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文学问题的博士生访谈录连载之一

　　尊敬的高致贤先生：

　　您好，为完成毕业论文的需要，因为您是贵州文坛的重要见证人，我希望能够在您方便时跟您就“少数民族文学”问题谈谈您的体验。访谈的主题为 “ ‘少数民族文学’在贵州：20世纪以来的兴起与变迁”。

　　“少数民族”一词新中国建立前已经出现，但作为一路对“文学”的命名，“少数民族文学”一词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得以出现并成为国家的合法话语。由于大家对 “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有异，“少数民族文学”一词一直在使用中“定义”自己。因此我给“少数民族文学”一词打上引号，把这个词看成一个符号（比如这个词本身在官方机构、民间、媒体、研究者、作家中的“旅行”过程），一种文学运动或文学实践（比如官方机构的动员、多民族作家、研究者、知识分子的回应及相关的文学教育、影视改编、仪式展演等）。

　　一句话，本研究的主题是思考“少数民族文学”在贵州之“在”（为何“在”，怎样“在”, “在”哪里，“在”的意义等）。

　　下面附上我草拟的访谈提纲，以便您提前做一些准备。希望得到您的支持与帮助，我感激不尽，铭记一生！

　　敬祝

　　身体健康，创作丰收！

　　陈晓军

　　2017 年1月11日

网图侵删

　　附：

　　访谈录

陈晓军：在您的成长经历中，你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时候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一词的？高致贤：我没有学过文学史，从1958年开始习作以来，一直认为文学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只是作者的国籍不同，分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没有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到了1980年代中期，贵州彝族作家安尚育编辑出版一部“少数民族小说集”，特约我送稿件，我才知道有“少数民族小说”这个概念。我以为少数民族小说是少数民族作者写的，我就告诉他我不是少数民族，就没有送稿了！后来有人说：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也算少数民族文学，我也没有去研究。

　　陈晓军：据我了解，你与多位过去的大方县领导人有交往，他们中间，有汉族，也有彝族、白族等，您能否谈谈他们对“少数民族”一词的实际看法。

　　高致贤：是的。现在的少数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以前大方县的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是彝族、苗族，上世纪80年代“南京人”认同白族之后，白族的人口也较多，县“四大班子”成员中，都有彝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席位。他们很重视民族平等。少数民族干部熟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他们解决本民族中的纠纷比较顺利。县委、县政府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很重视民族团结！他们知道，没有民族政策，就没有他们的政治地位！

　　陈晓军：大方有彝族、苗族、白族等民族生活于其间，你了解到那些彝语、苗语文学作品（包括山歌）？您知道它们有那些影响与价值？

　　高致贤：彝语文学——用彝文写成的文学（历史）作品，大方走在全国之先。

　　早在1929年，时任民国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的丁文江（又名丁在君）到大西南勘察期间，到大方县（当时叫大定县）发现彝文，就以高额润笔费请大方的彝族老先生罗文笔用彝文、字母注音、汉文直译和汉文意译对照写出来，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于1936年1月出版，定名为《爨文丛刻》。国庆10周年之前，我县百纳三元公社陈姓农民将《爨文丛刻》的原稿献给国家，后来改为《西南彝志》出版，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全国彝族史志。

　　详情可参看拙著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135页和拙文《序百纳陈家族谱》。

　　解放前的彝族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口口相传的山歌。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他们的山歌都是即兴创作，随编随唱，男女皆唱，那种山情乡韵，是诗人写不出来的。

　　详情参看我选编出版的《乌蒙山情歌大方县与百里杜鹃卷》的序言和后记。

　　1980年代大方县民委（现在的民宗局）成立了彝文编译组和苗文编译组之后，收集整理编译了“苗族古歌”等部分本民族用歌谣表达的历史故事，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在全国率先编译出版彝文与汉字、苗文与汉字对照的“双语”教学课本。苗族文字是新中国才开始研究推广的。

　　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且不分经济地位和政治身份。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的冯元蔚到大方参加彝族文化活动，晚饭后，就在县招待所的院坝里和群众手拉手的又唱又跳，有说有笑；贵州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禄文斌1993年参加杜鹃花节，与游客们一起在百里杜鹃花山上唱山歌；贵州副省长禄智明任大方县委书记的时候，到九洞天旅游时和游人对唱山歌；大方县人大主任高兴全带贵州文艺团队到九洞天采风，听导游说那里的领导不让他们导游唱山歌时，我说那是他不懂文化，高兴全主任很有同感。就和游人们在那里唱山歌......可见民间文学在少数民族中的普及程度。

　　这些情况，我的拙著散文随笔集《乡音悠悠》502页至508页有所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