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峤/文
1944年春季，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在洛阳，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的几十万大军被日军打得溃不成军。蒋介石命令在重庆山洞养病的陈诚火速赶赴河南前线，收拾残局。陈即派刘广济（山东人，保定军校八期与陈同学，也是陈派的一员，当时也住在山洞，曾任国民党第一〇〇军军长）和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主管作战）联系，请求部方派参谋人员协同前往。
1943年夏季，我在陆军大学第十八期毕业后，本想回前方部队工作，可是军令部（陆军大学归军令部管）宣布分配命令时，要我留在陆军大学，任兵学研究院第十一期的中校研究员（即预备教官）。我不愿干，几次向校领导（教育长徐培根）要求调前方部队工作。1944年春季，军令部把我和几个同学（李锡煜、陈泰昌等）调到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刘斐，副厅长张秉钧）管作战业务。在刘广济和军令部联系时，我们几个人刚到第一厅，还没有接受具体业务。就这样，刘广济以陈诚的名义把李锡煜、陈泰昌和我“暂时借用”走了。李锡煜和刘广济是世交，我和李也是好朋友。
大概是1944年5月中下旬的一天，我们跟随陈诚在重庆沙坪坝机场，乘军事运输机出发，到机场送行的有贺耀组等人。随同诚的人员，除李锡煜、陈泰昌和我三人外，还有施北衡、杨业孔、刘广济、莫与硕（广东人，黄埔军校二期，曾任国民党第八十六军军长，也是陈派的一员），随从参谋汪奉曾（陈诚的内侄）、秘书张铣（山东人）、副官钱汉佐（湖北人）、译电科科长包某，还有武装警卫约十人。
当日过午，我们抵陕西安康，在专员公署稍事休息，饭后即登备妥的木舟三条，昼夜兼程，沿汉水顺流而下。过险滩前，早有“艄公”伫立岸边等候，所以很快就到了草店，停留片刻，即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派来迎接的汽车，当天黄昏前到达老河口。李宗仁办公室的庭院内，养了些纯种的安格拉兔，长长的绒毛，活蹦乱跳，挺逗人喜欢。宾主轻松愉快地闲谈了一会儿，天色就暗下来了。
当晚，李宗仁在他的办公室外间，设宴招待，宾主合坐两桌。第一桌有李宗仁、王鸿韶（长官部参谋长）、廖磊（或夏威，第五战区副长官兼某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刘广济、杨业孔、陈泰昌、李锡煜和我。席间，陈把我们向李宗仁作了介绍（自报姓名），并笑着说：“我这次来，是带的‘北方帮’。”因为同桌的除陈本人外，刘、杨、陈、李都是山东人，我是河北人，引得李宗仁他们也都笑起来。当时，陈诚的胃溃疡还没有好。他坐在席上，也只能挑食些清淡的流质或半流质的东西。宴罢，陈和重庆通了个电话，就休息了。
次日清晨，我们动身去南阳，在刘汝明第二集团军总词令部住了十几天。在业务上也作了概略的分工：我管作战，李锡煜管情报，陈泰昌管后勤，但主要的还是依靠第二集团军的参谋机构，每天通过他们进行活动。当时该集团军下辖两个军：六十八军（军长刘汝珍，是刘汝明的胞弟）、五十五军（军长曹福林），每军辖两师，师辖两团。
所以，名义上为集团军，实际上还不及中央嫡系部队的一个军，但内部比较团结，因而也有一定的战斗力。当时，这两个军防守南召、方城一线，还是比较得力的。
后来，情况稳定了，我们从南阳到了西峡口，住在一个小学里，由于战乱，师生们都走了。陈诚住在正对校门的上房，我们分住两侧的厢房。除临时搭的铺板床外，室内没有什么桌椅板凳。陈诚有时也在院内坐会儿，他喜欢坐在他那根手杖架成的小凳了上（头部很尖，往地面一扎就固定住了，顶部呈两个半环状，一劈开就能坐上去，还原也很便当)。到这时，我才看清楚，他的军裤里面乃是一双软简黑马靴，而不是一般的带马刺的高筒皮鞋。有时他脱去外面的长裤，原来马靴就穿在里面的马裤上。除马靴外，他有时也穿皮底布鞋，皮底早磨出洞了。
不久，刘茂恩（河南省主席兼十五军军长）也来到西峡口。汤恩伯到了我们的住处，不论遇见谁，都是90度的大鞠躬，还连声说：“非常惭愧，有罪有罪!”好像是很沉痛的样子，有一天，陈诚要汪奉曾、陈泰昌、李锡爆和我就这次战败各写一篇文章。
我写的什么题目，现在回忆不起来了，其中心大意是痛定思痛，改弦更张，选贤任能，发愤图强。战败的主要原因是不和：将帅不和（战区的兵权在汤恩伯手里，而司令长官蒋鼎文位同虚设）；友军不和（中央嫡系部队间、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问互相掣肘）；官兵不和（将领营商者多，军队腐败，下级怨声载道）；军民不和（当时河南流传所谓“河南有四灾”———水、旱、蝗、汤，汤指汤恩伯)。
在西峡口，召开了一次党政军的检讨会。会后，我们就启程回重庆，沿西荆公路至西安，停了两三天，把经过写成书面报告，接着就从西安乘飞机南返，胡宗南到机场送行。回到重庆大概是在6月中旬（或下旬）。
我和李锡煜、陈泰昌接到了“休息待命”的口头通知。因为5月间我们只是去军令部第一厅报了个到，行李物品仍在陆大研究院内，所以就又回到了陆大宿舍。
陈诚家住重庆山洞游龙山10号，离陆大宿舍不远。有一天，李锡煜和我到陈诚家去看望他，房舍很简单，室内陈设也很朴素，他一家人都在屋里，夫人谭祥，个子也不高，显得端庄大方，是个贤妻良母的样子；四五个孩子，年龄都不大，好像都相差不了几岁。我们把自己最近的情况向陈作了简要的汇报。陈说，他可能要到第一战区去，要我们跟他一道去。我们说：“愿意追随长宫，”约在同年的8月底或9月初，重庆的天气还相当炎热。陈诚受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设陕西汉中。李锡煜和我接到随队出发的命令（陈泰昌不愿做幕僚工作，未同行），即和司令部的有关人员乘汽车经川北抵汉中。汉中原有川陕甘边区总司令部，辖汉中周围十几个县。司令郭寄峤，安徽人，保定军校九期毕业，当过原第一战区的参谋长（卫立煌任司令长官时）。这时，该总部撤销，郭寄峤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汉中仅设警备司令部，司令由战区长官部副官处长宋邦荣（河北人，原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兼任。司令长官部初设汉中北郊的张寨。司令部的主要成员有：副司令长宫胡宗南（驻西安指挥所）、汤恩伯（驻陕西商南指挥所）、何柱国（驻安徽太和指挥所）、高树勋兼晋察冀游击总司令、副司令长官郭寄峤兼长官部参谋长；施北衡任长官部总参议，杨业孔任长官部副参谋长。司令部各处的人员是由四部分组成的；陈诚从重庆带来的；原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原西安胡宗南司令部的（如参谋处长贾贵英、参谋处第三科科长解廷英等)；原西北军冯玉祥的旧部。
到张寨不久（约一个星期左右），陈诚就要听取作战科有关战区作战的意见。在他办公室的外间，围着一张长条桌，就座的有郭寄峤、施北衡、杨业孔、参谋处长贾贵英、参谋处第二科科长李锡煜和第三科科长解廷英。陈诚坐在正座上，我（参谋处第一科科长）站在墙壁上的地图前边作口头报告。由于司令部刚成立，各方面都显得杂乱无章，就作战科来说，对战区的敌情、地形、我军实力都还未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实在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来。可是责任在身，我急得满头大汗，只把部队的位置概略地陈述了一遍。
西安指挥所统辖的部队（归胡宗南指挥）：第三十四集团军（辖第一军、第十六军、第九十军)，总司令李延年，驻大荔；第三十七集团军，总司令丁德隆，驻富平（或邠县）；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范汉杰，驻平凉；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兼流亡的河北省主席），驻潼关附近。西安附近还有重炮旅、战车团、战车防御炮团、工兵团、通信团、汽车运输团等特种部队。商南指挥所统辖的部队（归汤恩伯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驻西峡口；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兴中，驻卢氏。太和指挥所统辖的部队（归何柱国指挥），有陈大庆部、霍守义军、廖运泽部等，兵力合约十余万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驻安康。晋察冀游击纵队的番号有80多个（归高树勋指挥）。
等我报告完了，陈诚大概察觉到了我的窘态，就笑说：“这只不过是兵力驻地而已，关于作战计划的事，就改日再谈吧。”别人都未发言，就散会了。
郭寄峤原喜欢打网球。有一次，在训话时，陈诚说：“打网球这项运动，不适合我们中国人，因为网球要从国外进口，而且太贵。我们还是玩‘打倭寇’这项游戏好。
把木桩截成手榴弹大小，排列在几十米以外（直立），然后，进行投掷，看谁投得远投得准。这项游戏人人可玩，应提倡……”从此，郭寄峤就不在公余之暇打网球了。
张寨是个大村庄，房舍不多。陈诚的办公室和参谋处在一个院子里。晚间，他常走到各房间看看，看到我们在菜油灯的昏暗光线下，还在办公或看书时，总是流露着满意的神情。吃饭时无桌凳，参谋处的人员都是蹲在地上吃，六个人一钵子菜，难得吃到荤食。我和李锡煜有时炼点猪油，开饭时挑上一筷子，在米饭里拌拌吃。生活是相当艰苦的。
大概在10月间，日军由广西的金城江直趋贵州的独山。重庆大惊，遂由美国空军协助空运部队驻援独山。汤恩伯受命率得力的一部，由陕西安康空运贵州。行前，陈诚对他说：“中原之役，你们打得很不好，现在给你们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望好自为之!”
汤恩伯走后，商南指挥所改由郭寄峤负责，司令长官部参谋长一职由施北衡兼任。
因张寨一带有麻风病在流传，司令长官部约在10月中旬迁移到汉中东南郊的萧何庙，参谋处在萧何庙以西几十公尺的另一座庙里。约在10月中旬（或下旬），陈诚率必要人员到前方视察，从甘肃平凉经陕西中部，渡过黄河至山西的克难坡（阎锡山的司令部所在地），然后返汉中。山东的牟中珩，江苏的韩德勤，都经常向陈诚电报近况。约在12月间，司令长官部又迁移到汉中城内汉王府。约在12月中下旬，陈诚奉召去重庆。杨业孔、汪奉曾、李锡煜、张铣、钱汉佐等人随行：他们去后不久，有一天，兼参谋长施北衡找我，要我即速亲自拟定“对陕北的进攻计划”，并且对我说：“这是长官（指陈诚）从重庆打电话来要的，要快些作好，不必给别人知道。”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整忙了三天，把计划作好了。我送给参谋处长贾贵英（河北人，是商震三十二军所办的军官训练团毕业的，陆大十二期），请他过目。他大概是知道怎么回事了，没有看就说：“你给总参议送去吧。”我又送给施北衡，他也不看，就对我说：“你拿回去，把它用蜡封好，办妥发文手续，要汉中空军基地可令郝天和负责专送重庆。”担任这项进攻任务的主力部队是西安指挥所胡宗南的第三十四集团军，由宁夏的马鸿逵的骑兵军、榆林邓宝珊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山西阁锡山的部队予以配合，在进占延安后，寻求陕北红军主力决战而歼灭之。
大概在1945年元旦前后，陈诚又调为军政部长，所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胡宗南接任（据说是陈诚推荐的）。我本想到重庆去，宗南说：“辞公（指陈诚）的干部，就是我的干部，我也是辞公的干部。”不许走，于是我就随着司令部从汉中迁到西安。(198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