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3年，是北宋时期的元丰六年，套用狄更斯的名言，可以这样说“那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更是一个空前腐败的时代”，因为在短短的44年之后，“靖康之难”爆发。当时有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周邦彦这位当时的太学生（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学历）因为献上一首七千余言《汴都赋》，受到宋神宗赏识，由太学生升为太学正，继而被召为大晟府（国家音乐机关）提举，负责审定音律，制乐谱曲，成为宫廷御用词臣。他与万俟咏等大晟词人按月进献新调。其所献之词为歌颂帝王丰功伟绩，祥瑞之事等。后人对此称之为宫廷文学。后人谓之其“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和后来的明时“馆阁体”书法如出一辙，都是谄媚权贵的历史产物。

和所有风流倜傥的唐宋文人一样，周邦彦也有“相忘于江湖”的情绪宣泄倾向，他常常出入于歌妓舞女之间，忘情于灯红酒绿的生活，我们不能苛责于古代文人放荡不羁，他们冶游无度的生活确实有失道德完美之嫌。其实自唐太宗不无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之后，留给中国文人能走唯一的路，也是最后一条路，就是科举之路！也就是“学而优则仕”，大白话说就是去做“金丝鸟笼中的虎皮鹦鹉”。这种情景必然影响到他的曲词创作，使之词作出现缺乏思想内容和单纯追求形式格律的倾向。作为才气超然的弄臣，除了那些歌功颂德令人作呕的应景之词外，我们能见到的都是伤感如“纤纤池塘飞雨，断肠院落，一帘风絮。”等早期作品。其巅峰之作是传颂后世的“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笔力老辣至极。如果就此说，周邦彦为代表的诗人，就是喝着自己的离情别绪的“萝卜汤”就已经熏熏然就是中国精英的“远方”，那是不客观的！我们无论从“露桥闻笛”的素描，还是“探春尽是，伤离意绪”的直白，都不难感受到若有若无的伤感。当然这也是中国的被标上“皇帝”标签的“伤感文学”或者更彻底地称之为“文学伤感”，无可避免的宿命。

作为另类的“存在即合理”的解释，我认为还是苏轼说的透彻“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集权社会中的中国文人，也是唯一的接近于“社会公知”精英阶层，只能借鉴萧何贪腐的经验，以“文人无行”的自污行为保证自己能够透过一口气生存下来。真正的社会公知只能在类似于魏晋时代“权力乱世”中，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苟活。那已经是中国贵族最后的回光返照了。不规范的特权甚或被“众星捧月”的崇拜之下的为所欲为的特权，是不可能诞生拥有健全人格的社会人类的，尤其是特权的占有者---皇帝，人格的变态更是无出其右。这种特权倾覆之下又“岂有完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