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4年，还在西园商海里浮沉的汉灵帝，殊不知这艘大船即将沉没。由于长期实行施行党锢及宦官政治，卖官鬻爵，再加上天灾，瘟疫不断。此时，已经在民间流传甚广的“太平道”已然发展壮大，在这一年张角开始了浩浩荡荡的“黄巾起义”。

虽然经过十几年的准备，但是在起义后仅仅九个月的时间，主力部队便被镇压。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曹操等猛将的镇压下，起义失败。

但是为了尽快平定战事，东汉将军权下放，使得具有野心的将领或官员拥兵自重，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揭开了序幕，更为三国分立种下远因。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并最终走向了灭亡。

之后便是长达60多年的三国时期。190年，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崩溃，军阀四起，天下大乱。到208年的赤壁之战时，曹操被孙刘联军击败，从此，奠定了三国鼎立的雏型。在公元220年，汉朝丞相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帝位，定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标志着汉朝时代的正式结束。221年刘备称帝，定都成都，史称蜀汉。229年孙权称帝，定都建邺，国号“吴”，史称东吴。

此后的数十年内，蜀汉诸葛亮、姜维多次率军北伐曹魏，但始终未能改变三足鼎立的格局。直到280年，西晋灭东吴，统一全国。至此，三家归晋。

作为一个国祚只有半世纪的短命王朝，虽然在结束分裂之后，开创了“太康之治”。但是在这繁荣的背后，却处处暗藏祸端。比如在建国之后，作为开国皇帝的晋武帝，出身世家大族，其家族经过长期发展，早就形成庞大的权贵集团。其在位时更是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士族的利益。

西晋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导致了政风黑暗，贪赃枉法，贿赂风行。

虽说司马炎严禁奢侈浪费，但是在世家大族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腐败奢侈之风的盛行只是早晚的事。而随着奢靡之风的盛行，王室也逐渐加入进来，以至于到后来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种种原因之下，为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埋下了祸因。

公元291年，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长达15年的“八王之乱”爆发。在这15年里，这些王亲贵族们，不断互相争斗，中原大地上狼烟四起。战火从首都洛阳蔓延到南北各地，规模也越来越大，人口迅速衰落。为了躲避战火，大批老百姓成为流民，这些流民占据了西晋人口的十分之一。

而长年的战乱大都发生在西晋最富庶的地区，当时的幽、并、秦等六州“草木皆尽”，生产也近乎完全瘫痪。以至于在取得“八王之乱”胜利的东海王司马越，得到的是一个饱经摧残，千疮百孔的江山。

掌握大权的司马越，更是大肆屠戮异己，本就破败的西晋，更加分崩离析。这是当年苦熬大半辈子的司马懿父子想不到的。然而更令他们父子想象不到的是，“八王之乱”还不是西晋最为“痛苦”的时期。

公元309年，匈奴刘氏贵族，发起了对首都洛阳的凶残攻击。“永嘉之乱”拉开了大幕，虽说几次都抵御了刘氏的进攻，但总有一些“猪队友”在背后对西晋进行“背刺”。在这种关头，司马越竟全然不顾首都，带领二十万人及文武大臣们，躲到了许昌。

俗话说“恶人自有恶人磨”，无耻的司马越在还没跑到许昌时，就被刘氏大军在苦县团灭，司马越也忧惧而死。那些以“气度风流”著称的文士们，在这时更是原形毕露，纷纷想要卖身投靠，但最后的结局却是被活埋而死。

至此，洛阳陷落，王朝中枢转移到了长安。而随着日后北方重镇幽州的陷落，西晋更是雪上加霜。在刘氏围攻长安之时，各地援军的磨磨蹭蹭，一旁观望，成为了压死西晋这匹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公元316年，随着长安城内粮草的耗尽，绝望的晋愍帝光着膀子，口衔传国玉玺出城投降，给“风度翩翩”的西晋，来了场凄惨的收尾。

与其说西晋亡于刘氏，不如说亡于自己的“作”。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世家大族，在奢靡的生活里渐渐地忘记了当年司马懿父子的“呕心沥血”，忘记了西晋王朝得来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