投稿。那时候,延安没有专门的文艺刊物,只有《解放日报》副刊有时候发表一些文艺作品。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重新抄写了一份,鼓起勇气,亲自送到了清凉山上《解放日报》编辑部。我记得当时我什么话也没说,放下稿件转身就走,匆匆跑回了驻地,好像办了一件不光彩事似的。那是一种什么心情?现在我也说不清楚。稿子送去不多几天,竟然刊登出来了,我兴奋极了。别的同志也向我祝贺。我拿着报纸和底稿对照了一遍,发现原来一些不太通顺的句子和错别字都改正过来了。这是哪位编辑修改的?这篇稿子是经哪位编辑之手签发的?我一概不知。我不认识解放日报的任何人,他们对一个无名小卒的投稿如此厚爱,我一直铭刻在心。
不久,大众读物社胡采同志来信,约我到他那里"一叙"。大众读物社驻在宝塔山下的一个村子里,离七里铺不远。我去了。胡采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他看了我的这篇文章,认为写得通俗易懂,很适于粗通文字的人阅读。他们打算印本小册子,问我是否同意?这真是天上掉下个馅饼来。我简直有点喜出望外,受宠若惊。自他和我"一叙"之后,那篇文章很快就印成了一本六十四开的小册子,为了读者阅读方便,是用四号字排印的。我曾保存有两本,可惜在战争中遗失了。
老实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胡采是何许人。全国解放以后,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编辑、老评论家,几十年来勤勤恳恳为别人做嫁衣裳。他不仅写过陕西老一代作家如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人的论文,而且也评论过年轻一代作家如路遥、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他的评论从不无原则地吹捧,也不故意挑剔毛病以显示自己的高明,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引导作家按照自己的风格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他是作家们的先生,更是作家们的朋友。陕西的作家们谈起胡采来,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他出版我那本小册子,给我最大的影响是:文艺作品应当写给广大群众阅读。这对我后来在通俗化方面的努力,起了鼓舞的作用。
《第一次侦察》只不过是一篇两千字的小故事,这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踏下的第一个脚印。虽然很浅,但却鼓起了我向前迈进的决心和勇气。可以这么说:我真正迈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我竟然还收到大众读物社和《解放日报》寄来的两笔稿费。虽然数目极其有限,但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最高的物质奖励。好几个同志闹着要我请客,我也乐于做东。于是我们相随着到了新市场,在小摊上每人吃了一碗羊杂碎。以往,每逢路过这里,那股扑鼻的香味,令人馋涎欲滴,可兜里没有一个子儿,只能是干咽唾沫。如今总算端起盛羊杂碎的碗了,而且是用第一次领到的稿费买来的,心情特别愉快。

【马烽(1922年6月18日—2004年1月31日),原名马书铭,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现孝义市)居义村,是著名作家、编剧。马烽幼年丧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现汾阳市)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1937年,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1938年春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马烽被送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半年后转入部队艺术学校美术队 。1942年冬天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5年6月5日由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刊载,1946年8月20日全部登载完,小说受到人们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家”称号,也是“山药蛋”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2004年1月31日,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