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清样》—撰文 | 文一刀

上周日，从严重感冒的困倦中醒来已过中午。吃饭的时候，母亲突然说要提供一个重大新闻素材给我，她是一个从不上网、不用微信、常听广播、电视只看cctv2的老太太，生活的主要内容除了做饭、摆弄花卉之外就是一遍一遍地催我早睡和劝阻我写那些她想象与记忆当中会认为“危险”的文章，虽然我所写的她其实一篇也没有看过。

因此，在那样一个阴晴不定的周末，母亲说要提供一个写作线索，这种反其道而行之地举动便让她显得很纠结。另外，也实在很难将我的注意力从饭碟之间吸引过去，我只是有一声没一声地听着。

“是我昨天晚上（周六）听的广播，你成天讲究写这写那的，这么大的事情可又都不知道”，母亲说，“你不是会在网上把播放过的节目再找出来么，你就找一下我说的这个，好好听一下，咋还会有这种事情。”

我已经吃完了午饭，刚刚收拾完桌子，但依然浑身无力。我说，行，一边狠狠擦着感冒带来的扰人的鼻涕，但其实心想：“那烂怂广播除了卖假药的就是看谁知道啥病的，倒有啥听的，又能有啥重要内容，先缓一哈再说”。

两天后母亲问听了没有，我说再缓一哈，然后就缓到了周末。终于听完那期节目回放之后，我震惊又惭愧：震惊的是某些人简直胆大包天竟然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就要一意孤行非干不可，惭愧的是自己整天跟真的一样关心这事、那事但却不知道此事，惭愧之后又是震惊，这回震惊的是那些铁了心非干不可的人在此事上的鸵鸟政策之顽固，已经一年半了但在非干不可方面的严密与沉默下，尽管众多专家学者呼吁却仍然知之者不多。原来鸵鸟政策也如同感冒病毒一样不断进化，慢慢就有了耐药性。

母亲说的节目是西安交通旅游广播的《人在职场》，9月1日晚播出的那一期内容是有关西安碑林扩建中涉及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原本是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但在无知者无畏的思维主导下却成为了焦点问题、核心问题，这是西安近年来频频出现的简单问题复杂化、世上本无事但因无知而生事再因无畏而推上头条现象的又一范例。

具体到这次西安碑林扩建涉及的问题就是：由114石碑石组群构成的《开成石经》与单体《石台孝经》是930年前碑林建立至今未有移动，宋代碑林建立以及以后历代修葺都是围绕《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的最初定位展开。这两种在原址守望近千年的碑石不仅是碑林的建立根基也是西安古都遗址的文脉见证，既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又是文物法中明确要求不可移动之国宝，它们与碑林博物馆的扩建本可以各不相干、不发生交集，因为扩大博物馆范围并无必要将法定不可移动之国宝连根拔起，然后再搬移至同院内的另一地点，这样的计划除了劳民伤财之外再看不出有什么明显逻辑，而这种搬移计划对文物的损毁、城市文脉的铲除、文化遗产的伤害则更比劳民伤财的问题严重许多。在这样显而易见的优劣取舍中，为何却要推选在扩建中将其逆天搬移的计划？到底是谁在给这种视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传统依循为粪土的“无畏”计划壮胆、撑腰、谋划？其居心到底是什么？

在寻找这些问题答案之前有必要重温那些有关敬畏之心的探讨。《菜根谭》里的描述是这样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

对天理人伦世界万物怀有最基本的敬畏之心，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所谓常怀敬畏心，就是心有所畏，行有所止，一个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必然会没有信仰，也必定会失去最基本的三观。他们会为了眼前的小利，往往会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非干不可，但最终都会吞下自酿的苦果。

那位“昆山龙哥”但凡有一点敬畏之心，就不会面对老实人的一忍再忍而无法无天地一逼再逼，最终不仅落得惨死街头还迎来数以亿计的唾骂。

敬畏之心会提醒人去尊重生命、法律、道德、传统，并做到知方圆、守规矩，人无论多牛逼的人，做事做人的过程中总要怕点什么，自认为富可敌国的刘强东满以为没有抹不平的事，可到了美国一瞬间就穿上囚服；

滴滴坐拥千亿级资本拥趸，一度“打遍天下无敌手”，一路出事一路摆平。但俗话说得好“举头三尺有神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厦说塌立刻就塌，面对检查组进驻公司，其创始人程维这才领悟到：“滴滴运营如此大规模的移动出行业务，缺乏经验和参照，没有足够的敬畏之心、警惕之心，丧失了安全红线和底线的意识，社交出行的引入也偏离了绿色共享出行的初心”。

程维的领悟进一步引出另一个道理：没有了敬畏之心，时间久了次数多了，就会失去无论是人还是事那本来的初心。对照这个道理我们再来反观碑林扩建中那“大无畏”的搬移国宝计划。

2017年初，陕西、西安提出碑林扩建项目，截至目前最新的一次公开信息显示该项目占地42.15亩，概算26.37亿元。我们必须承认，这个项目的初心很好，对此也应予以支持。毕竟西安碑林博物馆经历代收集至今已经收藏有石刻文物4000多方，数量为全国之最，藏品时代系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但由于面积限制，目前只展示了1000余方。

早在2007年西安碑林建立920周年之时，为解决碑林藏品多、展室小、保存条件差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就批复了“西安碑林发展整体规划”。按照规划，西安碑林博物馆占地面积将扩大到100亩，向东到达柏树林街，向北到达东木头市街，向西到达安居巷，成为世界上最为壮观的书法碑刻集中地。但由于政策、资金等种种原因，该蓝图一直未能实施。碑林扩建终能提上日程不仅是圆梦更是可以让更多馆藏得以展示于世，这样的初心理应认可。

然而，这样美好的初心在推进过程中却与一种急躁的“大无畏”精神鬼使神差地融合起来，制定的实施计划中便立刻出现一个致命败笔。2017年秋，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四位资深专家了解到，碑林扩建改造项目的重中之重竟然是要将唐代《开成石经》北移，即搬离其原来的位置。2018年1月25日，他们看到《西安碑林博物馆文化项目简报》第21期，确切了解到《开成石经》搬迁确实已经在实施设计中。这样的大胆计划顿时惊得众人目瞪口呆，并在国内文化界引发尖锐争议。

为什么说这一计划中的举措实在是大胆、胆大，有关专家谏言、撰文与分析中阐明事实表明，其胆大之一在于：这种搬移违法。

1961年，西安碑林列入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刻及其他类国家编号第一号）。1992年4月20日，陕政发[1992]35号文件公布西安碑林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碑林7个展室和碑亭。

文物保护法第二章《不可移动文物》第二十条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第二十六条规定：“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其附属文物的安全，不得损毁、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动文物。”

因此专家们认为，对照法条要求，搬动《开成石经》是破坏《开成石经》与附属古建的依存关系，是对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形成历史的不尊重，实质上是违反文物保护法、破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行为。

胆大之二是这样的搬移计划破了九百多年的因袭与传承。 《开成石经》 开始刊刻于公元 833 年，开成二年即公元 837 年完工，历经四年，共 114 石、 160 卷、 65 万 252 字，刊刻儒家经书十二部 —— 《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论语》《尔雅》，除书题、篇题用隶书外，正文在经郑覃等校勘后，全部用唐代通行的标准楷书书写。有人将石经文字与《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等一些标准字书正体字校核，发现唐石经各经所用的非正体字只占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可见当时校勘镌刻工作之谨严，显现出唐石经在正字工作中的成就。其文本也表现出上承古本、还归原典的趋向。 《开成石经》 是中国古代保存最完整的儒家刻经，堪称中华文化的原典，故而才能位列全国重点保护文物石刻类的NO1。

2018年3月9日，参加两会小组讨论的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会长、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赵季平对此称，《开成石经》的精心陈列奠定了今天西安碑林的核心格局，其本体、陈设格局及其与附属历史建筑的原境依存关系，是西安碑林的最为核心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是遗址类博物馆的“遗址”标志，是西安碑林千年来最重要的记忆载体。所以碑林扩建过程中应尽量保持《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的原址原貌。

但直至9月1日，谏言反对搬迁的两位专家在广播访谈中称依然未见任何变更动迁《开成石经》计划的消息，不仅如此，专家称每次专家论证或征求意见均将反对搬迁者排除在外，更有领导公开要求将反对搬迁的专家予以孤立，这些迹象都反映出有关方面欲借碑林扩建之际动迁《开成石经》之意图的坚定。

这样一处规模巨大的国宝，除了在唐朝末期面对战乱为求保护而经三次迁徙，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起至今已经有915年没有哪朝哪代哪人再敢冒然而动，而如今的碑林博物馆怎敢仅仅因扩建就要对其进行动迁，此种计划早已将敬畏之心抛到了九霄云外。

胆大之三是罔顾现实。《开成石经》是极其重要与特殊的碑石组群，其大规模的搬迁，与移动几件单体碑石难度完全不能相提并论，除了114块碑石要环环相扣，绝对对齐（因为其中有几十块碑石已经断损为两块甚至更多，甚或有所残缺），而且因为规模大，还要几乎做到无缝对接，搬迁移动以及重新安放中，难免要对石经上的文字造成一定的损伤。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末，山西、陕西、河南遭遇大地震，开成经碑在地震中曾折断四十石，直到1588年才对经碑进行全面修葺补刻，开成石经的移动不仅技术难度大而且还要许多难以预见的不确定性。

反对移动的专家们在谏言中这样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总则》第九条规定：“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如果发生石经上文字的磕损，即使是几个字十几个字，我们也无颜向子孙后世交代。

因移动而损毁碑石的先例很多：1907年，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西安西郊移往碑林时，左面碑侧最下“华”字被损。 30 年代，记载宋代搬迁《开成石经》史实的宋《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在碑林大修中断为数片。 1956 年，明末断为两截的东汉名作《曹全碑》，在搬迁到西安碑林的时候磕损了 “ 老 ”“ 离 ” 两个字。 90 年代中期，隋代《李和石棺》棺底就是在从东院向西院搬动的过程中断为两截的。

单体碑石尚且如此，114块环环相扣且曾经遭受大地震后又修复的连体系列碑石的移动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到底有没有成熟的相关技术还不得而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虞万里因此发出疑问称：“我们在搬迁移动过程中，能否保证其完好无损——哪怕是一字一角！原本已断裂的经碑如何移徙，如何保证其原样？”

冒然推进开成石经的搬迁计划之胆大包天、毫无敬畏由此可见一斑。

胆大之四在于这样的计划是毫无必要而为之的举措。移动开成石经目前已有的理由主要是两个：一说是为了陈列效果，即“通过现代化展陈手段更好地阐释石经所承载的儒家文化”，以“充分体现开成石经的宏大、辉煌”。

对此，虞万里在其文章中称：“现今的建筑虽嫌简陋，但却与千年之碑共同承载着更厚重的历史沧桑感”。

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则撰文称：“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起，到现在，九百一十五年了，它一直在现在的位置，已经成为西安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坐标，无论如何，也不应再搬动它了。隋大兴城、唐长安城，是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都市，但到现在，能够体现其空间位置且还一直带有生命的标志性遗存，只有这《石台孝经》和《开成石经》了。为了保存并延续这份历史的记忆，它一动也不能动。

“碑林博物馆”给我们展现的是历史，而历史本来就是那个样子，它绝不会像我们生活的“新时代”一样富丽堂皇。让《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等旧有的陈列和建筑一如其旧，不仅是对历史文化最合理、最有效的保护和利用，也只有这样，才能反衬出“新时代”的辉煌。”

碑林博物馆的四位持反对意见专家分析称：“930年前，开成石经搬迁、陈列是极为慎重、极为周详的一个系统工程，今天看来，它的布局依然十分严谨合理、参观路线相当通达顺畅，一点儿也没有过时。并无搬迁必要。而其他展室（如第二展室）碑石密集，适当舒朗调整是有益的。至于采光一般，改进极为容易，如2017年秋完成的同样是民国建第五展室如今照明效果就非常好。并且，在古建中创造良好的展陈与参观环境，在国内博物馆已有成功探索的范例，如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等。

碑林有很多碑石墓志过去因为陈列面积不够，没有办法陈列。所以碑林北扩有充足的文物准备和许多主题可以填充。如建立专门的碑帖艺术馆、墓志陈列馆、中国书法源流馆等等。保持《开成石经》现状，绝不会妨碍西安碑林扩建改造项目，相反，在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贡献的同时，还可以表现出我们对碑林文化遗产的深刻理解与尊重。”

移动开成石经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说为了实现更好的抗震保护。但从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杨兵公开的82年前梁思成为《开成石经》精心设计的防震保护方案来看，当时采用的“钢筋混凝土加梁柱”的保护方案已臻完备。

这项加固方案的具体做法，首先是用钢板夹于碑石上端，然后在其上加钢筋水泥横梁，六或三块碑石之间加一钢筋水泥立柱。经过这样加固的114块《开成石经》，就连成一个整体，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波动中分散造成的损伤。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增加《开成石经》整体的稳定性，还将114石分为四段，并将其中两段最长的石经设计成直拐角伫立，如支撑腿一般。同时，还在碑身与碑座之间以水泥粘合。这些防震保护措施，在现碑林《开成石经》陈列室依然可以一览无余。

从1936年至今，陕西境内共发生9次地震，受到外省地震波及的有2008年汶川的8.3级地震、2017年的九寨沟7.0级地震等8次地震。但一直沿用1936年防震措施的《开成石经》毫发未损，依然稳固。这充分证明了梁思成设计的防震方案是有效的、是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的。

大致梳理完相关分析，我随之产生了一个疑惑：这项针对开成石经的搬移计划到底是在践行碑林扩建之原本初心，还是通过实施一种毫无必要、在重复中劳民伤财的“拉链式工程”去对国宝级文化遗产进行建设性破坏？

近期的一则报道显示：“8月26日，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一行二人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调研西安碑林博物馆改扩建工程进展情况。省文物局局长罗文利、副局长贾强，西安碑林博物馆全体馆领导，省文化遗产研究院、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相关专家陪同调研”。

“座谈会上，西安碑林博物馆汇报了改扩建工程设计方案，宋新潮对碑林改扩建工程作出具体指示：改扩建工程是为了更好地解读碑林，不能简单理解为扩大馆区，方案设计要优先满足功能需求，要考虑与碑林院落整体衔接;要准确定位博物馆与城市的关系，把握新建馆区与碑林的主次，以碑林为主，弱化新建馆区建筑形制，突出碑林文化地标，将新建馆区作为碑林的补充和完善;展陈设计要围绕文字、碑刻、石刻艺术及墓志等展开，挖掘、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运用立体展陈方式弥补碑林原有展陈的不足;西安碑林博物馆应组织专家充分论证设计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尽快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

但蹊跷的是，很快这则报道便以另一种缩水版的面目重新呈现，原先座谈会中有关碑林扩建主次关系的许多重要内容不见了，仅显示为：“宋新潮指出，西安碑林博物馆改扩建等重点博物馆建设项目充分体现了陕西省委省政府对文博事业的重视和关心。他要求，陕西文物工作者要抓住这一重要机遇，准确定位博物馆与城市的关系，要围绕文字、碑刻、石刻艺术和墓志等做好展陈设计，挖掘、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运用立体展陈方式弥补碑林原有展陈的不足，以功能需求为重点，推动项目建设”。

而删减掉的内容正是国家文保部门对碑林扩建涉及核心问题的相关指示，国家文物局在具体指示中明确要求：在新建馆区与碑林的主次关系上，应该以碑林为主，将新建馆区作为碑林的补充和完善。

若以这般的具体指示为纲，那么将镇馆之宝、城市文化之芯的开成石经从原来所在位置搬移，甚至是挪至新建馆区，则就完全成为一个主次倒置的计划。这样的计划背后到底是何种真实居心，为何对国家文物局指示遮遮掩掩、涉嫌欺上瞒下，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实在是值得深入调查。

演员吴镇宇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曾经因为工作的关系去过几次西安，西安是我最喜欢的内地城市。我喜欢那里的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在不停建造的现代城市中，这是很难得的。”

他说自己匆匆地去过很多城市，但觉得早上无论是在香港，或是在上海和深圳醒来对自己来说并没有特别的不同：“在这些地方，你随时打开窗，目光所及无非是一栋接一栋密布的高楼，而西安这样的城市却能让人感觉到文化，感觉到厚重的历史。吴镇宇说，这些特质让它们变得和其他的城市不一样”。

相信西安吸引吴镇宇之处也是每年吸引来数以亿计游客的东西，坦率的说，在现代化进程方面多年来乏善可陈的西安如果再不珍惜仅存的这些文化与历史，不将这些遗产保护好，那可真就沦落到一无是处的地步了。在此应该庆幸还有那些勇于坚守自己职业底线的专家，他们“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只因其 灵魂不下跪，职业精神不会弯。

而保护文化与历史的最重要的就是保留好城市的记忆、保护好城市的历史真实 ，我们首先必须尊重城市历史 ，无权对它们任意宰割 ，无权借建设之名去掏空城市那些丰厚的积淀与阅历，即便最终能将其变成亮闪闪但 “腹内空空 ”的暴发户又能如何呢 ，新诞生的不过是一个失忆之城而已。况且，如今西安所做的距离那亮闪闪的暴发户还有十万八千里。

城市历史与城市记忆是通过种种载体而呈现、流传的，历史常常存在于实物之中，历史物品的价值是一种精神 ，一种美，这种美往往与它的沉默 、斑驳和残破同在 ，时间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会把它深远的历史内容无形地注入进去 ，同时将潜在其间的特有的时代美与文化精神升华出来 。因此，让已经在原地守望了九百多年的开成石经继续守望着西安吧，不要令其已经915年未动的命运，意外地被某种愚蠢却又因无知无畏而异常强大的力量弯折了。

如果真有人这样做了 ，一旦了解实情的人们会一边茫茫然无所凭借 ，一边骂那些实施者无知与野蛮 ，再通俗点儿说，这样做的人是会遭报应的。——《调查清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