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重点梳理了楚汉战争,相较从前,对于韩信有了几乎全新的认知,本文做个系统总结。相关新观点的论证以前文章已写,不再赘述、罗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翻查阅读。
一、还定三秦之战真正的指挥者,是且只能是韩信。
通过“登坛拜将”成为汉军大将军的韩信,在筹备进攻三秦的过程中,突然获得了一个让他大感震惊随即欣喜若狂的信息。
这就是赵衍后来载入其“封侯理由”的特殊功勋:“雍军塞陈,谒上,上计欲还,衍言从他道,道通。”
这个史料着实给后人挖了大坑,几乎没有做到真正的理解。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在还定三秦开战之前,章邯正常调动一批部队进驻陈仓,这个动态被赵衍获知,准备将之汇报给刘邦。结果在汇报过程中,赵衍听说刘邦韩信正在计划还定三秦,他就提出了一条当时社会大众都根本没有听说过的道路,可以从汉中抵达关中。刘邦韩信立刻派人去实地勘察,结果发现,这条道路居然真的能够通到关中,而且基本满足大军通行的条件。
显然,赵衍指出的这条道,便是后世赫赫有名的“陈仓道”,只是在汉初以前,陈仓道并不为大众所知,更枉论大规模通行与运输。
这个结论靠史料考证是注定无法确认的,因为一条还未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道路,本身就不会有记载,又怎么能够证明它在汉初之前的时代就存在过呢?
但逻辑上却可以推证:如果当时陈仓道已经众所周知,那么刘邦张良光烧掉子午道尤其是最重要的褒斜道,怎么能够证明刘邦就没有了东出之意?要知道,陈仓道就在褒斜道西边几十里,他不走褒斜道却走陈仓道,是否同样也可以出汉中?如此,烧掉褒斜道是否纯属多此一举?
所以,正是刘邦张良烧掉褒斜道的操作,恰恰反证了,当时的“陈仓道”压根是藉藉无名!
我们后人当然是对所谓“秦岭五道”如雷贯耳,但它们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机缘,在不同历史时代,才先后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世人的视野。
即,当时汉中到关中,被熟知并通行使用的,只有子午道、褒斜道、祁山道三条。
由于之前刘邦张良的“自保”心理,先后烧了子午道和褒斜道,导致汉军现在反而被困在汉中,真不啻极具讽刺的乌龙操作。
当时的祁山道,已经是汉军展开进攻的唯一选择,但就是赵衍的这么个偶然之举,让韩信凭空多出了一个选择,这才诞生了军史上辉耀千古的“暗渡陈仓”!
而“陈仓道”,正是因为这次“还定三秦”之战,才真正登上在历史舞台,一直到汉武帝重修褒斜道之前,它都是代替褒斜道的汉中关中互通主干道。
韩信当时虽然“初出茅庐”,但军事才能已经大成。他立刻看到了选择陈仓道的巨大战略收益,只要汉军做到保密,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翻越秦岭,势必会打章邯等人一个彻底的出其不意,相比祁山道的步步推进,通过陈仓道“从天而降”,无疑是更为高效的选择。
虽然更为冒险,但不冒险哪有收益?何况,章邯等人连陈仓道的存在都没有听说过,他们怎么可能提前准备在陈仓道上封堵汉军呢?
从之后的战事演进来看,汉军确实顺利拿下了陈仓这个秦岭以北的重要战略据点,这本身就是“暗渡陈仓”这一冒险谋略的必然收益。
历史上从未有过什么“明修栈道”,汉军也没有从祁山道、子午道展开过全程进攻,还定三秦之战的所有汉方名将与军队,都是从陈仓道进入的关中大地。
章邯前期不仅毫无准备,更没有过所谓“在陈仓堵住汉军”的事情,在他还没反应过来前,陈仓就已经失守。
拿下陈仓后,汉军和三秦军进行了多次、多战场的决战,这个战役全程的复杂程度令人眼花缭乱,纵观楚汉战争,只有楚汉大决战阶段(即陈下、垓下之战)大致可以比拟,其他任何战争都不可相提并论。它所体现出的,正是韩信“多多益善”的军事指挥风格与战局驾驭能力。
毫不讳言,真正了解还定三秦之战的全程,就该发现,无论是“暗渡陈仓”的旷世谋略,还是战役实际的复杂程度,能够真正指挥、驾驭这场战役的军事家,纵观秦末楚汉,有且仅有一人。
当时刘邦韩信确实全程都是在一起,但战役谋划、操盘指挥、诸将部署调动等,应主要出自韩信。刘邦主要是替韩信“压阵”,担心韩信初任主将、威望不足,有刺头闹事、不服指挥。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不然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干嘛?当摆设么?
还定三秦之战,其实才是韩信的真正“面试”,他用这张出色答卷,彻底征服了刘邦、萧何、樊哙等汉军上下,甚至包括当时不在关中的张良。
二、彭城之战时,韩信本人其实是在废丘,负责围困章邯。
还定三秦之战的主体过程,仅仅持续不到三个月。这个重大胜利,不仅让汉军迅速重返关中,同时也是对天下的巨大震撼。
所以当刘邦东出时,河南王申阳、韩王昌、西魏王豹等临近诸侯纷纷“望风归降”,刘邦由此一举成为对抗项羽的公认领袖。
但是,在刘邦东出时,章邯仍然在坚守废丘,这颗嵌在关中大地的最后一颗钉子始终没有被拔除。章邯毕竟是当世名将,谁也不能保证他就不会绝地翻盘,因此刘邦留下韩信,负责围困、拿下章邯。
这是汉军第一次分兵,刘邦麾下独当一面的首选,自然是韩信。
所以,韩信根本没有与刘邦一起东出,自然也无法参与彭城之战。
同时,刘邦东出带走了几乎所有将军和大多数部队,只给韩信留了个“最小值”,意图自然是等章邯自行困死、饿死。
结果章邯还没死,刘邦却差点交代在了彭城。之后刘邦采纳张良“下邑对”的建议,将山东之地“捐”给韩信、彭越、英布三人,同时派人前往废丘,通知韩信火速前来“救场”。
韩信随即率领关中的一批部队赶到荥阳,即所谓“信复发兵与汉王会荥阳”。
之后,韩信指挥汉军在京索一线和项羽楚军对战,止住了溃败的局势,实质是为彭城惨败后的刘邦实现了一次“力挽狂澜”。
刘邦见战线逐渐趋于稳定,索性将前线交给韩信,他和曹参、樊哙返回栎阳,一来是立太子,二来是彻底干掉章邯。
章邯最终是死于“水灌废丘”,至于这个“战法创意”是否出自韩信,至今仍无从定论。
三、“修武夺军”的背后,是刘邦韩信对于楚汉战争总体战略方针的重大争论。
作为大将军,韩信拥有汉军指挥权,却没有调动权,尤其是韩信单独开辟北方战场以后,他手上有多少军队,敌方降军或新征军队怎么处理,拍板权都在刘邦手里。
这一阶段,刘邦的总体战略方针是“合兵决战”,即所有能调动的军队,都要优先满足荥阳成皋主战场与项羽的决战。
因此,韩信麾下的军队数量不宜高估,而那个关键问题,即韩信灭魏后进攻代赵,究竟是“请兵三万”还是“益兵三万”,我倾向于前者。
大概从这次请兵起,韩信就逐渐形成了“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西与刘邦会荥阳”即“分兵包围再决战”的战略主张,但这与刘邦“合兵决战”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无疑是截然对立的分歧与冲突。
之后,两人间的这个分歧与冲突逐渐加剧,终于在“修武夺军”事件彻底爆发。当时主战场荥阳陷落、成皋岌岌可危,刘邦屡次催促赵军来援,韩信却仍坚持“赵军不渡河”,想将赵军用于继续平定赵地。
刘邦终于怒不可遏,断然采取非常规手段直接抢过韩信的军队,剥夺韩信的兵权。
这个事件,确实大幅恶化了两人间的关系,但两人还是当面进行了深入沟通,韩信继续坚持自己的战略主张,刘邦“虚怀若谷”,最终采纳。
自此,汉方总体战略指导方针由“合兵决战”转向“分兵包围”,主战场“巩县-宛洛”防线顽强防守,彭越刘贾中线扰楚,韩信东进攻齐,英布南下淮南。
仅仅四五个月后,汉方就接连取得成皋之战、灭齐之战、潍水之战三大战役的重大胜利,彻底迎来楚汉战争的战略转折。
韩信这次矫正刘邦集团的整体战略方针,是他在楚汉战争中最大最精华的战略贡献。
四、“齐王”韩信已事实自立,最终导致刘项“鸿沟之约”。
“修武夺军”事件后,一贯自信强势的韩信,应该就生出了摆脱刘邦的心思,随着平定齐地,他也终于有了底气与资本,主动向刘邦请封“假齐王”。
纵观前203年的整体局势,即刘项对峙、韩信自立、彭越不动,实质是对楚汉战争总体进程的大幅拖延,刘邦集团内部的这一“反复”,真正需要负责的人,恰恰是刘邦。
刘邦当时最明智的做法,其实是向韩信、英布、彭越三人主动提出封王封地,以换取他们接下来的积极支持,尤其是韩信,刘邦不主动封而韩信却主动要,反而大大加深了两人自“修武夺军”以来的隔阂。
刘邦认为韩信是趁机要挟,韩信认为刘邦是吝于封赏,结果刘邦封的不情不愿,韩信当的“心不自坚”,双方自然难以密切协作。
此时的天下大势,确实是“权在韩信”、“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蒯彻向韩信所提出的上中下三策,虽然韩信最终是下策都没选,但在这一年发兵协助刘邦前,韩信实际是选的中策,即保持不动,事实自立。
项羽自然是争取不到韩信,但韩信对刘邦的帮助,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并不真正出力。一直未被封王的彭越自然照着韩信有样学样,也保持不动。
正是“齐王”韩信的事实自立,导致刘邦项羽“智勇俱困”,直到广武对峙再也无法持续,双方不得不以“鸿沟之约”握手言和。如果双方彻底两败俱伤,便宜的恐怕正是韩信等天下其他诸侯王。
之后刘邦断然悔约,追击项羽,战败固陵,不得不请求韩信彭越出兵协助。
相比最终给韩信、彭越开出的土地封赏,刘邦该不该后悔之前没有主动给两人加封?是不是还能节省点土地尤其是战争持续时间?
五、楚汉大决战期间,韩信“被隐藏与误解”的两大神奇谋略与关键贡献。
韩信彭越参战后,楚汉大决战真正开启。
其中韩信上演类似后世粟裕的“小淮海”计划,灌婴发挥骑兵机动优势,短期内彻底搅动两淮,项声彭城主力军团被调动到下邳,遭到韩信齐军步兵主力的包围,之后韩信围攻下邳、灌婴打援彭城,最终攻占下邳、迫降彭城。
彭越主力直扑睢阳,渐次攻占刘邦所许给他的土地,即睢阳以北。
为配合韩信彭越作战,防止项羽主力回救彭城,刘邦汉军渐次南下,构建防线,双方在“固陵-陈县-城父”之间初步开战。
这个局面,任谁都看得出,项羽已是众叛亲离、众矢之的,再加上彭城陷落,天下震动,身处淮南的楚国大司马周殷自知前途无望,直接向英布投降。
英布、刘贾、周殷攻占寿春,渡淮北上,围攻城父,标志着项羽已开始陷入战场包围,战事自此进入高潮阶段,楚汉第一次大决战即陈下之战由此全面开打。
其中项羽集团的整体方针是:“坚守城父+打通陈县城父交通线(即救援城父)”,刘邦集团的整体方针是:“英布攻坚城父+刘邦陈东阻击战”,当时城父楚军兵力占项羽总兵力的比例肯定不小,所以项羽不能放弃、必须救出。
但是,即使项羽使出浑身解数,都未能突破刘邦的阻援防线,此时,柴将军陈武已率领所部齐军抵达陈县战场,这意味着韩信、彭越大军到来已只是时间问题。
项羽战场嗅觉何等灵敏,他现在不仅是救不出城父楚军,更可能连陈县主力都葬送在此。项羽果断壮士断腕,实施“金蝉脱壳”计划,留下少数军队迷惑刘邦,楚军主力则趁夜向南、再折向东,绕道城父以南,火速奔逃,计划在寿春东方的某个地点渡过淮河。只要他能渡过淮河,就将彻底龙出生天。
等到刘邦发现项羽已经逃跑,自然气急败坏,唯有连忙追击。
而自以为计谋得逞的项羽,却没有想到,韩信早已预测到他的逃跑路线,提前调动、部署齐军,在他前方实施强力拦截。
后世所谓垓下之战刘邦韩信摆下“五军阵”,和项羽正面决战,其实是一种严重误解。实际情况是,项羽正在逃跑,韩信、孔将军孔聚、费将军陈贺在项羽前方拦截、围堵,刘邦(灌婴)在项羽后方追击,周勃的汉军主力与柴将军陈武的齐军在刘邦后方,也在追击赶来。
所谓“五军阵”,其实是对上述过程的动态记载,而非静态决战。
项羽由此被韩信强力拦截,只好选择在垓下构建壁垒防守,却也彻底陷入包围。
几乎同时,英布攻下城父、残忍屠城,之后他和彭越也都来到垓下,参与到对项羽楚军的围歼,即垓下之战。
以上,纵观楚汉大决战阶段,韩信先是以“小淮海”计划拿下彭侯,后又神奇预测项羽的逃跑路线,将之成功拦截、包围在垓下。
只可惜,韩信的这两大神奇谋略与关键贡献,前者是被“隐藏”在灌婴的传记中,后者是因为所谓“五军阵”的严重误解,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发现与传扬。
考察史书,韩信在还定三秦之战与楚汉大决战,这一头一尾却政治意义最为重要的两大战役中的表现,相关记载都被大幅简化,个中原因,令人玩味。
六、“定陶夺军”纯属子虚乌有,齐地仍是楚王韩信的封地。
项羽集团覆灭后,刘邦等人定陶集会,先是刘邦兑现战前承诺,将韩信由“齐王”升级为“楚王”,然后韩信等人联合给刘邦上“皇帝”尊号。
在这期间,所谓刘邦“定陶袭夺”韩信齐军的记载,完全不合情理,应属子虚乌有,实际是把发生在这一年年末,即刘邦在陈县抓住韩信后,“袭夺”了韩信带来楚军的事情,从陈县“隔空挪移”到了定陶,实质是犯了“张冠李戴”式的错误。
而齐地依然是归属“楚王”韩信的封地,并未变成汉国郡县。直到韩信被抓,他的楚齐封地才被刘邦“一分为三”,分别封给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
由此也可见,当时包含齐地、楚地的韩信楚国,是堪称与刘邦汉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这也是韩信对于刘邦、汉朝实际贡献的真正“量化呈现”。
七、韩信被抓与谋反之谜。
上述都是针对战争年代的韩信予以还原,因为对于楚汉战争整体的梳理认知基本到位,所以由战争反推历史,对“军事家”韩信的还原度与真实性,我还是较为自信的。
但接下来所要说的,主要是“政治家”韩信,因为他的结局,史书关于他的记载,甚至连史书本身,都难免会出现删除、隐藏、篡改等各种令人难以测度的复杂现象与过程,导致“政治家”韩信注定神秘重重,极难还原。
所以,我只说说自己的看法,并不保证真实度。
首先,韩信被刘邦抓捕前没有反心的逻辑是:在汉初的时代大环境下,韩信若真有反心,就不会来见刘邦,既然来见刘邦,就说明他没有反心。
实际上,刘邦给韩信定的罪名无非是“坐擅发兵”、“窝藏项羽余孽”等,终究也没定下谋反罪名,否则韩信也不会只被贬为淮阴侯。
所以,韩信这次被抓,在他这一方,多数是完全没有想到,但凡他有一丝戒备心理,都不会是轻易被抓的结局。
这也导致,韩信不会干出逼迫钟离昧自杀、拿钟离昧人头向刘邦自证清白的蠢事,别说他当时楚王的地位,就算是普通人,只要不被抓现行,刘邦又能拿他怎么样?
韩信钟离昧的这段记载,应该是当时世上的传闻就已经出现严重误会,然后再入史书,才成了后世看到的样子。
所以,韩信被抓的重点,其实在刘邦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考察前202年的具体历史背景,刘邦这一年的重心,一直是放在处理项羽余孽上,其它方面都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只剩下韩信楚国这个“独立王国”,而这里又是项羽余孽的集中地,刘邦非彻底攻破不可。
再加上有人告发韩信谋反,这种事虽然上不了台面,刘邦也未必真信,但这起码是个由头,正好服务于刘邦计划搞倒韩信的初衷。
无论如何,韩信被抓这个小概率事情终究是发生了,对韩信个人来说,这当然是悲剧,但是,对当时天下的整体局势与历史未来走势,却难说是坏事。
如前所说,韩信的楚国几乎与刘邦的汉国并驾齐驱,楚王韩信与皇帝刘邦并存的时间越长,他们决裂的时候,所造成的灾难就将越深重。刘邦通过抓捕楚王韩信一人的高效方式,实质是消弭了这种潜在的战争可能。
而接手楚国地盘的刘邦,实力几乎翻倍,形成了对于其它异姓诸侯王的碾压优势,不啻是汉初能从传统封建制逐渐发展为中央集权制的最初拐点。
之后的淮阴侯韩信,实际不过是刘邦的“笼中鸟”,甚至生活都可能处于被监视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韩信日渐滋生反心,他也缺乏谋反的实力与可行性。
前197年9月,陈豨造反,过程中大力构建反对刘邦的“异姓诸侯王统一战线”,韩信由此和陈豨方面产生过实际接触。(至于两人提前几年就有过密谋,基本属于扯淡。)
韩信当时的态度,无非有三种,一是直接拒绝,二是像彭越那样态度暧昧、“坐山观虎斗”,三是如史书说的,他同意加入,还计划在长安搞点大动作,只是这个所谓计划,实际只留存于纸面阶段。
但是,无论哪种,仅凭他和陈豨有过实际接触这一动作,就足以让他登上刘邦的黑名单。
因为,刘邦正是在平定陈豨的过程中,才真正意识到了异姓诸侯王的威胁,遂决定采取强力手段,予以断然处置。无论是刘邦的亲自指示,还是吕后的自作主张,韩信终究不会逃过这一劫,事实上,彭越、英布甚至卢绾,都是死于“异姓诸侯王”的怀璧之罪。
前196年1月,韩信被杀于长安长乐宫,时年35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