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23）陕0114刑初265号刑事判决（2024年1月17日）

二审：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陕01刑终326号刑事裁定（2024年6月3日）

2023年4月至5月间，被告人翟某可通过某聊天软件联系到身份不明的“上线”，双方约定由“上线”提供电话号码，翟某可使用个人及其母亲名下的四张电话卡拨通被害人电话，并将通话转接至“上线”控制的通讯设备。“上线”冒充快递客服诱导被害人添加微信或QQ，为后续诈骗创造条件。翟某可共计拨打引流电话1439条，帮助“上线”骗取三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565,109元，其个人非法获利11,082元（按每小时180元计酬）。

公诉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但翟某可及其辩护人辩称其主观上无非法占有目的，行为仅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法院经审理采纳辩护意见，认定翟某可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检察机关抗诉后，二审法院裁定维持原判。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翟某可的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共犯，还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 罪名界分的法律依据

《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帮助”。该罪与诈骗罪共犯的区分需结合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参与程度及获利模式：

诈骗罪共犯：要求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者存在“通谋”或稳定配合关系，主观上对诈骗的具体手段、目标及后果具有明确认知，且可能参与分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人仅对他人可能实施犯罪具有概括明知，未参与犯罪策划或实施，且通常仅收取固定报酬。

· 本案的争议实质

控辩双方对事实无争议，但对法律定性存在分歧。检察机关认为，翟某可明知引流行为服务于诈骗活动，应认定为诈骗共犯；辩护人则主张其行为仅构成技术性帮助，缺乏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法院从主观明知程度、行为参与深度及违法所得性质三个维度展开论证，最终认定翟某可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 主观明知限于“概括认知”

翟某可虽知“上线”可能实施诈骗，但对具体犯罪手段、对象及金额缺乏明确预见。其供述显示，其仅知需诱导被害人添加联系方式，后续诈骗行为由“上线”独立完成。此种认知符合《刑法》第287条之二中“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概括性要求，但未达到诈骗罪共犯所需的“具体明知”标准。

· 行为未实质参与诈骗实施

翟某可的引流行为系为诈骗创造条件的前端帮助，但其未参与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的核心环节，亦未与“上线”形成分工协作关系。法院强调，诈骗共犯的认定需以实质参与犯罪实施为前提，而翟某可仅提供通讯支持，作用具有可替代性。

· 固定佣金模式与分赃的区分

翟某可按小时收取固定报酬，未参与诈骗所得分成。法院认为，分赃行为通常体现共同犯罪中的利益绑定，而固定佣金模式表明其帮助行为具有独立性，与诈骗结果无直接利益关联，故不宜认定为共犯。

本案裁判为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定性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规则：

· 严格区分“通谋”与“概括明知”

若行为人与上游犯罪者存在事前共谋或长期配合，可认定为共犯；

若仅基于业务合作提供技术支持，且对犯罪细节缺乏明确认知，则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 重视行为独立性与参与程度

前端技术支持（如引流、设备提供）与后端诈骗实施（如话术设计、资金转移）的分离，是区分两罪的关键。司法机关需审查帮助行为是否直接介入犯罪核心环节。

· 利益分配模式的审查意义

固定报酬与违法分成的差异反映了行为人与犯罪结果的关联程度，可作为判断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要依据。

一、明确罪名界分的核心要件

· 主观明知的差异

辩护重点：区分“概括明知”与“具体明知”。 律师需通过被告人的供述、聊天记录等证据，证明其仅知“上线”可能从事违法活动，但对诈骗的具体手段、对象及金额缺乏明确认知。例如，翟某可仅负责引流，未参与后续诈骗话术设计或资金转移，可佐证其主观认知的局限性。

法律依据：引用《刑法》第287条之二，强调“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概括性要求，而非诈骗罪共犯所需的“通谋”或对犯罪细节的明确预见。

· 行为参与程度的审查

辩护策略：证明行为未实质介入诈骗核心环节。 律师需强调被告人的行为仅停留在前端技术支持（如拨打电话引流），未直接参与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等诈骗实施环节。例如，翟某可仅将通话转接至“上线”，未与被害人直接接触，可作为行为独立性的关键证据。

二、利益分配模式的论证

· 固定佣金与分赃的区分

关键证据：提供支付记录、合作协议等，证明被告人仅按固定标准（如每小时180元）收取报酬，未参与诈骗所得分成。

法律意义：法院通常将分赃视为共同犯罪的利益绑定，而固定佣金模式表明帮助行为与犯罪结果无直接利益关联，符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

· 违法所得金额的辩护

量刑考量：若违法所得较低（如本案中11082元），律师可主张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轻刑档（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避免被认定为诈骗罪共犯的加重处罚。

翟某可案的裁判彰显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统一。在电信网络犯罪分工日益精细的背景下，司法机关需精准把握帮助行为的法律性质，避免过度扩张共犯范围。对于公众而言，本案亦具警示意义：即使未直接实施诈骗，为犯罪提供技术帮助仍可能构成犯罪。唯有增强法律意识，方能远离网络犯罪泥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