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随着纸张变得便宜，有钱人家的孩子无论是去国王手下当官，还是进教会当教士，都需要识文断字。因此，最早的大学都建在城市里，而所有大学里最早的一批老师几乎都是多明我修士。

2、今天的大学通常是先设定好各个专业和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报考相应的专业。然而，最早的大学运作方式却与此截然不同。最早的大学是由学生决定开什么课以及聘请哪些老师，因为学生是支付学费的一方。这种模式使得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师资选择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3、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的主教甚至有文化的平民信徒也能进入大学担任教师，师资队伍逐渐实现了多元化，不再仅仅是多明我修士担任教师。短短几十年间，大学教育，或者说经院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到1330年前后，超过一半的主教接受过大学教育，而英国国王宫廷里的官员和教士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比例甚至超过了70%。

4、尽管最初办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传教士，但学生中也有许多人希望通过教育进入官场。因此，欧洲最早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类似于马蒙当年创办的智慧宫。初学者先学习修辞、文法、文学和法律，最后才学习神学。神学院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研究生院，前几年学习文法、修辞、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这些相当于今天的本科教育。

5、那时，学生通常在十二三岁时进入大学，但大学的学制很长。如果本科毕业后还想继续深造，可以转到神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从头到尾读完神学博士大约需要14年。这种课程设计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低年级学生学习的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培养了他们的逻辑能力，而这种逻辑能力与后续的神学教育并不完全契合，因为神学更多依赖于信仰和启示，而不是逻辑推导。

6、被称为文艺复兴三巨头之一的但丁，对教会“君权神授”的主张表示同意，但他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君主的权威是直接来自于上帝，还是通过上帝的代理人（如教皇）传递的？

7、从罗马法和《圣经》的角度来看，答案是明确的：国王的统治合法性直接来自于上帝，而不是通过上帝的代理人。《罗马书》里提到“在上有权柄的，都是神所命的”，这表明权力直接来自于上帝。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教皇的概念，所以从法律和道理上讲，国王的合法性直接来自于上帝。

8、这样欧洲各个大学，从西西里到英格兰，甚至教授教会法的老师都不得不同意这一点。1270年，《法理概要》的作者雷维尼明确表示：“法国国王不承认世界上存在任何高于自己的权力。”这表明在学术界，国王的权威被认为是直接来自于上帝，而不是通过教皇。

9、所以经院一开，第一个结果就让人大跌眼镜：教皇至上的想法被否定了。这意味着在学术和法律讨论中，国王的权威被认为是直接来自于上帝，而不是通过教皇或其他代理人。

10、更大的问题是高年级神学院的学习内容对于教皇至高无上的理念也是大大的不利。在中世纪的神学院中，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面临着如何调和《圣经》与逻辑、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矛盾。这个问题引发了神学院老师们的分歧，主要分为两派：

11、逻辑至上派。这一派认为人类的逻辑能力是上帝的恩典，因此在运用理性时不应受到神学的约束。他们主张，如果教义与逻辑相矛盾，那么教义应该让步。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是永恒的，这与基督教教义相矛盾，他们认为教义错了。

12、方济各派。这一派认为对上帝的信仰是运用理性的前提。他们强调上帝的道通过基督显现给世人，抛开基督无法获得真正的知识。他们认为否定基督就是否定知识的本质和来源。

13、这两派的争论类似于伊斯兰教中的教义之争，即《古兰经》是在时间之外还是时间之内被创造的。如果是在时间之外，它就是理性和逻辑的前提；如果是在时间之内，它也只是被造物之一，教义应向理性和逻辑让步。

14、在这场争论中，多明我的修士们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大阿尔伯特认为哲学和神学应该分开对待：哲学依靠理性发现真理；神学依靠启示。作为哲学家，他无法用理性证明创世纪的正确性，但作为神学家，他相信上帝从虚无中创造了万物。

15、然而，托马斯·阿奎那认为理性与信仰并非泾渭分明或敌对的。他主张：即使是教义，也需要心灵的理解；信仰有时超出理性理解的范畴，但人们总是努力理解自己信仰的东西；理性和信仰可以调和在一起。

16、阿奎那的观点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通过感觉证明其存在，它起源于创世；同时，我们还有一个精神的、柏拉图式的世界，这是一个关于本质的世界，人们天生知道一些“本该如此”的规则；理性的本质是理解这个超越经验的应然世界，这是上帝给人类的馈赠；但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启示来弥补人类理性与上帝之间的差异。

17、 阿奎那试图通过理性和逻辑来解释和支持基督教教义。他认为理性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通过理性可以获得真理。然而，这种尝试并不总是成功的，因为理性真理与启示真理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阿奎那在去世前曾对朋友表示，他看到了某些东西，使他之前的著作显得毫无价值，这表明他可能意识到了理性在解释神学上的局限性。

18、 阿奎那的工作揭示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尽管他努力用逻辑来调和神学，但最终发现逻辑无法完全解释或支持信仰。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尊崇与其说是用逻辑调和了神学，不如说是用逻辑窒息了神学。昆德拉的观点“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反映了这种局限性，即人类理性无法完全理解或解释上帝的本质。

19、 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尊崇在一定程度上是用逻辑来支持神学，但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相比之下，柏拉图的学说不依赖于感觉作为知识的来源，这使得柏拉图主义与宗教有更天然的亲近性。新柏拉图主义在欧洲的再次兴起，部分原因在于它承认理性的局限性，并寻求通过神秘和超自然的方式来理解真理。

20、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重新获得了关注，这标志着一种哲学思潮的转变。文艺复兴不仅是对古典文化的复兴，也是对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一种反思和挑战。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尊崇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审视，柏拉图的思想再次成为重要的哲学资源。

21、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欧洲知识分子尝试把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打通，他们的努力当然失败了。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努力，也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失败，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失败。一直到今天，基督教教义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纠缠仍然在继续，并幻化出种种文化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