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黎明还是黝黑时，海鸥就已经触着曙光而讴歌了

泰戈尔

产生于公元十二世纪初叶的宗教经院哲学，通俗而言，就是奉行着世界是从理论中走出来的法则的哲学派别。就其狭义来说，只是宗教一时才俊之创造；广义而言，则远非如此简单的是非功过评说了。因为作为哲学上的一个学派，经院哲学是具有某些鲜明特征的。首先它虽然被各自创作者局限于自己视为正统教义的范围之内；如果他的意见受到最高宗教会议的否定，他常常自愿撤消其认知主张。这完全不能归咎于个人不够勇敢或不够坚持己见；倒是类似一个法官服从上级法院的终审判决，是囿于金字塔体系法则的结果。其次是在公元十二、十三世纪里，东征归来的幸存者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书籍作为战利品带回故里，虽然这些深受伤害之苦的莽夫是贪婪于封面装潢的贵金属而不是其中的知识。这要归功于东方穆斯林学者们汇编书籍的神圣感召和不惜成本地极尽考究。正是他们的“无心插柳之举”，促成西欧世界的人性复苏“绿柳成荫”。人们逐渐对于亚里士多德等先贤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在对正统教义的完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世界观被越来越多地认可，成为宗教上被公认为最高权威；柏拉图一味在语言精微上不遗余力则不再那么令人高山仰止。另外是经院哲学家都非常认可“辩证法”和三段论法的推理；经院哲学家的一般学者品质，与其说是神乎其神，倒不如说是痴迷于思维推导与逻辑上的自圆其说的。最后，由于人们毫不奇怪地发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诸共相问题上意见有所不同而把这一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然而，假如就此认为当时哲学家们还囿于宗教的定义厘清纠纷，却可能是误会于他们定义上还是一如既往了。其实，他们的理性思考已经为颠覆中世纪宗教世界埋下了众多的伏兵，所不清楚的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举。

公元十二世纪，在宗教教义在经院哲学的重新定位和在其他问题上的探讨一样，造成宗教理论权威的松动，给产生许多伟大人物的十三世纪开辟了道路。然而早期的经院哲学家是怀着强烈瞻仰先驱者的情怀的。在权威教条尚未使得思辩过于危险的场合下，尽管人们崇敬亚里士多德，他们也还是有一种精神上的自信，和一种自由活泼的理性运用。经院主义方法的缺点是过分强调“辩证法”及其必然产生的结果。这些缺点是：漠视事实与科学，在必须倚重观察才能决定的事物的实践过程中偏信推理，以及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区别和其精微意义。在论柏拉图时我们曾经述及这方面的缺点，但在经院哲学家中，这些缺点却具有一种更为极端的形式。

经院哲学，作为宗教精英代表，他们的思辨把理论推导引入上帝神圣的盲目崇拜中，首次用辩证思考介入宗教狂热之中，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历史进步。然而他们的哲学是基于语言逻辑上的求证，而不是基于生活的事实和社会的实际。这种信息之源产生的哲学当然与科学精神无关，但是她的努力启蒙探索科学的模式。至少说是一种回归理性的开始。从这个维度上，我们也可以这样认知和实际上也是的确如此：哲学、天文、地理和数学都是出于宗教母体，尽管她的暴虐是人所共知的和令人所不齿的。她曾以自己的慈悲庇护过这些现代文明元素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尽管她带着天然的意识偏执压迫过和伤害过它们。这些文明事业中的急先锋寄生于宗教的宽恕和善良，使它们免去饥馑延续生命。其实历史上基督宗教更为重要的功勋并不仅限于此，而是在于为俗世政权所敬畏和忌惮，这些红衣主教机关算尽的主观欲望都是源于对自己利益的主张、争取和拓展。但是客观上却成功地制衡了俗世皇权，甚至将君主权置于被授予、被监督和被制约的法定之地。使社会公权力免于无法无天之灾，为人权自由和科学进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由此完成了现代社会的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