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早年采用銀两与銅錢为通用货币，历时甚久。关于銀两之熔化,銅錢之鼓铸，原均由国家設官执掌。嗣后，于清朝中叶即将熔化銀两开放，准予民营，自此遂有从事熔化銀两之“炉房”出現。至于銅錢之铸造,直至淸朝末年,仍由国家掌管。民营之炉房于初成立时,专以熔化零散碎銀铸成銀錠为唯一之业务,而市面以銀換錢或以錢換銀等交易,在先均为货行之副业，后始专业经营，名为錢鋪。迨民国初年,錢鋪改名,或称兌换所,或称銀号。我在北京炉房业及銀錢两业中工作四十年，关于北京炉房之始末以及錢鋪,銀号变迁之概况,或听諸本业前輩所口述,或为本人所经历,发书之于次,以供参考。惟因事隔多年,回忆追述,遣漏正多,尙希関者指正补充。
(一)关于炉房的种种
清道光年間(1821年至1850年),有直隶深州孤城村卢天保者，于北京前門外珠宝市創設人聚炉房(后改为复聚炉房)，专事熔化散碎銀两为业。初属家庭手艺作，父子叔侄相继经营。后逐步发展，如复聚、万聚、全聚、增盛、增茂、聚增、德顺等炉房，俱系卢氏家族所开设。卢天保字紹周，人称卢老紹。当时因卢家炉房业务发达，故民間有“要开炉房，先找卢老紹”的說法。不久，有些高官 富商亦相继开設炉房，如:同元(初添“兴”字，再改“祥”字)、聚义、祥瑞(初添“成”字,后改“兴”字)、签泰(后加“源”字)、源丰、恒丰、德丰、聚盛(后加“源”字)、全聚(后加“厚”字)、万丰、万兴、宝兴、恒盛、聚丰、恒康、裕兴(后加“源”字)、宝丰(后加“成”字)、宝元祥、裕丰源及謙和瑞等。于是一时之炉房共計竟达二十六家之多。各炉房之字号,最初均系双字,如“复聚”、“万聚”等。按当时炉房业中，有换东家不得改字号之特殊传統;因此，凡炉房改换东家时,为分清新旧东家之责任,遂在原字号后加一字,以示区别。例如祥瑞兴、同元祥两炉房，均加改过二次，俱系中途改换东家，出倒鋪底所形成。后来,市面新設之鋪家,多用三字名称,于是,成立較晚之宝元祥、裕丰源及謙和瑞三家炉房，其字号遂均用三字为名，并无改换东家之事。
炉房化银铸锭的情况
炉房最初仅設化炉一座(炉式与全聚德飯庄之烤鴨炉相仿)，熔化碎銀。后业务发达，有設炉四座者。化銀之程序是先将拟化之零散銀两剪成碎块,秤足分量后放于箥籍中，待开炉后，将跟倒于专供熔化用之銀罐(特制耐火陶罐)中,以鉗子夹住銀罐,置于炉内,俟熔化后将銀罐夹出，加硝少許，再用长香将銀液浮面杂质打去,倒入預定之铁模中,立即凝結成錠。在光緒初年間所化之銀锭有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一錠者,至光緒十五年(1889年)后，只化北京市秤十两一錠。彼时炉房門面所挂之牌子为:“某某炉房散碎成錠信实傾硝行”。
炉房炉内之残煤及地上秽土和柜房柜内地上尘土,向不外倒，积存后有“土厂”前来收买。開炉房营业最盛时期，有的炉房每年之秽土,即可卖得价跟一百两。此項价銀例为柜中同事們的福利。在此时期之土厂，如洪顺土厂等共有十家之多，俱系山东人所开設。土厂将上項秽土运回过滤澄清后,即可提出少許銀碴。
珠宝市炉房初創者卢天保为深州孤城村人，因此北京从事炉房业者，大部分为其附近村庄之乡邻，而束鹿、冀县人次之。至于万丰及万兴之东家、伙計均系山东德平县人，聚丰炉房之掌柜为山西人，关門較早,无何足。后来北京之銀号、錢鋪,其内部人位，大抵多为深、束、冀三县人，时称“深东冀帮银号”，实起源于此。
炉房开始经营存放款
炉房开始时，其业务为散碎成錠、加工耗色,后以人民生活上需要之增加，交易范围日趋广闊，从而巿面之筹碼遂亦逐漸堆大。同时,又因往来客商携带現銀不便，多于換成銀两后，即浮存于炉房,并无利息;而与炉房东家掌柜有关系者,遇有急需,亦常临时通融暫借,初亦无利息,多于事后私人饞送而已。此类浮存、暂借，由少而多,由暫而久,炉房見有利可图,遂增添管帐及跑外人員,专司其事,由是遂开始兼做存放业务。最初，借款利息甚低，而存款則无利息。光緒年間,长期存款始付予少許利息,往来(折交)存款則无利息。
炉房兼做存放业务后，各家多有各自交往之行业。如聚义专交布行、煤行、票号及“八大鲜”如瑞蚨鲜等。全聚厚专交外館(做蒙古买卖者)和伊犁帮(做新疆买卖者)。增茂专交官木厂，如兴隆木厂(即总承办建筑頤和园的木厂)。其他各家炉房，亦均有各自交往之行业。再者，所有行业或富戶，其所收受之散碎杂色銀两，多向炉房换成通用紋銀,俾便于随时使用或拨兌。由此可見,炉房在当时金融方面所起之作用已相当巨大。此时炉房于外地并无分号，故均不做汇竞业务，而各行商需付外地帐款,全賴鏢局护这,如“会友鏢局”即此类鏢局之一。
炉房于兼做存款放款业务后,各行各业几乎与炉房均有往来，于是各行业拨见帐款事,遂多委托炉房代办。例如瑞蚨祥洋货店，由聚义炉易拨某绸緞庄北京市秤一千两，該綢緞庄委托全聚厚向聚义照見,如聚义回答“有”，全聚厚就随派学徒将現銀扛回，对方不能稍有拖延,否则就被认为是“坏字号”了。
关于取送銀两事，对年轻学徒的健康頗有妨碍。按当时炉房学徒年龄約在十五、六岁，体力不足，经常扛送千两重的銀两，因吃力过甚,以致学徒中患痨病者頗多。
后来炉房家数增多,各家业务亦行扩大,往来拨兌頻繁。例如:甲炉房方由乙炉房扛回現銀,又有货行由甲炉房拨乙炉房货款,乙炉房又由甲炉房扛回現銀，当时各业办公尙无一定时間，一天之中,甲拨乙,乙拨补甲,竟有五、六次之多。往来一次,互相过秤、看成色,种种麻煩，不一而足。因此，同业議定除单独无过帐往来者外，每日下午4时半起,各家存欠一律以現銀找清;如交付不淸,即认为“关門”。此外,尤有不許“坑同业”之禁例。所謂“坑同业”者，即:如某货行由甲炉房拨付乙炉房紋银若干两，甲炉房如无力交付,于乙炉房与之对話时，可告知“无有此事”来搪塞;倘应允乙炉另照凳,而于下午交割找清时,始声明无款交付,即視为“坑同业”。又如某炉房一时亏款，可向值年“会头”(即以后的会长)声明亏款緣由,請同业帮助,言明某日归还，经会商同意后，当由各家分担。如該炉房借款未还之前关門，亦认系“坑同业”。从此,該号掌柜、伙計以及东家，均为炉另业全体所不齿，不仅彼此断絕往来，而且炉业中永不許再用坑过同业的掌柜和伙計。老掌柜每年正月“說官話”(送花紅)时,輒諄諄吿誡同事,必须以信用为作人之本,万不可做坑同业之事，并应終身视为禁例。故此，直至炉房业衰落关門,很少有同业欠款者。即以后凡銀号于停业而不欠同业錢款者，該号经理則引以为荣。由此可見炉房业往日之禁例，对于同行确具有一定之影响。
回忆有一坑害同业的实例,現簡述于下。1934年,珠宝市各炉房早已改成銀号，惟炉房公会这一组织尙继续存在。当时有打磨厂大源銀号经理馬瑞章,拟取得炉房公会会員資格,先在珠宝市购置房屋一所，迁入居住，继即托人向炉房公会主席說明，願意加入炉房业公会为会員(按当时外街另有銀錢业公会),后经議决,合其按照珠宝市公議局房产置价，付基金二千余元，則可接納为会員。馬瑞章当即照办。入会后一年余,某日馬瑞章約請同业,声明該銀号銀根吃紧,請筹借四万元。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有計划地破坏华北金融,市面銀根确属紧迫，大家本风雨同舟之义，遂如数借予四万元(聚义未借)。后来馬瑞章归还該款一部分后，竟逃之夭夭。迨至1942年，馬瑞章在临記洋行楊靖宇等組织的利华銀号充当经理,所有銀号均不与之往来。該利华銀号后因营业不佳，关門大吉。
改为官炉房的经过
自清同治、光緒年間我国开辟通商口岸后，国内各大城市，人口漸多,交易日繁,筹碼亦因而增多。又因捻軍起义，地方行政紊乱,以致解京交庫銀两,名称不一,质量不等,种不一致。到京交庫时,庫官借詞敲詐剋扣,百般刁难，竟使解銀官有稽留京都半年之久仍不能回省銷差者。后有裕丰源、謙和瑞炉房总管耿亚度(深州耿家庄人-耿家庄距孤城村約一里)上书度支部,申請組织公議局，以二十六家炉房为基础,代部化銀,凡外省解繳銀两,就交珠宝市炉房，化成北京市种十两一绽,上打“公議十足”四字戳記，外加炉房某号字样，方为合格,否则度支部不予收受。上述申請经度支部批准后,原由民营之炉房，遂定名为二十六家官炉房，成立公議局，由各家同出资置房一所,每日由四家炉房各派一人至二人，分上下午輪流在公議局值班，負責审查各家所化之銀錠是否达到十足成色。成色不足者均退回另化,合格者方将存在公議局的“公議十足”戳記和值日家之字号戳鏨在銀錠上。各家所化之銀錠送至公議局后,加盖“公議十足”和字号戳时,其中字号戳全系值日家之字号戳。换言之,本字号所化之銀錠,不許打自己之戳記。如此，方能互相监督,而免流弊。后来“小炉房”(下詳)所化之銀錠,亦由值日家負审查和打戳責任，手续費亦归其所有。自成立公議局数十年来,公議十足銀錠从未发生任何成色不足情事。
炉房自改为官炉房后,信用大著,不仅化銀成为专利，且存款亦蜂拥而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按当时北京做存放业务者,除炉房外,不过仅有大錢鋪如“四大恒”数家和山西票号十余家,故此，炉房竟成为北京经济之枢紐。于是，旗汉显宦巨贾多认为炉房为发財之捷径，粉紛集資在内外城开設炉房(地方官厅不許在珠宝市增股炉房)。此类炉房如义顺、蔚丰源等十数家，所化之銀錠必須送至珠宝市公議局,经官炉房审查合格,加打“公議十足”和某炉房戳記后，方能按十足紋銀通用。每千两付打戳費一两。該十余家炉房，亦做存放业务，与官炉房业务相同，惟字号分散各处,相距較远,拨兌和交換現銀等事,均須由官炉房办理，故俗称“小炉房”,后亦改称銀号。
炉房存放款利息的结算
炉房自光緒初年对存款始付利息，以折为凭(无存单)，期限一年者为多，利息大小不等。对于货行放款亦凭折往来。欠款在清末,由月息八厘至一分,照例到五月节、八月节、年底必须归清，同时結算利息。平日不做定期放款。如到年底不能将往来折上欠款归清者,可預先說明,双方商量,得另做临时一个月期之定期放款。由1914年起，往来欠款利息，涨到月息一分二厘的老官价，直至1931年始增到月息一分三厘。1915年后与銀行往来，互相存欠,均以周息四厘計息。每年6月20日及12月20日为结帐期。但对于銀号錢鋪仍无利息,并且只許存不許欠,如偶然欠款,必须預先商妥。此乃因袭炉房时期之习惯。彼时多以珠宝市炉房为地主，以銀号、錢鋪为外客，故此俗称炉房为“吃地面的銀錢业”,其緣由即在于此。
炉房人员的工资和“吃股”
炉房中的学徒,到炉房的第一年里无工资，自第二年起,每月始給工資紋銀三錢,逐年略有增加。首席掌柜工资,每月亦不得超过三两。后改用銀元,則以一元作北京市秤六錢九分折算。年終认为某伙友有提升之资格，即放买卖(亦称“吃股”)，即合同上所謂“东六伙四”。伙計方面在利潤十分之四中,再訂各占几分之几,从此即与号同休,认为无上光荣。学徒非到三年,不能回家。伙計二年回家一次。同业中有“长工錢”者与“短工錢”者,所謂长工錢者,即假期仍有工资，短工錢者，即假期无工资。每年阴历正月初二日，为开张日。是日,各往来家俱送现銀或現洋为贺品,作为添仓之意。該日現銀不計成色,現洋鏨字者均照收帐,借表新年共同欢乐之意。号内每月初二及十六两日，均吃“犒劳”(一般多是吃餃子)。店东对伙計、徒弟的盘剝，在吃犒劳中也表现出来，所以炉房业中遂有如下之諺語“初二、十六,炉房吃肉,一个人四两，七折八扣。”
壬子年借款案
壬子年(1912年)阴历正月十五日,北京猝遭兵变，市面百业停頔,政府接济市面,借給珠宝市炉厉现銀，令再轉借貨行。祥瑞兴借得十万两,其他炉房有借三万至五,六万两不等(聚义、万丰、万兴未借),共借六十万两。迨至1919年,北洋政府为支付軍警欠餉，竟“罗雀掘鼠”，将該借款案翻出，命警察厅传令欠款炉房归款。此时，炉房存在者不过十四、五家，后经北京市商会会长安迪生出面調处,以現款和五年公債各半归还了事。
炉房拆炉改称银号
自庚子年(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后,帝国主义国家紛紛在我国設立銀行，并运来墨西哥站人銀元及英国鷹元，在我国行使。我政府也铸造团龙銀元以及江南、广东等机制銀元,流通市面。由于现銀因名称、分两、成色不一,且携带亦較困难,遂逐漸稀少。民国成立后,又明合废銀改元，炉房业务乃一蹶不振，关門者及自动清理者約八、九家，即存在者如聚义炉房等亦仅余炉一座，初則七天开炉一次,继則半月或一月开炉一次。至1915年，珠宝市各家化銀炉俱已拆除。1916年，聚义、全聚厚、同元祥、祥瑞兴、聚盛源等，相继在天津、上海設立分庄,除做存放款外,并兼做各种汇兑,始改称跟号。
官炉房将化银炉拆除，外街(即珠宝市以外的街道)尙有小炉房二家，三聚源及永泰成,各有炉一座,所化之銀两,均仍到珠宝市公議局打公議十足官戳及某炉另字号戳，并仍按一千两付打戳费一两,以便卖与銀楼首飾店时，免去耗色之煩。直至敌伪时期，改組号,該两号方同时清理。从此,“化銀炉房”仅为历史上一名詞而已。炉房改为银号后,以存款、放款、汇竞为主要业务，营业逐渐兴盛，适值中、交两銀行鈔票停兗,大部分銀号均添設代客买卖中、交票信托业务(聚义未添設),于是一时业务大振。至1921年,外蒙独立，做蒙古买卖之外館全行撤回,致北京綢布两行所受直接之損失极为惨重，炉房也受到直接与間接之影响极大。此外，新疆、西藏地方不靖,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在該两地经商之“伊犁帮”和“西藏帮”由于货物滞塞，波及北京貨行滞銷，遂导致一些炉房如裕兴源、益泰源、源丰、謙和瑞、复聚、万聚等家,相继清理。存在者如聚义、同元祥、全聚厚等,亦不过十家,竭力掙扎,在西北张家口等地、东北奉天等地、长江汉口、南昌一带,設立分号,扩大业务。至1928年，政府南迁，北京已非政治中心,人口减少,交易日衰，各行业均見蕭条,以致恒盛、宝兴、宝丰成等炉房,相继倒閉。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淪陷,使北京各行业,遭受巨大影响，而由炉房所改之銀号,至此仅存七家矣。至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有計划地破坏华北金融,挤兌法币,并高价收买銅元(以一元买銅元一斤,計八十枚)，以致河北省銀行及中国农工銀行均发生挤兑风潮，兼以中交两行紧缩法币发行,造成市面銀根奇紧。而政府首脑均已南下,无人負責,人心惶惶,謠言四起,风声鹤唳，一日数惊,百业停顿，如同元祥、全聚厚、祥瑞兴、聚盛源、万丰、万兴等銀号,同时倒閉(嗣后，祥瑞兴复业,直至全国解放,統案結束)。此时仅存聚义銀号一家，因有旧西北軍人员存款，实力雄厚，未遭池魚之殃。“七七”事变后，日寇特务机关由聚义銀号提去旧西北軍人员存款黄金八百余两,現洋二十万元及存款二十八万元,共約六十万元。嗣于敌伪时期，该号经理王振亭，約請大中銀行经理常铸九合作加股,改为聚义銀行,至日本投降后,由伍小菴(东兴飯館经理)依照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关于銀号复业办法之规定，“借尸还魂”，聚义銀号得以复业，董事长仍为旧股东代表田普馨。至解放后,由章士釗、馬占山、胡若愚(前青岛市市长)、吕汉云(中国农工銀行协理)与旧股东合作改組,以前京兆銀錢局副理高鏡明为经理,直至1951年結束。
聚义炉房自清成丰六年(1856年)开张,初期仅为化銀炉房，后始附带兼做存款放款，范围甚小,嗣由掌柜田效廷(深州孤城村人)辛勤经营,始具规模,不幸于庚子年八国联軍进京时,被搶烧一空，劫后仅余四根門楣而已。经田效廷惨淡经营，昼夜筹划，不遺余力,几至积劳成疾，终于在十二年后,积累厚成(公积金)十五万两。
1916年由前門大街公兴紙庄介紹陆軍第十六混成旅(西北軍前身),由四川运至北京現銀,以銀易元后,即存于聚义。此为西北軍在聚义存款之始。該号实力旣厚,又增加上項大量存款，故数十年在各項风波中,均得安然渡过。聚义在炉房业中,为从未改換东家之第一家。該号自开张至結束，共計九十五年，乃京、津、沪、汉成立年限最久之銀号。
(二)关于錢鋪的种种
旧日錢鋪,除不設炉化銀外，其主要业务为买卖金、銀、錢,办理存款放款，兼出銀票、錢票。北京之錢鋪甚多，虽然其資本多少不等，但营业范围則大致相同。至于附带经营銀錢业之錢腊鋪,家数更多，其情况略同，势难一一群述。茲仅将成立較早、信用素著者，如四大恒錢鋪和泰原錢鋪之始末与营业范围,加以叙述，可作錢鋪之滥觴,从面对于錢业之概况,亦得窺其一斑。
四大恒錢铺与泰原錢铺
在清朝期間,北京最大錢鋪为东四牌楼之“四大恒”，即:恒利号、恒和号、恒源号及恒兴号(四家联号)。該四家之营业范围，为买卖现金、銀、制錢及存款放款,外代“捐柜”并出銀票錢票,以及和内务府(清朝内帐房)交往。致外传四大恒为内务府旗人所开，但实系汉人董某等集資所設，年深日久，竟以訛传訛。其内部人员，完全为通州人。此四家字号市面上通称四大恒錢鋪，但其門外牌匾及内部图章，均无錢鋪字样。按当时之錢鋪、錢腊鋪或貨行，凡拟出銀票、錢票者，需向步軍統領衙門交納紋銀五百两，領得錢幌子悬于門外,即允許填发銀票和錢票。此項銀票錢票,由出票家用紙条书写:凭条付北京市秤銀或公砝銀若干两，也可以带零，如几錢几分,加盖本号图章。錢票則写;凭条付京錢若干吊,也能带零，如几百文，加盖本号图章。四大恒銀票有五千两一张者。当时銀票除四大恒之外，尙有泰原錢鋪所出之銀票，市面上均欢迎收存。其他出票家过多,不可胜計，因信用不如四大恒之著，其所出之銀票，收票人多随收随取,不愿留存,或即委托炉厉錢鋪代为取現。
关于四大恒之营业，除以上所叙述者外，尙有代理捐柜一項，茲筒述于下:清朝政府巧立敛財机构，搜括民財，而捐柜亦即該項敛財机构之一。彼时北京之恒利号、恒和号等錢鋪,表面虽謂呈准度支部代收捐款,而实际乃度支部暗中指定之买卖官秩代办所,即所謂之“捐柜”。捐柜即包办有关卖官鬻爵事项之接洽、收款、領发证件等。据悉捐一“七品衔”需銀三百两，捐一“九品街”需銀一百两。此項捐柜旣可由部倾到应得之代办费用,而捐得官秩者,亦多給予重金酬謝。这一营业，眞乃“无与伦比”，但是，与内务府无密切关系者，只得望洋兴叹而已。四大恒均代理捐柜，共声势之大，当可想见矣。
四大恒所收之存款,以内务府及各旗籍官員之款为主要来源;至于放款则以当行为主,买卖現金銀銅錢均以内务府为主,儼然为内务府之外帐房,故其营业既稳固而又有厚利。民初合为一号，改为恒利金店，1931年后自动清理。
当时北京最大錢鋪,除四大恒外,尙有泰原錢鋪。該号原系布行,后改为錢鋪:其創办人，一为山西人，一为山东人，二人合伙经营。直至以后营业发达增加人員时,每添一山西人,亦必添一山东人。 例如柜上共二十人，内中山西籍山东籍各半，其人員永为双数。該錢鋪設于西华門里南长街一破庙内，后买得錢幌子始出銀票錢票。該号每出一张銀票,票面銀若干，必包起現銀若干，所出錢票亦同样办理，然后即将所包之現銀現錢置于土窑庫中收存。如某年有一旗人拉現銀十万两,存于泰原錢鋪,迨至六年后提取存款,該号所付之現銀,仍是当初該戶交存之銀两,原封未动,因此，該号信用大著,竟駕于四大恒之上。該号由布行改为錢鋪后,大門口外尙放置布两匹,以示永不忘本之意。
泰原錢鋪除出銀票、錢票外,兼做存款、放款、买卖現銀和銅錢为业务。由于座落西华門内,附近旗人和太监較多,因此該号接受之存款,則以旗人与太监为主。至于放款,則以山西和山东字号为主。
泰原与四大恒的竞爭
北京珠宝市之錢市,为四大恒醵資創立,因此关于錢市开盘等事,向为其四家所把持。某年正月問四大恒跑外(即营业员)未到錢市以前,泰原跑外就开了行市;未几,四大恒跑外来到后，即对泰原跑外大发雷霆,强合停止。当时泰原錢鋪也有一些潜势力，旋经人出面調停,始告解决。
泰原自在錢市被四大恒欺压后,认系奇耻大导,于是暗地陆续积存四大恒銀票二十万两,某日赶着轎車到四大恒凳取銀票,声明全部取現。当时如出票家現稍迟,就算无信用坏了字号，致使四大恒一时手忙脚乱。自此四大恒逐不敢轻视秦原矣。
庚子年八国联軍进占北京,泰原錢鋪因設在西华門里,竟被左近之日本軍队从該号土窑庫中搶去現銀二百八十万两。該号設在破庙内,鋪房旣小又破，而日本軍队竟洞悉該号存有大量現銀，加以搶劫,定有汉奸为之引导无疑。和議成后,該号迄未向政府申請賠偿和惩罰汉奸等事，良可惋惜。从此,泰原錢鋪营业,逐年小，后遂改为帐局子,直至1937年自动清理。(以上数事,均系炉房业前輩亲見口述。)
银票与錢票
四大恒錢鋪与泰原錢鋪,信誉均甚昭著,所出之銀票、錢票,收票人多視如現款收存不兌。此外尙有較小錢鋪如广順、广元、丰案及义和，彼等业务大致均为存款、放款(高利贷)和买卖现跟及銅錢,并出銀票、錢票。再如天德、天丰、万顺、永丰泰、宏兴永等錢鋪,不做貸款,只凭門市买卖銀两、銅錢,后加銀元、銅元等业务。
另有錢腊鋪,除买卖小宗銀、錢并出銀票錢票外,兼售腊烛、煤油等杂貨。此項錢腊鋪有明三元、德三元、恒兴魁等,其内部人員，全属回民,分散各城,家数甚多。此外,尙有錢摊,設在固定街头或娱乐場附近，从事以銀換錢及以錢換銀，問亦有放土印子(即高利貸)者,均以人名为字号，家数甚多,不易統計。如遇市面有挤兑銀票风潮或其他风波时,彼等兴风作浪，亦不可轻。
在当时,无論何項行业，只需买得步軍統餌衙門錢幌子，即可随意发出銀票錢票,既无任何条例与规章，且亦不加限制。由于行业不等，字号大小不一,人品良莠不齐,以致时常发生倒閉、逃跑等事,尤以五月节,八月节,腊月到年底或閙銀根时期,倒閉逃跑不付之事层出不穷。因此，北京每年发生銀票挤現风波若干次，实为市面巨大禍患。政府不仅无何改良措施，且竟置若罔聞，听其自然，市民只有对于出銀票字号无信用者不予收受。如此，遂使四大恒和泰原錢鋪取得更大利益。直至清朝末年,外国銀行、大淸銀行相继設立，銀两漸废,銀票、錢票始行淘汰。
錢鋪与錢鋪之間,旣无凭折交往，又无信用过帐往来，遇有收取、交付、拨竞等事，均委托珠宝市炉房办理。炉房对錢鋪,不視为同业，而以往来主顾待之。因此市面上凡不是炉房而从事銀錢业者,即称之曰錢鋪。民国以后,錢鋪改称銀号。凡不做貨行貸款而有門市者,仍呼之为錢鋪，簡称作现事者，实起源于此。按当时錢鋪分設于各城,家数旣多,相距亦远,彼此收付拨兌事項,实不如在珠宝市炉房汇齐办理較为方便。于是形成錢鋪与錢鋪間互不往来之习惯,其緣由或系在此。
錢市之形成
早年买卖制錢,由各行业或地区商号自行组织,于清晨在茶摊酒肆自由交易。迨至光緒年間，由四大恒錢鋪发起醵資在前門外珠宝市創立錢市,内設经紀人二十戶,并在錢市里用砖建成长方砖垛子二十个,名为“案子”,经紀人是每戶一个。开盘时经紀人站在各自的案子上,高声呼唤买或卖,成交后由经紀人到帐房写买卖证票。票证上所写的和当鋪写的当票相似,只有本行人懂得,外界人决不认识。经紀人的字号,通称“某家案子”,如“蔣家案子”、“馬家案子”，均以姓冠之,子承父业,且以回教人为多数。每天黎明，城买卖制錢(后改銅元和銅元券)均到珠宝市錢市交易。每日必到之行业，以錢鋪、錢腊鋪、粮店及有門市之商号为最多。当时尚无 电話,各家派赴錢市人員，都各携带鸽子二、三只,开盘后，各家即将开的行市，写于一小皮条拴在鴿子腿上,放回本柜，当有专人将鸽子带来的行市摘下，即按錢市所开之行市作为买卖标准。如遇行市续有涨落时，各家即再放鸽子回柜。这项用信鸽传递行情的办法,直至有了电話始行废弃。
买卖制錢与銅元有特殊的計算方法。买卖制錢，以五十二两六錢五分松江銀买一“泡”(一份)。行市的标准名曰“边”、“盘”。后改銅元，仍以“边”、“盘”为标准。废銀改元,即以五十二两六錢五分松江銀改为七十二元为一泡。其計算如下:
五十二两六錢五分减去“边”(“边”是錢市上的行市),以一五归之(一分五是“盘”子);再以所得数乘四(四是底子),加上佣金,减于其内,即得一泡錢之数;最后以七十二归之，即知每元应换之数。
假如市上“边”是十一两五錢,其算式如下:
(52.65-11.5)÷0.015=41.15+0.015=2746.32743.3-(2743.3x0.004+1.6)=2743.3-12.6=2730.7
2730.7÷72=37.9
得数“37.9”，等于三十七吊九百文换一元。
計算法說明:五十二两六錢五分,是松江銀分量，买一泡錢,后改为七十二元。“盘”是一分五厘,永远不动。“边”是行市名称,有涨有落。例如“边”是十一两五錢,第二天也許涨到十二两,也許落到十一两。其中四数是底子錢。北京早年通用“1”(九六)錢,就是九百九十六文为一吊,买卖成泡,须要十成錢,故加四文底子錢，外加佣錢一吊六百文,就是经紀人佣錢。
迫至敌伪时期废弃銅子，改用分錢,錢市之组织，遂随时代面被淘汰,残存者惟天棚、砖垛瓦礫而已。
錢铺之演变
民国初年，四大恒、泰原号及其他錢鋪均漸縮小。当时較大之錢鋪如后門的会元錢鋪(不带門市)专做存放业务，与大栅栏的庆乐戏院是联号,故以剧界为营业对象。再如前門大街的隆茂源、裕丰号、报大号、天聚丰等,不做货行贷款,专做門市，买卖“羌帖”(俄币)、“老头票”(日币),买卖現銀、洋元、銅元、毛錢及杂色洋錢为主要业务，門首悬挂正式錢幌子(不是出銀票的幌子)。当时并有錢业公会組织,可謂典型錢鋪。1916年后改为兑换所,除門市外兼做代客买卖中交票(后改公债)信托业务。直至1923年，除天聚丰改換东家外,余均清理。以上錢鋪人事，完全是通州人，即以后北京有一部分通州籍人经营的錢鋪、銀号,俗称“通州帮”,追溯根源,均与四大恒錢鋪有莫大关系。
敌伪时期有門市的兌換所，又名錢鋪，既无现金、銀、錢买卖，又无有价证券之买卖或信托业务，不过仅以代卖奖券和馬票为唯一业务，故又称为奖券行,如晋鸿裕、源利等,直至伪中国联合銀行改組銀号时，始自动清理。
(三)关于銀号的种种
庚子年后,帝国主义国家紛紛在我国設立銀行,清政府亦成立大淸銀行、交通銀行。当时北京操金融业务者，仅炉另二十六家，大钱铺十余家，山西票号二十家，帐局子十数家，除票号有内部轉帐汇凳外，余者俱无汇兑业务。彼时北京人口渐多,交易亦日趋粉繁,应付外地帐款,决非几家鏢局护送現銀所能济事。于是有经营存放、汇兑业务之商号出现,但其名称不叫跟号,也不叫汇兌庄,而是类似票号,如清軍机大臣鹿传霖所开之德成厚(鹿后来又开有全聚厚炉房)、新升泰，又与李鸿章之子(名号忘記了)开的宝隆源等皆是。德成厚并代理捐柜，均在天津、上海設立分号，办理汇兑业务。三号经理均为边霞軒，内部人員以束鹿、深州为主,天津人次之。此为束鹿人与天津人合作之始。德成厚于宣統三年宣告清理。继而外省官办汇兑机构如益善源、源丰潤，云南天順祥、四川溶川源，其牌匾、图章均无銀号字样。光緒末年，有无锡財团王某和同乡外交官員唐宝潮(或慕潮)及商部福建官員王大貞、王熙农等，集資在前門大街建筑大楼,开設信成銀行，是为私人经营銀行之始。其经理、副理不詳,文书主任为以后創办中国农工銀行之协理呂志琴(字汉云)。辛亥年(1911年)庆亲王从該行提取存款現銀一百万两,轉存英国汇丰銀行后,信成银行由此清理。嗣后凡开存放、汇业务，其范围較小者，名为銀号,内部为合伙组织，东家負无限责任。至1930年,天津有同兴銀号,創办人姬奠川、常輯五(西北銀行分行长)，独为財政部正式注册之股份有限公司，且为銀号会計创用新式簿記的第一家。銀号使用新式簿記这一創举，頗受到同业的称贊。迨至敌伪时期,銀号改組资本五十万元时,統成为有限公司,会計均必須用新式簿記。此时改用新簿記为时較晚,与同兴初創时不可相提并論。
银号与兑换所
民国初年,江苏督軍李純在北京前門外施家胡同,开設义兴銀号。因該号关系，后如华茂号、华懋銀号、华兴组号、信富銀号、裕昌銀号、同德銀号、永源銀号、正阳銀号、积生銀号、启明銀号、同盆銀号、余大昌銀号、余大亨銀号、东三省官银号、四川濬川源銀号、殖边銀行、东陆銀行、泉通銀行等，均設于前門外施家胡同;尤以天津籍的銀行或銀号,多选該胡同为号址,因此施家胡同竟被称为“銀号胡同”。义兴銀号总经理赵毅斋，又为北京美国花旗銀行之买办，与北京中国銀行行长常耀奎(字朗斋)、大陆銀行談丹崖、金城銀行周作民等,均有密切关系。又因該銀号东家李純，身为督軍,于是彼时之軍閥如两广巡閱使陆荣廷、山东督軍张怀芝、田中玉、江西督軍蔡成勛、陆軍总长何丰林、山东軍人王金鈺以及其他督軍、师长等，与該銀号多有往来。故其存款，仅天津分号定期存款,即达八百万元之多,在京津銀号中,无出其右。此外,該号旣有中外銀行为靠山，且又专交煤、粮行及面粉公司等行业，可謂跟号之翘楚。該号后因开設源和銀号(倒把鋪)专买卖中交票,亏款甚巨，又因人名欠款过多，兼以市面蕭条,遂于1928年倒閉，引起市上一次大的风波，以致牵涉天津籍的銀号如裕生銀号等数家，随之停业。又如大总統馮国璋开的华充銀行、华通銀号,全不做貨行放款营业，而以自己势力范围内銀錢收支及軍队餉糈为业务，此亦为北京銀号中特殊之一家。馮国璋死后，該号自行清理。又如东四牌楼豫丰銀号,聞其内部有地方官股，但内部組织等事均不詳。該号业务范围虽小,但曾发行銀元鈔票,嗣于1921年自动清理。清朝末年开业者，有内务府刘姓、朴姓旗人开設的义順鈺及万义长銀号，外館沈家(富速成剧社东家)开的万荣祥銀号,直隶新安县官僚周某开的謙和泰东号銀号,后又开謙和泰西号及謙兴銀号，内部人事以新安人为主,深、束、冀三县人次之。又如民初天津人郭雨三,在前門大街开股春华茂党换所,以北京交通銀行经理胡笔江后为中南银行总经理)为靠山。郭雨三后为天津中南銀行副理。天津人韓秀亭在前門大街开設德成南、北两号兑换所,以中国銀行某副理为靠山。以上銀号、凭换所业务，均蒸蒸日上,洋情与结果后洋。民国以后,如开設銀号，在向京师警察厅呈报时，需要具有资本五万元,并納一等鋪捐;如呈报党換所,只需资本三千元,納五等鋪捐。因此,凡开設銀号者，申报时多以兑换所为名，不过另须具有兌换所二家为鋪保。呈准后,托人給主管科送点礼物,刻一某凳换所图章，仅于領照时用一次而已。有門市者,其大牌區虽是兗換所,而内部一切图章俱系銀号字样,无門市者,其牌匾、图章全是銀号字样。至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銀号名称統改称錢庄。
山西票号与帐局子
山西票号，其总号向在山西榆次、太谷，設于北京者，尽属分号。此項票号如大德通、大德恒、裕源永、晋川源等，其业务除代理总分号内部汇兌外，亦仅在山西同乡字号方面做些放款。一切收付、拨兑,均委托珠宝市銀号办理。民国以后,上述之票号,始終不代客买卖中交票、公债、紅粮等信托业务,其余十数家，均已陆续撤回总号。此后,仅大德通改称銀号,直至解放后始統案結束。至于在敌伪时期开設的山西籍经理经营之晋昌銀号、汇通銀号等，均在日本投降后清理。
帐局子旣不是票号,又不是小炉房,不过它经营銀錢业务，接受存款、放款，专做定期，不做折交(往来欠款)，利息較大，故又名放土印子者。如永泰公、保隆堂,内部完全为山西人，又如峻兴和帐局子，内部全系山东人。放款对象，均有各自之交往行业，收付、拨竞均委托珠宝市銀号办理。后亦改称銀号，直至敌伪时期改组跟号时而清理。
银号的支派与其业务
1915年，中国、交通两行鈔票停后，小銀行、銀号、竞换所,接二連三地出现,犹如雨后春笋，其营业范围,約可分为三类,茲分述手次: (1)专做存款放款及各种汇凳 专做存款放款及汇之銀行、銀号,約有义兴銀号,万义长銀号、万荣祥銀号、裕昌銀号及震通源銀号。后有湖南督軍张敬尧开的祥盛跟号，海军总长刘冠雄开的信富銀号,热察粉巡閟使王怀庆开的华茂銀号(后改为华懋銀号),湖北督軍王占元开的日亨銀号，王占元任内湖北省财政厅厅长魏联芳与浙江督軍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合资开設的大新銀号，魏联芳又以北京廊房头条劝业場全部財产作为护本二十万元，外加现款十万元，独资经营同德銀号,湖北省造币厂总办郭殿臣开的华兴銀号,直隶軍务善后事宜督办李景林开的成城銀号,山东督办张宗昌开的元成銀号，京兆大紳士张鳴才开的明德銀号及高线铁路公司負責人謝紫珮开的瑞丰銀号等。上述之銀号,除同德銀号在敌伪时期改成同德銀行,按国民党政府財政部銀号复业办法,凡在敌伪时期成立或改組者不得复业,而于日本投降后清理外,如万义长銀号于解放前清理,余者均在1930年前，陆续倒閉。
专做存款放款及汇兌之銀号,在1927年成立者,計有緩远督統李鳴钟开的謙甡銀号,西北軍师长刘仲五集资开的义聚銀号,1931年后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天津市长张自忠集资开的启明銀号，察哈尔主席刘汝明,西北軍軍长孙桐萱、谷良民、过之纲开的济兴銀号,北京商会会长冷家骥集资开的信誠銀号,食品公会(猪屠宰业)开的同往銀号，北平市商会主席邹泉蒋集资开的积生銀号及敌伪时期徐世昌之孙开的利丰銀号等。同时尙有販卖烟土、白丸、白面者开設的銀号,如华通银号(不是早年之“华通号”)、天兴銀号、鼎丰銀号等十余家,于日本投降后均行清理。再者，日本投降后，根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关于跟号复业办法之规定，凡在“七七”事变前停业之銀号,得申請复业。拨照此項規定复业者，計有:全聚厚、同元祥、謙兴銀号等。如謙甡銀号在“七七”事变后,被日本特务机关强提西北軍股款存款共三十万元而清理。至于信誠、积生因在敌伪时期改成銀行，按上述国民党政府財政部之規定，不得复业而清理。再如义聚銀号、启明銀号、全聚厚等，均至解放后統案結束。
(2)专做代客买卖中交票和公債等兼有門市 专做代客买卖中交票、羌帖、老头票、公債、紅粮等及一切信托业务兼有門市之銀号,又称为做現事的銀号,計有:春华茂,张敬尧开的祥顺兴、祥顺盆,永增軍装局集資开的永增合通記、永通銀号、永泰銀号,湖南議員黃敬仁集資开的阜华銀号,常耀奎开的鼎裕銀号,有不知姓名者开的同成、义丰、汇昌、中源、永利、永利厚、源通、源通厚、鸿庆裕、震源、震兴、宏源、民信、同康及中原等，还有春华茂开的五昌、溥盆、平易,义兴銀号开的源和等銀号。北京自1916、17至1921年，为做中交票銀号全盛时代,家数甚多,但至1922年后，該項銀号停业者,亦頗不少;而继续做公債至敌伪时期倒閉者,約十余家,惟有永增合銀号与平易銀号至解放后始行结束。
(3)专做代客买卖中交票公债等无門市 专做代客买卖中交票、羌帖、公債、紅粮等而无門市者，又名倒把鋪。这項倒把鋪，計有:华俄道胜銀行买办沈吉甫开的大通銀号;另有泰源、鸿丰、万义、开元、义昌源、同兴泰等,以及1927年航空署长丁錦集資开的正阳銀号,宁夏省主席馬鸿逵开的敦泰永昌記銀号均属之。后来在敌伪时期出現了买卖紅粮期货的字号三、四十家,如北京交易所董事冷家驥集资开的同义銀号,天津某銀行副理开的福昌銀号等。交易所不做紅粮后，均即停业。以上做中交票的銀号,于1921年均已倒閉,继续做公债的銀号,至1935年亦先后倒閉。敦泰永昌記銀号于“七七”事变后,因受日本特务机关压迫而清理。
银号的收交拨兑及结息和佣金
珠宝市之銀号,除万丰、万兴系山东人开設者外,其余尽系深、束、冀三县人。至于外街(即不在珠宝市者)深、束、冀同乡之銀号，計有:万义长、万荣祥、华懋、成城、日亨、謙甡、信誠、济兴、积生、同盆、永增合、阜华、敦泰永等銀号。
天津籍銀号,計有:华通、华兴、春华茂、德成、义丰、永利、五昌、不易等銀号。
通州籍銀号,計有:豫丰、会元、震源、震兴、隆茂源、宏源、同康、中原等銀号。
天津人与深、束、冀三县人合作之銀号，有义兴銀号。此外尙有通州、天津、深束冀人合作之銀号,有祥順兴及祥順谷两家。
大德通票号及以后的晋昌銀号等,全是山西人。敌伪时期的福順德銀号及裕昌厚銀号,俱系山东人所設,全体伙友均是山东人。
凡外街銀号、竞换所，所有收交拨竞,均委托珠宝市銀号办理。专放货行贷款銀号,如义兴銀号等,对货行往来欠息，均以五月节、八月节、年节为结算日期，利息为老官价一分二厘。其他一切办法，均以珠宝市銀号为准则。买卖中交票或公债,其出息办法:买长货存中交票欠現款者,須出月息一分二厘;如卖亏货欠中交票，不出利息，但存的价款也不予出息。此外，买卖一单位(五千元)收取佣金二元五角。承办的銀号，虽表面不瞞行市，如遇大涨大落时,亦暗中“吃行市”(即隐瞞行市从中取利)。
中交票的买卖与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审交两行钞票停兑后，于1917年在北京中国銀行后院开始买卖。当时有炉房改的銀号一部分,外加春华茂、德成、隆茂源等銀号为主干，余妇新开的泰源等二十余家，按銀行办公时間，开始买卖。彼时内部毫无组织,至1919年始由新亨銀行(隴海铁路督办施肇基集资开设之銀行)经理王灏(字奎元)、大宛农工銀行经理吕汉云、盐业銀行经理岳乾斋、金城銀行总理周作民、曾任山东财政厅厅长的李介如、农商部司长王怀清、财政部科长沈芑芳等創办北京证券交易所，地址在前門大街一百一十四号,资本二十万元,为有限公司組织。該交易所内設号头(即经纪人)六十户，每戶各繳保证金五千元。买卖一单位(五千元)收取佣金一元二角五分，每月月底結算后,再給经紀人百分之二十的回扣(花)。場内与銀号設有直接专线电話,经紀人把着电話,了解行情,掌握买进和卖出,另有記帐职員,多者五、六人,少者亦二、三人,場外絕对不許交易。办公时間:上午10时至12时,下午2时至4时，买卖全在上午，以便下午进行交割,下午交易,須于次日冲帐。此种证券交易，行情瞬息万变,因此,下午交易甚少。至1922年，中交票收回后，交易所改做金融短期公債与九六公債。直到1928年政府南迁，买卖公债重心移往上海，于是該交易所呈請实业部加添“物品”二字，经批准后，其名称这成为:北平证券物品交易所。此后，該交易所时开时停。嗣以紅粮为交易品，分现货、期货二种，至1944年停业。解放后，于1949年由原董监事会改为清理委員会，经主任委员李介如、委員吕汉云、沈芑芳、尙毅珊、王兆棠(镒源粮栈经理)等清理，至1953年全部結束。
交易所成立后,北京之銀行銀号,除票号、帐局子及聚义銀号外,莫不增加代客买卖中交票等信托业务。因此而增添之新字号，約有二、三十家,每家各有特定的主顾。于是，交易所市場如虎翼,似魚得水,兴风作浪,活跃已极,可謂盛况空前，以致市面呈現了假繁荣景象。当时一些官僚、軍人、政客、种商、文人騷士、新聞記者、家庭妇女,尤其是財政部与銀行之中级职員，多以看行市买卖中交票为发財捷径。又加以参众两院人称“八百罗汉”的議員，有的領了車馬费无所事事，即以买卖中交票謀取暴利。如訾凌霄等,每日銀号开門就到,如上衙門办公一样，今天赚了錢，手舞足蹈,高談闊論国内外形势;賠了錢便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国家大局如何要坏等等。由早至夜也不回家，既过了大烟瘾，又过了麻将癮,赢了錢揣到兜里,輸了錢就記在水牌上,大吃大喝,大有乐不思蜀之概。每逢星期日，就找王瞎子(仲华)、馮瞎子抽签、搖卦,以卜买长或是卖空,竟认王、馮二人为神机妙算的大軍师。又有臭味相投的人，組织小集团,如叶劍星、王紹文等，表面大談其为国为民、如何改良政治的議論,外挂某某改进社、某某促进会、某某俱乐部或进步党、复兴党,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其实内幕是买空卖空，妄想投机发財的小团体。他們买了长货，就联名提案如何整顿中交票;卖了亏货，就弹劾财政总长昏瞶无能，攆下台去，且不惜到处造謠生事。团体賺了錢,即显能邀功,要分大份;賠了錢就說团体内部不团結,有泄露消息者,有倾向某派要人者，尔欺我詐,互相倾軋。又有外界倒把分子,利用議員提案,以为买卖准头，約請几位議員,事前說明賺錢后如何提成,商妥后于开会时，即照外界飯东指示的意旨提案，侃侃而談,煞有介事。彼等装腔作势以及种种卑劣手段，无非为了达到个人发財的願望。直至以后改倒公債,也是比着葫芦画瓢,同样策略，同等方式，以求立时致富。因此累及倒把錢鋪銀号关門者比比皆是。至1924年曹錕下台后,树倒猢猻散，腥风始息。总而言之,这些投机分子,倒霉者十之八九，不平者十之一二,发財致富者,未之有也。
当时有能力操纵中交票行市涨落者,为新亨银行经理王(任中国銀行襄理)与倒把专家王秃子(下群)及大宛农工銀行经理呂汉云,彼等消息灵通,实力較厚，经验宏富,終得将大宛农工銀行扩大为中国农工銀行,并且取得了发行鈔票的权利。
王秃子名紫云,山东人，幼年在小站兵营門外以缝破鞋为生，因此結识了不少由当兵升到督軍等的人物。王后来开了軍装买卖，发有五、六百万元橫財。他性情怪僻,住无定所,妻无长妇,每天吃窝窝头,終年穿破布衣,睡則以草席为床鋪,惟以推牌九、玩大宝和倒把为乐事。尤为奇特者,为了見总統曹錕,花五万元門包毫不客惜。开支票不会写字而画一葫芦为印鉴，而别人却难以模仿。到了銀行不是坐在門檻上,就是坐到地毯上，他說坐到沙发上难受。交通銀行鈔票停兌时,他在交通銀行有五十万元定期存款，逐到該行经理室不走,坚决提款,結果該行只好本利照付了结。倒中交票时,以他的实力,以王灏的经验,二人合作,在一定的程度上确能左右市場、操纵涨落,可称为倒把专家。当时北洋政府如拟颁发某种公债、庫券等,財政总长总要和他联络,告知底蕴,給予小惠让他首先购买,那时市面銀錢业中一般人,多以王秃子馬首是瞻。王购买后,銀号与倒把家們即随之买进,行市涨后，王再暗中卖出。类此情事，非止一次,而最突出者則为1921年发行金融短期公债收回中交票一事，因事前王知道公債以什么行市发行和中交票以什么行市收回,因此发了一笔大财。1924年，财政总长张英华，以北京平市官錢局銅元票向各銀行号押款,由每元押銅元票二十几吊,加至每元押铜元票四十六吊。王秃子认为是发财机会，途押借与收购元票，为数极巨，后該局随时局而垮台，他竟吃了哑叭亏。1925年山东督办张宗昌,为了騙取王秃子财产，让王充当年米局局长，王到职后不久即行辞职。1926年王向张宗昌討帐时，因病死于济南。王秃子善后各事,均由张宗昌代为清理,与王有关系的銀号如震兴銀号等二、三家之经理,因此均被押,后始释放。
关于軍閥开的銀号,有一段插曲,附带叙之于下。祥順兴、祥順签两銀号清理后,适其东家张敬尧充任张宗昌軍中的交通司令，就又向該号经理苗潤泉索款,不遂,即将苗架往济南，严刑拷打，几被枪毙,后以款若干贖回。又元成銀号经理张仲三，为桃色嫌疑，被东家张宗昌活埋。以故領軍閥股东开买卖者，咸有戒心。
投机公债的形形色色
1921年,北洋政府为了收回中交票，发行金融短期公债六千万元。次年2月11日北洋政府为偿还短期債款起見,在財政总长张弧任内发行八厘債券,总額九千六百万元,故又簡称“九六公債”。此外,又以該公債偿还外債三千九百六十万零八千元，故又名“偿还内外短債八厘債券”。以上两种公債票面較大,遂成为交易所交易筹碼,分“現貨”“期货”(期貨一个月对交)二种。做現事的銀号,除代客买卖现貨、期货外，兼做买卖元年六厘、三年、四年、五年等公債。此时,珠宝市銀号和外街专做存放汇党銀号，均不做信托业务。
旧中国为牛封建牛殖民地国家，关税不能自主,稅务司为英国人安格联所把持。北洋軍閥政府发行之公債庫券及其他有价证券，均以关余盐余为担保品。因此，历任財政总长均須仰安格联鼻息，否則得不到担保品，即无法发行債券。此外,凡做公債者，多以安格联一举一动为亏长标准，甚至有专心联格其門房开車者，冀窥得些許动靜或消息，但安格联豺狠成性，狡猾万分，投机者不过枉费心机而已。安格联遇事，一向独断独行。例如九六公債发行时，偿还外債三千九百余万元，其本息安格联竟擅自扣清，以致牵涉自行发行之五千六百余万元公債，仅付息一次。此后,因該項債券本息无着，其价格忽涨忽落,終成废紙，影响做九六公債銀号关門者甚多,做九六的人們倾家蕩产、鬻妻卖女、做强盗者、上吊跳河喝大烟者,不胜枚举。
1926年,有东北青年李志刚,在鸿昌銀号买卖九六公债，开始賺了些錢，就在大柵栏三庆茶园大捧孟小冬。后聞孟被梅兰芳納为小星,又值做九六賠錢,急醋交加,蓄意搶劫梅兰芳,遂暗中追随多时。某日，知梅在东四牌楼十条胡同中国銀行总裁馮耿光家中请客,遂即投刺訪問。梅为人向极謙虛,有人訪問必竭誠招待。适在座有北京社会晚报社长张汉举(又名野狐,外号“夜壶张三”。又說张长得矮胖,遂有上述的外号),毛遂自荐,願代接見，即到前院客厅与李志刚晤談,李即掏出手枪威迫,索洋十万元，否則同归于尽。梅兰芳与居住主人因在夜間銀行均不办公，不得已凑了八万余元交与李志刚。李一手拿枪,一手牵着张汉举拖出大門,一看軍警密布,逐将张汉举打死,希即脫逃,跑了不远,被軍警截获。翌日即被北京卫戍司令于珍押往前門大街铡死。此乃倒把者之下場。
在倒九六公債期間,有专事兴风作浪,希图混水摸魚者，如北京著名大律师刘鍠,即个中之能手。刘鍠(字仰乾)身为律师兼北京晚报社社长，故外号“晚报刘”。該晚报設有经济专栏，极尽倒黑白、造謠生非之能事。故倒把銀号与倒把者,莫不以先看北京晚报为快。因此，該报銷路签广,广告增多。刘本人亦大倒其把，于是,銀行、銀号经理等多趋之若鶩,皆以晚报刘消息为亏长之标准，亦可謂擅于操纵者也。
英国汇丰銀行买办邓君翔(其舅父吳某为汇丰銀行在华創办人)兼擅英語,故深得历任外国经理之信任，因此与政府各要人及海关税务司安格联均有联系。邓自己掌握汇丰銀行，并有万国储蓄会、中法储蓄会、北京商业銀行、上海通易信托公司和交通銀行大批股票，一时成为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中国銀行副总裁张嘉璈为经济界权威,見邓君翔欲攫取交通銀行协理与之对抗,遂与財政总长閶澤溥和税务司安格联等約定开会，亦請邓君翔参加。开会时說妥拟提方案将九六公債价格提到七扣，邓对此认为是个发財机会，遂即大量收购九六公債。他由四五扣买到六五扣,张嘉璈即乘机将中国銀行九六公債全部卖出。后因整理案未能通过，于是九六公債由六九扣跌至三八扣，邓君翔因亏累过巨，邃“逃之夭夭”。据悉,邓仅亏汇丰銀行庫中現款即达一百二十万元。中法储蓄会、万国储蓄会、北京商业銀行、上海通易公司,每天照例将头天庫存均存汇丰銀行庫中保险，一旦发生邓亏款逃跑事，遂均行停頓。平日汇丰銀行华帐房,每天与銀号做电报申汇,即汇丰北京收一万二千七百余元,上海交申規銀一万两。邓君翔逃走之日,恰有永增合、全聚厚、义兴銀号等，与邓共做申汇三十万两。邓事发生后,大家都以为款旣交汇丰銀行,其华经理逃跑，系属該行内部之事,未急予追問,数日后才得交吃，市面几酿大祸。
迨至1928年政府南迁,北洋政府所发行之公債,国民党政府能否加以追认,殊不可测,买卖公債的营业遂无形停顿，以致倒把銀号相继倒閉。嗣后国民党政府发行公債,以上海为重心,于是，如較大之永增合、阜华、敦泰永(七七事变后改为信昌銀号)、中原等銀号，均以上海各該分号为其业务重心,直至日本軍强占上海后，上海交易所解散而止。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有尚绶珊编写，唐克明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