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宋朝的历史，心情总是会感到很复杂。首先，这是一个政治相对开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认为宋朝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的时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称赞宋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强大的王朝，却对外作战屡战屡败，屈辱求和，最终两宋都亡于外族之手，北宋被金朝灭掉，南宋被元朝灭掉，以至于有人称其为“弱宋”。

宋朝这种矛盾的存在，其实可以从“祖宗之法”上找到答案，这是理解宋代政治乃至整个宋朝历史的一把关键的钥匙。正是依靠“祖宗之法”，宋朝成功走出了五代，超越了五代，避免了自己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宋朝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和特点，比如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三冗问题、重文抑武的国策，背后都有“祖宗之法”的影子。

甚至，你还会观察到一种现象：在宋代以后，帝制时期的中国几乎再也没有通过兵变或权臣篡位等方式成功篡夺中央政权的人，也没有再出现长时间的地方分裂割据的局面了。这其中也有“祖宗之法”的功劳。

那什么是“祖宗之法”呢？宋人将宋朝历代君主，尤其是宋太祖、宋太宗，所创立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精神、具体措施等称之为“祖宗之法”，又被称为“祖宗家法”“祖宗典制”等，为宋代后世君臣所遵行。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宋朝防范武将、以文驭武、守内虚外、政治机构的设置注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等等，都属于“祖宗之法”的范畴。

宋朝“祖宗之法”的实质，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其立国之法的核心精神是防弊，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统治秩序的稳定。一言以蔽之：内部的稳定压倒一切。

其实对于本朝历代君主治国原则的尊重与奉行，并不是只有宋朝才出现的现象，比如汉朝的时候就有“汉家故事”的说法，这里的“故事”，可不是我们理解的听故事、讲故事的那个故事，这里的“故事”指的是朝廷以往的典章制度与行事惯例。

汉代的日常行政，依据的原则除了明确的律令外，也会根据“汉家故事”，也就是同样的事情，之前的人处理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我现在就怎么处理，似乎有点英美法系的判例法的味道。

不过，对于“祖宗之法”的重视与强调，在宋代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到朝廷决策的理论依据，小到官员任免、日常行政等等，凡事都要举“祖宗之法”为名义，它成了一个招牌，一种政治正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老师，对于”祖宗之法”有着深入的研究，她为此还写过一本专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本篇文章，就让我们借助邓小南老师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聊下“祖宗之法”的形成过程、具体内容、对宋朝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等。这个话题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分三篇文章来聊。

宋代的“祖宗之法”奠基于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宋太祖作为开国之君、宋太宗作为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开创了一系列的治国原则、具体措施。将这些内容加以总结概括，称之为“祖宗典故”“祖宗法度”，并且将其作为后世君臣治国的圭臬，则是在宋真宗时期，而正式明确提出要遵行“祖宗之法”，则是在宋仁宗时期。

我们先来说下，宋太祖、宋太宗是如何开创以及为啥要开创这套“祖宗之法”的？

大家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上台的，他当上皇帝之后，可不是觉得万事大吉、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反而是充满了忧虑、害怕。为啥？一个人生活的时代环境，是一定会影响他看待万事万物的心态和为人处世的方法的。那宋太祖出生、生活在哪个时代呢？

五代！

五代时期，是自秦朝完成大一统后的中国历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个大分裂时代。从唐朝灭亡到宋朝建立，短短53年的时间，中原地区却换了5个王朝、14位皇帝，平均每个朝代存在的时间才10年多一点，每个皇帝在位才3年多，皇帝换得跟走马灯似的。除中原地区外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南方，还存在过十个割据政权，统称“十国”。

所以，宋太祖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就一直在担忧，宋朝会不会成为继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代之后的第六代？他这个皇帝还能做多久？因此，如何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避免宋朝成为“第六代”，就成为了宋太祖和后来的宋太宗上台后急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于是，他们创法立制，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确立了一系列的治国原则，作为宋朝后世君臣治国所要遵循的规范，也就是“祖宗之法”。

有一点我们要说下，这种制度改革的实行，不仅仅是因为宋太祖、宋太宗出于巩固自身权力、延长王朝寿命的欲望，也是当时时代的要求、官僚集团和普通百姓的需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熟悉晚唐五代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中华大地上已经乱了近百年了，出现了种种乱象：农民起义、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武人政治等等。虽然宋太祖和他的那些大臣们出生的时候，唐朝已经灭亡了，但是时间不久，离他们并不远。对于他们来说，唐朝就是近代史，五代是当代史。

有感于此，他们对晚唐五代以来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反思，于是，北宋初年的君臣在心理上强烈倾向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让国家重归一统，建立稳定的秩序。因此，官僚集团，尤其是文官集团，强烈支持宋太祖、宋太宗的改革。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宋太祖、宋太宗改革了禁军统兵体制、地方政治体制、中枢权力机构制度，确定了重文抑武、守内虚外的治国原则。

1、宋太祖首先进行了禁军统兵体制的改革

五代时期，后周的开国皇帝郭威、宋太祖赵匡胤他自己，都是依靠禁军夺取政权的。因此，宋太祖上台后，他不放心禁军掌握在别人手中，怕别人如法炮制，把他赶下台。于是，通过“杯酒释兵权”把禁军的领导权从统兵大将手中收了回来。

“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在学界是有争议的。不过，绝大部分争议只在收回兵权的场景是否如史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觥筹交错之间，这么有故事性。而对于宋太祖逐步从统兵大将手中把禁军的兵权收回来这件事，基本没有异议，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事实上，宋太祖收回禁军的兵权，是个长期的过程，分了好几步，进行了好多次，才实现的。不是很多人以为的，大家一起喝了顿酒，将领把兵权一交，一下就完事儿了。宋太祖赐予了这些人田宅、官爵、金银，并与其联姻，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和平转移了兵权。没有采用屠杀开国功臣的血腥方式来完成，应该说，宋太祖在这方面做得还是挺不错的。

收回了禁军的兵权后，宋太祖选拔了一些在军中资历浅、威望低的人担任禁军的将领，并且把后周时期掌管禁军的殿前都指挥使司与侍卫亲军司，分成了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总称“三衙”，使其互相制约。而且他们只有统兵权，发兵权在枢密院手中，这又是一道制衡，于是就消除了禁军兵变的隐患。

对于禁军的改革，其实从周世宗的时候就开始了，不过，周世宗的改革往往针对有可能发动兵变的将领个人，将其调离禁军的岗位，比如张永德。而宋太祖与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更着眼于对整个禁军统兵体制的改革。

从后来的实践结果可以看出来，宋太祖的改革技高一筹，因为周世宗的这种改革办法，非常考验君主的眼力，以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周世宗调走了张永德，让赵匡胤掌管禁军，结果等周世宗一死，赵匡胤就凭借禁军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政权。

但是宋太祖的这套制度改革，使得哪怕君主看走了眼，哪怕外部环境变化、幼主登基，禁军由于受到制度上的多方制衡，照样也能处于控制之下。

2、搞定了中央禁军后，宋太祖的眼光就瞄向了地方藩镇

自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各藩镇不听中央号令，几乎成为了独立王国，更有甚者，还借机夺取中央政权。取唐朝而代之的后梁太祖朱温，本身就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藩镇。后唐明宗李嗣源、后晋高祖石敬瑭都是凭借地方藩镇的兵力夺取中央政权的。

那么藩镇为啥能和中央对抗呢？这是因为其有独立的行政权、军事权和财政权，这些都掌握在藩镇的节度使手中，藩镇能自给自足，无所求于朝廷，你想想，人家为啥要理你呢？为啥要怕你呢？你中央靠什么来制约地方？

宋太祖登基之初，忠于后周的两位藩镇节度使李筠、李重进发动了叛乱，这是宋太祖亲身经历过的。于是宋太祖根据宰相赵普的意见，以“强干弱枝”为基本原则，对藩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以削弱藩镇的实力，加强中央集权。其实自五代以来，各朝都在削弱地方藩镇，宋朝只是继承了这个趋势而已，并不是从它开始才这么做的。

从宋太祖开始，朝廷向南方的割据政权用兵时，打下的地方不再隶属藩镇而直隶中央朝廷。对于地方藩镇的最高长官节度使，朝廷往往会将其召到中央，授予其崇高的虚衔，或者等节度使因为其他原因出阙时，中央派遣文臣任知州前去管理。同时派遣通判作为知州的副职，共同处理政务，以监察知州、互相制约。

宋太宗时继续了这一趋势，规定除了节度使所在的本州外，其他下辖州郡全部直接归属中央管理，这样就逐步剥夺了节度使的行政权。

宋太祖设置了转运使，管理各路的财赋，各州县财赋除了留一部分用作地方的必要支出外，其余的全部上缴中央。到了宋太宗的时候，他下令禁止了藩镇的回图贸易，也就是不允许各藩镇自己以官府的名义做生意赚钱了，同时还上调了地方上缴中央财赋的比例，并加强了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和监督。这样就逐步剥夺了藩镇的财政权，消除了藩镇割据的经济基础。

宋太祖还将地方上的精兵强将调往中央，充实禁军，以削弱藩镇的兵力。这样，宋代地方的兵力和中央禁军相比，差距很大，根本无力与中央对抗。

经过这一番改革后，如同南宋大儒朱熹所说：“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宋朝的中央集权得以加强，从此摆脱了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不听中央号令的状况。而作为藩镇最高长官的节度使，通常也就不再赴镇，最终成为了表示崇高级别、寄寓优厚待遇的荣誉衔，地位很高，但是不掌实权。

3、在对禁军统兵体制、地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宋太祖、宋太宗还以分权制衡的精神，对中枢权力机构进行了改革

这个改革对于加强皇权是非常重要的。你想想，皇帝费那么大劲，把地方的权力收归中央，那他必须要确保收回来的权力得掌握在自己手中啊，要是掌握在中央的权臣手中，那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吗？

中书门下是最高的行政机构，统管行政事务，其长官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俗称的宰相，宋太祖设置了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既辅佐宰相处理政务，同时也牵制相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统理军务机要，其长官为枢密使，有发兵权，但是没有统兵权，统兵权在我前面说到的管理禁军的三衙手中，二者互相制约。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

财政权掌握在三司手中，监察权掌握在御史台、谏院手中，二者合称“台谏”。

当然，像这种民政、军政与财政职任分立的权力结构，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宋朝前期决策人物们的作为，主要是完成了整理、调整及制度化的过程。它清楚地体现着权力制衡的精神，同时使政权机构的职能分化更为明确、责任更为集中。

柳立言先生在《宋代的社会流动与法律文化：中产之家的法律？》一文中，综合前人研究，指出了从唐朝到宋朝，中国中央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变化：正是从“君主独裁”演变为“君主独裁制”；过去是靠皇帝个人的能力，现在是靠“制度”来维持独裁，如以中书与枢密分掌文武二柄，以枢密、三衙和帅臣分掌军政、军令和军兵，和台谏独立等。无能的皇帝仍可是独裁君主，即使出现权相，也只是对百官弄权，无能对皇帝弄权。

邓小南老师认为，这样一套“制度”的逐渐形成，正与宋初防微杜渐的努力密不可分。

关于北宋前期一些中枢机构的设置，比如枢密院掌军政、三司掌财政等，一般的说法都是，这是皇帝在不断分割宰相的事权，在限制相权，这种观点从机构设置的角度来看确实没错。但是正如梁太济先生在其《北宋前期的中枢机构及其渊源》 一文中所指出的：如果要是从这些机构的渊源考察的话，就会发现，北宋建立之初的改革措施，却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

比如枢密院，从制度设施来看，是分割宰相军政权的结果；而从枢密院的渊源及其演变来看，实际上又是限制枢密使完全侵夺宰相事权的结果。

因为在五代时期，处于乱世，国家政治体制的运转，是以军事为中心的。枢密使作为皇帝的内臣，通常由具有实际军政斗争经验而又受到器重的武将或文吏担当，这些人大多是皇帝的心腹亲信，深受皇帝信任。于是，大量原本属于中书门下的权力被划归枢密院管了。

此时北宋的变革，显然是制止了枢密院继续侵夺中书门下的权力，让它的管辖范围只限于军政，并且逐渐将其外朝化。

另外，还有很多人的一个误解，这里要说明一下。很多人认为宋朝建国伊始，就树立了重文轻武、以文驭武的国策，以文臣掌枢密。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宋仁宗时期，武将狄青被任命为枢密使，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反对，认为不能由武将担任枢密使。但是这是后来的事情了，在太祖、太宗朝，其实并没有最终确立以文臣任枢密的制度；或者可以说，以文臣任枢密的趋势，是自太宗后期才开始明显的。

有学者曾经考察过宋朝枢密院长官的背景，可以发现，宋初对于枢密使的任用原则，基本是文武兼用，而以皇帝亲信为主，也就是说任用文资官、武资官只是表象，关键是看你跟皇帝的关系近不近，皇帝是不是信任你。

当时天下未定、战事较多，因此枢密院的官员仍然用了不少武资官，可是你会发现，这些武资官里很少有真正历经战阵、懂得军事的，哪怕是在战争紧张之际，也很少以曾经冲锋陷阵、擅长指挥作战的武将去执掌枢密院。得到重用的往往是皇帝的亲信。这其实是皇帝留了一手，他担心武臣宿将掌兵会威胁皇权。

宋太祖、宋太宗不仅对武将不放心、充满警惕，对文臣，事实上也不是非常信任。这个可能和我们很多人的感知不太一样，我们往往认为，宋朝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文治，从北宋建国开始，宋朝就进入了读书人的黄金时代，有些北宋的史料、笔记就是这么写的，一些自媒体文章也这么说。

事实上，职业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与文臣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感。宋太祖在和赵普说到，派遣文臣去地方任职的时候，说的是：我派遣儒臣100多人，分治大藩，哪怕都贪污，其所造成的危害，也比不上武将一个人。

对于宋太祖来说，当时任用文臣，只是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更多的是在于构建统治秩序、着意于文武制衡，并不意味着无条件信赖读书人。而且重用文士，绝不意味着轻视武人，职业军人出身的宋太祖夺取帝位后，要应对四方压力、要平定天下，怎么可能会轻视武人呢？他制武、驭武，但不可能轻武。

宋太祖说过的名言“欲武臣尽读书”，也只是希望武将能够知晓君臣大义，消除他们身上的武夫悍将之气，不要随便造反，不能有五代的武将安重荣的那种认知：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

当时的文武分途本身，并不说明孰轻孰重。但是到了宋太宗统治时期，宋朝治国驭将的方针，就明显地走上了“重文抑武”的道路了。这一原则，在宋太宗时期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并且最终构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重要内容，这个与宋太宗将“祖宗之法”的防内患原则与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关。

宋太祖对于“祖宗之法”的贡献，更多的在于是整体大纲、大局的建设，很多地方直接就承袭前朝了，对于文臣武将的控御，他也多着意于大方面的原则，管得很粗，不精细。也就是说他只是搭起了“祖宗之法”的基本骨架，真正为“祖宗之法”填充肌肉、血液的，把这套制度弄成了纤悉必具的系统的是宋太宗。

虽然宋太祖也注意防范内患，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相比于宋太祖较为坦荡洒脱的胸怀而言，宋太宗对于防范内患、制约“奸邪”的观念要强烈得多。他曾经和身边的人说：“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也就是说，相对于外忧而言，内患才是君主的心腹大患，治理国家的重点，应该放在防范内患上，要防止那些别有用心之人蒙蔽圣聪、密谋造反。

宋太宗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与他登基后面临的实际政治形势有关。一是，他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离他不远的五代时期的王朝，往往传到第二代、第三代皇帝的时候，就会发生改朝换代的事情，他是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因此他害怕，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二是，他得位不正。关于宋太宗的继位之谜大家都知道，烛影斧声、金匮之盟。即使是在当时，也有不少人怀疑宋太宗是弑兄篡位的。因此，他害怕身边的人，大臣、弟弟、侄子会夺走他的帝位。

三是，两次北伐失败。五代以来的创业君主，包括赵匡胤在内，都仰赖其军事功勋立足。与宋太祖出身军人、屡立战功、削平南方诸国不同，宋太宗虽然也曾在军旅中活动，但没有独立率军作战的经验，在军队中根基不深。

而他自己又得位不正、政治合法性不足。历朝历代里，凡是得位不正、政治合法性缺失的君主，往往会通过建立不世之功来构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让世人知道自己佩得上这个皇位。比如唐太宗李世民、蒙古的蒙哥汗、明成祖朱棣等，都是这样。

因此，宋太宗赵匡义希望通过北伐，消灭北汉，并从契丹手中收复燕云十六州，来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建立军功，以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

但北伐的失败，使得宋太宗对北伐从此绝口不提，宋廷发生了重大的政策转折，确立了“守内虚外”的方略，国家的重点以防范内部可能出现的隐患（比如武将造反、内部的敌人）为主，而放松处理外部存在的威胁。

当然口号喊得冠冕堂皇，说是“圣人先本而后末，安内以养外”，以“爱民”为旗帜，正是“守内虚外”方略的重要的道理依据。

宋太宗当然不是为了爱民了，他才不会在乎什么生灵涂炭、劳民伤财呢。对于大部分帝王来说，开疆拓土建立不世之功，比那些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可重要的多，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

他是担心“兵久变生”，一直对外用兵，内部会生出变乱。事实上，他第二次北伐失败，宋军四散溃逃，在此群龙无首、不知皇帝死活的情况下，一些将领就想拥立宋太祖的儿子赵德昭为帝，稳住局面。后来宋太宗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宋太宗最终觉得政权的安稳与皇位的安定才是自己首要的目标。

另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宋太宗的这种认识，既是出自他个人的阴暗心理，同时也是与其臣僚“互动”的结果。“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在当时不仅是由上而下的推行，也受到由下而上的拥护，以至于矫枉过正，宋军后来对外战争屡屡失利，与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宋太宗在位期间，尤其是后期，不断增加、强化各种防止内患的措施。比如，我前面说到的那些制度改革，除了这些制度改革外，宋太宗对于官员的品德、操行、社会风尚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宋太祖。他希望能转移社会风气、防微杜渐。

宋太宗对于武将的要求，也不是能征善战，而是守规矩、能够管理好部下就行。在他统治后期，开始有意识地以文臣掌管枢密院，这一趋势在宋真宗中期以后得到充分的发展。

宋太宗还大兴文治、完善科举，不仅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而且对被录取者从优授官，升迁迅速，吸引民间大批知识分子加入统治集团，为宋朝统治集团成员的构成转向以普通文人为主奠定了基础。孙国栋先生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说：“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

而这些文人进入官场后，则会继续支持皇帝“以文制武”的方略，并且将其不断地深化。因此，“以文制武”“重文抑武”并不是随着皇帝的一纸命令就形成了，这种格局事实上的形成，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这既与“守内虚外”“防范奸邪”方略的确立有关，也是士大夫阶层成长及其局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