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伊始，毛主席便将深邃的目光投向了广袤的农村大地，那里居住着亿万农民，他们的医疗卫生状况牵动着这位伟大领袖的心。1958年的夏日，6月30日，当毛主席在杭州视察期间，偶然在《人民日报》上瞥见了江西省余江县成功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他的心中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于是，他欣然提笔，挥毫泼墨，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送瘟神》，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他对农民健康问题的深切关怀，更彰显了他誓要改变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现状的坚定决心。
为了这一宏伟目标，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而有力的措施。然而，面对当时中国医疗资源的严重匮乏，尤其是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数量稀少，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并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中那些传统医生，尽管医术有限，却成了农民们求医问药的无奈之选。但即便是这些略懂皮毛的农村医生，其医疗水平也普遍低下，医疗事故频发，给农民的健康带来了更大的风险。正如电影《红雨》中所生动描绘的那样，药铺掌柜孙天福贩卖假药，坑害无辜农民的场景，在农村并非个例，而是普遍存在的严峻现实。
尽管人民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县一级建立了卫生院，部分公社也设立了医疗机构，但这些努力仍难以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电影《春苗》中，杜文杰和医生钱济仁对病人见死不救、故意刁难的丑恶行径，虽然只是艺术加工，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农村医疗环境的某些阴暗面。
对于这一切，毛主席心知肚明，但他也深知，解决这一问题绝非易事，需要时间和智慧。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中医，这一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优势的医学体系。毛泽东多次在公开场合赞扬中医，强调其器械简单、行动灵活、价格低廉的特点，认为中医是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时间转眼到了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工作汇报。当钱信忠谈及农村缺医少药的严峻形势时，怒火瞬间被点燃。他严厉批评了工作不力，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让他们扎根农村，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
不久后，毛主席再次召见钱信忠等人，深入讨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卫生员的具体事宜。他强调，现有的医疗体系和教育方法并不适合农村实际，必须进行改革。他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城市服务的。但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医疗需求。医学教育要改革，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虽然本事不大，但总比那些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那么，为何在60年代初的几年里，毛主席会如此关注农村卫生工作呢？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出身农民家庭，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更因为他深刻认识到卫生工作在改造社会、教育农民中的重要作用。1960年，他更是明确指出：“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文化和技术革命相互结合起来。”
196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恰逢“六二六”指示提出不久。文章详细介绍了农村中涌现出的“赤脚医生”这一新型医疗力量，他们半农半医，既懂农业又懂医术，为农民提供了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毛泽东在阅读完这篇文章后，高度评价了“赤脚医生”的贡献，称赞他们“就是好”。随后，《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各大报刊也纷纷转载，“赤脚医生”这一名称迅速传遍全国，成为了农村医疗事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从此，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生被统称为“赤脚医生”，他们成为了中国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赤脚医生，这一独特的医疗角色，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农村生产大队之中，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乡村健康守护的坚实力量。在行政架构上，赤脚医生直接受所在生产大队委员会的领导与指导，而生产大队委员会则肩负起加强赤脚医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其政治觉悟的重任，同时全力协助卫生站的筹建与日常运营。这一点，在之前探讨陕西省赤脚医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章节中已有详尽阐述，故在此不再赘述。接下来，让我们聚焦于陕西省农村生产大队在推动卫生站建设与发展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卫生站在初创时期，往往面临重重挑战：资金短缺、场地匮乏、卫生员年轻且技术生疏、群众信任度低、甚至卫生人员家庭的支持也显得力不从心。以秦渡公社王卫村一队为例，曾有社员姬都银对卫生人员张芳贤冷嘲热讽：“你能看病？你祖宗八辈也没出过医生，你还想办卫生站？你要是能办成，我骑驴到你家门口让你骂！”这样的质疑与反对在当时并不鲜见。然而，在生产大队委员会的坚定支持下，这些难题被一一攻克。
资金不足，王卫村大队党支部便慷慨解囊，从公益金中划拨100多元作为补贴；场地紧张，大队办公室便腾出空间，供卫生站使用；技术水平低，就安排卫生员分批前往秦镇卫生院实习进修；群众信任度低，大队支部便亲自上阵，向村民宣传卫生站的好处，甚至支部书记廖毓登和支委张喜德都让自己的孩子率先接受赤脚医生的治疗，以实际行动打消村民的疑虑。
在他们的引领下，群众逐渐对赤脚医生产生了信任，而支部也持续加强了对卫生站的政治领导，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学习、业务学习制度及服务公约，并指派支委张喜德专门负责卫生站的政治思想工作。
赤脚医生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没有稳定的薪资，仅靠生产大队提供的微薄补贴或记工分来维持生计。尽管如此，他们却以满腔的热情和无私的奉献，坚守在乡村医疗的第一线。无论是深夜的紧急召唤，还是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只要村民有需要，赤脚医生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病人身边，用他们那双或许并不专业但充满温情的手，为病人带去希望与安慰。
遇到无法治疗的疾病，他们会及时建议病人转往县城或市里的大医院就诊，有时甚至亲自陪同，确保病人得到妥善治疗。在流感或流脑等疫情肆虐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加重大，他们不仅要挨家挨户发放药品，还要普及预防知识，常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上，觉也睡不安稳。他们赤脚踏遍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背起药箱出诊，放下药箱又投身于农田劳作，“赤脚医生”这一称呼，正是对他们生活状态与奉献精神的最贴切描绘。李兰娟院士曾感叹：对赤脚医生的评价几经波折，但无人可以怀疑其初心，有些人的批评也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至1977年年底，全国已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的数量更是飙升至150多万人，成为农村医疗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的文章，标志着“赤脚医生”这一名称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在电影《春苗》中，故事发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偏远乡村，那里距离镇上有着二十多里的水路，交通极为不便。解放前，村民们对医生几乎一无所知，春苗回忆道：“那时候，医生是要大轿抬着来，药是要用金银来换的。”由于贫穷与落后，村民们生病时只能依靠当地的土方、偏方来尝试治疗，若无效便只能听天由命。
解放后，虽然镇上建起了卫生院，但距离遥远，难以满足村民的日常医疗需求。村里曾有一位名叫贾月仙的医生，在家门口挂起了一面写有“医”字的旗帜，却遭到了一些村民的质疑，被冠以骗钱巫医的恶名。而电影《红雨》则描绘了北方农村青山大队在农业学大寨修建水库的火热场景，然而，许多村民因病倒下，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大队里仅有的医生，竟是解放前地主药铺的掌柜，医疗资源的匮乏与落后可见一斑。这些影视作品，不仅是对那段历史的真实反映，也是对赤脚医生这一群体无私奉献精神的崇高致敬。
在解放前的那段岁月里，老石匠的孩子不幸生病，他满怀希望地找到孙天富求医，却因囊中羞涩而被无情地拒之门外。时光流转，如今孙天富主动上门为石匠爷看病，却遭遇了被赶出门的尴尬。在湖滨大队，小妹的病情牵动了全家人的心，奶奶急切地想找贾月仙，妈妈则寄希望于妇女队长春苗，最终还是春苗果断决定，亲自送小妹前往公社卫生院救治。这一系列变化，深刻反映了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建对传统医患关系的巨大冲击。
原有的医疗资源被边缘化，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愈发凸显。关于贾月仙和孙天富的医疗技艺，村里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人甚至指责贾月仙用香灰糊弄病人。然而，从故事的后续发展中不难看出，贾月仙时常能从公社卫生院获取药物，这表明她并非全靠偏方，也掌握着一些难得的西药资源。而小妹的悲剧性离世，更是因为公社卫生院药品短缺，无法及时救治。
贾月仙、孙天富这些植根于中国农村的传统医者，尽管受限于时代，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在医疗资源匮乏的乡村，他们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医疗困境。然而，建国后，他们却被排除在了国家医疗体系之外，这并非因为他们的医术不精，而是源于贫下中农对农村医疗阵地的迫切需求与掌控。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再加上红药水、蓝药水和阿司匹林，这就是赤脚医生的全部家当。”李翠娥深情地回忆道。由于培训时间仓促，许多知识还未掌握，赤脚医生们便依靠着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行走江湖。这本手册堪称“全科医疗宝典”，从日常的咳嗽、呕吐到复杂的心脑血管疾病、癌症，从灭蚊防病的常识到核武、生化武器的防护，从针灸、草药到常用西药，内容包罗万象。据统计，《赤脚医生手册》在当时的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等红色经典，成为赤脚医生们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除了治病救人，赤脚医生们还肩负着重要的防病任务。郭自珍回忆起那段岁月：“每到双抢时节，我们都会到田间地头送去用草药熬制的凉茶，16个生产队就要送16担，帮助村民们防暑降温。”
在赤脚医生的思想教育方面，河南省卫生厅对各地方机构提出了明确要求。他们组织赤脚医生、卫生员深入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以及“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光辉题词，通过开展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斗争和“三忆三比三查”活动，进一步坚定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服务意识。
这些活动包括回忆解放前贫下中农的苦难生活，对比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检查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否牢固；回忆修正主义路线的苦难岁月，对比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甜蜜成果，检查自己在革命卫生路线上是否站稳脚跟；回忆合作医疗站建立前的缺医少药状况，对比建立后的便利与实惠，检查自己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大小。同时，各地还组织赤脚医生和医务人员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并邀请部分赤脚医生座谈交流学习体会。
在医校培训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更是赤脚医生的必修课。潢川县抗大医校作为河南省知名的赤脚医生培训学校，自创办之初就明确了培养目标：“培养出来的学生思想红、和贫下中农感情深、贫下中农信得过、养得起、用得着。”为实现这一目标，学校要求每位学生都要“三带”：带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带村史和家史、带劳动工具。在培训过程中，学校重点开设了五门课程：一是马列主义理论课，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使学生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提高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二是阶级教育课，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邀请老贫农讲述“三史”，使学生深刻认识阶级斗争，不忘阶级苦，为贫下中农学好医；三是生产劳动课，将生产劳动视为基础课，劳动时间占整个课时的三分之一，确保学员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四是传统教育课，通过讲述毛主席创办的延安抗大光荣传统和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事迹，邀请老红军、老赤卫队员讲述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历程，同时结合认药采药活动进行行军拉练，培养学生的艰苦奋斗精神；五是医药专业知识课，为赤脚医生提供扎实的医学知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