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鸾/文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北伐军沿津浦路推进，追击奉军，势如破竹。及至打到济南，日军出兵阻挠，造成“五·三”事件，北伐军停顿不前。在北京的张作霖，趁着这个时机，派人到南京游说，希望停战言和，准许他“同参政事”，一致对外。这个请求已经取得国府要员和实力派的同意，并作成提案，准备交付国会讨论通过。
按照惯例，提案签署人全都是国会的主要参加者，一经提出，必然通过无疑的了。但是有关张作霖“参政”提案因事机不密，泄露于外，引起内部利害冲突，中途发生变化而流产，这是大大出人意外的事。
张作霖“参政”提案之所以失密，作为新闻记者的我是不无关系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初那个提案如果顺利通过，后来事态的发展，定会造成另外一种局面，追悔莫及。
张作霖“参政”提案，作为历史事件，很少有人谈起，也很少有人知道，因此我有义务把采写这一新闻的经过详记如下，以飨读者。
南京国民政府，是由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三位大员当家的。蔡不常来，谭只管大事，日常事务归李主持。国府每星期一，照例召开记者招待会，李按时出席和记者聊天，关系搞的非常好。在这种例行公式的招待会上，除了宣布任免之类的消息以外，无重要新闻可言。因此，有经验的记者，多单独行动，会见要人，抓所谓重要的“独家新闻”，一鸣惊人。
且说有一天的下午，我来国府采访，进了大门，刚刚下车，凑巧李烈钧在那边正待上车。见我来了，打一个招呼，差不多交臂而过了。谁知他却喜笑颜开地何我：“有什么好新闻没有?”我说：“正来向您要好新闻的。你不把好新闻告诉我，另外还能从什么地方得到好新闻呢!”他听了我的话，笑了笑说：“好新闻不能说没有，就是现在还不能告诉你。”李烈钧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在他得意的时候，什么话也藏不住的。既然他承认有“好新闻”，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这时他已经坐上了汽车要走。于是，我便上前拦住，说：“请您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题目，可以吗?”他本人可能对这条新闻感性趣，也可能由于我拦阻他的车子开行，便告诉我说：“今天晚上要开国府会议，讨论准不准张作霖同参政事的问题。你说说，这是不是好新闻?”这个消息，在当时来说，论其价值，当然算得是头等大事，是好新闻。由于我说了只要个“简单题目”，不好再往下问，但又不甘心。于是我用话将了他一军，说：“如果国府会议能通过这个提案，诚然算得上重要新闻；通不过呢，也只是闲聊的话题而已!”这一招真灵。只见李烈钧举起他手中的一页纸，摇了摇说：“各方面都在提案上签名了，还会通不过吗?”我认为有机可乘，便说：“您能把那些签署人的名字给我瞧瞧。”这时李急于要走，似乎也知道不把详细内容告诉我，很难解除纠缠，索性把那页纸从车中递了出来，并嘱咐我说：“你拿去罢，千万可别告诉你的那些同行，说是从我这里得到的，那可就给我找来麻烦了。”
这是一页刻写得端整、清楚的一张油印材料，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入目：“请准许张作霖同参政事案”。提案案由写得很简短，不过十来行，我记不太清楚了，大意是说：北伐军事，虽然胜利在望，总还要付出相当代价。如今张作霖表示悔过，请求言和，似可予以接纳，准其同参政事，早日结束战争，进行建国大业，如此云云。后面是提案人的署名，一共五行：第一行是国府委员，署名的是谭是李或二人联署，记不清了；其余四行是第一集团军到第四集团军的四个代表。别小看这五行签字署名，他们是当时的实力派。他们的主张，别人是打不了回票的。在我看来，张作霖求和，他们同意和，这在国府和蒋、冯、李等方面，都是可以理解的。惟独第三集团军乃是以阎锡山为司令的集团军，他和张作霖是生死冤家，怎么竟然也同意提出这样的提案呢?岂非咄咄怪事!我仔细一看，代表第三集团军在提案上署名的，是阎锡山驻南京代表刘朴忱，货真价实，又不是别人能够假冒的。我心中的疑惑不解，就想去找刘朴忱谈谈，希望从他口中，得到说明，兴许我又可以得一条重要新闻的副产品呢!
第三集团军驻南京办事处在上乘庵，离国民政府不远，我回报馆从那里经过，顺便走了进去。凑巧刘不在家，由另外一位代表接见了我。这位代表叫赵不廉。刘为常驻代表，赵却相当于“特使”的角色。阎锡山临时有较重要事件要办，才派赵来南京。我对赵说：“何以阎会同意和张作霖讲和，让张同参政事?”赵惊讶地说：“没有这个事呀!”当时我认为赵有意隐瞒，装聋卖哑，优孟演戏而已。为了套出他的话，我就把那提案的内容，约略说了一遍。他听了更为惊讶地说：“象这样的提案，慢说阎总司令不能同意，就算他同意吧，也会叫我和朴忱两个人商量应付的，怎么能由朴忱一个人署名呢?这是没有的事，决计没有的事!”我那时还年轻，一听这话着实恼火，心想你说“没有的事”，那不等于说我在造谣吗?我忍不住了，就把那页油印材料取了出来，加重语气说：“提案在这里，怎么是‘没有的事!’”他从我手里接过那页纸，看了又看，气急败坏地对我说：“请借给我抄一下。”我因为这页油印纸是从李烈钧那里得来的，对李要负道义上的责任，不同意赵把它抄下来。就说：“我马上要发新闻电，没有时间了。”赵说：“只要五分钟，决不会耽搁你的事。”说着，他拿着那页油印材料就往屋里走。论说，我这时上前从他手里抢过来也不算过份，因为他并没有得到我的同意而强抄的。然而终于觉得那样有失“绅士”风度，只好由他抄吧。这位赵大人总算不失信，几分钟之后，物归原主。但我万万没有料到，由于他抄写了这页油印材料，竟会导致提案被否决而流产了。事情是这样：
当时我担任南京《民生报》的总编辑兼采访部主任，同时还兼作北京《世界日报》、汉口《中山日报》、安庆《民国日报》驻南京记者。当我得到这样重要的，“独家新闻”时，兴高彩烈自不消说，回来立刻赶编并译成电文发往北京、汉口、安庆各报。两个小时以后，又和上海《新闻报》驻南京办事处通了电话，把这条“独家新闻”也告诉了他们（我们过去业务上有联系，互换新闻）。北京，汉口距南京较远，发新闻电要四五个小时才得到，上海离南京近，一个多小时就到。我所以迟二小时才告诉《新闻报》的原因，惟恐这条新闻会在上海被泄漏出去。估计即使上海得知，发电到北京、汉口，时间已经赶不上，第二天见不了报，就落了个“后手”。“新闻竞争”嘛!
晚间我吃罢了饭，到编辑室看稿子，还没有坐稳，忽报有客来会。及至见面，彼此并不认识。来人问了我的姓名后，说：“李委员请您到府里去谈谈。”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和那个提案有关。我强调正在编报，没有时间去。可来人说：“李委员正在府里等您哩?”这是非去不可了。我只好戴帽子，穿皮鞋，准备上路。这时，报社同人悄悄告诉我说：“汽车上有几个兵，都挂着盒子炮哩!”他们担心我会被逮捕。但我心里有数，心情是坦然的。当车即要出发时，来人又问我说：“李委员有一张油印材料交给了您，在吗?”我回答说：“当然在。”他说：“在就很好，请您带上，交还李委员，李委员要!”我说：“好!”此刻，我心中好笑，新闻电已发出几小时了，即便是打电报追也来不及了。这份油印材料已经成了废纸，要我归还有什么希奇。于是我把它揣在身上。那人请我上汽车，他坐在前座，汽车门旁，一边站了一个挂盒子炮的士兵。
到了国民政府，原以为李烈钧一定当面质问我什么的。谁知接见我的却是他的秘书许芯筹。一见面，许就问我：“那张油印材料带来没有?”我说：“带是带来了。那是李委员交给我的，我应该亲自交还给李委员。”许说：“算了吧，您就交给我吧，李委员已经吃不消了。”我听了这话，有些奇怪。就问：“李委员有什么吃不消呢?“许说：“这个提案，原是密件，如今外面沸沸扬扬，都吵开了，全是由您拿去这一张油印材料闹起来的。”我说：“油印材料也不止一张，怎么单单怪我呢?说沸沸扬扬，谁吵开了?我怎么没有听见呢?”许为人倒还坦率，他说：“油印材料诚然不止一张，但是在会议前没有散发，只有李委员取了一张，本来准备晚上开会讨论的；谁知蔡（元培）先生却先来了，进门就问：‘是谁主张准许张作霖参政的?我们革命政府，难道从此不革命了吗?’大家问蔡先生，此话从何而来。蔡先生不肯说明，只是说：外面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多，山西方面也打电报来问了，这难道是瞒得了人的吗?当时蔡先生的态度非常严肃坚决，只好告诉他，这不过是个拟议，做不得准的。今晚的正式会不开了，改开小组会。看来案子是不会通过的了。李委员还说，那张油印材料给了您了，所以请您把它交回归档。”我听他这么一说，只得把那页油印材料还了他。可是，我又说：“我已经在几小时以前，拍发了新闻电，如果外地报纸登出了这条新闻，可不能说我造谣。'许笑着对我说：“您可真是个书生，您瞧，这不是您发的新闻电报吗?北京、武汉、安庆、还有上海《新闻报》的，都在这里呢。”我一看那一垛电报纸，一页也不少，全被他们从电报局里搜出来的。这就是国民政府的“新闻自由!”
若干时日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幕变化过程：原来主张接纳张作霖讲和的，国府委员方面，有谭、李；在四个集团军方面，主要是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其余三个集团军无非是跟着走。阎锡山即或想反对，也反对不了，原想落得个人情。可是，由于当代表阎署名的是刘朴忱而非赵不廉。赵在事先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个提案。在阎的面前，赵的地位比刘高；但刘在南京时间长了，摸得了各方面的气候，很得人缘，吃得开，这却又比赵强。对于这个提案，刘是取得阎的同意的，只是为了取得独占功劳，所以瞒着赵签了字。赵在知道这件事以后，岂肯让刘得意!于是，他把蔡元培请了出来。蔡为人耿直，有威信，谭、李等都有几分怕他。赵在蔡的面前，义正词严，反对张作霖参政，蔡自然采纳。本来，蔡是不常去国民政府的，提案的签署者想钻空子，趁蔡不在，通过提案，造成既成事实。谁知赵的阴谋得逞，蔡果然来了，一瓢冷水，提案寿终正寝!
此后不久，国民军继续北伐，张作霖被迫坐车逃出关外，行至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三洞桥，一声巨响，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时间是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