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意释义和历史释义

1、在迈蒙尼德的时代或更早，宗教文本的释义是少数博学之士的专属，普通人即使能背诵经文也无法进行解释，因为这是一门高深且神秘的学问，通常通过师徒亲授、闭门相传的方式秘密传承，各门派之间相互隔阂甚至对立。

2、而今天，释义已成为普通大学生普适教育的一部分，作为文学阅读、批评和理论在文学课程中公开教授。现代文本理论和分析比古代更加周全，因为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已经远超古人。

3、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解释”在英语中最常见的含义是阐述深奥或神秘事物的含义，使文字、著作或作者清晰明确。这个词的早期含义是“翻译”，因此“解释”也指翻译的行为或对书籍、词语的翻译和呈现。

4、“解释”源自拉丁语“interpretatio”，不仅指阐述和解释的行为，还指翻译和呈现。在拉丁语修辞学中，“interpretatio”指的是用同义词解释一个词。这个词根“interpres”意为中间人或外语翻译。

5、因此，在其词源中，“释义”同时有两个指向不同方向的转译意义：一是指向被解释的文本，二是指向需要解释的受众，也就是说什么和对谁说。

6、释义者在原文和解说之间，在解说和意向听众之间起中介作用。释义是一种与他人分享理解结果，有时还需要说明这一理解方式和过程的知识活动。因此，释义可以分解为三个因素：一、对谁释义？二、释什么义？三、如何释义？

7、对谁释义的道理与对谁说理是一样的，与信任谁也是一样的。与愿意讲道理的人交流，避免与无赖和杠精浪费时间。信任那些值得信任的人，不轻易信任不了解或品行不端的人。为对要释义的内容有兴趣、愿意思考的人释义，并了解他们的背景。

8、确定了为谁释义，接下来的两个因素便是与释义直接有关的“释什么义”和“如何释义”。释义是一种解释，是一种近似原文的“转译”，那么，近似什么？转译什么？近似就是朝什么方向逼近，解释不能没有方向。不同的方向可以解释出不同的意义。

9、如何释义有两种解释方法，都以假设作者的意图为基础，一个是历史释义，另一个是寓意释义。这两种不同解释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历史释义采用的策略是将文本置于产生文本的历史背景中。寓言释义则采用另一种策略，它对文本做了去历史化的处理，因而使文本不必指向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而是可以转移到一个更普遍的意义层次。

10、不同的阅读策略或释义方式是对同一文本的不同意义描述，展示了解释性转译的过程，而非文本本身的变化。这些释义反映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贡献，而非文本的“内在意义”。在阅读文本时，历史释义和寓意释义之间没有合理或不合理的区别。

11、早期的“寓意释义”在术语使用上存在混淆，“寓意”（allegory）、“譬喻”（parable）和“类比”（typology）常常不加区分地互换使用，甚至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这些术语仍然难以区分。直到现代，“类比”和“寓言”才有了明确的区分，“类比”用于指《旧约》中的概念与《新约》中升级概念之间的文本依据联系，而“寓言”则指没有文本依据的更随意的联系。

12、这种概念区别是在专门研究中确定的，无法从普通词典或一般修辞学分类中得到精确解释。例如，伊索寓言是寓言故事，《千里送鹅毛》是譬喻故事，而反乌托邦或科幻故事则是借助概念升级的“类比”。

13、人类释义实践的历史悠久、渊源复杂且内容丰富，涉及“元理论”和哲学阐述学，形成了一门专门的知识领域，甚至可以视为一个专业。

知识分子政治的隐秘写作

14、在迈蒙尼德的思想中，寓意释经的目的是为了调和理性与信仰，将《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神车论”“先知论”等难以解释的问题转化为理性或哲学研究的对象。通过这种方式，神学问题的哲学内容既与宗教相关，又具有理性主义的特点。

15、迈蒙尼德强调《圣经》的寓意释经，并非单纯为了解释经典，而是有其深层目的。他利用寓意释经这一被基督教正统认可的方法，来为其隐秘写作提供正当性。这种策略表面上是在讨论阅读宗教经典的方法，实际上是在暗示隐秘写作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因此，迈蒙尼德突出寓意释经的意义，是为了为其隐秘写作做铺垫，而非仅仅为了释经本身。

16、寓意释经和隐秘写作都是对文字意思的隐微处理，迈蒙尼德将“隐微”作为一种连贯阅读与写作方式的知识分子政治策略。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详细讨论了这种隐微阅读和隐秘写作，并以迈蒙尼德为研究对象。国内学者有时错误地将这种写作方式淡化为“微言大义”，实际上迈蒙尼德这类隐秘写作者最关注的是如何安全地讨论危险话题，这在《迷途指津》中尤为明显。

17、在现代社会里，不少作家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讨论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敏感问题的。在思想不自由的状态下，知识分子的选择并非只是要么“随大流”，要么就“沉默”。他们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变着法子发出自由思考的声音。这是迈蒙尼德的选择，一直到今天，他的选择仍然具有示范性的价值。

18、迈蒙尼德在探讨哲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时，认为哲学代表理性的思考。他强调理性不能替代信仰，因为理性有其局限性。然而，他无法接受那些不允许理性触及或思考的信仰。在他所处的时代，用理性去探讨信仰被视为忌讳和危险，因此他主张以隐晦的方式进行这种探讨。

19、在迈蒙尼德的时代，教会对《圣经》中的一些敏感问题采取“不讨论”“不争论”的立场，这对哲学家来说意味着禁言和封口，难以接受但又不能直接对抗。迈蒙尼德面临的神学传统以信仰为前提，认为信仰不需要理性证明，尤其是那些超越经验认识的问题。

20、这些问题无法通过经验归纳证实，反而可能因理性讨论引发无休止的争论，动摇信仰基础。因此，犹太先贤设立戒规，禁止在如《创世记》中的“创世论”和《以西结书》中的“神车论”等无法通过经验证实的神秘问题上进行争论或公开传授，这是教会强制的“不争论”政策的结果。

21、迈蒙尼德并不完全是一个唯理性主义者，他认为人的理智能力有限且个体间差异巨大。如果传授的自然哲学或神学内容超出听众的理智能力，不仅难以理解，还可能误解原意。因此，为了遵循传统并避免引起公众不满，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对理性原则进行了高度技艺化的隐微处理。

22、迈蒙尼德的隐微处理手法第一个方法是“移花接木”。“移花接木”指的是迈蒙尼德在解释经文时，借经文宣扬自己的知识主张。第二个方法是“佯从实违”。迈蒙尼德对犹太教明文戒令采取“伪装无害”、不直接冒犯的态度和做法，也就是“佯从实违”。第三个方法是“穿插混述”。就是采用了“化整为零”“穿插混述、婉转迂回的写作策略”。

23、这三个特点在我们今天的隐秘写作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应用。首先，“移花接木”策略体现在用被允许讨论的问题替代敏感话题。其次，“伪装无害”策略通过使用“学术研究”“人物传记”等形式来表达对敏感政治问题的看法。最后，“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策略将复杂的政治文化生态问题分解为多个“人文因素”，在短文中分散讨论。

24、与迈蒙尼德时代相比，现代知识分子隐秘写作的原因已从宗教禁忌转变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压迫。施特劳斯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中将迈蒙尼德视为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指出当时宗教是政治的核心，而现代则是意识形态。

25、施特劳斯认为，古今知识分子的共同点在于政治与哲学的关系，政治如同中世纪的信仰，而现代哲学则强调自由和理性思考。为了避免迫害，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将敏感思想隐藏在文本中。政治与哲学的关系一直存在，19世纪后，哲学在学院中被安全地分开，不再冒政治风险。

26、然而，在此之前，哲学家们需要特别小心，避免引起权贵的注意。他们使用各种伪装方式传达信息，如顾此言彼、故作天真等。这种写作艺术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威胁下尤为明显，而在现代政治压迫下，这种隐秘写作比中世纪更加显著。

27、施特劳斯认为，中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在写作时会谨慎地调整措辞，以符合当时的主流道德观点，避免被指责为异端。这些哲学家面临的威胁并非来自未读过其著作的普通大众，而是那些自诩为“正统”和“道德”捍卫者的少数人。这些人的权威建立在“崇高、伟大的谎言”之上，使他们能够以善的名义进行残酷的迫害。这种现象也是现代思想家特别关注的“以善的名义作恶”或“以大善的名义作大恶”的问题。

28、迈蒙尼德和奥古斯丁在恶的认识上观点一致，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所有善的事物，并赋予人类自由选择的能力。恶并非上帝所造，而是人类滥用自由意志的结果。当人将自由意志转向私利或贪婪时，便背离了上帝。追求善或恶是个人选择，这也赋予了每个人处世待人的责任。

29、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将恶分为三类：第一种是自然造成的恶，如自然界的弱肉强食、同类残杀，那是出于自然平衡的必要；第二种是人对他人造成的恶，《圣经》“十诫”所禁止的大多都是这样的恶；第三种是人对自己作的恶，不只是各种对欲望的放纵，还有让自己作恶，成为恶人。

30、这世界上所有的恶（暴力、杀戮、残害、暴政）都是以善的名义（美好的乌托邦、高尚的主义、美妙的理想）施行的。我们还确实没有看到以恶的名义来作恶的，就算再邪恶的魔头（如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也都是以善的名义在作恶。

31、为什么人类中会出现这样的邪恶之人？他们的邪恶又是从哪里来的？这成为困扰现代人的一个重大问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戴尔班科在其著作《撒旦之死》中提到，现代社会在恶的可见性和对抗恶的知识资源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为了更有效地抵抗恶，我们需要更深入和全面地理解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