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假戏真唱，文强闭门造车，炮制了对四个问题的答案提纲，让戴笠审定。
戴笠对段落顺序和文字内容都作了一些修改，吩咐他留存底稿，上报蒋介石备案。同时，要他注意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
随后，文强叫来手下刘戈青、易珍、赵宣、王业鸿四个参谋人员，将提纲念给他们听后，要他们分别选其中一题，按各自理解写出答案。
四个人不知这是做什么，以为是对他们进行考核，各自选好题目，埋头作答。
戴笠亲自来看了答卷情况，吩咐准备夜餐，并给每人发特别费40元。
第三次见面时，日方增加了一个文雅的中年人，文强后来知道，此人是侵华日军报导部长大川博野。
当南本问起前述之四题时，文强回答第二题已经带来，是到前线最高司令部许以重金才得到的。
他特别强调了“许以重金”几个字。还趁机诉起苦来，说老父死犹未葬，身前负债未还，老母重病在床，自己身为少将，绵薄薪俸不足糊口等等。
言下之意，自然是想要多索酬金。
南本等人假意向文强作了一番安慰后，报出了收买四题情报的价格。南本说，他只能在500万元内酌情作主，超过500万元则需向上请示。
文强想了想说：
“就第二题言，上海少战一天，军费恐已不止两百万元。若以一旬一月累计，又当多少？人命应重于金钱，我看第二题一题五百万元也不为多。
我若能得到数百万元之数，便可为民息战免灾，投向和平之路，实现陶德曼奔走和平而未能实现之善举。”
文强注意到，当他提到陶德曼时，那个文雅的中年人显得大感兴趣，喜形于色地用日语同南本交谈了几句。
南本向文强提出第二题出价150万元，见文强不表同意，最后增加至200万元。
双方谈妥。南本拿出一张名片，在上边写下：
“第二题代价两百万元，其他各题另议。南本实隆”。
文强接过名片，催问何时能付款。南本答复说尚未准备好，请准予暂缓两日再交现款不误。
文强这才装作有些迟疑地拿出了准备好的第二题答案。
南本等人迫不及待地围到一起，南本念念有词，其他人闻之十分欣喜。而文强则在一旁暗笑。
上海外白渡桥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最后，他们约定第四次会面仍在此地，不过，接头时为免租界巡捕注意，汽车上的红气球改为美丽牌香烟广告画片。
文强回来汇报后，戴笠看着南本的签字名片，先高兴了一阵，后来又疑虑重重地说：
“日本人向来小气，南本在华北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下次会谈，难免有变。凡事要考虑到坏的一面。唉，但愿是好事多磨吧！”
可是，文强对戴笠的担心有些不以为然。他想，还有三题答案在我手中，日本人不可能不如数交款。
何况，他们急不可待的表情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我亲临其境的了解，还不如戴笠听汇报更高明？
不料，第四次会谈时，果然发生了变故。出场的只有南本一人。文强顿时想到，是否假戏真唱，被看出了破绽？是否有内奸泄露了真相？
但他马上又想到，这四个问题对日方十分重要，他们不可能不想得到答案，于是镇静下来。
南本满面愁容，向文强诉了一通苦，说是其他几人对上次所谈价格不满，认为太高，因此，这次都不来了。
接着，他又说起家中有妻室儿女一大堆，想要在收买情报的钱款中提取二成回扣，以便留给妻室儿女。
文强听他说完，心中的担忧已除，暗自松了一口气，从容答道：
“有远见者自不能惜代价之多寡，若战争旷日持久，取胜无期，九国公约一旦制裁，赔偿巨款，何止亿万？我以为短见者必将无以自解其咎，不知阁下以为然否？至于两折回扣，国际间早有先例，大可提出细商。”
最后，南本提出，在两百万元基础上，再加另外三题，合计五百万元，一部分付现款，一部分开支票分期到银行提取。
若以四百万元谈妥，再以八五折支付，他就有把握作主。但必须保证另外三题一次交出。
文强表示原则上同意，但八五折应改为九折。
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双方确定按九折成交，即每一百万元给南本回扣十万元。而文强坚持要先兑现一半再交出另外三题，否则就作罢。
南本提出，次日上午9时派车在外白渡桥等候运款，同时在原址交出银行支票。
南本最后再三表示，无论什么困难他都可以克服，请文强一定相信他，又主动在名片上写了支取四百万元按九折付款的话交给文强。
文强向戴笠汇报后，戴笠表示要看日方明日兑现支票是否可靠，再提出下一次会谈改在我们布置的德租界内进行。
第二天，是第五次会谈，仍在原址，五个日本人全都到齐。
南本一开始就向文强诉苦，说现款只筹得40万元，已运到外白渡桥，其余360万元是开的日本正金银行支票，并拿出支票在文强眼前晃了几下。
文强愤然道：
“先前谈妥的两百万元未交付，昨日一揽子谈妥的四百万元，又只拿来四十万元现款，如此一再食言，毫无信守，深为遗憾！”
于是，他按戴笠计划，提出建议明日改在德租界赫德路某号继续会谈，若支票兑现无问题则三题全交。运来的40万元现款作为续谈的信用金。
南本等人用日语交谈后，表示同意。
文强所说的赫德路某号，我是情报参谋人员刘戈青的住宅，下月租赁期即满，刘戈青这时已按戴笠吩咐悄然搬出。
上海汇丰银行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天，戴笠安排在附近各路口的游动哨就陆续报告，由虹口方向前后来了两批三三两两可疑人员，到约定会谈处侦查，有的还混在附近水果摊、香烟摊和黄包车夫中，向刘戈青住宅探头探脑进行窥视。
这一次，前来会谈的只有南本和森正一两人。后来，从戴笠派出的游动哨拍来的照片中辨认，另有两个原参加会谈的日本人在附近马路上游逛。
南本刚进门时，显得有些疑虑，但他看到除文强一人外，只有一个招待茶烟的姑娘，就放心了。
他问，文强是否住在此处，文强回答常住南京，到上海只是出差，住在旅社，此处是一个亲戚家，人已回江西去了，房子空着。在这里比在旅社里安静。
南本听了，显得比较满意。
文强没有想到，南本这天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并声称若完成此事，代价将在400万元以上。
文强毫无思想准备，认为南本又在耍滑头，有些急了，沉着脸道：
“有问题可以，但要一件一件地办。一定要守信用。如果拖泥带水问题丛生，谈妥了的又不履行，本人碍难遵命。
今天双方交换都须照约履行，请问现款是多少？支票是多少？”
南本忙说：
“今天没有带现钞。这里是应付的460万元照九折计算的支票，请于三五天内去提取，我们会通知银行准备好。如果转户头，请向正金银行接洽，立即可办。”
双方交换了情报和支票后，南本谈到了所谓的新问题。
他兜了一个圈子，从九国公约会议谈到陶德曼奔走和平的障碍，大骂西方国家恃强称霸，欺负东方民族，又大谈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唇齿相依，难道能容许破坏吗？……
南本一口气说个不停，像宣教似的说得来口沫四溅。趁他停下喝茶时，文强插话说，请他们把具体问题说出来。
这时，森正一激动地用日语说（南本给他翻译），具体问题就要破坏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对正在促成此事者，采取非常手段！
若不如此，对两国邦交不利，特别是对战争停下来不利。
文强追问：
“所谓非常手段是对付谁？”
南本盯着他，过了一阵才轻轻吐出三个字：
“宋子文。”
文强心中大惊！
身为蒋介石内兄，被一些人私下呼为“国舅爷”的宋子文，这时不仅控制着中国金融界、实业界诸多大公司、大银行的实权，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摩根”，而且，还在政治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安事变爆发时，宋子文力主和平解决，坚决反对何应钦的“武力进剿”阴谋，与宋美龄一起冒险飞赴西安，安排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面，并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代表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有关协定。
宋子文与张乐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自任总会长，为政府促销爱国公债5亿元。还对美国政府发表广播演说，批评美国奉行的“孤立主义”政策。
在淞沪战场失利的情况下，宋子文公开对外国记者宣称，即使上海和黄河以北都失陷了，中国政府也不与日本休战。
过去，共产党仅以江西半个省为根据地，就能和政府50万大军周旋。如今只要实行全国动员，共同抗日，就没有不胜的道理。
他的讲话对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自然他也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
接着，南本将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
“只要除掉此人，九国公约的干涉就会烟消云散，中日和谈的障碍就可以排除。
我们知道宋家住在哈同花园附近，门卫森严，是租界巡捕房保护的重点，如果没有内应很难下手。
最好的机会，是趁他坐车外出，在上下车时动手。或者用手榴弹。
此事能办的话，先给十万元中国钞，事成后不会少于百万，请阁下雇用打手去办。
重要的是搜集宋子文生活行动的准确情报，只要能做好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派适当人员参加。”
文强听了，心中倒抽一口冷气。但他表面上不露神色，假装思索片刻后说：
“共除障碍，此事可办，不在乎金钱，只以两国邦交敦睦为重。待我考虑计划有了眉目再作进一步商谈。”
南本叮嘱文强，此事宜早不宜迟，重在内应，代价不成问题，成与不成都有，希望有成。
最后，双方约定两天后的上午8时半，再到此处会谈。
文强回来后，戴笠先仔细检查了支票的真假，认为没有问题，只是不能转户头。
文强奇怪道：
“南本说的是可以转户头呀？”
戴笠笑道：
“南本所说的转户头，只是将原款改一个户头仍旧存在他们的银行里。你懂吗？毒蛇多狡猾，这么多钱，又不可能一次提取，在战况和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之下，难免夜长梦多。”
当他听文强谈起南本所说的新问题时，也吃了一惊。
他要文强谈谈想法，文强提出考虑的两个方案。一个是假戏真唱，派自己人进行“刺杀”，但保证不让宋子文受伤和受惊，向南本索价不少于法币50万到100万元。
另一个方案，是答应保证办，但借故拖延不动手，决不让毒蛇派爪牙渗入。
戴笠听后，沉吟片刻道：
“第一个方案不行。宋部长在外交上，中国经济上，特别是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影响太大。如果假戏真唱，一下轰动出来，将会对国家和前线不利。上海金融市场上损失也会很大。不说别的，光是股票落价，其损失就不止几千万。难道毒蛇所说的一百万元代价能弥补吗？”
文强听了这番话，觉得有理，也很佩服戴笠在这方面比他考虑周到。
戴笠马上又安慰文强道：
“老兄考虑不周，是智者千虑之失。对付毒蛇不易，老兄是真有胆识的！”
文强以为没有事了，不料，戴笠要他继续长谈，似乎胸有成竹地说：
“你看引蛇上钩的假戏是不是唱到了尽头？须知戏法不可久玩，久玩必露破绽。对方就会下我们的毒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我看毒蛇提出了宋部长，必定还有更大的阴谋，促使我们提高了警惕，对领袖、何部长等人的安全戒备都要加强。”
戴笠提出，与南本打交道，不仅是为了骗取他们的钱款，更大的目的是为了除掉这条毒蛇。在华北给他滑掉了，这次再不能让他滑掉。
说到这里，戴笠愤然一拍桌子说：
“我看下次见面就送他上西天！刘戈青的房子要满期了，他们敢来，说明他们还在美梦中。
提出宋部长的事，也说明他们仍在饥不择食。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对杨仲华这位借调来的参谋长，我还不大放心。万一，他向毒蛇方面透露了点什么，你的活动就会被他们监视，接着他们也会下你的毒手了。你考虑过没有？”
文强听戴笠这样一说，不禁毛骨悚然。他从未想到过这个问题！
最后，戴笠又想要尽量多骗取一些钱款，决定下次会谈再向南本催款，并假意商谈刺杀宋子文一事，使毒蛇不脱钩。
再下一次就干掉毒蛇一伙，他决定安排赵理君、王兆槐等人负责行动。
在会谈前夜，文强几乎整夜未能入睡。他反复考虑着除掉南本一伙的行动，能不能一帆风顺。
当时，租界是中国政府权力所及的地方，他本人又是这一会谈的主角，如果我方杀手不了解情况，他也可能成为刀下之鬼。
另一方面，如果厮杀起来，日方也可能先将他干掉！
他还想到，戴笠安排的行动人员中，赵理君有勇无谋，一定要让戴笠把王兆槐安排在赵理君之上负责，只能由王指挥赵，不能由赵指挥王……
第七次会谈，日本方面到了南本和森正一。南本手捧一束盛开的樱花送给文强，说这是日本的国花，人人见了都要吉利。
森正一则送给文强一只又大又笨的手表，说以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
南本为了显示他的汉语水平，还大声念了两句中国古谚语：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这样一来，会谈的气氛比前几次都不同地变得热烈起来。
文强以肯定的口气说刺宋行动能够办到，已经作了布置。他说，宋子文不常居上海，在南京、上海之间是坐飞机来回，完成任务的关键在飞机场。
上海、南京两边机场都要布置，杀手已经物色好四个，都是河南、江北一带打野兽的职业枪手，不问政治，只看金钱，谁出钱多就为谁干，甚至可以杀他们的亲老子。
南本提出要看看人，文强说不能看人，以免暴露，但可以看照片。
他将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河南国术比赛时的表演照拿出来，南本和森正一看了又看，十分高兴。南本竖起大拇指说：
“好！事成之后可以去日本深造，也可以供奉一辈子，连家属也一样。”
文强话中带刺地说：
“向菩萨烧香要早烧，不要临时抱佛脚。许愿也要先兑现一些，将来是将来，现在是现在，既要用他们，就要保证他们的生养死葬和家属的安家费用。先给卖命钱，才能出死力。”
南本听了，有些尴尬地连连点头，赶紧提出，本日午后3时，先送5万元中国钞到外白渡桥交付，下次见面再付5万。
文强表示同意，并提出下次会谈请见过面的几位都来，准备招待他们吃锦江酒家的川菜。南本二人乐呵呵地满口答应。
下午，文强到外白渡桥取了5万元法币回来，交给戴笠，并风趣地说：
“下次的酒席费5万元由他们带来，不必再到外白渡桥去取了。”
随后，他向戴笠汇报了这次会谈结果和下次的行动计划，戴笠表示同意。
他们决定，由王兆槐负责总指挥，赵理君负责室内干掉毒蛇的行动，赵理君先带五个杀手潜伏在阁楼上，听文强的暗号动手。
最好是用匕首，以免惊动租界巡捕和外边的人，今晚先让这些人去现场熟悉环境，演习一下。招待茶水的小姑娘也换成王兆槐手下的女特工。
戴笠还特地嘱咐文强穿上他的防弹钢背心，以防毒蛇作困兽之斗。
他还要求，所有参加者都胆大心细，不要有什么畏惧，即使被抓到了租界巡捕房，也可以有办法引渡救出来。
一切都安排好了，戴笠又要文强留下来再说说话。他叹息说：
“最近一周前线伤亡惨重，国军精锐损失太大，胡宗南的部队和桂永清的教导总队都拉上了前线，也都伤亡惨重。
我们的别动队拉上前线，在敌人海军炮火射程内，已经没有后方可活动的余地，事实上代替了正规军的任务。
从整个局势看，如果没有生力军源源而来，很难再打下去。我们寄希望于陶德曼调停，不但落了空，还上了敌人缓兵之计的当。
毒蛇许诺的四百万元代价，到手的现款只有十分之一，其余三百多万元是支票，打电话问正金银行，答复不能转户，并说提取这样一笔巨款，要一星期才能办到。
我看此中有诈，我们的人在华北、内蒙和东北等地，死于毒蛇手下或被监禁的，有数百之多，对华北等地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更有不共戴天之仇了！”
文强知道，戴笠这一番长谈，是为了鼓励他在明天坚决果断完成任务。
当晚，戴笠与文强去到赫德路刘戈青住所检查了准备工作，赵理君汇报了他们的演习情况。
最后商定，明早9点开始会谈，11点入席，文强在席间如厕小便时，拉动铅丝，阁楼上小铃发声为号，开始动手，他们都把这小铃称为日本毒蛇的丧钟。
第二天，文强早早来到这里，安排好了一切后，一人在客厅里等着，可是，一直等到过了10点钟，还不见南本等人到来。
他又耐着性子等下去。阁楼上潜伏的六个刺客，已经送过三次点心水果。戴笠也来过三次电话。但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外面安排的游动哨报告，前几次见面时被拍过照片的人，一个都没有出现。
难道毒蛇有什么觉察脱钩了？
文强和刺客们仍然坚持等下去，一直等到下午2时才用餐。此后，他们仍不敢离开，继续耐心等待着。
一直等到傍晚6时，戴笠才打来电话，通知他们撤退。电话中，用急促的声音告诉文强，赶快到银行家贝祖贻先生家里去见他。
文强赶到那里，戴笠告诉他，日军已经从金山卫登陆，他们已经用不着我们对四个问题的答复了，对刺宋一事也不感兴趣。
这就是他们今天不来赴“鸿门宴”的原因。
戴笠悔恨不已地说：
“我不该贪图钱财，应该在赫德路第二次会谈时，就下手干掉他们！”
文强也感到十分懊丧，事后，很长时间内他还在为此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