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写 不敢写 写不了

　　——陈洪坤印象

　　高致贤

　　我在《“养儿不要提笔杆 低头弯腰近视眼”》一文开篇写道：这是老笔友陈洪坤四十多年前的名言。当时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而今却引出我与洪坤在写作交道中的一些往事——

　　我见到陈洪坤是1966年到县委机关工作之后。当时他任县工业局副局长，主持工作。WG只在文卫系统进行的时候，其它系统的领导干部还称为“当Q派”，没有受到冲击。县委、县人委（当时县政府的通称）的人一起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我经常与他在进餐时闲聊。文卫系统的运D结束，我下乡搞“三秋”。大方县第一批红w兵代表到北J受到毛主席接见回县后，WG全面铺开，我被紧急召回县里一看，当Q派被升格为“走Z派”，大小有个职务的神情一下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小心翼翼，不知何时被J斗，说话没有以前那样自如了。传说他的家庭成份不是那么好，但他却无所谓似的。造F派夺权的时候，县委县政府大院内没有脚（下属单位）的科（局）单位领导人称为中层干部，不算走Z派，D权时，他们的权就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代交给Z反派，他和大院内的中层干部以下的人员一样等待着县G委处理。他也没有像一些中层干部那样去参加Z反。他的家在农村也不敢回家，只是待在寝室里悄悄读书，或被县G委安排去参加劳动改造。一直到大院内的中层干部和“保H派”人员得到“解放”成为待业人员后。贵州日报社夺Q后的掌权班子举办写作培训班，旨在从中挑选一些人去取代报社原来的所谓保H派记者，要求各县选派一批人去参加，他被选上了，那是个争取调到省报当记者的最好机会，但他不去钻营，学完就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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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我县数一数二的笔杆子，时值WG期间那个“材料G帅”、会议不断的时期，我们这些待业人员中能够写材料的就被安排到临时写作组。我与他才得到零距离的经常交流。他的写作特长也得到发挥。每次大会的两个重头材料：大会报告和会议总结，均是我和他分摊，写作前我俩一起研究如何前呼后应、各有重点；写作中碰到什么困难，互相帮助，共同解决；写成后，一起估计能不能通过领导那一关。

　　他写东西敢写心里话。一次，他写全县农业学D寨会议工作报告，其中，写到县委如何抓典型引路时，他根据群众“只见点搬家，不见点开花”的议论写一段话：“全县农业学D寨的点仍然定在中洞公社，县委要派一位常委或副书记蹲下去，一蹲几年，真抓实干，抓出成效，总结经验，指导全县”。他写完后，很高兴的念给我听。我听后，十分佩服他这段打破新八股的精彩文字，赞扬他说了实际话。便说，这是整个报告中最实在最精彩的文字，但是我担心常委会上通不过。他说他也有这种想法。不过，拿去试一试，写不写是我们的事，用不用是领导的权。结果不出所料，常委会定稿时，这段话被删掉。我们只好相对无言之后，一阵哈哈大笑。

　　当时，我们两个的家属都是农民，都在农村。我们都是住在机关宿舍，吃在县委食堂，朝夕相处。饭前饭后就是我们“自由谈”的时间。他的幽默风趣，常常令人捧腹。后来我收在我的火锅文集《心口常开》中的《伯欢使牛》和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中的《虱子趣事》等一些文章，有的是受到他谈话启发写成的，有的就是将他讲的故事编写而成。与他聊天，真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WG结束，改革开放，他被选为县委常委、县政府常务副县长，管财政。县委食堂撤销，原在县委食堂就餐的单身职工转到县招待所吃职工饭，被称为“食堂常委”之一的他，当然一起被转到招待所。那时县里只有那个招待所，在那里吃职工饭的不多，招待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接待县城各机关开大会的食宿。会议费都由县财政报销；各机关接待上级领导和各方贵宾都在县招待所安排，会议用餐和招待来宾天天不断。如果他贪吃的话，不要买饭票，每天的会议饭和陪客饭他都吃不赢。可是，除了县里规定必须由他参与接待的客人以外，他都会巧妙推辞。他自己带酒到招待所就先打饭，人家来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已经酒足饭饱了。一句表示“领情”就推脱了！那些接待人员知道他的个性之后，也不敢再请他了。

　　如果没有特殊公干，他每个双休日都要回20多里外的双山去帮助老婆干农活。当时身为常务副县长的他，出门用公车是理所应当，可是，他回家时都是步行，从来不用公车。有的单位主动开车送他，也被他要坚持徒步锻炼而婉拒。人家知道他每天清晨都要跑十来里路锻炼身体，还参加过地区老年长跑运动会拿过大奖，所以也就不勉强他了！

　　我先从公文枷锁下解脱出来，开始在报刊上发点小诗、歌词、小品、散文等自己署名的作品。他被升了官，不再为其他领导写讲话稿了，但是还不敢公开发表他的个人文章；我劝他写点发表，他说现在身份不同，还不敢了。他羡慕我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又对某个一生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秘书的心理和体型的变态，总结出：“养儿不要提笔杆 低头弯腰近视眼”的名言。

　　在物价“双轨制”时期，贵州化肥厂强求农民集资入股才能按股份买化肥，不入股的就不供应化肥。我对此在《贵州日报》发表批评文章。贵州化肥厂就要大方县政府和供销社去领导人去“讲清楚”，否则就停止大方县的化肥供应。县里就派他与县供销社主任赵明阁去向贵州化肥厂讲清楚。我了解到：所谓讲清楚就是要带着活鸡和猪肉等礼物去道歉。而且要求鸡要同一毛色，猪肉的肥瘦也有标准。我对陈洪坤说：“祸是我惹的，应该由我去找他们讲清楚。我要到省委省政府去找他们讲清楚。为什么让你们去呢？”

　　他说：致贤，明明是他们卡农、坑农，他们有什么道理可讲？我很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权在人家手里，我们农村急用化肥，我们惹不起这些官商啊！你去和他们吵架，也解决不了问题，人家还有后台；我们要为全县经济着想，现在没有办法！老弟啊，“为人莫做官，做官是一般！”我们互相理解，我也就不与他为难了。

　　我知道他是清官，他知道不少官场腐败情况。他退休后，我劝他写点披露官场腐败的杂文，他说他现在还不能写；等到他认为可以写的时候，已经年高，一写血压就升高。他哈哈一笑说“看来，那些东西只有带给马克思去了”！现在他的健康状况也写不了。唉——

　　2017.1.26.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