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入正文前，先引一段《三国演义》关于刘备养子的故事：刘备屯兵新野时，因为刘封“器宇轩昂，玄德爱之”被收为养子，令拜云长、翼德为叔。云长不悦：“兄长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后必生乱。”。后来关羽走麦城求救于刘封被拒而死，刘封也因此在后来入川被诛杀。据《三国志》所述，刘备当初收养子没有子嗣，的确是意在传授衣钵，借故杀刘封是为亲儿子刘禅登基剪除潜在威胁。

国家，作为一个人类文明的概念，在有着5000年家国同构传统的中国人意识里，国就是家的延伸扩大，家就是国的微缩景观，国家就是以家为核心，以家为灵魂。如果说把国家改为家国可能更符合中国人的理解。这种理解惯性所致，因而认为家是父子生活的载体，而国就是君臣故事的方舟，君臣如父子，用文人的说法就是“君父思想”。传统观念中儿子是家族延续的“香火”，是家庭的财产，也就是父亲的私人财产，所以才有“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对于依附于家族的子女而言，上有国法，下有家法，家法虽在国法之下，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国法可免，家法难饶”，只要事实确凿，家法侍候，一样诛杀“乱臣逆子”。这一套理念也是家国同构的基本逻辑。所以子承父业和父债子偿的家天下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公元前1世纪的地中海南岸的意大利半岛却“别有天地”，那些罗马国王或准国王因循着认领养子的方式继承着自己的衣钵家业，比如公元前44年，屋大维作为恺撒的甥外孙，被恺撒指定为第一继承人收为养子。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甥外孙变养子，差了一辈了。然而老外并不在乎什么辈分伦理，只要被继承者认可或愿意。养子实际上就是传承自己产业和志向的载体。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养子就是“第一序列继承人”的别称。继承自己财富很容易，但是要继承自己的志向就非同小可了，因为要把自己的踌躇满志变现为社会共享的现实，是需要才识支撑的，是需要打破血统的勇气的，是需要冲破自己本性的束缚的。自己未竟的大业，必须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继承者，才能可望“家祭无忘告乃翁”。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俗语“爱情会使人变傻”，这句话有点片面，实际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包括爱情、亲情甚至友情在内的所有人类感情冲动都是魔鬼,都会使人多多少少的丧失理智的，原因很简单：既然已经冲动了，那就是理智上某种程度的被冲破，呈现的就是不管不顾的盲目。就我所知，中国史上能够把爱和信任融为一体而又“井水不犯河水”地理性隔离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创立武周朝的武则天，能让狄仁杰等才俊汇集在她身边，实现贞观以后的15年盛世，最后还能以无字碑立于李唐宗庙之中，大概也是缘由于此吧。即使不是主要原因，也是原因之一。不是天纵英才，怎能“一身担当两社稷，”！

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儿子，是血浓于水的生命本性。辨识、肯定和欣赏自己的继承人的才智，并相信他完成自己的志向则是难能可贵的智慧。能够把爱和信任剥离的如此彻底，做到两者之间不混淆，不影响和不替代则不仅需要比智慧更重要的理性，还需要良性的政治氛围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当然后来罗马帝国的养子继承制，自康茂德“家天下”后被逐渐废弃，直至文艺复兴后，议会制和总统制应运而生，成为历史无可阻挡的潮流。“养子”作为曾经的政治工具退出历史舞台！

同期历史

公元前44年，是西汉孝元皇帝初元年间（丁丑年），据此250年前后，即建安202年，中山王后裔刘备因无子嗣收刘封为养子，因驰骋疆场“所在战克”官至副军中郎将，后来抵御曹魏南征，孤立无援兵败入川，先主责备刘封“边关逼反孟达于先，麦城失援关羽于后”。诸葛亮顾虑刘封刚猛勇烈，后来终难制御，力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刘备赐封死，使自裁。封叹曰："恨不用孟子之言！"，伏剑而亡！（详见《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