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在国共合作下，北伐军不到半年时间，即攻入南昌，消灭了盘踞在江西的军阀势力，革命战争既顺利而又迅速。

攻克江西后，朱培德任五路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他的第三军在人事上也作了一些安排:原第七师师长王均升任第三军军长仍兼师长;第八师师长朱世贵不变;第九师由十九团团长曾万钟升任师长，我任第九师政治部主任。曾万钟任团长时，我即任团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当时武汉政府还被认为是革命的，宁汉对峙谁胜谁败还难以预料。在此期间，有的手握兵权的人，为自己预留余地，纷纷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部“驱逐”出他们的军队。

我记得大约在五月中旬的一天，师长曾万钟告诉我，总指挥部通知，要我接通知后第二天率领第九师的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到南昌总部参加政治工作会，讨论今后军队中政治工作如何进行的问题。我当时感到有些诧异，因为这次开会由总指挥部通知，而不由政治部通知,这是不正常的现象。我想,既然要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参加，一定有重要的事项。于是我于第二天上午就和全师政治工作人员，乘南浔铁路快车来到南昌。

到了南昌,我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去走访别人,了解一下总指挥部召集开会的内容。我首先去到军政治部，想会见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同志和政治部秘书傅烈同志，但他们两人都不在。我于是到第七师政治部去找吴少默(即吴缉熙)同志，见了面我问他:“明天的会要处理一些什么问题，你是否事先有所闻?”他回答说:“我和你一样，只接到通知明天开会，其他则毫无所闻。”

第二天上午十时，我们都准时到会，会场设在总指挥部即江西省政府内的南花厅。第七师和第九师的政治工作人员全都参加了，惟独第八师无一人到场。

我们坐定后，第三军军长王均和总指挥部参谋长黄实才进入会场。不一会儿，大约有一连武装士兵把会场包围起来，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次会议，大非寻常。

军长王均宣布开会，他对我们说:“总指挥(指朱培德)事忙不能出席，我代表他向大家说一下情况。”他说:“近来，三军的政治工作，由于少数人做得过火，在军队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因此，总指挥的意思，希望这少数人离开军队。”王均讲到这里，停顿下来，用目光环视我们，希望我们当中有人表示态度。

我当即站起来说:“总指挥的意思我们是明白的。不过我想我们第三军的政治工作,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无论是在作战期间或是在整补期间,都是遵照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的,无所谓过火不过火。”我接着说:"既然总指挥认为过火,而又只是少数人,那么这少数人是哪些人，总指挥部和军部一定是清楚的，可否把这些人宣布一下，好让他们离开军队?”王均说:“有过火行为的人应该自己明白，也应该主动表示自愿离开。”吴缉熙紧接着发言，说:“那么最好举手表示一下。愿意离开的人举手，留在会场等候遣送。”

王均对这一意见迟疑不决，可能认为这样举手表示，会使不愿意离开的人因怕受人指责而不得不也举手。而且王均来时就表示，不过火的人可以留下。看情况,总指挥朱培德也确实想送走一部分，留下一部分。这就可以显示他既赶走了共产党，而又留下了“稳健”分子。

于是我们又建议：愿意留下的人举手，可以让他们先离开会场;愿意离开的人，就留下来，听候处理。

奇怪的是，这时竟无一人举手，这表明全部都愿意离开。但王均军长认为这样表示还是不够真实。于是又举了一次手，即:愿意离开的举手，结果几乎全都举了手。这样，军方已无话可说。于是我们要求他向我们明白宣示，如何处理,以便我们好作准备,收拾一下自己的行李。王均说:“你们的行李已派人去收拾，也会送给你们，用不着你们耽心。”接着他又说:“总指挥决定按各人的职位送给旅费，发了旅费再送你们过江。”他要我们按秩序去领旅费。由此看来，发旅费这件事，军方是早已准备好了的。这时，我站起来说:“朱总指挥的盛情我们非常感激，但是我们不需要旅费，我们只请求把我们两个月的欠薪发给我们。"

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了相当时间，看来发欠薪是不可能的，因为欠薪的数额比旅费的数额多得多。军方发不出欠薪，这是事实。在这当中，就有人窃窃私语，欠薪发不出旅费也要。我们觉察到大多数人毫无积蓄，还不知道将被送到哪里去，身边没有钱，生活怎么办。军方坚持发旅费，不要也不行，而且我们自己也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最后我们同意领旅费，但一个人一个人去领太费时间。我们建议，由我们派一个人领取全部旅费，然后再分发给每一个人。

当我们退出会场,排好队,已是下午两点钟。这时，在我们前面有一排荷枪实弹的武装士兵，在我们后面也有一排荷枪实弹的装武士兵。他们“护送”我们出城。经过的街道，两旁则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也是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街上的行人几乎绝迹。出了城到了江边,过江的船只早已停在江边,我们先上船，两排装武士兵后上船。船到了江对岸，武装士兵先上岸，布置好警戒，然后我们才上岸。到了牛行车站，列车早已开火待发。又是我们先上车，坐在中间的两节车厢内，武装士兵则分坐在前后两节车厢里。由牛行起点站直达九江终点站，中间若干站都不停。到了九江，又是武装兵先下车，布好防，我们才下车。下车后排好队，他们把我们领到江边的一个破庙里休息。

劳累了一天，大家肚子也饿了。我们请朱培德派来陪伴(或者说“监护”)我们到九江的一位副官，替我们去买一些干点充饥。同时，我们向这位副官说:我们的行李还没有送来，在这个四壁透风的破庙里过夜是不行的，万一有人害了病，又无法就医，如果已准备好船只，我们希望到船上去。事实上，一艘招商局的轮船停在江边，无疑是为我们准备的。因此我们一请求，这位副官就满口答应，把我们转移到船上。不久，替我们买的干点也送来了，这是一顿稀有的晚餐。

吃过干点，我们大家围拢来商量。我们决定，把领来的旅费不按职位的高低，而按人数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这样，营连指导员都感到满意，也表明我们几个人并不自私。其次，我们推测朱培德是让我们向武汉去，还是把我们当做他投降蒋介石的礼物迫使我们向南京去?我们决定;如果船往上游开，这是符合我们的愿望的;

如果船往下游开，那么，船一离开九江，我们就勒令船只靠岸，我们上岸另作打算。

第二天上午八点多开船，向武汉方向驶去，我们放了心。朱培德派了一艘军舰在九江江面游弋，监视我们的行动，但并不在我们坐船后面尾随。不料，我们坐的船开出不到半小时，机器发生故障，不得不靠岸修理。我们大家都上岸到附近乡村里觅食。军舰上的瞭望台发现了这一情况，就开足马力赶了上来。军舰上吹响了紧急集合号，大家着了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有的想就此逃散，我们还是通知大家都回到船上去，就是牺牲也牺牲在一块。然后我和吴缉熙质问那位副官，为什么船刚开出不远就发生故障，而当我们上岸购卖食物时,军舰就赶上来、而且舰上的机枪、大炮都对准我们，这是什么用意?他表示没有任何恶意，因为看见轮船突然靠岸，大家又都上了岸，不知出了什么事故，所以才赶上来。这显然是出于误会。经他这么一说，我们的误会消失了，但我们也饱受了一场虚惊。

我们坐船的机器修理了两个钟头，又继续前进，当天傍晚到武穴，我们上岸饱餐了一顿。在武穴街上听说夏斗寅叛变，我们决定赶到武汉参加战斗。第二天中午到达武汉，得知夏斗寅部已被击溃。我们上岸到总政治部报到，听候分派。没有想到在武汉不到一个半月，从各地各军汇集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由于局势的骤变，又各自分散了。

写于一九八〇年二月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七辑，有赵济编写，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