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20日，由共产党参与、国民党元老续范亭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在山西太原成立。

名义上，战动总会归属于阎锡山管辖，实际上却与我党控制的一支武装——山西新军有很大的关系。

山西新军的诞生，是当时国共两党政治军事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在山西公开进行工作的中共党员，以特殊的方式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产物。

续范亭旧照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进犯，直逼华北，民族危机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关系的新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认为，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由它独占的殖民地，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时，长期统治晋绥的阎锡山正处在重重矛盾之中，由于他毕业于日本士官生学校，同日本军阀的关系很深。可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从维护其地方统治地位和保存实力的根本利害考虑，阎锡山又不能不有所戒备。

同时，他和蒋介石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经过中原大战之后，这种矛盾表面上虽有所缓和，但仍时伏时起，有时还很激烈。

反对共产党，是阎锡山长期坚持的立场。然而，红军东征，以及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使他感受到我党的巨大威力和影响。

1936年，红军回师陕北后，毛泽东致信阎锡山，表示愿意“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

其实阎锡山本人也并非没有抗日的决心，他在1936年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己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

这表明，当时的阎锡山能够认识到国共不和影响双方共同抵抗外来侵略，已经倾向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继续围剿红军，并趁机将势力渗入山西，任命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剿匪”总指挥，于太原设立总指挥部，派遣10万中央军进入山西，而且在红军返回陕北后，非但赖在山西不走，还暗自策划河东道独立，企图分裂和控制山西。

蒋介石的所为威胁到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因此，三方的势力都不容小觑。

阎锡山曾经说过：“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个都不能踩破。”如何在保持自己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三方的关系，便成为了阎锡山面前的难题。

同年，日本发起了对绥远的进攻。阎锡山指挥晋绥军奋起反击，打退了日伪的进攻，被誉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随着日本侵略脚步的加快，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可是，面对全民抗战大局，阎锡山始终没有接受“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也不倡导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口号。而是独自构思了一套“新”的策略：

起用一些坚决抗战又在山西有一定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以山西抗日进步分子名义，而不能以共产党的代表或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

采取共产党的经他修改或名异实同的某些进步口号和措施，但在提法上却换成“山西语言”；

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要打着山西的旗号，允许共产党员的抗日活动，但不准共产党在山西公开化、合法化。

1936年9月，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草岚子监狱营救共产党人薄一波，“希望一波兄回晋，共策保晋大业”。

薄一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而薄一波以“在山西曾两次被通缉”和“对阎锡山不感兴趣”为由拒绝了阎锡山的邀请。

但是，经过中共北方局的劝导与指示，薄一波最终接受组织的命令，回山西与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之际，阎锡山在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一部分左派进步人士的支持下，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

牺盟会由山西的进步青年‌杜任之、‌宋劭文、‌戎伍胜、‌刘玉衡等人倡议，阎锡山担任会长。

10月15日，“牺牲会”发表成立宣言和工作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的口号。

随后，这一“官办”组织为薄一波等人后来的抗战及统战工作提供了活动场所。

薄一波来晋工作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为其开展工作制定了如下方针：

（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

（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

（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

上述方针的制定，就是为了使薄一波等人在进行统战工作的时候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并且要创造机会开展群众运动，壮大山西进步力量。

紧接着，经过阎锡山的授意之后，薄一波开始接手牺盟会并进行改革，加入了一批共产党员，其他人员一切照旧，仍由阎锡山任会长，薄一波为负责人，负责实际工作。

不久，为应对步步紧逼的日军，阎锡山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委托薄一波和牺盟会成立训练团、训练班、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

为了解决政治军事干部的短缺，薄一波接办了军政训练班，并成立了民训干部团。

由于当时蒋介石依旧奉行“绥靖”的对日政策，全国的青年正处于一种苦闷的状态中，爱国运动还没有完全“合法”，而山西却敢在地方上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并吸纳、培养人才，因此，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成批涌入山西，支援牺盟会。

新成立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合计4500人，包含了12个省区的学生，尤其以平、津、上海、武汉和河南的学生为多。

根据当时需要，内部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做军队政治工作）、冲锋上士训练班（毕业后任军队下级干部）、妇女运动训练班（训练期满后分赴乡间做妇运工作）、寒假或暑假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学生开办，后者专为太原中等以上学生开办）、牺盟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这些有着不同培养目标的训练班，为当时政治军事干部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后来的对日作战奠定了一定的人才基础。

1936年冬，日军继续入侵，战火在华北大地燃起，武装斗争必将成为抗日的主要形式。

这时，阎锡山也想扩军，并且想改用新的旗号。他在一次高层会议上要大家讨论：

如果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怎么办？

参加会议的人都发表了意见，但阎锡山一直不表态。他到底在想什么？我党同志认为，阎锡山是想扩军，又苦于无力征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阎锡山建议组建一支山西新军。

阎锡山很快同意，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党，要我党负责先搞一个团试试看。

得到阎锡山的这个许可后，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组建和扩大新军上来。

山西新军初建的那个团，原来拟称“青年抗日先锋队”。阎锡山说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于是改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

决死队是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第九团各一部组成，于1937年8月1日在山西国民师范礼堂宣告成立。

图片来自网络

决死队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发展成为四个总队，最初成立的决死队改称第一总队，政治委员：薄一波 总队长：鲁应麟、梁述哉。

与此同时，晋北门户——大同失守以后，阎锡山以雁门关为主的内长城防线也随即沦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

但是，八路军组织的平型关一战却成为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并且开始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薄一波抓住时机向阎锡山建议扩编新军，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为基础，组建5~10个旅的新军。

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5个旅的番号，由我党同志全权负责从速组建。

于是，决死队由原来的4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4个纵队（旅）。同时，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团），不久发展为纵队，简称“工卫旅。

当时，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给决死队4个纵队和工卫旅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旅和第二零七旅。

阎锡山授意组建新军，当然不是放任共产党在山西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而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那就是借助共产党人的能力来增强他所领导下的山西军队的实力，以抵抗日本侵略。

在山西新军的人员配置上，尤其显示了阎锡山的“双轨”驭军之策，他任用晋绥军旧军官担任新军各级军事职务，而让共产党人只担任政工人员，目的就是要由他自己控制这支军队。

例如，第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参谋长梁述哉，第二纵队纵队长陈庆华、参谋长艾子谦，第三纵队纵队长陈光斗、参谋长颜天明，第四纵队纵队长梁浩等，以及多数团长、营长，都是旧军官。

图片来自网络

其中，有一部分是较为顽固的反共分子，也是旧势力的骨干和代表，从新军组建开始，就一直没有停止反共活动。

新军刚刚成立时，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利用职权，强迫命令，压制民主，打骂士兵，千方百计反对共产党的政工制度，实行军阀主义的军事管理办法，妄图把新的、进步的势力赶出去，由他们控制和指挥这支部队。

而阎锡山对这种情况，则始终践行自己的“二的哲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求达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效果。

一般来说，控制军队的首要因素就是控制军队的各级军官，从而掌握整支军队的领导权。但是，士兵对军事长官的服从与否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不过，新军成立伊始，薄一波就在阎锡山的同意下，在决死队中实行政治委员制，简单来说，就是政委在部队的大小事宜中，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这一制度就是旨在使新军成为一支政治化、主义化的部队，是共产党人用来限制旧军官反动的一个措施，也是新军与旧军的根本区别。如果旧军官与士兵沆瀣一气，那么，政委的权力也会被架空。

在山西新军，之所以没有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兵员多是山西的进步青年和学生，晋绥军旧部只占一小部分，再加上共产党的各级政工人员不定期地对士兵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密切了士兵和政委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使新军的领导权，由共同领导逐渐向共产党一方倾斜，也使阎锡山的反共思想，最终重新滋生出来。

在雁北战事正紧的时候，周恩来来到山西，他一再开导阎锡山，促使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雁北13县的沦陷区成立。

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工作纲领规定，这个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起初，阎锡山不同意。

周恩来就指派我党同志去说服阎锡山：

“现在把收复的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可以加强合作抗日。那些地方是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或者就要夺回来的。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落不到。”

听了我党同志的话，阎锡山觉得也只好如此，战动总会的工作纲领也就勉强通过。

就这样，1937年9月，战动总会正式成立，由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和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处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

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衰等人参与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并对工作的开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当时，战动总会除在察南、绥远活动外，主要在同蒲路北段长城内外的沦陷区，深入发动和武装群众，活动区域达50多个县。

战动总会在晋西北组建了近万人共13支游击支队，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袭击敌人的据点，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该部整编为陆军暂编第一师，辖4个团又一个支队，由续范亭同志任师长，成为山西新军的一部分。

山西新军一成立，面对着日军的疯狂进攻，各支部队大都是刚刚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有同仇敌忾的决心，但是未经过严格训练，更没有战斗经验。

当时，我党派到新军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大都没有直接指挥过像样的战斗。大部分旧军官虽然打过仗，但许多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公，不敢接敌。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把那些不愿意、不接受改造的反动顽固的旧军官撤下来，代之以有抗日决心的新军官，包括学会指挥作战的政治工作人员。经过调整，山西新军作战能力得到提高。

从太原失守到临汾失守，即从1937年11月8日到次年2月28日，山西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已被日军占领，阎锡山逃到陕西宜川。而山西新军却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

1938年2月下旬，决死第一纵队第一支部队在襄垣夏店附近袭击日军，毙敌五六十人。

随后，部队转至三不管岭袭击日军，致敌死伤逾百，并切断敌补给线，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第129师主力在神头岭进行的歼灭战。

还有一次，临汾之敌1000余人携炮10门出动，决死第三纵队以一支小部队袭击其尾部，尔后迅速撤离，诱使敌先头部队与后续部队互相射击，敌一运输大队300余人、汽车100余辆，由阳城开向沁水，我七、第八总队各一部，于翼城、沁水间的东坞岭设伏，激战竟日，将敌全歼。

日军进占临汾等地后，先后对晋西北及其他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在八路军的带领下，山西新军各部积极参加了反“扫荡”战斗。

1938年春，日伪军集结10000余人分两路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第120师集中兵力，迎击敌人，经过多次战斗，毙伤敌军1500余人，粉碎了这次围攻，收复了7座县城。

决死第四纵队和战动总会、牺盟会领导的各游击支队和工卫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们破袭同蒲路北段和太汾公路、汾离公路，配合主力部队围困奇岚和追击残敌，胜利地完成了阻击和袭扰任务。

7月，敌向我第三纵队第八总队防地秦岗进攻。敌我力量悬殊，第八总队第二大队阵地被突破，第三大队被包围。干部战士奋战终日，毙伤敌四五百人。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伤亡400余人，第三大队队长李荫汉和第二大队副大队长王鸿献英勇栖牲。

这年10月，日军对晋西地区发动大召“扫荡”。我第二纵队第五总队在灵石县罗汉村，夜袭敌清水旅团混合大队，歼敌300多人，受到纵队的通报嘉奖，被誉为“首创反‘扫荡’杀敌之壮举”。

同时，在晋西地区活动的战动总会游击队，1938年进行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近2000人，改编为保安第二区队后，又进行了多次战斗。

1938年前后，包括战动总会游击队在内的山西新军，在晋西北广大地区，不断对日军、伪军展开斗争，有力地促进了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