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神
除了逢年过年，只有每年清明或七月半的城隍会，是我的合法休假日。较之年节，我更喜欢赛会，因为它可以给我更大的欢乐。
所谓"迎神赛会"，自然是迷信活动，我本想省略去前两字，以避免污染读者之嫌。但不说明迎神之由来，这文章也写不下去。只好声明一句：容我先谈迎神，再谈赛会。这叫做一分为二。
现在所说的这位神，指的是城隍，我们乡人则称之为城隍老爷。在我幼年时代，各地县城都有城隍庙。正如各县都有知县或县长的衙门一样，是县一级行政机构。他和县长或县知事的地位相等，只是分工管理阴阳二界。老百姓对城隍尊之为老爷，也正如县长或知事被称县大老爷一般，是颇合情理的。城隍，考之历史，据说这是道教所创造出来的守护城池的神。首先是三国时代之吴国，于赤乌二年，即公元239年在芜湖开始创立了城隍制度，到了唐代各郡县皆设城隍，至于明清，甚至到了民国年代，这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已有十六个世纪之久了。唐代既然郡县皆设城隍，故到清代，在各县城隍之上便有府城隍了。至于吾乡，在府城隍之上，更有总城隍之设，可不知于史何据了。大概阴间有如阳界，要加强行政管理了？或者是"鬼"浮于事，要加设机构以便安排呢？我想，后者或许接近事实。因为据我所知，这些城隍老爷都是确有其人（按：应称"鬼")，是有名有姓的。比如我乡的总城隍便姓刘名协，即被曹操逼宫的汉朝末代皇帝汉献帝是也。而上海城隍庙里那位被熏黑了脸的老爷，据说是姓秦，我们的老一辈的电影明星秦怡同志，就是他的后代。（至于其大名为何，则不妨去上影厂外调一番。）又据说，凡成为城隍爷者，大都生前有功于人民，或者是忠臣被害，或者是好人被屈，所以死后被封为神以镇守一方。至于是由玉皇大帝所赐封，还是当地人民投票选举的呢？就无案可查了。不过，我"大胆设想"的"鬼"浮于事之说，似乎接近真理了：中国历史悠久，被屈杀的忠臣之类，无代无之，而且越来越多，你让阴间如何安排；总城隍之设，其由此乎？但我所怀疑的是，像刘协即汉献帝如此懦弱无能，他作为总城隍如何能够镇守全国疆土？难道阴间或天上也都讲究论资排辈的么？
城隍爷﹣﹣以县城隍为例吧，其一县的行政机构是如何组织的呢？据我所知，依城隍庙的结构来看，城隍爷坐的是正殿，两厢则分列十殿阎王，可知阎王殿是他直属的办事机构了。至于下级组织呢，似乎就是土地庙。土地，即古代社神，不知何时起改变为阴间的基层组织了。我们淮阴县城内也有无数的土地庙，农村各处的土地庙更多，所谓"当方土地"即一个地段有一个土地，也就有个土地庙，正如人间之有警察派出所或保甲长一样，是各辖一段地面的。记得我家附近兴隆巷内有一土地庙，但我们家死了人，并不去兴隆巷，却去较远的菜市口土地庙。何也？划分过疆土的。可有一点古怪，任何一个地方的土地爷，都是一个相貌，而且都无姓无名，只叫"当方土地"。你看天上的孙悟空，每到一个陌生地方，要打听妖怪所在，只叫一声"土地老儿何在？"一个白胡子老头便策杖而出了。而任何地方的土地都是一个打扮，一个相貌，并且都是须发皆白。这是由于阴间向来只有一位土地爷，他分身有术呢？还是因为土地爷的需要量大，是用机器生产的呢？待考了。至于白发苍苍，还不退休，可能是阴间仍在实行干部终身制（或终古制）之故吧？我尚在阳间，未敢妄断。
土地爷既然是地方的基层干部，则这一方土地上人民的吉凶祸福他都该管了。因此他可说是"庙小神灵大"的了。善男信女，尤其是农村的愚夫愚妇，偶有所求，都得去土地庙叩头祷告，因此是香烟不绝。而且土地爷﹣﹣我乡称之为"土地公公"，是福寿双全的，他还有位慈眉善目的夫人﹣﹣我们尊称之为"土地奶奶"，同他并排坐在土地庙中。夫妇同理政事，这是任何神灵中绝无仅有的。不过土地爷的政治地位太低，在阴间的权力也有限得很。依我的经验看，小小的土地庙，不过是阴魂的临时拘留所而已！按我故乡风俗，人死之后三天，就要办"起程"的仪式了。所谓"起程"，就是由丧家扎些纸人、纸马、纸箱、纸船，甚至是纸人力车、纸汽车之类，由孝子孝孙哭哭啼啼，吹鼓手在前，和尚或道士在后吹吹打打送到所辖的土地庙（我家自然属于菜市口的土地庙）为亡者送行。-﹣到何处去呢？自然是阴曹地府了。路途多远呢？既然是水陆交通工具齐备，该是很远很远了！然而，县城隍庙就在本城，十殿阎王也就在庙内，如此兴师动众，似可不必。但阴间事难知，轿马之属，也许是有备无患吧。不过三天之后便要起程，则鬼魂在土地庙里不过呆七十二小时，我说它是临时拘留所该是恰当的。
鬼魂既到阴曹，那就是城隍爷属下十殿阎王的事了。什么进鬼门关，过奈何桥，登望乡台，以至轮回转生等等，我自然说不清。而有罪之鬼，或上刀山，或下油锅，或上锯架，酷刑之多，我也数不全。总之，阴间之事，概属城隍爷所辖范围了。
以上，算是我对于城隍爷及其下属之历史、职权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城隍既为道教所说，何以属于佛教的十殿阎王反成了他的下属？而城隍庙又只有和尚没有道士，这释道二教是如何合二为一的呢？这有待宗教学家进一步去研究了。
至于对城隍庙，特别是城隍爷的印象，却颇为不敬，可说是坏透了！记得第一次随母亲去城隍庙烧香，那时刚识字，未进大殿，迎面横匾上四个大字我却认得，是"你来了么？"我还未死，先就对我进行恫吓，这算什么？不等于"文革"中"造反派"的吆喝"你认罪么"同一手法？及进了殿，只见牛头马面、判官小鬼迎面而立，真是面目狰狞，阴森可怖。刚想回避，已被母亲按下头来叩了三次，而城隍爷是什么样子都未有见，就退出了。后来听说，城隍庙里那些可怖的鬼官鬼卒，原来都是可以活动的，当你一进殿门，踏动机关，他们都会迎面对你挥舞起来。由此吓死了好些人，才钉死了机关的。
再后来，看见过一位中年妇女，披头散发，手捧大碗，如疯如狂地大哭大叫，穿街而过，市人震惊，而且唏嘘叹息。问其所以，说是含冤受屈，控告无门，拼却一死，去城隍庙"贯大碗"的。"跳大闸"和"惯大碗"是我乡旧时代妇女两条死路，而后者更是苦大仇深，所以只好"告阴状"了。可是城隍爷是否为她伸冤了呢？谁也回答不出来，说那是阴间的事了。由此，我对城隍爷更加不敬了。
后来，在城隍会上，我才得以偷偷地见了城隍爷的面。所谓城隍会，是包括"迎神"与"赛会"两部分的。主体应是"迎神"，但"赛会"的比重却大于"迎神"十数倍至数十倍。而"迎神"，是从人们一方而言，其实，是城隍爷的出巡典礼。城隍既分工管理阴间，何以到阳间来出巡呢？回答是为人民收灾降福的。
且说出巡吧。开头，总是头锣、"肃静""回避"牌之类的所谓"卤簿"，亦即仪仗队，它和前边许多班赛会中所见的千篇一律，是"公式化"的了，没看头。它所不同于前者的，也有好几件，但我还能记得的不多了。其一，是"张长子"和"李矮子"。他是神是鬼，不详。前者，高约二丈，后者不过三四尺；前者细而长，后者矮而胖；前者头小如尖笋，后者头大如圆斗。这自然是由真人加工扮演的，前者之长是竹架子做的，后者的头是戴了个罩没头部的大面具。一长一矮，一肥一瘦，相映成趣，颇能博得儿童们之一笑。可惜他们并不表演，可不如劳莱和哈台或韩兰根与殷秀岑之有趣了。至于白无常是否有，记不清了。即使有，也不会如鲁迅先生所描与的那么有趣，所以忘了。其二，是"磕头会"。参加者数十人，都着青布长衫，手捧小凳，每走三步，都一齐转身向后跪拜，持凳叩首，然后又转身向前三步。如此循环不已，磕头无数了。据说朝山进香的虔诚男女，是一步一磕头的。他们是否此意，不得而知。但我颇怀疑这磕头会，可能都是修脚师傅所组成，因为他们小凳上都串了铜钱，和修脚师傅的坐凳相似。但这是出于假设，未经求证。他们的动作很严肃，虽觉滑稽，可也不敢笑的。其三，是瘟船了，是孩子们唯一有兴趣的节目。船是真木船，长约一二丈，由十多人抬着走。船上坐着一位泥塑的瘟神坐像，高不过一尺，与船身很不相称。当他经过你面前时，大人和孩子都用米、茶叶和铜钱以红纸包成小包向瘟神掷去。掷中瘟神的，说是可以免遭瘟疫；掷不中呢，只要掷入船中，也就可以了。我和人们都以预先准备好的纸包纷纷投掷，一时人们都欢腾起来了。因为掷中瘟神的虽不多，而掷入船中却很容易。万一不中飞到船外呢，也不要紧，船之两旁有小和尚在，他会为你从地上捡起，并且就近为你掷中瘟神的。这可算城隍出巡典礼中的高潮了。但这时发现我父亲抄着手在微笑，大有置身事外唯我独醒之势。我便问："大，你没掷？"他似乎听而未闻，只笑了笑说："今年城隍庙的和尚不愁吃喝、零用了！"这句话，到几年以后我才悟过来：这就是城隍爷出巡"收灾降福"的主要成果了。而远在近七十年以后的今天才悟过来的，则是那位瘟神﹣﹣即以权谋私、受贿纳赂的瘟神了，并非泥型的，在你我身旁还是随时可见！
再说，其四，是魁会。魁，写没写错，不知道。查了几个同音字，都不像，只好用它，因为它是鬼字偏旁。这魁会，是孩子们不敢看而又想看的物事。它也是好几十人组成，一律金粉涂面，身着戏装似的青甲，手执钢叉，叉上有环，每走一步，都或振环，或顿叉，真是好威风，好杀气。吓得我战战兢兢不敢抬头﹣其实我的头是被母亲捺住，不让看的，可斜着眼也还看得清。一边又想：这难道是魁星阁里那位老爷出来了？但为何又是一群呢？及至后来读了鲁迅的《无常》，才理解为那是一群鬼卒。不过我乡的鬼卒不是打的蓝脸而是金面，何以故呢？这或许是我们县里驻过河督，那是最有钱的衙门，为示阔绰，才不惜用金的吧？这是胡猜。
在令人恐怖的魁会之后，全街都静寂无声了，是真个实行"肃静回避"的时刻：城隍爷的神驾到了。我们孩子辈也开始被命令磕头，而且磕之不已，必待神驾过后才能告止。也正如后来"文革"期间，"造反派"强令我们低头认罪时，我总没那么老实，还是要看看他们的嘴脸一样，在每一叩首之间，还是要仰视一下城隍爷的尊颜。因为第一次进城隍庙，根本就没见过他。
神轿是特制的，既高且大，约莫四五尺宽；轿顶上是"五岳朝天"；轿围都是彩缎，还有两扇玻璃方窗，可谓光耀夺目；八个人抬着，还有好几个人扶着轿杠随行侍候。比之县长老爷的轿子可高大宏伟好几倍了。城隍爷﹣﹣也比县长老爷高大好几倍﹣﹣端坐轿中，他慈眉善目，端庄安详，五绺长须，迎风微动，右手放在轿板上，似乎示意百姓免于叩首。而那板上正端放着香炉，炉里燃着檀香，香烟缭绕，更增神的威严。有幸轿夫要歇肩，随从们马上捧出雪白的毛巾为城隍爷拭汗﹣﹣其实是怕香烟熏黑了神容。而这时候我才注意城隍爷的脸部和手并非泥塑或木雕，似乎是瓷做的，洁白无瑕而光润之至。随从之随时要拭之抹之，当然是为防神容之被污染了。但神容之外，其躯体如何，是否木雕泥塑，自未敢妄断了，因为是穿着龙袍的。
出巡至此，便完场了。刚才被张长、李矮以至魁会所引起的恫吓威慑之感，都被城隍爷的慈眉善目所驱散了。正如中国戏曲舞台上所扮演的悲剧、惨剧，等到神仙一出现，观众都心平气和起来，觉得天下终于是太平的。不过，我一想起那位去城隍庙"贯大碗"的女人，心境还不能完全平静：他怎么会让她死去呢？
后来大了，懂得一句谚语，叫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其实阎王谁也未见过，我们应该说"城隍好见"才是。城隍不仅好见而且好看，小鬼不仅难缠而且丑恶。这是矛盾的。但再大一些，便觉并不矛盾了：小鬼难缠，才显得城隍之宽厚；小鬼之所以难缠，焉知不是城隍之纵容包庇？而宽厚与难缠，正是所谓恩威并用，合乎治世之道。哲人曰：一切鬼神都是人造的。则鬼神治阴世之道，又何尝不是人为的？明乎此，则知县老爷之大力提倡城隍出巡，自是有益世道人心的了。
扯了半天，鬼话连篇，而鬼话并非神话，不能成为文字，就此打住，再谈赛会。
赛会
我把"赛会"和"迎神"分来的，是为"赛会"恢复名誉。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和"研究"，实质上，赛会者，是各行各业的人们利用"迎神"机会所进行的全民性文艺活动比赛大会而已。它自然也带有迷信色彩，但那是形式。犹如农民起义每每也设神道，但不能否定农民起义的正义性。-﹣这也许是废话，但如今写文章还是小心点好，说明在前，免得挨了板子再喊："老爷！冤枉呀！"就迟了。
闲话带过，言归正传。
赛会之所以令我向往，不仅由于它破除我个人寂寞，而且因为它是全城老百姓的共同节日。所谓"万人空巷"，是毫不夸张的。这一天，赛会所经过的主要街道之上，两边的店铺成了临时大看台：柜台里外都排上长凳，长凳之前有小凳，长凳之后有高凳，再后还有柜台和长桌，一般都可以容纳五排观众。因此，不论老少，无分男女，大家都早早地向有关的店铺里挤去。挤不进，便在街沿上站立等候。在这一天，男女大防冲破了，大姑娘、小媳妇也不再怕和男子汉接近。因为这是一年才一度或二度难得的好机会！
"来了！来了……"街沿上引颈东望的人们叫唤起来，那就是"会"来了。于是大家都屏息以待。但有时是出于浮滑少年的恶作剧，利嘴的青年媳妇便会骂一声："杀头的！"被骂者并不还口，而且很自鸣得意，众人也就一笑了之了。
头锣响，赛会真的开始了。会，按我们城里的说，一般有二三十班。自钱庄、布店、杂货店、木行等等大商业，以至到泥水、木匠等等工人，行行都有会。这些会从头尾的结构看，也前有卤簿、后有"样轿"，可以说是城隍出巡典礼的简易仿制品。但在头尾之间的内容，却争奇斗艳，丰富多彩，体现出赛会的"赛"的意义来。比如各会所抬的亭子，都抬的珍奇古玩，可以说是贵重文物的流动展览。这对我类孩子来说，自然兴趣不大，因为还不懂。后来读初中时，曾去淮安城里看赛会，有座亭子抬的是座雕刻的万寿山，据说是件稀世之安城里看赛会，有座亭子抬的是座雕刻的万寿山，据说是件稀世之宝。在亭子到来之前，执事人就纷纷向街沿两边的人打招呼，央求让开路，免得碰伤宝物。他说的是："万寿山来了，脚尖子朝里边点！"由于淮安的乡音，把"脚"字读成"角"（搁）,"里"字读成"累",我们淮阴同学每每用这句话来嘲笑淮安的同学，说成"搁尖子朝累边点"了。正是由于这种玩笑，才使得我懂得这种亭子里抬的都是稀有文物。其实"脚"、"角"之音相通，并不一定错。但在语音上，任何一地方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而非笑别处人的。比如现在上海的滑稽戏，就还保存这种遗风。-﹣这自然又是题外话。
赛会的节目很多，最普通的是高跷、荡湖船、蚌壳精等等。这些民间文娱活动在今年新年期间，各地都已作为文娱节目而纷纷出现，想已"恢复名誉"，自可存而不论了。但我犹感不足者，是技术或艺术上尚有欠缺。比如荡湖船，本是小歌舞，船娘和艄公是且歌且舞的，现在好像只有船娘独自荡来荡去了。又比如高跷，据我的记忆，约有五六尺、甚至更高，因为表演者是可以坐在人家屋檐上休息的，而现在似乎低得多了。高跷的表演者原是装扮成戏曲中或传说中的人物，也是有表演的。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一个老渔翁手持钓竿和一个少女﹣﹣不知是仙女还是妖怪的对舞，合着锣鼓声"切咚切，切咚切"，一进一退，煞是有趣。现在似乎也简单多了。但既经恢复，我相信在艺术上也会逐步提高的。问题在于有目的的提倡和支持。
更特殊一点的节目，如"悠球"、"抬阁"、"花篮担"以及"十番"等等，现在只能存在于我的记忆中了。先说"悠球"，这是由五六岁女孩子表演的体育节目。那是一个木制的圆形架子，可以约坐四五个女孩，由人们抬着行走时，圆架便转动起来。其实这玩意儿如今公园儿童游戏场里都有类似的设备，不足为奇了。但在七十年前，自然见所未见。特别是女孩儿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逗人喜爱，我看了更是羡慕得很，恨不得变做女儿身，也去一显身手。但我母亲说，"抬阁"才更好看哩！但一班一班会过去，终未见"抬阁"到来。而且终我的童年，也未能一睹，算是我终身的遗憾之一。
"抬阁"这个名词，不知在什么书里有记载。后来，又是在鲁迅所写的《五猖会》里才见提到它。但也只一带而过，未有描写。再后来的注释本中有了注释，说它是：
"我国旧时在赛会中常见的一种游艺：一个木制的四方形的小小的台阁，里面有两个或三个扮饰戏曲故事的儿童，由成年人抬着游行。"（见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第二卷443页）。
这解释不能算错，但不完全，或者说是"主题不够突出"。如果仅仅是三两个儿童演戏曲故事，站在一个台阁上，这有什么稀奇？
据我所闻于母亲和由父亲补充说明的，是这些儿童并非自己站在什么平台上，而似乎是凌空而立，摆出一定的姿态，并且历数小时而丝毫不动的。这才是抬阁的特点所在。孩子们何来如此硬功夫呢？我父亲深知其奥妙，说："那都是遮眼术！"原来孩子们都是用特制的铁架支撑着其身体的各个主要部位，然后穿上服装，饰以布景似的物事，使得所有铁架都被掩藏起来，所以它才令人叫绝。正因为打制这种特殊铁架的老师傅少有，所以我始终未能亲目一睹了！
抬阁未曾见到，小武松我倒看到很多。那也是由孩子们扮演的，其行头也和京戏上的相似，都是特制。他们站在或者坐在大人的肩上作打虎的姿态，并无什么表演，而且千篇一律，没什么看头。据我推想，这些孩子如此打扮而且在会上出现，可能是向城隍庙里许过什么愿的。
要讲技巧，那要数"花篮担"了。所谓花篮，其实是一对花篮形的古玩柜。其中陈列各种文物，由人挑着。技巧就出在挑的功夫上。挑的扁担也是特制的，细而长，两端略略翘起，全身漆过，很好看。挑担者是个中年汉子，身穿玄色长衫，腰系湖色丝带，长衫一角掖在丝带里，露出白绸长裤，足登平底缎鞋，打扮得很帅。他这副担子不轻，但从出城隍庙起，好像从不歇肩。每遇到大店铺燃起一串爆竹，他就得表演一番。燃爆竹，是迎接一切表演艺术的礼节，表演者是必得表演的。但也绝不接受烟酒招待。我家对门鼎吉祥绸布庄，是全城有数的大商店，任何表演节目过门，它都一律燃放爆竹欢迎。所以我家也叨光一饱眼福了。对于这副花篮担，鼎吉祥自然更不放过。
爆竹燃放以后，前边的行列已过去有一箭之遥了。挑担的表演者便左手插腰，右手扇起大折扇，立定脚跟，然后轻飘飘地来个就地大转身，担子刚转满三百六十度，略一收缩脚步，然后箭步如飞地向前直冲而去。这担子像座活动的天平一样，左右前后都没有一丝波动摇晃。而他本人的姿态也丝毫不变，一直走完这一箭之地，连呼吸都是均匀如常。这就赢得满街的喝彩之声。他不是专业的杂技表演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们城里有上百名的挑水夫，有更多挑运货物的所谓脚夫，比如为美孚行、德士古洋行挑煤油的工人就很多。他应是其中的一员，我想。
最令人神往的表演，应是"十番"了。每届清明节和七月半之前十来天里，晚间水边就有人悠悠扬扬吹起笛子来，他们都是在为参加赛会而练习。我喜爱听它，更高兴听到它，因为它预示着不久就要看到赛会了。"十番"即"十番鼓"，见于《扬州画舫录》。但我们城里的十番不是"素十番"，而是"浑十番"，或称"粗细十番"。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民族管弦乐队。全队约二十来人，他们一面缓步而行，一边演奏乐曲，是游行的音乐会。他们都被围在四边有短栏杆、上有白布遮阴的一个或两个活动棚子里，棚子由人们抬着走，所以有人又称之为"锣鼓棚子"。演奏者在清明时一般都穿浅灰竹布长衫，连同里面雪白短衫的袖口都翻了起来，显得更加利索。七月半，则穿杭绸长衫，就更显得潇洒了。乐器，此时也加以装饰，比如笛子的尾端就加上丝穗子，或饰以绒制的小凤凰之类。演奏者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其中有位姓王，吹笛子的，是我大哥的朋友，生得很英俊，是我所仰慕的人。因此对于十番棚中的人都有好感。后来，我曾一度喜爱音乐起来，不能说与此无关的。在们这县城里，平时是欣赏不到音乐的。新年期间，只有那叫做锣鼓家伙的打击乐。我也会打，但太粗野而简单，引不起兴趣。此外，只有夏天乘凉时候，卖唱的瞎子奏着二胡，从静静的夜街上走来，颇能动人心弦，但一到他唱起带有淫秽的词儿来，也就乏味了。因此，我对于音乐的欣赏，也只有一年一度或二度从赛会中获得了。我想，像十番这样在游行中进行的民族音乐演奏会，在今天也是可以提倡的吧？
不过，放一串鞭炮，也不能邀请十番棚子停下来表演的，何以故呢，说不清。我自然很失望，有时只好跟着棚子走上一段路，听个够。但更失望的，恐怕是那些坐在看台上的大姑娘甚至小媳妇们，她们也想多听听，特别是多看看，但她们可又不能像我一样跟着棚子跑。十番棚子不能上来表演，是否由于卫道之士看出她们的心思而防患于未然呢？我未敢妄猜。
属于文娱和体育活动的比赛还很多，我也回忆不全了。但有一桩却不能不提，便是每班会的最后压轴戏："样轿"。
所谓"样轿"，就是城隍爷坐轿的样品或仿制品。每班会之有样轿，也属于"比赛"之列：各班都在样轿上争奇斗艳，赛过别人，所以样轿要比城隍爷所坐的更加华丽。这主要表现在轿内轿外的装饰上，也表现在样轿里的衣冠上。-﹣因为样轿里并没有城隍爷，只用一副衣冠放在轿内作为象征。
后来，我曾怀疑过：为什么要设样轿？是否如皇帝或要人之有"副车"？自从秦始皇被张良行刺误中副车，以后做皇帝的怕死，是否都故设副车以迷惑刺客？相传曹操死后还设疑冢七十二处，可见死后都怕被盗的。样轿之设，是否也是这个道理呢？这自然是我胡思乱想。城隍已经是神了，是不死的；即使死了，也许要做更高级的城隍。既如此，则样轿之设，只能说是赛会中比赛项目之一了。这比赛，除了上述样桥本身的华丽之外，还是属于体育性的竞赛，名为"抢轿"。
抢轿，原是神们之间的礼节。城隍爷出巡途中遇到的神庙﹣-比如都天庙、东岳庙、关帝庙等等，这些庙门都要掩上，以示回避；而城隍爷的神轿到此，也要急趋而过，以示谦让。所以轿夫要抢步而行。这种礼节，用到样轿上，并不一定是为遇到别的神，而是为看台上观众表演节目了。所以它不仅止于是体育竞赛而且是富于艺术性的表演了。这种表演如果用前述的花篮担子作比，倒确有相似之处。它也是以近似跑百米的速度，将样轿直射到目的地。但如果说前者是个人独舞，而抢轿则是八个人的集体舞了。这八个人不仅要同步前进，而且要同一步距、同一速度，达到每个人都不差毫厘的程度。因此，当样轿从你面前飞过时，才感到它确是风驰电掣一般，叹为观止！即使现代最高级的轿车奔驰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也不及它的平稳！当然，要看抢轿，可不能站在看台上，必须站在街沿的较高处，才能看清它其直如矢而速如流星的艺术妙境！假如你白天没有玩到精疲力竭，而且径直看到"晚会"的时候，那时轿内外灯火齐明，而抢轿飞过处，更似火龙飞舞了。
所谓"晚会"，就是城隍爷出巡到十里长街的西头，在鬼神坛那儿休息到傍晚，再由原路回防，回到城隍庙去。晚会自然较白天要简略一些，有许多节目删去了，但只有样轿的抢轿比白天更精彩，它给我童年的印象中留下永远难忘的一瞬！……
城隍出巡是永不重现的历史了。在赛会中各种民间文体活动，在农村经济日益繁荣的今日，也该逐渐以崭新的形式重现于世了吧？即使像"抢轿"这种活动，如果去其迷信色彩，不也是可以成为富有艺术性的体育项目么？在日本，抬神舆的风俗至今还保存于民间。特别是1962年随中国戏剧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我们在真山美保团长陪同下，观看她所领导的新制作座剧团的表演中，就有一个改造过的"抬神舆"的舞蹈节目。演员们身着民族服装，把一架较小的神舆抬得一忽儿东倒一忽儿西歪，不断地唱着"阿旭，阿旭",既风趣幽默，又使人精神振奋，二十几年来未尝忘怀。这也许是个例证吧？
【陈白尘（1908年3月2日—1994年5月28日），中国作家、编剧。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戏剧人士。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1994年5月28日病逝，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