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慎之/文
1927年冬，陇南镇守使西北军陆军第十一师师长佟麟阁，由兰州赴天水上任，路经陇西，下榻于陇西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该校校长牟凤鸣，字仲阳，陇西人，系河北保定师范毕业生。佟的一位书记官蔡国华，河北高阳人，是牟保定师范的同学。他们分别多年，不期在此相遇，甚为欣喜。佟以新任需人，蔡遂介绍牟。佟便聘请牟为陇南镇守署中校秘书，并嘱牟莅任时，可带二三名高材生，以备任用。
1928年，牟赴任，曾带去三名学生，其中除两名师范毕业生外，一名系年方17没甚文化的小学生。此生家境贫寒，且新丧父，但性颇聪敏，上进心强，然以乃母乏力供读，被迫辍学。该校校长暨他的几位老师，深知其情，照顾免费供食，令其继续读书。
至此经征得乃母同意，于是一并带赴住所，借以觅个吃饭之处。此生即是我。牟到任所，除二高材生分任文书外，我仍跟着老师半工半读。
没有多久，佟麟阁将军把我要去为他当小勤务。由于我是牟带来的学生，因此，佟对我也与一般出身者不同。这是我追随佟将军十多年的开始。
1929年秋，佟因平回不利，被撤职。军队移交于吉鸿昌将军率领后，佟即携眷及我返回河北高阳故里，这是我浪迹天涯五十多载的开头。
1930年春，佟再出山，至西安任西北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我也被提充师军需处少尉司事，王崇仁任军需处中校军需主任。是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倒蒋败北，杨虎城进军于陕。秋，我军退出西安，过渭河，经三原、富平到大荔，为杨部孙蔚如师所截击。
众寡悬殊，我军解体，遂缴械与孙。佟遂携眷及我和少数人过黄河，经山西，转北平。1931年冬，佟应驻在山西阳泉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邀请，任该军中将参赞，前往阳泉，租居民房，形同赋闲。将军除聘一汉文老先生日日讲解汉字外，其余时间漫游矿并与名胜古迹。我除执司勤杂外，亦多列席旁听，今日能有这点肤浅文化，是与佟的熏陶分不开的。
1932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升为察哈尔省主席，率军北上。甫莅任，适值日军攻陷热河，进逼长城，喜峰口告急。宋奉令接防出击。日军飞机、大炮，武器精良。我军武器简陋，且乏高射装备。成场上，敌人用飞机侦察，指挥地面炮兵瞄准我军阵地拼命轰击，我军束手挨打。宋哲元由蓟县总指挥部来电话询悉前防战况后，指示说，一定要坚守喜峰口，我已经调赵登禹、王治邦、佟泽光（佟麟阁侄儿）三个旅跑步前往增援。他们离前防阵地约有百里左右，预计天明以前可以赶到。
赵、王、佟三个旅陆续到达滦阳城。此时喜峰口一部分部队向后退下，赵登禹立即带队上去，将敌人堵住，赵的腿部受了弹伤。佟、王两旅分向左右两翼增援，战至上午11时，东面王旅告急，西面刘景山团告急，陆续派队援应，转危为安。10日一整天，在喜峰口附近激战，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杀声震天。我军士兵多数都不愿携带步枪，因为背着步枪上下山地行动不便，他们只愿多带手榴弹，提着大刀，便于杀敌。由于两军士兵白刃相接，距离很近，因而日军的飞机、大炮无法使用。
11日拂晓，敌人发动进攻，企图抢夺我军占领的山头。我军沉着应战，潜伏不动，待敌进至相距百米以内，突然出击，以手榴弹、大刀冲杀。敌不得逞，遂以飞机、大炮连番轰炸。两天多的战斗，双方死伤都很重。
晓间，负责战斗责任的何基沣与三屯营张（自忠）、冯（治安）两师长通电话，感到如此拼杀下去，敌人器械精良，对我甚为不利，应当运用我军特点，利用夜战、近战，出其不意，予以袭击。遂请得宋哲元的批准，决定采取迂回夜袭的战斗，把第一线正面交给王治邦旅固守，抽下赵、佟两旅分两路包抄敌人。一路由赵登禹（赵在10日攻击敌人时，腿上被炮弹片擦伤，这时自告奋勇，裹伤出发）率领董升堂团及王长海团，从右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山之敌；一路由佟泽光率领李九思团及仝瑾莹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之右侧背，攻击喜峰口两侧高山之敌。王治邦旅俟赵、佟两路得手，即行出击。部署已定，夜半两路分头出发，赵旅出潘家口，距目的地较近，拂晓前即到达敌特种兵宿营地区。这一带地方和喜峰口内外这一天都下着雪，到处还结着冰，官兵深夜在冰雪中急行军，情绪非常高涨。董团到达三家子小喜峰口，王团到达狼洞子及白台子敌炮兵阵地。敌人万万没想到我军竟敢雪夜袭击“皇军”，他们正在高卧，不得还击，多数被我军击杀。夺获敌人的大炮、坦克车无法携回，都予以炸毁（只携回炮镜和轻武器），辎重粮秣亦予焚毁。此时驻在老婆山的敌人看见大火冲天，知道有变，驰来应援，敌、我两军，遂相激战，这到达将故击退，仍由原路而回。此役毙敌甚重，并击毙敌指挥官一人。我军也伤亡很重，官长阵亡者计团附胡重鲁营长、苏东之连长二人，受伤者团附一人、营长二人、连长七人。12日，喜峰口沉寂了一个上午，下午敌机四架到喜峰口撤河桥等处轰炸，我军略有伤亡。董家口方面在12日晨，有敌来犯，经我军击退。这一带的战事从9日下午开始，经过七昼夜的激烈战斗，我军坚守阵地未被突破。此后两军对峙，不时有些接触，战事重心由喜峰口转到罗文峪去了。
二十九军北上后，佟将军自不能独留，奉宋公令先去济南公干，我径前往。在济南待了两天，然后返平，跟着又到张垣。时已入冬，佟身着一件大棉袍，我穿一身青制服，一老一小，一高一矮。到省政府时，门卫上下打量了两眼，问我找谁，佟说找杨秘书。“好”。等不多时，出来一人说：“杨秘书回公馆啦，请明日再来。”佟说：“秘书处有值班的吗?”“噢!我去看看。”半晌，出来说：“值班的吃饭去了。”佟问：“秘书处还有人吗?”“噢!我再去看看。”好长时间出来一人，见了佟卑躬屈节连连说：“请进。”此人我不知姓甚名谁，但他却是认识佟的。我怪纳闷，为什么佟对门卫不说出自己即是代理察省主席呢?如果说了，何至于在门外站着冻半天?后来我才找到这一答案，这便是西北军朴素的反对官僚主义的作风。见到秘书后，佟由那位陪着说话，吩咐我买些挂面鸡子，做上两碗吃就得啦。我买来之后，找到伙房去做，却没想到炊事员强调业已封火，不能做。我可没有佟先生那份涵养，于是大发雷霆，下令给我把火通开做，并说主席到了，叫你们做些饭，你们推三诿四…炊事员一听我说主席，表示出怀疑的神情，他们以为只有一位宋主席，没听说还有什么主席。佟吃了饭，天已不早，于是由秘书处的人把佟和我的行李搬到主席室。第二天，也不知小伙房的厨师是怎么知道情况的，我们并没吩咐他要做什么午饭，可是赶开饭时，山珍海味已做齐整，主席吃的是六寸盘，我吃的是四寸盘，尽管差二寸，菜都完全一样。而且从打那日起，这些势利者对我奉承的可是不错。常言说，吃人的嘴软，花人的手短，十天后，这位厨师（姓孙名宝林，天津宝坻人，曾侍候宋主席多年，后竟发财，曾在北京前门粮食店街开设大饭庄）拿着买菜单报呈主席批准，好领菜钱。我审核单据，明知所报欠实，也就如此承应，殊不忍挑剔，于是转呈主席阅示，主席看也没看，就令我签发。
佟曾代察省主席兼张家口警备司令。我充警备司令部上尉副官兼省政府承启处负责人员。是年我23岁，在我的一生中，虽然为时不长也可说是一小段黃金岁月了。
是年春，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冯任总司令，佟任第一军军长，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方振武任第三军军长，陶新畲任总部秘书。我任第一军上尉传令队队长。各将军在省政府开军事会议，在会场执勤的惟一人员即是我。这是我接近几位将军较长的一个阶段。
冯在张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得讯极为震惊，先是同汪精卫签名，电请冯前往南京商量国事。冯戳穿彼等之阴谋，义正辞严，电复抗日救国之义举不可中止。南京方面之诡计未能动摇冯抗日之坚志。于是蒋撕去画皮，秘密派人前往北平授意华北军分会何应钦丧权辱国，签署了《塘沽协定》。冯义愤填膺，去了泰山。吉鸿昌与方振武率军转战察北、多伦、冀东一带。佟、宋返张，仍主察政。佟麟阁遂改任察哈尔省警务处处长兼省会公安局局长，我充局第一科科员，职司印鉴。
吉鸿昌将军统军转战察北、冀东一带，粮弹又缺，装备又差，可是全军士气高昂，一片爱国仇敌之心，坚不可摧，因而矛头所向，群丑披靡。可是愈是如此，愈遭不抵抗者之所忌。他们为了陷害吉目的，于是不择手段勾结敌寇、联络汉奸、派遣特务、收买叛徒，用尽心思设下天罗地网，致将军于陷阱。吉后来在天津落不抵抗者之手，接着被解往北平，不久即被杀害。
1934年秋，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乘专车来张家口视察。我们特为他在上保中山公园内设置宾馆，但蒋夫人却没有光临。第二天的上午，我跟佟到省政府，一进大门，恰好碰到蒋在宋哲元的陪同下走出来。佟身着警服，向蒋致以军礼。蒋连连点头，问宋是谁，宋答云：“佟麟阁”。蒋听了，目光炯炯，注视于佟，并一连“嗯，嗯”。蒋出了省政府，即上汽车，在宋的陪侍下前往坝上张北视察，当日返回。旋离张回平，转赴西安去了。
蒋离去时，派人给佟送来一张蒋亲笔签名的八寸头像。佟接到后，在像的背面用毛笔写下“金銮殿上坐个猴”七个字。我看了不解其意，请教佟的一位老秘书，此老哈哈大笑，跟着对我解释说：“下边还有一句是：‘望之不似人君’，这你懂了吗?”我会意的一笑。这说明佟对蒋是如何的鄙视。
佟麟阁将军调任二十九军副军长未久，离张去南苑，我随往，任牟部上尉副官。后来成立军士训练团，佟充任团长，我升为团少校军械。
1935年夏，日军在《塘沽协定》的幌子下，公开从关外向关内尤其是津、平郊区调集大批驻军，日日寻衅，节节逼紧，制造事端，施加侮辱，甚至竟敢在津、平地方政府门前架枪休息，随地便溺。我曾在永定门外看到，日军在通向南苑的大道上铺设横穿马路的电话线，如果把线弄断的话，即是个事件，他们便提出蛮横无理的抗议和要求，真是骑在人的脖子上拉屎，欺侮到家啦!我军士兵目睹如此情况，把肺都气炸了，便顾不得上级不准乱动的命令，拔出砍刀干干脆脆把鬼子铺在路上的电线一律斩断，来了个反寻衅。说也奇怪，鬼子兵看见怒不可遏的我军士兵，却乖乖地把砍断的电线默默地拾起。聪明不过东洋鬼子没有忘记喜峰口二十九军士兵大刀的教训。在当时，他们如果敢于向愤怒的中国兵无礼的话，后果怎样?肯定是不会讨得便宜的。我在当时确有这样的想法。
七七事变的前一天，我军训练团士兵在南苑围墙上值勤，见一骑由西向东疾驰而来，距围墙不远时才认出系一寇骑。于是我士兵制止其前进，他不听，士兵便开枪，该寇倒于马下，马扭头飞奔而去。值勤官报告佟将军，佟指示将衣剥下交我检查，尸体掩埋。我检查并无武器，有日产手表一只，钢种硬币几枚，裤带上有二寸长、一寸五宽黄布包一个，打开一瞧，好几层，上面却印的是观音菩萨和其他佛像、咒语七字真言等，是鬼子的护身佛，此外再无它物。
第二天凌晨，日机数架飞到南苑低空轰炸、扫射，反复多次。佟在营房外指挥我们士兵向其射击，因无高射炮，因而也无效果。参谋长张鹤芳屡次劝佟离开险地，佟却镇如泰山，“嗨嗨”一笑，不为所动。我在旁仿佛有所仗恃似的，也不感觉有什么害怕。
飞机轰炸多时后向东飞去，佟方始回营。营房遭到破坏，人员略有伤亡，但士气高昂，同仇敌忾之心油然而生，深恨当局置大好河山任日军宰割，人民生命财产任敌寇蹂躏，将士徒具爱国之忱，却无由伸张，这便是当时的真实情景。
下午，我去见佟，把我多年积攒下的几百元和存在北平城内中南银行的存折交给他，并说：“我身为军械官，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是不会离开部队而进城的，倘随军进退不及而阵亡，请将军将折带去给我妻子（当时在将军宅住），省得丢失。”佟接过存折略为一看，恰巧有某队长进来报告敌情，便将存折捂在膝盖上。他们说完话后，某队长辞出，佟站起身来，在他的一个小皮箱中取出一物，包的很严，连我给他的存折一并又给了我，并说：“你暂都拿上，若你进城就连我给你的一块儿带去，交给萱他妈（萱是佟长公子名，佟为人十分谦虚，对待我们下人，从不称呼他夫人为太太），如果我进城再与你要。”我只好接着退出。
约6点多，我接到命令，带一辆满载武器（系军士素日练习的旧步枪）的大卡车，运到城内东门军械库，再领一批新枪弹连夜回营。啊!我真的要进城啦，于是我又去见将军，说明情况，并请示另有什么吩咐。佟说：“见了萱他妈，将我给你的东西交给她，就说没有事。军人是打仗的，过去打的不叫仗，那叫内乱，现在才叫真正打仗呢，因为现在打的是外国人。若见到老太爷和老太太，就请他们二老放心，千万别挂念，等把鬼子打跑后我就回家来啦。”随后我跑出装车，收拾完毕，天已7点，于是匆匆出发。
南苑距城只有数里，由于日军在路的东西两侧不时骚扰，说不定在什么地点发生遭遇。我们实弹戒备，一路平安，约半小时到达永定门下。把入城证展示，门卫看后才开门。不巧，车到东四十一条南小街时抛了锚，到9点还没修好。我心颇急，于是命令士兵轮流就近在小饭馆吃饭，我先去十条佟宅办事。车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叫我，万勿耽误。我到宅已10点，南城一带照明弹此落彼起，把天照得通明，枪声炮声一连串地响，显然已经交火了。宅内所有的人都表现出焦急不安的神情。
南苑整整打了一夜，天方黎明，跟我的士兵来说：“车已修好。”我进见佟夫人说：“车已修好，我要去了，问夫人有什么话?”佟夫人惊恐不安地说：“打了一夜，可知道先生怎样?你现在要出城是不是能走的了?看吧，如果走得了的话，先生怎么样我很惦记，如果有可能的话，千万给我个信。”
我辞别夫人，到东门军械库领取了弹药，就往南苑走。我何尝不知道昨夜整整打了一宿，但任务在身，在未等到任何命令前，明知前面是火坑，也只得往里闯，这是军人的天职，于是命令出城回南苑。
车走到东单南青年会门前，路被挖断了，我问交通警，哪儿可以过去?答云：“东至东城墙跟，西至西城墙跟都挖断了，哪儿也过不去。我听了疑信参半，令车绕到王府井大街，看看是否能过。但到东安市场一看，同样中断了。这可怎么办。我正在出神，砰!砰!枪声响起，街上人们乱跑起来，只听人们嚷嚷说：“东交民巷出来了日本鬼子便衣队。”据此情况我只好到军部城内办事处请示再定，便急令将车开到铁狮子胡同办事处。到了办事处，我将车和弹药交给值星官，去请示首长。就在此时，军、师各位首长正在开会，且不准随便进入会议室，我只好坐在会议室外甬道中等着，不一会，甬道中电话请冯治安师长接。师长一出会议室即看见我，等他接完电话后，我迎上去，还未说弹药的事，就先问副军长情况。冯师长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业已阵亡。”跟着吩咐我，回家可别说阵亡，就说受伤，已送到医院去了，说罢又匆匆进了会议室。
我乍一听，副军长“阵亡”，不胜震惊，也没有了主意，呆坐了良久，于是急回公馆。车和所带的四名武装士兵，都交给了办事处的值星官，责任卸除，现在只有去办副军长的事情了。
怎么告诉宅内这个噩耗呢?我边走边想，打算先单独告诉佟的长女佟凤华。
佟子女多人，长女内韧外朴，庄静持重，无纨绔小姐习气。我到宅找见她，小声对她说：“副军长阵亡了”。她一听，如五雷轰顶，呆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跟着眼泪如断线珍珠，簌簌一连串往下流，却未哭出声来。果不出我所料，她反而嘱咐我：“先别告诉太太，老太爷、老太太跟前更要保密。”随即她找到老谢（谢飞凯，河南扶沟人，曾跟将军多年，没有文化，但很讲义气)，告诉了这一情况，并拿出200元钱交给我俩，让出城寻觅将军遗体，设法弄进城来。我俩立即出发，见城门紧闭，佟的副官蒲华轩等四五人都在永定门内呆着。我俩看见他们，老谢说：“城出不去，咱们大家先到公馆，想好办法再出城去找。”这些人也无主意，随即跟着我俩一块儿到了公馆。
一进大门，劈头迎着佟的二女佟凤琴。她对这些副官哭着说：“你们回来了，我爸爸呢?”这些人一听，未发一言，都扭头出门走了。大女儿佟凤华还不知道刚才的情况，待我俩见到她说明后，她十分伤感地对我们说：“现在只有你们俩了，希望你俩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父亲遗骸找回来。”另方面深嗔她妹妹说话太不考虑，处事过于幼稚，这样一来，觅尸的人手更少了。再说他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副军长生前心爱之物，如照像机（我给将军在北平买的，系德国产品，名叫’莱卡”，速度为千分之一秒）、望远镜、墨镜、金项链等物，如果没有风琴这样说话，是不会让他们带走的，乃深为一叹!
老谢对我说：“咱们走吧!”于是我俩又离开公馆，边走边合计，老谢说：“咱们先到办事处看看，是否有人?如果有的话，可请他们帮助。”出十条西口，往北拐路西，便是铁狮子胡同。到了办事处，天已不早，抬头一看，门前广场辎重堆积如山，办事处已无一人。我对老谢说：“撤退了啊!”老谢说：“这可怎么办?”我说：“看来寻尸今天无望了，军队撤退，城内免不了敌特骚扰，现在急务莫如先把公馆主要人员和贵重可带物品分别疏散到城内各亲友家，把活人安顿好，然后看情况设法再找尸体。”老谢认为很对，于是我们急急到宅，不容耽误，从速行动。
却没料到佟夫人业已知道将军阵亡，此时坚离公馆，意在偕亡。这可把我俩急坏了，佟凤华一看，即对她妈说：“别固执了，把他俩再逼跑，家里不是更没人了吗?”
佟夫人听大女儿这样说，哭着动弹开了，于是翻箱倒柜，大家忙了一阵，分成两批行动。此时快近10点左右，出了门，街上静悄悄的，连一个人也没有，可上哪儿去雇车呢?没有车，只好步行。出了胡同西口，大街上警宪制止前进，原来是已戒严。我跑上去对警宪说明情况后，方放行。从此每逢岗卡，我便向前，‘等把他们护送完毕，天已亮了。
我们将佟夫人等一个一个安置各处，然后又合计怎样去觅尸。老谢说：“听说城防司令田春芳和三十八师张师长没走，咱俩分别去找他俩看看，请他俩协助，不比咱俩盲目地瞎碰好吗?”我说：“可上哪儿去找?”老谢说：“城防司令部原先在中南海，现在是否还在那儿?我去碰碰。你可到西城张师长的公馆找他，如见着的话，就请他无论如何设法帮助。”说完，我俩分头去找。
我到了张师长公馆，说明来意，门卫传令答复我说：“师长不在家，等师长回来再说。”于是我决定单身出城去寻。此时城门已开，我就打听到将军的阵亡地点，到永定门外大红门东侧麦地一带去寻。等我走到大红门，忽听到“站住”的叫声，抬头一望，大吃一惊，六七个日本鬼子兵在那儿站着岗呢!我楞住了，鬼子翻译招手示意让我向前，我走到离鬼子兵不远处站住。翻译问我：“去哪儿?你是干什么的?”我答：“去南苑北小街，我是北小街菜铺的，我们掌柜的叫我进城，向短我们柜上菜钱的队伍去要钱。现在要回柜。”说着，我把身上带着的钱掏出来让鬼子兵看。翻译听了，咭哩咕噜地讲了一阵，看样子好像是个鬼子兵小头目模样。别的鬼子兵都是大枪，唯独他带着一个王八盒子。这头目听了，啾啾咕咕和鬼子翻译又说又比划，然后由翻译说：“把你的双手展开。”我展开后，鬼子们仔细地看我手掌，跟着又把我上下打量一番，见我身体瘦小，不像个军人，衣着不合体且又褴褛（这是我事先穿的破衣服）不堪，颇像个菜铺穷伙计。他们把我端详一阵后，翻译告诉我：“你回城里去吧!”我于是鞠了一个躬，回头便往城里走。走到距离鬼子百米左右的地方，听一位老者小声的说：“别跑!”此老是路西茶棚住的卖茶人。我再往前走，见到路侧躺着两个死人。我明白了，这两位死难同胞，可能是要去南苑，不让过去，返回城时沉不住气，要跑，至使鬼子疑惑而开枪打死的。老者叫我别跑即此之意。我心领神会，于是压着脚步故意缓行。走到一个拐弯处，鬼子看不见了，就一口气跑进城。
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奋起抗战，北平城内人民一股爱国热情，真是令人感泣。不管是电车、汽车、人力车，大饭庄、小饭馆、街头卖零星吃喝的，各阶层各个角落，只要军人所到，一律不收费。我在南城珠市中大街见一部分队伍由东往西，就看见街道两边字号主动排列茶点桌，队伍过处，无不热情接待，那份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着实令我终生难忘。我略为休息后，即强打精神坐电车回到公馆，见了大小姐。小姐说：“老谢在中南海已见到田司令，他答应帮忙，他现在可能还在中南海，你这会也去那，和老谢一块找。”我又到了中南海。果不出大小姐所料，田司令业已与日本领事馆、北平红十字会联络好了。后日本领事馆派了一名翻译，红十字会派了一辆卡车，田司令派了几个人，会同我和老谢前往永定门外，终于在大红门东麦地里找见了佟将军尸体。北京阴历六月的天气热得不得了，尸体经过两天两夜的时间，皮肤已腐烂，腐气逼人。大家把尸体抬到车上（车上带着一领苇席），半铺半苦的运进了城。
一到家，我们把佟将军尸体停在西花园北厅。帮忙的人手走了，剩下我和老谢，还有几位将军的亲戚。大家合计，请一位大夫来，让他用碘酒把将军尸体洗一下，清除秽虫，好换寿衣。请来的大夫一看，勉勉强强用酒精在面部擦了擦，即算了事，要了十元出诊费一溜烟跑啦。我们计划落了空，再有啥办法?也只有我和老谢亲自动手。将军的戎装是脱不下来了，只好用剪刀划开，腐气逼得我俩呕吐窒息，于是让人赶快打来几斤烧酒，买了几条新毛巾，把毛巾浸入酒中，再捞出来捂着鼻子和嘴进行洗身换寿衣的工作，其他的孝子亲友站在花园边。将军负伤两处，一系胸部，一个腿部。寿衣是没法儿穿了，只好铺垫裹严后即人棺。
往哪儿葬呢?我说莫如先就近厝于雍和宫以东的柏林寺好，大家同意。于是我去寺内租灵房，化名胡宅（因将军姥姥家姓胡）。我用的名叫王思源，意取饮水思源。
把将军灵柩安置妥当后，我即留在寺宿，请了寺僧念经，以超度亡魂，并防止敌特来破坏将军忠骨，正如俗话所云：“修行谁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的两句话。经日，我虽没有碰到什么坏人来寺骚扰，但心上总不大放心，于是在取得佟夫人台家的同意后，在寺的东跨小院内租了一块地皮，把将军灵柩移到地下掩埋，未留坟冢，却设一花池，安顿完毕，我方离寺回公馆。佟夫人接着我，哭着说：“慎之，你就哪儿也别去啦!只要有我佟家吃的，就有你吃的，现在就跟着我们度难，等把鬼子打跑，光复了失地，咱们再好重见天日。”说罢，放声大哭，我也伤感地流了不少眼泪。从此，我就留了下来，一心一意跟着他们度难。
作者曾在佟麟阁部队任军需官、副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