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二虞/文

本文所叙吉鸿昌入伍至西安解围，系根据平日与吉鸿昌谈话的回忆追述；自西安解围，至吉任二十二路军总指挥，是我亲自视闻；从组织抗日同盟军至吉从容就义，多系旧日同人叙述。

初受革命薰陶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人。家道贫寒，其父筠亭先生，在镇上以开小茶馆为业。据吉鸿昌谈：童年即佐父操作，及长，始在扶沟县城某首饰店内当童工。严冬两手皲裂，仍须浸入水中刷洗银饰，一怒跑回家去。其父后又令入某杂货店学徒，仍是不甘听供驱使，屡犯铺规，不堪老板呵斥。迨至1913年，京卫军团长冯玉祥，在豫招兵，吉鸿昌时年18，便潜赴郾城应募。1914年，冯玉样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见吉身材魁梧，且能识字，遂将其编入模范连充当学兵。一次，冯玉祥集合部队讲话，题目是“日本要求中国承认二十一条”。冯说：“二十一条是灭亡中国的条件。如果实行了，你们在街上，要碰见日本人，他就让你趴在地上，骑在你的身上把你当板凳，那你们怎么办呢?”吉鸿昌立即振臂高喊：“报告旅长我有办法!”冯问：“吉鸿昌，你有什么办法?”吉答说：“日本人要骑在我身上，我回过头来咬死他!”全军精神为之一振。吉鸿昌作战，素以勇敢著称，军中呼为“吉大胆”。于援川之役、讨伐复辟、直奉战争等各次战役中，屡立战功，不时升探。1924年，吉鸿昌任韩复榘团的营长。

1925年，吉为绥远都统署副官长，旋任绥远警务处处长。吉在警务处长任内，常于夜间微服巡查酒肆娼寮，地痞流氓在地方滋事者，亲自逮捕法办，地方秩序，大异旧观。

1926年刘郁芬任绥远都统。①调吉鸿昌为十二师三十六旅旅长，用以增援兰州。

吉鸿昌旅是由绥远都统署王振东手枪团为基干及绥远一部警察编成的。武器陈旧，步枪有“黎名敦”，这种枪发射时，只能装一颗子弹，故又名“单打一”。手枪也很缺少。吉鸿昌为壮军威，造声势，将“单打一”外附枪衣，无手枪则仿造手枪木匣，另饰枪柄，充作实物。

吉旅于6月下旬到达兰州，省城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刘郁芬即下令反攻。吉旅冲上祁家大山，收复西峰镇，即以该地为根据地，再向正宁、合水、环县残敌剿抚。师长孙良诚率军于8月30日入平凉。至此甘肃东南一带，始告底定。

1926年9月中旬，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战争。冯玉祥令孙良诚为援陕军总指挥，向西安进军。时刘镇华镇嵩军一部扼守咸阳，吉旅攻克之后，乘胜渡河，占领三桥镇。从此展开西安外围战。

西安战役，敌军主力是吴佩孚手下大将刘镇华的镇嵩军，兵力号称10万，装备粮弹均占优势，已围困西安近8个月。我方是千里转进疲敝之兵，既届冬令，尚有一部分士兵未穿上棉服。

吉鸿昌每于夜间，单衣赤足，亲到战壕与士兵蹲在一起，官兵皆为之感动振奋，愿为效命。

吉鸿昌以兵力劣势，每攻占一村，即令部队缘村沿挖沟，筑成堡垒。敌攻可以四面应战，敌不攻则可及时出击，逐渐扩张。这一战术，形成我军在敌阵地后方据点，敌因此感到重大威胁，渐有不支之势。11月中旬某日，敌军指挥部下达的命令，竟误送到吉旅徐团驻地之阁老门，其命令要旨是缩短战线，布防灞桥一线。吉鸿昌遂将敌方这一命令，及敌动摇之情飞报总指挥部。总指挥孙良诚遂分令各部进击，在敌军防御部署尚未完成时，即将其各个击破。

西安解围后，当时民间有如下歌谣：“城里两只虎，不如西来一只鸡”。“鸡”者“吉”的谐音，“虎”者李虎臣与杨虎城也。

1927年，孙良诚所属部队扩编为3个师，第二师梁冠英，第十八师程心明，第十九师吉鸿昌。吉师辖五十五旅张印湘，五十六旅徐福胜；直属部队辖手枪队一队，骑兵一连，工兵一营，迫击炮兵一营。

当时，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各级单位，都派有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工作，讲解革命理论，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当时政工人员不怕艰苦的精神与工作认真、任劳任怨的作风，得到官兵信仰，军中政治空气颇为浓厚。吉鸿昌乐于接近革命青年，时常同政工人员聚在一起，学习革命道理，也有时同政工人员到村镇上去做宣传，民众很受感动，吉鸿昌也缘此得到革命的薰陶。他曾对我说，我们以前只知道耍大刀打冲锋，应当知道的事太少了，以后训练军队，得从政治入手才成，要还是“一二一、左右左”那一套，就太落伍了。

率师响应北伐

1927年5月，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遂即挥戈南下。十九师奉令出潼关，克洛阳，6月到达巩县。时奉军屯集黄河北岸。据侦查报告，知在温县、沁阳方面之敌，为万福麟之第八军。吉鸿昌决定由巩县偷渡黄河，直捣新乡。

部署既定，遂于7月3日黄昏将汜水渡船引入黄河，下渡河命令。部队到达河岸，吉正拟抢先渡河，各官长皆称，师长是全师主脑，负责指挥部队渡河，应付不测敌情，不可率尔冒险，群起坚阻吉首先上船。吉迫于众意，遂按照命令，着五十六旅汤团先渡。此时万籁俱寂，只有汹涌的波涛之声，在星光之下，满载部队的渡船，悄然驶向敌岸。部队到达对岸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黄沙峪渡口敌方哨所包围缴械。据俘虏报告，距此3里，驻有该营营部，当即派队将该村包围，营长梦中惊觉，已被俘获。该营长表示，愿即下令所属各连缴械，充作向导。吉得报告后，立令五十五旅旅长张印湘，继续指挥渡河部队，他本人遂渡达北岸，令汤团向温县挺进。温县之敌，早已闻风北遁，部队当即入城。吉继令骑兵连及五十五旅吴金堂团，向焦作方向退敌追击。

吉入温县城后，将我师渡河、占领温县、正向焦作前进情形，电告孙良诚，旋接孙复电，谓该师轻率渡河，影响本方面军整个作战计划，并令部队迅速撤回。吉见复电，半晌才说：“部队既已过河，决无撤回之说，只有将渡河经过速电报冯先生。”冯玉祥知十九师已渡黄河，大为兴奋，复电嘉奖，并发给奖金1万元。因复电文中有“铁军”二字，吉鸿昌遂制做大批镶有“铁军”字样红旗，每于行军时擎于队首，飘扬而过。

十九师于9月上旬，奉令由新乡开抵郑州，参加讨伐企图反叛的靳云鹗部。十九师攻占许昌、临颍后，又长驱南下，克郾城、禹县等地。攻郾城车站时，吉亲到前方指挥，将近车站，敌弹乱飞，吉之前后随从士兵，接二连三的中弹倒地，吉依然昂首阔步，不失常态，“吉大胆”的威名更加声震遐迩。

讨靳战役，方告结束，10月上旬，直鲁联军徐源泉军占据兰封车站，开封受到威胁，孙良诚命令十九师进攻该敌。十九师到达兰封车站以南，占领孟郊集东西之线。敌我均采用攻势，战斗开始，敌以猛烈炮火，彻夜向我阵地轰击，天空为赤。经过三天拉锯战，旅长张印湘，团长吴金堂，先后受伤，营长以下宜兵伤亡颇重。是日，敌约一营兵力，冲破汤团阵地，继续向我前进。当时师部仅有手枪队百余名，在此紧迫情势下，吉鸿昌立刻脱掉上衣，手持大刀，高呼：“走，跟我冲上去!”手枪队官兵及参谋、副官等，见师长已经赤臂握刀挺胸向前，大家也纷纷脱下军衣，随着师长，挥刀直前，将敌击退。是夜，吉留于第一线，指挥手枪队，向战斗紧张方面反复支授。又分别给各团、营长打电话说：谁告急谁是孬种，现在管敌人叫爹，他也不能饶你，只有死拚!翌日，韩复榘部队攻占李坝集，敌始放弃兰封车站，向东北方向撤退。当时军中流行着这么几句话：“十九师打，第二师看，十八师在后边吃洋面。”

11月中旬，孙良诚部奉令向山东进军，十九师为先遣部队，一举攻克曹县。

1928年4月上旬，我军自曹县与鱼台、济宁、肥城以西地区北进，行至东明县境，被阻于马头集。该集防御之敌，为张宗昌之刘志陆师，刘部原系广西部队，素称劲旅；我随同吉鸿昌侦查该集附近地形时，见寨之东南隅积土，几与寨齐，遂决定派部队，施行夜袭。官兵项缠白巾，作为标志，于拂晓前，由寨东南隅，冲上寨墙，与敌展开肉搏战，敌被我杀伤甚众，寨内之敌，仍负隅顽抗，吉于俘虏中，找出班长数名，使其分向敌队劝令缴械，将近黄昏，战斗结束。据俘虏报告，当我师到达马头集附近时，刘志陆带少数部队，已经宵通。

十九师由马头集继续北进，5月1日晨到达济南郊外，6月上旬，到达津南杨柳青附近。这时第三集团军已派傅作义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冯玉祥令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开回山东驻防。

北伐战役已告结束，第二集团军开始复员，吉鸿昌率十九师回防泰安。正在筹划补充兵员之际，冯玉祥忽通令各方面军（刘镇华第八方面军除外）按照要求，酌派师旅长入陆军大学特别班，进行深造。鉴于第二集团军的特有的军纪和下级绝对服从上级的特点，虽是大战甫定，不论你战功多大，职位多高，一声令下，你就得交出兵权，听令入学，这在当时来说，确是西北军特有的风格。孙良诚接这一命令，首先考虑的是吉鸿昌，于是将吉鸿昌名字列报上去。孙的这一措置，从表面上看，既符合上级的要求，同时又体现出对下级的关心，而究其实在于他想乘机撇换吉鸿昌。

吉鸿昌入学，十九师番号撤销，所有部队拨并第二师及十八师。

改善甘、宁回汉关系

1928 年秋，吉鸿昌接替佟麟阁的十一师师长职务，到甘肃平息马仲英部的叛乱。时回汉关系十分紧张：马仲英所至，屠杀汉人，极为残酷；西北军追到，又杀戮回民。回汉民之间互相仇杀事件也经常发生，终致汉人闻马仲英部队将至，则尽行逃避，回民又随马仲英部队流亡一空。惟吉鸿昌严令所属十一师官兵，不准妄杀回民，尝谓杀良民以平乱，正如抱薪救火，其势必张。

我师进驻武都时，有一地方绅士谒见吉鸿昌，并呈上一信，略称，伪军离境，未及时出城欢迎，表示歉意，信中有绅士三四人具名。谈话已毕，吉鸿昌即将该绅士扣留，并将信中具名绅士，均予逮捕，令军法处审讯。言说，有人揭发彼等在地方勾结土匪，仗势敲诈。他们是通匪，他们必须把非法获得全部金钱献出。当时陇南虽未经严重兵燹，而人民苦于征役，加以般匪蹂躏，民不堪命。吉鸿昌由武都返天水途中，在宿营地集合村内居民，老壮者每名发给3元钱，幼需发给2元钱，作为临时救济，并向民众讲话：你们要组织起来，防匪自卫。

这笔救济费用，是出自武都绅士的献款。吉鸿昌这一措施，是甘肃自有驻军以来史无前的。

百姓传颂，称道不已。师抵天水，民众出城，夹道欢迎，欢迎标语，触目皆是。

1929年农历二月上旬，马仲英匪部经永昌攻陷民勤，杀掠极惨，吉鸿昌奉令进剿。在凉州时，我接有军队官兵擅取回民衣服报告，我将此情形，向吉转报。吉鸿昌听此报告，便于翌日部队出发前，在集合场先行校阅，确实查出百姓衣服不少；他说官长若不领头先拿，士、兵决不敢动手，遂将一个连长、两个排长当场枪决，以为擅取民物者戒。

马仲英逃离民勤后，城内商店住户，大街小巷，尸体纵横，其中尤以妇孺为多，此皆当马仲英入城时，未及逃出，惨遭屠杀者。吉鸿昌召集难民回城，责令县政府救济，派军队掩埋尸体，清除街道。我师正在绥抚地方，宁夏失陷警报传来。

门致中是当时宁夏主席，兼第七军军长。该军只辖一个师，门又自兼师长，副师长是赵景文，师辖冯安邦及吴鹏举两旅。马仲英经阿拉善旗窜扰宁夏时，省城驻军在外游击未归，城防空虚，又疏于戒备，马仲英得以乘机攻陷宁夏。

宁夏为省会所在，一告陷落，西北震动，刘郁芬急电吉鸿昌命其率队进剿，并限刻日收复。吉鸿昌奉令后，由民勤经凉州、古浪、中卫向宁夏兼程前进。

进至大坝附近，敌已据守大坝以南大桥，沿汉渠东岸布防。我师在大坝以西，占领阵地。

吉鸿昌集合部队讲话：“今天打仗，只准胜不准败，如果不把敌人打跑，大坝就是我跟各位弟兄们葬身之地。”讲话毕，向官兵发问：“今天打敌人你们有种没种?”“有种!”“你们耍孬不耍孬?”“不耍孬!”吉鸿昌立刻袒臂持刀，高喊：“命令!一，祁凤林团按一、二、三营次序，向大桥敌人冲锋，务必占领大桥；二，团长祁凤林带第一营冲锋，第二营继续第一营冲锋，我带第三营冲锋；三，冲锋时只准向前看，不准向左看，不准向右看，不准向后看，违令者处死；四，炮兵先打炮，炮声一停，即刻动作。”命令毕，官兵皆脱掉上衣，吉鸿昌下令打炮，炮声一停，团长祁凤林虽足部受伤，仍骑马率队向大桥方向冲去，一时杀声震天。敌在大桥两侧筑有机枪阵地，构成火网，我第一营尚未到达敌阵地前，已伤亡大半。吉鸿昌即令第二营继续冲锋，二营到桥头附近时，吉鸿昌即刻率第三营冲上。敌经我军连续冲锋，机枪火力，挡不住我军前仆后继的猛扑，大桥终被我军夺获。敌惊溃，沿汉渠向宁夏方向逃窜。吉鸿昌挥刀率队追击，颇有斩获。距城十余里，见城内浓烟冲天，吉鸿昌给李抡祥旅下令：“敌如弃城逃走，部队要先上城，再向城内分区清扫。”马仲英见大坝失守，我师跟踪追击，如守城恐被聚歼，遂放弃宁夏，向西北方向撤退，经磴口遁入后套。

吉鸿昌进城后，布置城防，划分部队驻区，促使各业复市，一时人心安定。于是吉鸿昌散发戏票，邀请城内及城厢百姓，在银川舞台看戏，并约门致中莅临。演戏之前，吉鸿昌先对百姓讲话说：宁夏驻军不能固守城防，致令马仲英陷城，百姓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我进兵迟缓，又令百姓多受痛苦，百姓以血汗供应军队，军队不能保护百姓，这是我们失职之处，也是愧对百姓之处，以后当竭力保卫地方，使百姓安居乐业，特请诸位前来，表达此意，吉鸿昌又问门致中，对伤亡官兵抚恤办法，及部队维持费如何拨划。这是迫使门知难而退，自动下野。因为门这时，正操切娶端王二孙女罗毓贞的婚事，不顾宁夏政务。新婚之夜，伤兵结队，闯入省府，且拥进洞房，纷纷找门主席道喜讨赏，并大喊我们是克服宁夏受伤的。一时秩序大乱，历时许久，伤兵始陆续散去。门致中为暂避风头，外出视察县政。门出城时，为卫兵所阻，谓主席出城，须向吉师长报告，门盛怒，要殴打卫兵，仍不得出，门来电话，吉又不接，留难多时，才让门出城。及视察归来，时值夜半，城门卫兵，如前拒纳。门始知不可再留，遂向吉表示要离开宁夏，往谒冯玉祥述职。吉送门离宁夏后，即分别通知各县县长，门主席已离职，由今天起，如门主席在县提款，由该县长负责赔偿，省府不予承认。随即召集各厅长及省府所属单位首脑，到师部开会。吉说：“门主席已离职，省政不可一日无人负责，特请大家商讨办法。”与会者一致声称：“匪患未除，四郊多垒，主持省政，非公莫属，我等即分电总司令及刘主席，陈述宁夏状况，请公摄行省政。”会后，我说：“门主席今天才离宁夏，你明天到省府就主席职，且又未经冯先生许可，似不相宜。”吉说：“门致中干不了，我来替他干，这是革命，谈不到相宜不相宜。”

吉鸿昌就任主席后，发表邵遇芝为民政厅长，魏鸿发为建设厅长，均系原任未动。调中卫县长甄纪印为教育厅长，调副师长赵景文为河务局局长，调师部军需处长刘继唐为财政厅长，调秘书何肇乾为省府秘书长，调副官处长鞠毅为公安局局长，同时派军法书记等人接任各县县长。

不久，得刘郁芬复电：“门主席致中，既已离开宁夏，吉鸿昌可暂代主席职务，但不要发表就职通电。”冯玉祥虽未复电，似为默许。这时冯发表吉鸿昌为第十军军长。这个军是由原第十一师和门致中第七军改编的二十二师组成的。以冯安邦任二十二师师长兼任一旅长，另一旅长为彭国桢。同时任李抡祥为十一师师长。

一天，吉鸿昌跟我闲谈，他说：“我是耍赖才当上宁夏省主席。我这个赖，是赖着要给老百姓多做点事，才显出咱与他们有所区别。你想个用时短收效大的办法。”我说：“可以用省主席名义，在各县及乡镇贴出通告，通告文内说：‘父老们：你们有困难的事情吗?请到省政府来，我一定想办法。’百姓来见主席，随时谈话，随时解决，岂不是时间短，收效大吗?”通告贴后不久，省政府就门庭若市了。自晨至晚，百姓来见主席的络绎不绝。大事有关人命案的，小事有偷鸡盗狗的，亦有以生活困难相求告的。总之，不管事情巨细，都来求主席解决。

吉鸿昌则一一接见，并派副官负责招待，派书记笔录。当时能解决的事件究属不多，因法律程序，审核原卷，仍须转令各主管机关呈复，且百姓又限于经济及时间，不能在省城久留，多有离去。这个办法虽收效不大，而百姓皆称吉鸿昌是个好主席，很想替百姓办事。

几番曲折磨难

北伐胜利后，冯玉祥所希望的河北省及平津两市地盘落空，编遣会议，蒋介石又力图减缩第二集团军兵额，冯玉祥以蒋介石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已是恼恨万分。又因蒋介石勾结他的将领韩复榘倒戈，更恨之入骨，遂亲赴太原，与阎锡山会面，共商反蒋。终于达成协议，便令甘、青、宁所有驻军全部东开豫、陕，倾全力对蒋作战。吉的第十军同时奉令开拔。

宋哲元代冯玉祥行使国民军总司令职权，于10月10日出兵潼关讨蒋，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在豫西登封一带作战。

吉鸿昌到达西安，向后方总司令石敬亭陈说：“西北为全军根据地，不宜轻易放弃，仍愿带队返回宁夏，看守老家，并为全军筹办粮饷。”由于宋哲元刚愎自用，而孙良诚以兵多气盛，不接受宋的指挥，各人打各人的仗，互不相谋，处处予敌以可乘之机，阎也未出兵相助，以致兵败豫西。

冯玉祥以宋哲元在豫西惨败，免去宋的代总司令职，以鹿钟嶙继任。鹿命吉鸿昌部队迅速向潼关增援。吉鸿昌到西安时，本想等候上级决定，重返宁夏，现在奉到鹿钟麟命令，向潼关增援，心中着实不快，只有忍气向潼关开拔。吉鸿昌到潼关后，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印成名片，背面印有：一、开发西北安定民生；二、实行兵工政策；三、反对内战枪口决不向内。吉鸿昌遇到西北军将领，先递给开发西北总指挥名片，再述说他的意见。鹿又令吉率队由潼关继续东进。当我部队东进时，张茅、硖石之敌，稍加抵抗，退回洛阳，我军直抵新安，吉鸿昌驻在铁门。吉鸿昌在铁门时，曾派人找河南张钫，向他表示要开发西北，不愿参加内战。刘郁芬、孙良诚、宋哲元等，把吉鸿昌看成是桀骜不驯的人物，恐其为患，遂与鹿密议，将吉军调回陕西，集中大荔县。鹿以召开军事会议，并令吉鸿昌率队仍回宁夏为名，召吉鸿昌到潼关，将吉扣留总部，时在1930年3月，大约是9日。

冯、阎讨蒋联军组成后，冯玉祥于3月10日，由山西经风陵渡过河，14 日到达潼关。冯将吉召来，斥骂一顿，亲笔写个“高级副官室”五字的条子，对吉说：“把这条子贴在你住室门口，跟我来当副官。”没过几天，冯玉祥又令吉鸿昌回十一师当师长。第十军由宁夏开到西安时，冯安邦请假离职，找孙连仲去了。吉鸿昌将该旅拨入十一师，彭国桢旅编入郑大章骑兵军。在中原大战前夕，十一师三个旅长，是彭振山、彭国桢、张华堂。张辞职后，以徐华荣接任。这师因由军缩编，在兵额及装备方面，比其他各师均较充实。吉鸿昌到职后，集合部队讲话，述说他离开部队及回来经过。

4月1日，阎、冯分别在太原、潼关，就陆海空军总副司令职，中原大战序幕揭开。

3月下旬，河南省主席韩复榘见西北军大举东下，向蒋介石表示，不愿与西北军作战，经蒋同意后，即将韩部调往山东抵御晋军。由于韩复榘部队东撤，西北军得以迅速占领洛阳、郑州，万选才部乘胜东进，占领开封、归德。

陇海线是主战场，这一方面的胜负关系整个战局，双方在这一线上，都使用战斗力坚强的部队。冯方有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及郑大章骑兵集团。蒋方有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等部。

5月上旬，万选才部由归德向砀山前进，与蒋军发生激战，万军不支，退到归德附近，蒋军乘胜进击，围攻归德。这时鹿钟麟派吉鸿昌师向归德增援。部队到达归德附近，适于此时，刘茂恩叛变，由于突然变化，该方晋军损失颇巨。蒋军乘胜西进。吉鸿昌奉令迅速率队西撤，固守杞县。

敌方陈诚部不惜重大伤亡，力图攻占杞县，以直接进攻冯的总司令部所在地之开封，并威胁晋军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部所在地之兰封右侧。杞县之争，关系敌我双方尔后在战局上优劣之势。激战三日后，孙良诚的部队始加入杞县方面战斗，吉鸿昌部归孙良诚指挥，开始反攻，经一场鏖战后，陈诚部不支，突围西走，我军跟踪追击，乘胜将张弓、龙曲集、高贤集一带之敌分段包围，施以猛攻，继以白刃战，敌损失惨重，向周口及归德方向溃退。

8月上旬，冯玉祥为挽回津浦线晋军势，在海线上发动全面攻势。孙良诚、吉鸿昌两部，向宁陵以北地区进攻，适逢连日大雨，平地水深数尺，部队运动困难，加以士兵疲劳过度，粮弹缺乏，攻势无大进展。孙良诚赴开封会议时，由吉鸿昌代理总指挥职务，吉曾一度指挥梁冠英、张自忠、葛云龙等师，继续向敌进攻，也未获得战果，双方相持于宁陵、归德间。

9月，吉鸿昌以石友三部与济南晋军退到黄河北岸,张学良已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而西北军这几位高级将领，全看他不顺眼，西北军败局已定，冯玉祥势必要离开队伍，吉通过王慈博投向蒋介石，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并奉令率部到淮阳集中点编。

部队在淮阳点验完毕时，调往豫鄂皖边区，驻潢川、光山、商城等县，归“绥靖”督办李鸣钟节制，原十一师，改编为三十师，吉鸿昌兼师长，该师三个旅，是八十八旅彭振山，八十九旅彭国桢，九十旅徐华荣。吉受蒋委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时，张印湘率队附吉，现编三十一师，张仍任师长，两师合编为三十军，吉兼三十军军长。蒋另给二十二路军成立一个特务旅，吉鸿昌呈准以王慈博为旅长，兼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因王在中原大战期间，曾当过吉的代表联蒋，吉将这两个职务给王，认为对蒋的方面比较适当。吉鸿昌兼军长、师长，大概他怕蒋介石给他委派参谋长，就电保我为总指挥部参谋长，兼军师参谋长。副师长刘翼峰，已先我回到总部，吉鸿昌并没派他职务，仍在住闲。这时三十师副师长一职，吉已派万金标充任，并兼潢川城防司令。有一天吉对我说：“万在地方闹的不好，我想撤换他，不知让谁干合适。”我说：“刘翼峰现在还没职务，叫他仍回原任，岂不很好。”于是刘又当上了副师长。

1931年春，筠亭先生病故，吉为纪念乃翁，在开封设立筠亭医院，以军医处长朱兆堃任院长，贫者免费施诊。又在扶沟县吕潭镇家乡开办小学一所，购田300亩作为校田，为吉鸿昌讲书的郝子固任校长，贫儿免费入学。

第二十二路军驻防潢川一带，蒋介石给该路任务，是对豫鄂皖边区“剿共”。在1931年4月间，吉鸿昌奉令到汉口参加军事会议，他回到潢川时精神沮丧，很气愤地说：“蒋介石手下这班人，忒骄傲猖狂，就没拿我们当回事，尤其是陈诚，更是气焰逼人，我怎能吃他们这一套!”他还分别给杂牌军队中豫籍将领写信，说刘峙在河南，贪污腐化，贿赂公行，横征暴敛，民不堪命，反对刘峙主豫。并给刘镇华写信，推他为首领，作倒刘峙运动。据说，刘镇华接到吉鸿昌的信后，就把原信送呈蒋介石了。此时，有人介绍一位姓帅名公字新吾的，来到总部，帅又介绍他一位朋友刘某，代表吉鸿昌赴广东，参加汪精卫的反蒋会议。会毕，刘某将会议纪录及汪给吉鸿昌的任命状等，装在暖水壶内，由广东北返送吉。刘途经汉口，下火车时，被蒋介石的侦探查觉，人证具获，解到汉口行营。蒋介石得到这一情况，遂派参议冷欣，携带电台，来到潢川，住在二十二路军总部旁院，名为联络，实系监军，并时常找师长张印湘谈话，企图分化部队。

约在5月间，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队向安徽金家寨“剿共”。吉鸿昌接到命令后说：“我决不牺牲部队，替蒋卖命。”乃伪造共军大部已出动到潢川西北寨河、竹竿铺附近的假情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

吉鸿昌率队到金家寨，转了一圈，又返回潢川防地。这时蒋介石派部队向潢川进逼，迫吉鸿昌交出军队。吉见此危急情形，在潢川之东南江家集，召集旅长以上开紧急会议，宣布蒋已派部队，逼其离开军队情形，并决心带部队开进苏区，参加红军，张印湘及旅长们全不来，只有三十师旅长，跟吉鸿昌开会，有的主张要拉走全拉走，这样声势比较浩大；至于拉到哪里去，也各有说法。按当时情况，张印湘及他的旅长，全不来参加会议，决没有全拉走的可能，蒋介石的部队已逼近潢川，往哪里拉，只有按当时情况而定，更用不着研究。显然是不愿意跟吉鸿昌投奔红军，藉此迟延时间。没过三天，李鸣钟到达潢川，吉鸿昌见部队拉不走，知大势已去，表示交出兵权，即日离开部队。蒋介石给吉鸿昌一个出国考察的名义，给资出洋。

出国考察

吉鸿昌离开部队后，蒋介石派张印湘为三十军军长，彭振山为三十师师长，刘翼峰为特务旅旅长。吉鸿昌到上海后，电其夫人胡红霞由津去沪，并约住上海的友人凌勉之担任翻译，一同出国。摒挡就绪，正拟动身，九·一八事变突起，日军攻占沈阳消息传至沪上。吉鸿昌以国难当前，理当上下一心，共御外侮，拟1926年1月，拟取消出国之行，向蒋请缨抗日。并派人持信去见冯玉祥，陈说不愿出国，准备抗日，请示今后作法。蒋不但不准其要求，而且限期令其出国。并有人找吉鸿昌说：“适赴日本，愿搭伴同行。”此人系受蒋暗中指使而来，意在监视。冯玉祥见到吉鸿昌的信，复信说：“蒋让你出国，还是暂时离开为妙，如执意不走，恐怕对你安全有碍.”吉鸿昌在这种情况下，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和对日、蒋的愤恨，辞别祖国。

吉鸿昌到日本时，又约前在西北军总部当过秘书、现正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国际政治的孟宪章同游。以吉鸿昌、胡红霞、凌勉之、孟宪章四人，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美国时，又约南开学校前教务长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校研究教育的喻传鉴，加入考察团。他们先后考察了美、古巴、英、法、比利时、卢森堡、德、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考察所得，归国后，由孟宪章汇编整理，著成《环球视察记》一书。吉鸿昌在国外时，曾几度要求驻外公使签发护照去苏联访问，均遭拒绝。他游历到古巴时，驻古巴公使凌济东，系凌勉之堂兄，吉又向凌济东提出赴苏联的要求，仍未如愿。吉归国后，向我慨叹地说：“我是被迫出国，到了国外，行动也得不到自由。”在国外令吉最为感动的是侨胞们热爱祖国的心情，当他为抗日募捐时，侨胞们踊跃输将，列队捐献。每至一地，留学生就把吉包围起来，争问国内抗日情形，并说：“吉将军你回国抗战，我们作你的后盾。”还有写出自己姓名，交给吉鸿昌，要同他一道回国。吉鸿昌向我说，他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向侨胞们表示，回国后誓要献身疆场，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决不辜负同胞们的期望。当时吉鸿昌虽然身在国外，但回国抗战的决心未曾一天稍释。转年春天，他重返上海，随后回到天津，即上书汪精卫，报告在国外视察经过，及侨胞关心祖国、表示愿为抗日牺性生命财产的热情。他深望国民党中央早定抗日大计，以慰民望。吉鸿昌为什么上书汪精卫，因为他在二十二路军当总指挥反蒋时，与汪曾有一度接触，今想借汪之力，助其达到抗日目的。吉没想到汪精卫是个政治掮客，当吉手握兵符，指挥3万之众，坐镇豫鄂皖边区时，汪自然乐与联络，而今吉鸿昌失势无权，孤身一人，所以对吉鸿昌的万言书竟一字未复。吉鸿昌又到庐山去见蒋介石，蒋问他：“你找我有什么事?”吉说：“国难当前，愿参加抗日，以尽军人天职。”蒋说：“我日内去汉口，你先到汉口等我，我到汉口时再作研究。”吉鸿昌又到汉口等了好久，蒋介石对他敷衍，无明白表示。吉满怀愤郁，只得转回天津。吉一腔热血，满怀激愤，他对我说：“我从十几岁当兵，二十余年来，身经百战，身上落了几处伤痕，说是为国为民，其实如傀儡登场，听人摆布，自己像无舵之舟，到处瞎撞。现在想参加抗日，竟不许可，国家事不准我过问，我的主张，为什么要等他们的许可!”我听吉鸿昌这段气愤的谈话后，预料他将重新考虑，今后应该走哪条道路了。

新的政治生命开始

这时，吉鸿昌与中国共产党的天津地下工作同志有了关系，常在一起谈论国内外形势及抗战前途，以及怎样才是救国救民的光明大道。在党的启发帮助下，吉鸿昌开始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不久，听说吉鸿昌偕同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宣侠父到上海，加入了共产党①，矢志献身革命事业。吉鸿昌由上海回天津后，我感觉他态度比以前安详，性情比以前恬静。吉家住法租界40号路，在他住宅三楼上一间小屋里，设有一部无线电台。一些共产党员常来这里。

吉在天津得知当时彭振山想撵走张印湘，取军长而代之，而张印湘也想撵走彭振山，换上自己亲信当师长，因而双方隔阂很深。吉鸿昌想抓住这个机会，重返旧部，掌握军队。他派人与彭振山联系，并很快去到湖北黄陂彭振山师部。张印湘听到吉鸿昌到达彭的师部，即刻赶到宋埠戒备，并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即电令彭振山，不准再与吉鸿昌见面，又电张印湘，令吉鸿昌马上离开部队，不准停留。张印湘假惺惺问吉怎么办。吉说：“我来到部队，就不再走，告诉你句老实话，我死也不离开部队。”张印湘说：“我到汉口见蒋，要求他请你回部队里来。”吉说：“老蒋怎能就听你的话?”张说：“如蒋不允许，再用全体官长名义电蒋，请你回来。”张印湘赴汉口时向吉要钱，为吉回部队作活动费用。吉鸿昌未及深思，即交给张印湘5万元支票一张。随后，吉省悟过来，是张印湘跟他耍花招，他想拉起旧部的打算将落空。

这时李家集驻有张思贤一个旅，张印湘一去汉口，吉鸿昌即刻跑到李家集，集合该旅官兵讲话。他激昂慷慨地说：“弟兄们!咱们不要当私人的打手，一姓的家奴。要想救国救民，要想抗日，只有一条路，加入红军!弟兄们!一齐跟我走……。”讲话毕，他带着张旅奔向豫鄂皖苏区 。彭振山听到吉鸿昌把他的队伍带走，惊急异常，立刻率队尾追，张印湘也派队截击，蒋介石派飞机跟踪侦查。吉鸿昌带队走到羊角山附近，遭到重重包围，部队无法突围，吉只身逃往苏区 ，辗转到了上海，又回到天津。

在抗日同盟军中

1933年3日，日军又掠我热河，东北及热河义勇军等抗日部队，如邓文、李忠义、冯占海、黄守中等八九个部队，约十余万众，陆续撤入察境，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对于退到察哈尔省的抗日部队根本不予援助，使千里转战的抗日部队少吃没穿，艰苦异常。这些部队的将领恨蒋不抗日，遂不约而同地率部投奔在张家口主张抗日的冯玉祥。此时西北军将领如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吉鸿昌等，也组成抗日部队来察。冯玉祥将部队编为四个军、另三个义勇军及游击部队，以吉鸿昌为第二军军长，兼代察哈尔警务处长、张家口警备司令。吉鸿昌的部队组成，是收集、整编退到察省几部少数义勇军，及地方自卫部队、志愿抗日民众武装，又招募张家口若干爱国青年，约计4000余人。吉鸿昌向各方筹措军费，并拿出他的历年积蓄，用作购置枪械和官兵粮饷。吉鸿昌部队组成后，孙良诚来找吉鸿昌，约我到他那里担任参谋长。

这时，方振武率张人杰师，由晋南开到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

5月下旬，多伦日伪军南侵，沽源陷落，察省局势，顿呈紧张。冯玉祥循察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之请，发出通电，就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职。

6月上旬，伪军张海鹏、崔兴武部, 陷宝昌、康保。冯玉祥先后派吉鸿昌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邓文，李忠义为左、右副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军总司令，统率大军北进。6月22日，首先克复康保，吉鸿昌、邓文等部，直趋宝昌，李忠义部直趋沽源，宝昌伪军经我击溃，退守多伦，沽源伪军刘桂堂部反正，加入同盟军。收复宝昌、沽源后，大军向多伦前进。多伦有日军茂木骑兵旅团及炮兵部队固守，伪军担任外围防御，筑有坚固工事。7月上旬，吉鸿昌率邓文、李忠义等部，进抵榆树沟后，下总攻击命令。吉鸿昌在敌炮火及飞机轰炸之下，亲到前线指挥，经过三天激战，敌外壕及据点大部被我占领，迫敌退入城内。再度总攻，吉鸿昌袒臂率队冲锋，直逼城下。在总攻前一天，吉派一副官，带士兵数十名，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迨我军接近城垣时，即高呼“同盟军进城了!”四处放枪，日伪军闻变大惊，由东门向城外溃窜，同盟军冲入城内。沦陷两月余的多伦，遂被同盟军光复。

多伦光复，举国振奋，各地救国联合会、抗日后援会等团体，纷纷来电祝贺，组织慰劳团，到多伦慰劳抗日部队，平津各大报纸，均以第一版大字标题，刊登吉鸿昌率部克复多伦消息。

同盟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多伦各地，蒋介石怕冯玉祥在全国民众中扩大影响，指示庞炳勋、关麟微，冯钦哉等部向张家口进通。一面对同盟军进行分化收买，一面令宋哲元回察，通冯离开张家口，并诬蔑冯玉祥假抗日之名，借以夺取宋哲元之地盘。在这种情况下，李忠义，冯占海等部队发生动摇，各自谋出路。孙良诚则称病到张家口赐儿山休养。冯玉祥见到“中央军”节节进逼，同盟军内部又呈瓦解现象，已不可能再继续抗战，遂返回泰山。我因孙良诚部队已实际瓦解，也离队返回天津。

这时同盟军大部，由宋哲元二十九军收编，独有方振武、吉鸿昌坚决抗日，当时人称“方吉”。方、吉对于蒋介石卖国媚日，极为愤恨，发出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声明，并与汤玉麟、刘桂堂会议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称“抗日讨贼军”分路袭取北平，驱逐何应钦，再联合共同抗日，方、吉自任前驱。这支义军转战于冀察战区丰宁、独石口、怀柔、密云各地，给敌伪以重创。行抵小汤山，被商震、关嶙微，庞炳勋部队及日军夹击，并有日机轰炸，这是何应钦与日军互相配合，围攻方、吉部队的预谋。方、吉几度突围未果，伤亡惨重。最后，方、吉被约到商震总部，商震派卫兵“护送”方、吉到北平，去见何应钦。吉在车上与方私语说：“到了北平，即为阶下囚。留此一身，仍能再干一番。方点头会意。车抵孙河附近，车道崎岖，地形复杂，吉令停车，声言入厕，两人乘机逃走。得友人冯欣农援救，终于脱险，潜入北平，转回天津。

天津被捕前后

是年冬，吉鸿昌接方振武电报，请派代表到香港，有事晤商。吉请我前往，并告我，到广州××街，找律师叶夏声，他会告诉方叔平（方振武字）在香港的住址。我充作胜家公司职员，化名蓝蔚，以尾追拐款潜逃司帐为名，前往沪、港。到达香港，即往访方振武，守门者以外出相告，但我回到旅馆刚进房门，即有一人，随我进屋，问我姓名后，该人即出，迎方进来。方问吉鸿昌在津近况，他说：“抗日同盟军在作战最艰苦时期，世五为顾及友军，宁肯牺牲自己部队，在危难之际，挺身直前，照顾朋友安全，这种肝胆义气，豪迈行为，令人钦佩感念，我这次到西南来，以力之所及，愿对世五的事业上有所帮助。”在谈话时，原任方部师长余亚农在座。方说：“我给你介绍广州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及侨居香港胡展堂先生，与你谈话，看他们说什么，然后再作计议。”于是我又分访邹、胡。我到胡的私邸，见铁门以内，有印度巡捕守卫，我将姓名，告诉华仆，因方振武为我先容，胡马上接见。胡说：吉先生最好把原来带过的部队，重新掌握起来，同时要组织民众；自己没有实力，就不能实现个人政治主张。”胡还谈到国际形势，中国抗战必经的过程等等，最后谈到蒋介石、汪精卫。胡说：“蒋介石在北伐革命史上，是有他的一段功绩的，最可笑的是汪精卫，他曾对我表示过坚决反蒋，并说‘我现在不能把手剁下来，做为反蒋信誓’。言犹在耳，不多几天，他又与蒋勾结一起，汪就是这样的作风。”邹与我所谈的话，与胡汉民大致相同。我见邹、胡后，再见方振武，他说：“世五如果想成立部队，为便于号召，需要名义时，此间可予以名义，经费也可以接济。”我未在港多留, 旋即返天津。

我到津后，将香港之行，向吉作了详细报告。吉说：“组织部队，是个办法，想作事的，固大有人在，就怕碰上一两个投机分子，不但事办不成，我们还要替他背名誉，对这一层，必须注意。现在二十二路部队，已拨并二十六路，开往江西，我拟派人去联络，另外与河南在野将领的联络，也要进行，事情办有头绪，再通知方叔平，可能你再跑一趟。”河南的任应岐，就是这次与吉相结识的，吉通过任应岐之手，印制“中央银行”假钞。吉说：“我现在不能用武力打倒蒋介石，我先扰乱他的金融。”当我谈到在轮船上见到中国人受洋人气的情形时, 吉说：“外国人对中国这种样子，中国人还不争气。中国现在的当权者，对老百姓他是阎王爷，见了外国人，就像一只老绵羊，所以外国人在中国才敢横行霸道。”

吉鸿昌因为到湖北拉队伍，到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用尽所有的存款，同时吉鸿昌对于来津看望他的那些老部下，老朋友，总是代付旅馆房金，临行或多或少赠送路费。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如因需要，一时又筹措不出钱来，吉便令其随从将衣服送到日租界芦庄子“豫丰当”典质，接济急需。

吉鸿昌潜回天津后，蒋介石很不放心，密令特务对他严加监视。吉为了继续工作及安全，决定转移。于1934年10月9日，迁至英租界牛津别墅3号。每隔三五日，吉便约友数人，到惠中饭店或国民饭店开房间打牌，表面说是打牌，实际上是把地下联络站挪到饭店里来了。

11月9日，吉鸿昌约同任应岐、刘绍湘等到国民饭店，开的是38号房间①。华灯初上，一着西装、一着便衣两人，在38号门前来回打转。这时房内正在打牌，吉鸿昌的座位，靠近暖气汀，感觉太热，将外衣脱掉，只穿一件白褂，正在竹战中，吉去接他夫人来的电话，由刘绍湘代庖，刘也把外衣脱掉，里面穿的也是白褂，吉鸿昌接完电话，站在刘绍湘身后观阵。突然房门大开，穿西装这人，闯进屋来，对准穿白褂的刘绍湘开了一枪，刘应声倒地，跳弹伤及吉鸿昌右肩。凶手看打错了人，正想放第二枪，吉鸿昌急扑过去，踢掉手枪，去抓凶手。穿便衣的凶手，看情形不妙，忙扯着穿西装的凶手，经由西餐部逃走。吉鸿昌明白其中情形，想趁机脱身，走到太平门时，四处警笛齐鸣，饭店周围，巡捕密布，吉见脱身得，又转回38号房间。这时法籍巡捕及华捕，拥到38号房间，问谁是吉鸿昌?吉说：“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巡捕对吉说：“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吉说：“我现已受伤，须到医院裹伤。”巡捕给“工部局”打电活，经许可后，将吉送往医院。国民饭店发生刺杀案，“工部局”不追捕凶手，反逮捕被刺受伤的吉鸿昌，这足以说明，国民党特务与“法租界工部局”，对于吉鸿昌的谋害，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吉夫人听到国民饭店38号发生事故，急趋车到国民饭店，知刘某当场被打死，吉鸿昌受伤，已送往医院，急返回家里，同家人检出电报会议记录文件刊物及假钞票等投入锅炉内焚毁。吉夫人又去医院，探视吉鸿昌。

她看到吉鸿昌就哭起来，吉的精神态度和平日一样，对他夫人说：“不要难过，哭有什么用?这种情形，我早已料到，你好好活下去，抚养孩子们，长大成人。你不要托人营救，那是白费事，他们既然对我已经下了毒手，决没有再释放的道理。”吉夫人在天津找鹿钟霖营救碰了钉子，就马上去泰山找冯玉祥设法营救。冯派刘治洲到天津，了解真相后，再想办法，刘到天津时，吉鸿昌已解往北平。

吉鸿昌押在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时，北平的何应钦，深恐“夜长梦多”，急忙要求，“法租界工部局”引渡吉鸿昌。“工部局”引渡吉鸿昌到天津公安局后,由公安局转解到蔡家花园五十一军陆军拘留所。五十一军军法处曾审讯吉鸿昌，军法官问吉：“你在租界里，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已得到你们文件和充分证据，你把工作前后情形，供认出来。”吉鸿昌说：“你既然得到我们的文件，我的工作情形，你仔细看看文件好了，用不着我再细说。”法官说：“会议记录上有你的签名，现在要对你的笔迹。”吉鸿昌说：“名字是我亲笔写的，还用对什么。”法官问：“跟你同时做地下工作的人，你要把他们姓名住址，详细供出来。你带抗日同盟军时候，军队里就有许多共产党人。”吉鸿昌说：“有几位同志，全住在我家里，我在国民饭店出事，他们一定躲避起来，现在你要问他们住址，我怎能知道。”法官说：“你如果不肯供出他们姓名住址，我要刑讯。”吉鸿昌听了这句话，把眼一瞪，盯住法官，冷笑一声说：“我抗日是打日本鬼子救中国；做地下工作，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随时准备被捕，随时准备坐监，随时准备杀头，生死早置之度外，你用一句刑讯的话，想吓唬住我，那是想错了。我是一岁一岁长大的，又不是吓唬大的!”法官及陪审员等见吉鸿昌大义凛然，慷慨陈辞，个个面面相觑，张口结舌。法官最后说了一句：“你再考虑一下吧。”审讯就这样宣告结束。

从容就义

不久，吉鸿昌解往北平，与吉夫人见了面。吉对他夫人说：“我到北平，大概是与你最后的一次见面。人终有一死，我是为什么死的，你也知道，我心里毫不难过，我认为死的很值得。你不要再到处托人，你跟孩子们好好地活下去。他们长大了，告诉他们我是怎样死的。你对我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吗?”吉夫人只是哭泣，最后说：“一切请你放心，照你说的话去做。”至此，吉鸿昌与夫人握手诀别。

吉鸿昌与任应岐同押在陆军监狱一个监房。11月24日，吉鸿昌与任应岐正进午餐，军法官来到监房，宣布吉鸿昌、任应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吉鸿昌听毕说：“知道了。”神情自若，仍继续吃饭。任应岐却大哭起来。吉鸿昌说：“何必哭呢，这算什么，咱弟兄一块来的，一块回去。”

饭毕，吉对监刑官说：“为我预备纸笔，我要写遗书。”吉鸿昌先给党写了一封信，叙述在天津被捕经过及坚贞不屈的决心。同时又为其家属写了遗书，而监狱方面，只把吉给其家属的遗书交给了胡红霞，至于写给党的那封信，只转述了内容大意，原信并未交出。吉留给夫人的遗书原文：“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你也不必过悲伤，因还有儿女，得你照应。家中余产，不可分给别人，留作教养子女弟等用，我笔嘱矣。小儿还是在天津，托喻先生照料入学，以成有用之才也。家中继母，已托二三弟照应孝（原系教字）敬，你不必回家可也。鸿昌手启，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一时。”古鸿昌写毕遗书,态度镇静，从容披上斗篷, 昂首步入刑场，回头看他难友任应岐，泪痕满面。吉鸿昌对监刑者说：“让他先走一步，我要为他送行。”任应

岐上前走上几步，枪声响起，任应岐倒地。吉鸿昌熟视良久，又对监刑者说：“给我搬过椅子来，我为抗日而死，我死的光明正大,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监刑官忙把椅子搬过来。吉鸿昌说：“要在前面开枪，放得正些。”行刑者走到他面前，在这一刹那间，吉鸿昌举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壮烈声中，热血喷溅，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夫人胡红霞，收其骸骨，厝于北平南斜街长寿寺。遗孤兰泰方5岁，女瑞芝尚只有3岁。

吉鸿昌就义后15年,全国解放。1964年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决议，将吉鸿昌墓由扶沟迁葬郑州黄冈寺烈士陵园，并通知其家属。胡红霞得信后，偕其子女媳婿等由天津返扶沟原籍, 于11月24日，扶柩到郑。吉烈士墓前，丰碑矗立，人民瞻仰。

注:

国民党1931年3月发动对鄂豫皖苏区第二次“围剿”，吉鸿昌部目标首先是进攻新集、七里坪。4月下旬至5月初，吉鸿昌部先后占领新集、七里坪，后经宜化店退往罗山。至5月底，第二次“围剿”被红军打破。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载：“吉鸿昌部不想和红军作战，虚晃一枪就走，……他曾派人来和红军谈判，以便联合反蒋，红军派出的代表是李健明，因张国焘等人不讲统战政策，谈判未获任何结果。”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吉鸿昌》一文载：1932年从鄂豫皖苏区回平津后，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书记吴成方在北平谈话期间，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吴答应了他的请求，

一说参加起义的是一个团

一说“吉仅带少数部下”进入苏区。

据《中共党史人物传》2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吉鸿昌》一文载，刘绍湘是李宗仁的代表，会谈地点临时改在国民饭店45号房间，刺杀案即发生在此房间。

李鸣钟任甘肃督办，但未到任，督办一职由刘郁芬代理，后正式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