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44章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很显然，这样的反问就是直接答案：生命只有一次，不可再生，名利（货）是后天之得，失去可以复得，所以孰轻孰重显而易见。

这个结论是通过“生命”与“名利”相比较而言的，这样的道理至今也是常识，人们常说名利乃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管人们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否带有别的意思。但是“以道观之”，生命重于名利却是事实。

但范仲淹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天下人都不爱名求名，那么“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

宋代的治国思想是“无为+德治”

范仲淹“非老”并非特例，而是儒道思想互为里表的文化融合过程中的普遍现象，以“儒道会通”而融合“德治”与“无为”思想，实际上从西汉就开始了，董仲舒虽然名义上独尊儒术，实则阳儒内法，是在儒家思想的旗号下，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的“杂糅术（献王刘德）”

东汉经学家包咸在解释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时，就把“德”解释为“无为”：“德者，无为也”。并且认为：人君“修德”乃通往“无为”的关键环节。

北宋立国之初，从宋太宗赵光义开始，就确立了“无为”和“德治”列为应边策略和治国方针，太宗自谓：“每读《老子》……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到范仲淹时期，奉行的仍然是道儒兼施的治国理念。

因为有“儒道会通”的传统，所以宋真宗在唐代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之后，尊奉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强调“朕奉希夷而为教，法清静以临民，思得有道之人，访以无为之理”。

宋仁宗在《尊道赋》中写道：“但观三教，惟道至尊……傲林泉兮绝名绝利，乐岩谷兮忘辱忘荣”，“彼儒者兮官高职显，富贵浮云；彼佛教兮抛妻弃母，不念人伦。朕观三教，惟道至尊。”

范仲淹为何要反对老子的“重身轻名”思想呢？

从宋仁宗的《尊道赋》来看，他是推崇道家的“绝名绝利”思想的，但为何范仲淹敢公然犯上，提出反对意见呢？

一是因为，整个两宋的国策一直是崇文抑武，文人地位极高，所以文教昌盛，武备松弛，虽然出将入相是对唐代李靖的赞誉，但以宰相带兵的，只有宋代，包括范仲淹。

二是因为宋代君臣关系宽松，皇帝上朝听政议事，当庭可以分辩，因为皇帝要“众卿畅言所见”。

范仲淹之所以“非老”，除了儒、道人生观的确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跟此后“王安石变法”，双方都以《道德经》为武器反驳对方是一样的。

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专权，故上《百官图》云“昔曹参守萧何之规……而不敢有为者，权也”。范仲淹认为：萧何、曹参之所以实行“无为之治，只是权宜之计”，现在宰相垄断仕途，应剥夺宰相的用人权，收归皇帝。

吕夷简则针锋相对，上书宋仁宗说范仲淹“迂阔，务名无实”。

范仲淹听闻此事后，接连上疏“四论”，借批老子“名与身孰亲”的贵身轻名思想，来肯定崇尚名节。

他认为，就个人而言，如果君臣重视名誉，就会有底线，不会残暴不仁，胡作非为；若“人不爱名”，“则虽有刑法干戈，不可止其恶也”。

就国家而言，如果人人都像老子那样反思“名与身孰亲”，以个体生命为重，以声望名誉为轻，那么国家将无法用赏罚、爵禄引导民众。长此以往，“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

那么，老子的“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不对吗？

老子的意思也很明确：虚名与生命哪个更值得亲近？生命与货利哪个要更多考虑？很显然，老子表达的是：虚名与货利没法跟生命比轻重。

所以老子总结说：“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不贪就没有屈辱，不为名利而忘却根本这样才没有危险，才可以长久。

这个思想并不错，那么，范仲淹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吗？也不是。

宋儒对老子思想的批评，既与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有关，也与“三教之争”密切相关。

当时，周边民族政权强盛，游牧政权辽、西夏经常侵扰北宋边境，北宋北伐均势均力衡，于是夷夏各自安守、互不侵犯成为一时之选，因此“四夷处四夷，中国处中国，各不相乱”成为当时共识。

同时，为了应对当时佛老炽盛，“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面，有的儒家，比如石介建议实行文化隔离，独尊儒学，拒绝外来文化“自胡来入我中国”，他把老子列入胡人，认为“有老子生焉，然后仁义废而礼乐坏。有佛氏出焉，然后三纲弃而五常乱。呜呼！老与佛，贼圣人之道者也，悖中国之治者也”。

所以，范仲淹并非真的对老子思想有什么不满，而是在道儒互用互绌的舆论环境下，借批评老子的贵身轻名思想，肯定重名、爱名的作用，来回应吕夷简对他“务名无实”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并借此削弱相权。

说一个文化公案：范仲淹有一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人说此句是从《孟子·梁惠王下》化来的，孟子原话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但也有说孟子是从《文子·精诚》化来的。文子说：“夫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故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你觉得，原话出自孟子，还是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