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我在本县甲种蚕校读书。暑假后来了一位语文教师。身体魁梧，衣着朴素，态度和蔼，平易近人，说话 尤其家常，象一个憨厚的中年农民。

当时，学校的小花园里，设了一个阅览室。因为图书不多，没有派专人管理，暂时叫我负责。花园也很简陋，只种了一些普普通通的花草。阅览室的窗外，有几棵梓树，枝叶繁茂，亭亭如盖，成群的小鸟，时来啁啾，倒也幽静。

徐老师就住在阅览室隔壁那两间房里。他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破皮箱，两条被褥，几本书，别的什么也没有。他大概是因为胃不好，每次吃罢饭，总要到花园里散散步，或站在梓树下凝视着枝头的小鸟，倾听着它们婉转的歌唱。

一天，他到阅览室里来，拿着书架上的一册《将来之花园》问我说:“你看过这本书么?”我告诉他说看过。他说这是他的作品。这时我才知道他就是诗人徐玉诺了。后来又知道他是鲁山人，开封师范毕业后，就到上海加入文学研究会，出版了新诗集《将来之花园》;另外还写了《翻过山来》、《一双破鞋》等几篇散文，登在《小说日报》上。他告诉我，他和叶绍钧(圣陶)、沈雁冰(矛盾)、郑振铎等很友好，并在叶绍钧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在《将来之花园》里，热情地歌颂反抗的斗争，憧憬光明，诅咒黑暗腐败的社会。我争相阅读，以致到会背诵的地步。 有几个喜爱文学的同学，就跟他学写起白话诗来。他总是认真批改，有时还当面指正，并勉励我们多读一些文学作品，也学写一些散文之类，借以练习。这样就在我们的心田里播下文学的种子。他告诉我们，写诗，语言要精练自然，不要做作。要写真情实感，不要无病呻吟。他还说，一首小诗，就象从草地上潺潺流着的小溪，淙淙地唱着歌，使人沉醉。

他的作文课，他在我们的作文本上，题上《写出来的》几个字。他说:“作文必须写真情实感，千万不能矫揉造作”。他把《作文》改为《写出来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告诉我们:作文要注意“三多”:多读、多写、多思想。他上语文课时，讲到入神处，往往忘记了下课。他的语言、声调，富有艺术的魅力，把同学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课文中去，如醉如痴。他爱讲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他把同学们吸引到幽美的诗的意境中去，不知不觉地就是两三节课时，即使不喜爱文学的同学，也都喜欢听他讲语文。

他经常站在阅览室的窗前，凝神地听着鸟叫,回过头来对我说:“它们歌唱得多么自然啊!”一天,一个同学把他祖父精心喂养的百灵鸟提来。把笼子挂在窗外的梓树上。它那清脆悦耳的呜声，给幽静的小花园里增添了无限情趣。一天上午，一个《同学喊:“徐老师，你听百灵鸟唱的多么好听吧!"徐老师皱了皱眉头很严肃地说:“不同它是在哭呢!试想它在树林里的时候，是多么自由自在啊!如今它被困在笼子里，不是象闪犯一样吗?"说罢，又问同学们说:出“你们说应不应该恢复它的自由?”同学们一齐回答说““应该!”他当即打开鸟笼,让百灵鸟飞跑了。

有一天三一位同学的哥哥来送面中徐老师看见说，“我给你们表演《傻子骑驴》的故事吧!”他骑在驴背上,他怕压着驴,就把行李扛在肩上。戴上草帽,由于帽带儿长，系不紧，怕风吹掉，只好张开嘴巴，把绳子撑紧。那股傻劲,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正在中国访问。。由郑振铎任翻译，在各处讲学。有一天，同学们扮演一出《活报剧》--《泰戈尔来访》，给徐老师开玩笑。一位高个同学饰泰戈尔，一个矮一点的同学饰翻译郑振铎，来到徐老师门前。一个同学先告诉徐老师说:“徐老师，郑振锋引着泰戈尔来了。”他突然一怔，便赶快迎了出来。见饰泰戈尔的同学说了几句英语，接着饰郑振铎的同学翻译道:“我特意到河南省临颍县甲种蚕校来访问徐玉诺先生…”徐老师也只好说:“欢迎，欢迎”!又是一场大笑。我们师生相处就是这样亲密无间，无拘无束。

一九二三年秋天，徐老师送一个朋友到车站去,一去就没有回来。半个月后，校长告诉我们:

那天，他送朋友到火车上，正在谈话间车开了。到了郑州。徐老师说:“甘脆把你送到北京吧!”到了北京，在旅社里住了几天，钱花光了，没有办法，只好在《晨报》上登了一则待聘启事说:“本人上自大学教授,下至小学教师等,均能胜任。”下边署“玉诺"三个字。当时周作人担任《晨报》副刊编辑,见到启事,就把徐老师找去，告诉他朱自清在东北某地教书，叫他到东北去找朱自清。当时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在访问中国之后，准备回国，无人伴送，就托徐老师送他到哈尔滨。他送爱罗先珂到哈尔滨后，就到朱自清那里任教。

又停了三四个月，突然接到他自福建厦门大学来信,并附来二百张稿纸。来信说他到厦大教书，兼编《思明日报》副刊，要我们寄稿。我们寄去的稿，登出后，又寄给我们。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方块字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高兴真是无法以言语形容了。大约两三个月以后，他来信说，他在那里语言不通，说话要用笔谈，很不方便，准备离去。以后我们就失掉联系。

大概在一九三〇年以后，一个朋友见到我在《郑州日报》副刊上的小文《怀念徐玉诺先生》特地写信告诉我:他到鲁山看到徐老师，他在家里住,日子很不称意,显得格外苍老了。午饭时，徐老师告诉他“不要走，给你做点最好吃的饭。”饭做好了，却是煮的红薯干。

解放后，他在省文联工作。曾来往过几封信。后来一位朋友来信说:徐老师已经去世，我心里好久都不能平静下来。

回忆我和徐老师相处的日子里，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但至今记忆尤新。对我印象之深，影响之大,真是无法赘述的。在北洋军阀暗无天日的年代，他能屏弃名利，不遂波逐流，热心教育下一代，真是值得钦敬的。临颍甲种蚕校后来之所以成为“临颍革命的摇篮”，徐老师确是起了启蒙的作用。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于临颍高中

本文章摘抄于“临颖文史资料”第一册，有张洛蒂编写，文字少有更动，文章图片为徐玉诺像，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