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红，今年48岁，初中学历，离异后再婚。现在住在一个南方的小县城，生活还算安稳。

我年轻时家境一般，父母是地道的农村人，靠种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16岁那年我辍学进了镇上的服装厂打工，从此走进了社会。

我嫁给前夫的时候才24岁，他叫赵建国，是我们县城一个小五金铺的老板，那时候他算是本地人眼中的“有出息”的人。

我们婚后育有一儿一女。

儿子叫赵磊，比女儿大两岁。

女儿叫赵雪，从小乖巧懂事。

为了这个家，我在服装厂一干就是十几年，既要照顾两个孩子，又得贴补家用。

说句实在话，赵建国不是个好丈夫，更不是个好父亲。他重男轻女，性子暴躁，常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把家里搅得天翻地覆。可我那个时候觉着，女人嘛，忍一忍，家就过下去了。

直到半年前，老宅子要拆迁了，政府补偿我们家一套新房外加120万元现金。这本是件好事，可也正是这笔拆迁款，让我彻底看清了赵建国的嘴脸。

赵建国知道拆迁款到账的那天，在饭桌上就阴阳怪气地说：“这钱啊，是我们赵家祖祖辈辈留下的地换来的，全是赵家的，你别想插手。”

我放下筷子，看着他那双充满贪婪的眼睛，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这房子是我们一起住了半辈子的地方，我出力、出钱、出苦，也从没想过要分个什么清清楚楚。可他一句话就把我和这家切割得干干净净。

“赵建国，我是你老婆，不是你请来的保姆。”

他冷笑了一声：“老婆？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姓周的女人，少管赵家的事。”

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在他眼里，我永远只是个“外人”。

这还不是最过分的。两天之后，他带着儿子赵磊，悄悄去银行把卡里的钱转了大半。

我是从女儿赵雪口中知道的——她那天去银行存钱，正巧看到父子俩鬼鬼祟祟地在窗口前操作。她回来后一脸不安地跟我说了这事。

我没吭声。那天晚上，赵建国睡着后，我悄悄翻了他的手机，看到他和小姑子赵丽的聊天记录——

“哥，这钱你赶紧转我这儿一部分，嫂子那边不保险。”

“放心，我和磊儿说好了，到时候咱们分清楚，别让那个女人掺和。”

我心里一阵发凉，感觉浑身的血都冷了。他们早就计划好了，怎么把我踢出局。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镇上的法律援助中心，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我，虽然房子登记的是赵建国一人名下，但我们是夫妻共同财产，拆迁款我有一半的份额。

我拿着这句话回到家里，跟赵建国摊牌。他脸色一变，抓起桌上的烟灰缸就砸了过来，骂骂咧咧地说：“你个贱人，居然敢找律师？你是想把我送进监狱？”

我躲开了，但那一刻我知道，再不走，我这辈子都走不出这个牢笼了。

当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女儿赵雪，让她回外婆家住几天。她听出了我的异样，担心地问我是不是又被爸打了。我忍着眼泪说没事，只是想她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暗地里联系了前厂里的老同事刘姐，她前些年离婚后在市里开了家小饭馆，日子过得还不错。我问她能不能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她二话不说答应了。

我也联系了一个我早就认识的男人，叫陈国林，是我以前厂里的技术员，离婚后一直一个人住。他比赵建国稳重多了，也一直对我有好感，只是我那时候还没下定决心。

我们约在一个小饭馆见面，他低声问我：“你真的想走了吗？”

我点点头。

“那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点头。

“我不是为了逃，是为了活。”

三天后，拆迁款正式到账。我趁赵建国不在家，偷偷用他手机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账户余额。我拿着律师给我起草的协议书，去找了他。

他一看到协议书就炸了：“你疯了？你凭什么要一半？”

我平静地说：“我们可以打官司，但你知道，这钱你一个人拿不走。”

他气得浑身发抖，骂我“蛇蝎心肠”，说我“居心叵测”。可我再也不是那个一味忍让的周红了。

那天晚上，我把协议书放在桌上，收拾好行李，和陈国林一起坐上了去市里的车。我们连夜离开，没告诉任何人。

第二天一大早，邻居小芳给我打了电话，声音里带着惊慌：

“红姐，你快回来，你前夫在你家门口发疯了，拿锤子砸门，把你家窗户都砸烂了！”

我握着手机，心里却出奇的平静。

“让他砸吧，那不是我的家了。”

搬到市里后，我和陈国林租了一间小公寓，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了赵建国的怒骂，没有了小姑子的冷言冷语，我每天做饭、散步、看看书，偶尔去刘姐的饭馆帮忙。

我把分到的那60万存了起来，大部分打算留给女儿，她还年轻，未来的路还长。

赵磊没有联系我，他早已站在了他父亲那边。但赵雪时常给我打电话，说她想我了，问我要不要她来市里读大学，我说：“你愿意来，妈妈就在。”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不确定我和陈国林之间能不能走到最后。但我知道，有些人一生都在等待一个出口，而我已经走出来了。

那个被困在婚姻牢笼里二十多年、低声下气的女人，终于，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清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