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鱼
编辑|知文
金朝建立后，随着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深入学习，深知王道政治的实现与五常思想的传播都离不开教育，而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文化教育的重要手段。
金朝初年，处于“借才异代”时期，为稳固政权需扩充人才来源，遂效仿中原传统选拔方式，设立科举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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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科举考试尚无固定的时间、地点及录取人数，至金朝中期考试科目的完备、考试程序的确立、录取人数的扩大无疑标志着金朝科举发展至鼎盛时期，渐趋体系化。
金中期选举科目设置多样化，既承袭辽宋又兼具特色。《金史·选举制》记载：“金设科皆因辽、宋制，有词赋、经义、策试、律科、经童之制。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试词赋、经义、策论中选者，谓之进士。律科、经童中选者，曰举人。”
就金代而言，细考其科目不止于七类，主要有词赋、经义、女真进士、经童、明经、律科、制举、宏辞、武举等，其中文举科目在世宗朝增设一门，章宗朝恢复与新增五门。
具体内容包括女真进士亦称策论进士。选拔对象只面向女真人，于世宗大定十一年“创设女直进士科，初但试策，后增试论，所谓策论进士也。”
此乃一大创举，为女真人提供开科取士的机会。但区别于汉人的是女真进士需用女真大字作答策论，女真小字作答诗。
考试内容相对容易，试卷审阅耗时长“以其译付看故也”这是因要将作答内容转译为汉字后评判的缘故。
考试内容以翻译后的儒家典籍《书》《易》《春秋》等为依据。
到了金章宗时期，女真进士考试科目变为三门，策、诗、以及新增的论，“诗、策作一日，论作一日，以诗、策合格为中选，而以论定其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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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安二年，“敕策论进士限丁习学，遂定制，内外官员、诸局分承应人、武卫军、若猛安谋克女直及诸色人，户止一丁者不许应试，两丁者许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止许三人。”
开设女真进士考试能检验对女真人儒家典籍中思想要义的掌握情况，也侧面提高了女真人的儒家文化素养，使更多女真人知晓王道与五常思想。
经童“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会试每场十五题，三场共通四十一以上，为中选。”
即为年纪尚小但天资聪慧，熟知儒家经典之人，经童科既包含女真人也囊括汉人。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恢复经童科，一经恢复便录取近百人而后限定人数为三四十人，优中择优。
律科考察内容与儒家经典间接相关，侧重于律令条格。
设立于海陵正隆元年，至金中期章宗朝认为律科进士只知研读律令不能通晓教化本源，“遂令自今举后，复于《论语》、《孟子》内试小义一道，府会试作一日引试，命经义试官出题，与本科通考定之。”
增设儒家典籍中有关儒家思想的考题，侧面反映金朝统治者对于儒家文化的推崇。
经义经义进士最早设立于太宗天会四年，占领宋朝大片国土后急需有才能之人。海陵王时期，天德三年“罢经义策试两科”，大定二十八年“复经义科”，章宗时明昌二年重开选举。
经义考试的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命题范围在《易》《书》《礼》《春秋》中。
明经明经始设于金代章宗时期。
明经与经义虽都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但两者侧重不同，经义是运用自身知识解释经书中的具体内容，阐述要义而明经则相对简单，多停留在表面意思“只会念注疏，不会经文。”
制举始设于章宗明昌元年，旨在选取卓越之才，“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材、达于从政等科，试无常期，上意欲行，即告天下。”由皇帝亲试且不定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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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词章宗明昌元年创制，承袭唐宋之法，为统治者选取起草诏令的贤能之人。
词赋，贯穿于整个金朝，取士人数最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学界多认为最早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至海陵时期则专以词赋取士，世宗章宗时期接续前代依旧重视词赋。
词赋的考试科目为“赋、诗、策、论”，考试命题范围仍是传统儒家典籍。金朝初期科举制处于草创及发展阶段，几无定制，不成规模，针对汉人和女真人设有不同的科举考试制度。
随着统治秩序的稳固及统治疆域的扩大，科举考试制度发展至鼎盛时期，录取人数也逐渐增长。
世宗大定二十五年，会试词赋进士未超过五百人。到了大定二十八年，因不限制人数，词赋进士为五百八十六人。
章宗承安二年，合格人数快速增长达到九百二十五人。为防止出现录取人数泛滥的情况，章宗命“取不得过六百人”进入会试的人数与最终进士及第之人成正比。
据统计，世宗一朝共取策论进士近二百、词赋进士约五百人，共七百人。
而章宗年间取策论进士四百余人，词赋进士近一千一百人，经义进士二百人左右。共一千七百人。
世宗、章宗时期录取人数较海陵朝增长近一倍。这是科举考试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王道与五常思想广泛传播的结果，更是金代儒家思想教育得到社会上下一致认同的表现。
科举考试的题目拟定金代科举考试选题范围以唐宋时期为参照，但又进一步作出限定。
早期皆“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至海陵王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金中期章宗朝明昌元年时既定范围是“诏以六经、十七史、《孝经》、《论语》、《孟子》及荀、扬、老子内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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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的拟定皆以此为蓝本。科举题目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密不可分，透过科举题目为我们研究金朝中期的明王道、重五常儒家思想下的金代教育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金朝百余年来虽开科取士的次数较多，但留存下来的科举题目不多。《金代科举》 一书列举的科考题目涵盖策、论、诗、赋四个方面，题目数量共计39个。
金朝初年太宗天会十二年会试题目“天下不可以马上治赋 ”出处为《史记》，说明太宗已经意识到光靠武力并不能维护金朝的长治久安，看到了文治的重要性。
熙宗朝皇统五年会试词赋题为“仁为道远行莫能致赋”出自《礼记·表记》：“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己矣。”
孔子旨在说明当下“仁”的道德涵义，使众人以此为目标终成贤者。
熙宗的儒家素养极高，因此更加推崇儒家思想中的“仁”，此题目侧面反映金朝希望将仁道之观融入社会中以及对五常之一“仁”的追求。
海陵王正统二年诗题：“忠臣如孝子”结合当时社会现状，讨论于国忠诚犹如于家尽孝。
金朝中期儒家思想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金世宗大定三年省试赋题：“夙夜求贤务在安民”其选自《尚书注疏》“人君所重者在于民之食哉！惟当敬授民之天时，无失其农用，为政务在安民。当安彼远人，则能安近人耳。”
实现王道的途径之一在于以民为本，重视百姓得失方能治国安邦，世宗朝的题目也突出了明王道的核心要义，并在科举题目中一以贯之。
大定二十二年御试诗题为“发仓振乏馁”出自《礼记·月令》“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