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巳刊二十六輯)一文以后,覚得欲言未尽。因为当时只写到那次战役結束为止,但是事态尙在发展,問題并未終結。而且，零陵独立的斗爭任务，是反对段祺瑞的軍事独裁、武力統一、卖国外交和摧残国会等罪恶行动，不写到段政府被彻底推翻为止,此心終覚难安。因此,我就根据以后的事实,再写此文,作为續述。
自1918年9月18日刘建藩在零陵宣布独立起，到翌年3月湘桂軍放弃岳阳、长沙一直退到湘桂边境为止,中間經过先得后失、垂成而敗。 我在前文中已經論列，这一次的失敗是非常冤枉的。本来在1917 年11月間,湘桂联軍取得长沙之后,可以一鼓而下武汉,那时西南实力可望形成,北洋軍閥統治的局面可望根本改变。但因种种人謀之不臧,不但坐失机宜，而且造成錯誤,遂致形成失敗的结果。尤其令人气恼的,就是在岳阳小挫之后,湘桂两軍一路后撤到湘桂边境,虽有刘建藩在醴陵打了一个大胜仗,但其他各軍都已撤退很远,孤軍无援,不独未能挽回颓局，反在仓皇中失去了刘建藩这员大将。当时湘桂两軍中有許多人已經成为失敗主义者,所以一路后撤,毫无斗志。我不肯跟着失敗，所以在3月下旬,湘桂两軍从长沙退走时,单身一人,設計冲出敌人火綫,去到上海,重新策划捲土重来之計。
我到上海后,首先去找譚延闓。我本不愿再去找他的,因为在零陵独立发动以前,我會和他約定，他担任在湘南独立，我負責到两广发兵,后来他在湘南独立不成,我曾由南宁去电加以詰責。不过这一次的湘桂联合战綫,原是由譚延闓与陆荣廷之間,首先結合起来的。現在湘南別的实力派人物,都和桂軍鬧翻了,惟有譚延闓因事先离开湖南,所以和桂軍沒有恶感。我当时为大局着想,认为惟有策动譚延闓去找陆荣廷,重新搞好关系,再度建立湘桂联合战綫,才能捲土重来,轉化失敗为成功;否則这一次独立的斗爭任务，无法完成,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当时正是为大局着想，才覿顏去找譚延闓的。不过譚是一个急功追名、不甘寂寞的人，所以虽在湘南独立不成之时，會經被我詰責,但是对于我此次再去找他，却表示非常欢迎。 他馬上請我吃飯，和我倾心研究进行办法。我还是責备他从前不該輕易离开湖南，置身事外，現在解鈴系鈴，在他是責无旁貸。我认为此时进行办法,还要从重新建立湘桂联合战綫着手,可是我当时对桂系人物，已有无面見江东之概。要再联絡桂軍，就需要他和我一道，前往广西活动。他听了，深以以然，馬上带了他过去的秘书长呂苾筹、副官长岳森等人和我一同南下，共謀挽回当时的局面。
4月12日,我和譚延闓一同到了广州。我介紹他見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在士敏士厂股宴招待了仙。但是当时两广实力都还在陆荣廷手里,粤督已换莫荣新,莫是陆的部下,一切行动,惟陆荣廷的馬首是瞻。我們在广州盘桓了两天,觉得无所可为,就在14日动身前去南宁。到了南宁之后,才知道陆荣廷住在武鳴原籍,在南宁也无話可說,因此我們就到武鴨去找陆荣廷。
4月19日,我們在武鳴会見陆荣廷，陆开始对譚一派敷衍,不着边际。我主张譚先和陆拉好交情,暂时不談此来的目的。陆和譚初見面时,只說:“粗安老弟!你来得好,我們多談一下。”接着就請譚吃飯,并請广西的翰林来陪他。譚最初和陆荣廷只是搞些写字、做诗、打猎、出遊的勾当。譚替陆的祠堂写了匾额,还給陆和其他的广西人士写了許多字。又和陆一同出去打猎，陆的枪法是很高明的，他能把一排五个子弹，整整齐齐地打在一个树枝上,如同用刀子一样把树枝斬断,应声墜落地下;他又能打飞鳥，眞是百发百中。是这样，在武鳴盘桓了个把星期,譚陆两人几乎无日不会，并且差不多天天一同出遊,感情方面拉得很好。
这时我对譚說:“現在可以談正事了。”在开始睒的时候，陆荣廷牢騷滿腹,說起过去湘桂两軍在湖南种种矛盾和恶感,首下大有认为湖南人不可共事之意。經过我們的說明和分析,他后来才說:“既然老弟来了,我們再干吧,再合作吧。”商量結果,陆荣廷打电报給譚浩明,叫他在黄沙河不要再退,等譚延闓到黄沙河共商具体进行办法。
于是，我和譚延間一同起早前赴黄沙河,同行的除呂苾筹、岳森等人以外，还增加了彭尤彝、廖燮、李执中、陈嘉会等人，后者都是在我和譚延闓南下以后陆續赶来的。我們一行經过南宁，又乘便游观了一番。随后到了桂林,遇見张其煌,张是譚的进士同年，和陆的关系又比较密切。张其煌对我們滿抱情,使劲拉攏。这时我們注意和广西各方面拉关系,正可借重张其煌的帮助。
我們到了黄沙河，会見了譚浩明。那时譚浩明巳接了陆荣廷的电报,当然竭誠欢迎,并且計划如何維讀合作再干下去。因为那时程潜以湘軍总司合駐在柳州,和譚浩明积不相能，各行其是。因此,决定由譚延闇另以湖南督軍名义入湘,和桂軍方面互相配合地去干。
那时陈嘉祐从湖南前方而来。陈嘉祐在湖南和程潛鬧翻了，所以来找譚延間,参加我們的活动。因为陈从前方来,使我們真切地了解前方的情况。
我們由黄沙河出发,第一步进据至州。当时虽决計再干,但是实际上无兵无权,无可千者。大家到了全州,慢慢試探,了解到吳佩孚在衡阳无意再进，于是我們一行由全州进据零陵。那时萧昌熾有少数部队在零陵駐扎。萧是刘建藩的部下,在刘死后,由他代理零陵鎭守使。他在零陵,正感到沒有办法，我們一去，当然非常欢欣。
我們再度以零陵为根据地，湘桂两省的联合战綫也重新建立起来,譚延間的督軍招牌也打出来了，可以說，我們又回复了刘建藩在零陵宣布独立时的局面。
我們初到零陵的时候,住在永州旧考棚。当时无事可做,也无錢可用,連飯菜都不够。彭尤彝、陈家会、廖燮等人回到广州去了，但是却又有刘善渥、黎承福、曹孟其等人陆續地赶来。零陵的一般士神看見我們到来,也都出来和我們合作,局面是一天天地兴旺了。
在这时候,我們集合在一起吃飯。开始只开一桌,慢慢一桌坐不下了,就用一张大桌子坐十六个人，添人不添荣。后来人越来越多了,分为两桌,还是十六个人一桌，吃得很不好。記得我會对赚延闡說:“飯茱太坏,吃不得。”譚說:“搞得这个样子,还讲吃嗎?”当时为了适应十六个人一桌的需要,就买大碗，削长筷,后来大碗长筷，就成了湖南菜的特征了。过了一个时期，我們的生活逐漸好轉,譚的老廚司曹某，就是在湖南人人知道的曹廚子也来了，居然办起荣来了。当时的搞法还是很簡陋的,魚翅用缸子盛了,榮起老糠火煮。我們定做了大碗、大盘、大勺、长筷,一直是大桌子坐十六个人。零陵人請客，一般都借用譚厅和譚桌,成为一时的风尚,所謂“組安荣”就是由此发源的。
那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如何扩大我們的势力范围。凡是北力量不及的各县,我們都派人去联系,爭取他們加入我們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借此搞点錢来开支。当时我的想法，是先在这站住了脚,以后边搞边像,局势总是会轉变的。譚在那时,每日集苏詩、写对子,以消永日。他很同意我的看法,在这里等待局势的变化。
因为段祺瑞措置不当,在北軍入湘之后,把湖南的地盘給了张敬尧,而吳佩孚在入湘时出力最多，部队的力量又最大，反而局促衡阳一隅，毫无所得，当然感到不平。他当时統率三师一团的兵力,他的部下,如参謀长王承斌,师长萧耀南、閶相文、张福来等人，也都同感失望。加以张敬尧的兄弟姊妹,在长沙倒行逆施,鬧得烏烟瘴气，也使吳佩孚和他的部下更加不滿。他們訃为再向前打，也只是为张敬尧打天下,犯不着为着张敬尧继續与湘人为敌。当然，敌人方面存在的矛盾,是我們所要利用的。我們經过分析后,就定下了联吳倒张的策正好,吳佩孚的幕府中,有岳阳人郭豪,和吳頗为投契,可以自由出入臭的办公室,并能随意說話。当时有余道南与郭豪要好,同时和譚延闓有关系。他自动地跑到衡阳,与郭豪联格,了解到上述的情形。以后由衡阳来到零陵，把上述情形告訴了譚延關。譚延闓和我研究以后,趁势派余道南到衡阳，继精联络郭豪,对吳佩孚做工作。
因为张敬尧的作恶多端,湖南人反张、驅张的运动,愈演愈剧。吳佩孚想要趁势有所动作,經过郭豪、余道南的活动,他反而要郭、余負責来打通譚延闓。既然彼此都有接近之意，又經过中間的往返牵綫,就由湘軍、直軍互派代表，在公平圩举行談判，6月15日签定了停战协定。停战关系确定以后,又經过一段时期的联系,衡永之間已經毫无隔閡,可以随意往来。我們这方面的人,可以随时到衡阳去,例如刘岳峙等人,就在这时回衡去了。
譚延闇在取得吳佩孚的同意后，派呂苾筹、萧仲祁、唐支廈等一批人，到衡阳設立机关，所挂招牌为湖南銀行凭换处，地址在衡阳馬嘶巷,后来这批人就被称为馬嘶团。开初我在零陵未去,因为我在前度斗争失敗后,感到非常气悶,以后又經过奔走、筹思,身心交瘁,故在界陵养息。同时，我当时只想参加譚延闓大的計划,帮助他解决关鍵性的問題，其他一般性的政治活动，他部下有人会办，我就不想去参加。以后我虽到了衡阳,却是一个人住在江东岸,不与聞馬嘶团的活动。
正在我們和吳佩孚拉关系的时候，忽然听說程潛在郴县发生了問題。原来程潛以湘軍总司令的名义,駐扎郴县,与譚延闡各不相下。因为有湘籍政客陆鴻逵拿了段祺瑞的一封信(或說这封信是薛大可、方叔章写的,不是段祺瑞的信)給程潛,要他联絡南方将领通电响应北洋軍閥的所謂“和平”的办法。6月上旬,陆鸿走到公平圩,被馬济所捉,搜出这一封信,把它揭穿了。这事,不但湘軍将領反对，桂軍方面也反对,就是臭佩孚也是反对的。程潛站不住脚，因此离开了湖南。譚延闓趁势于7月間由零陵到郴县，把郴、永分立的局面統一了。
在这里有应該着重說明的:以上所說,只是当时事态的表面現象，实际上,程潛是决不会与北洋政府勾結的。他不是那样的人，也决不致有那样的心理。当时那一封信,只是一班无知、无識而且无聊的政客們搞的,与程潛本人幷无关系。程潛在离开湖南之后，还是到广州跟随中山先生，始終沒有同段祺瑞和北洋政府发生过什么联系。
譚延闓到了郴县以后,以湖南督軍兼湘軍总司令,后来还兼了省长，湖南的政权、軍权、財权都統一到他身上来了。原来在湘西的湘軍和湘南不联系,他們以靖国軍的名义別树一帜。在这时候，湘西鎭守副使兼第五区司令周則范为所部团长廖湘芸所杀。他的部将蔡鉅猷、刘叙彝起兵討廖，廖敗逃走。蔡鉅猷等向譚延闓輸誠。因此譚的力量又逐渐扩展到湘西方面了。
1919 年多，湖南学生教职员和各界人士，爆发了规模扩大的驅张运动。翌年1月,湖南学生和教职员代表到衡阳請愿,臭佩孚表示了同情他們的态度。随后,学生和教职员代表来郴,进行驅张运动,譚延闓和其他的軍政負責人当然是一致欢迎的。这次运动，不只在衡、郴两地,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都为所激动,这就不能不对我們所搞的斗爭活动发生一定的影响。
1920 年春，吳佩酝酿从衡阳撤兵，这是北洋派内直皖两系矛盾的露骨表現,也是我們联吳倒张、联直到段的具体結果。原来我們这一方面,曾和吳佩学联系,取得他的同意，准备在撤兵后把地盘交給湘軍。但是因为馬嘶团的那班人，只管联系吴佩孚,沒有去拉攏吳的部下。所以吳部参謀长王承斌和师长萧耀南、周相文、张福来等,均主张撤兵把地盘交給张敬尧。假如是这样，当然就是我們的一个很大的挫折。
馬嘶团那班人原是奉令来对吳佩孚方面做工作的，听了这个消息，他們都吓慌了。不过他們与王承斌等人的关系，一向沒有弄好,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我当时单独住在江东岸,和王承斌等人的关系还沒有鬧坏。萧仲那就来找我,要我出来設計轉旋。我当时也感到此事关系太大,因此答应出来試試看。
我当时分析:吳佩孚的撤兵，本貭上就是与张敬尧作对,本来沒有把地盘交給张敬尧之理。王承斌等人所以鬧別扭,只是不滿意馬嘶团那班人沒有重視他們，不免有些吃醋。不过他們和张敬尧究竟同属北軍，如果他們坚持向张敬尧交防，表面上是名正营順,吳佩孚当然也难于否认其說。不过此事究竟是一个感情問題,而不是什么原則問題。因此之故,只要把他們的关系搞好,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我首先去找王承斌,只說是听說他要走了,特地前来途行。我送了他一本宋拓千字文,原来是彭玉麟家藏的书，我收购了，拿来送給他。他当时也把他自己所画的一幅竹子的画回送給我。彼此都說是以留紀念。我又向他說,我的居停主人家的厨子会办菜,定期請他和各师长餞行，但声明所請的客人希望都要到。他当下慨然承认了。 請客那天，果然他們都到了。我同时請了馬嘶团的那班人做陪客，說好酒席間只談交情，不談地盘問题。在我请客之后，馬嘶团那班人就輪流请王承斌等餞行。今日一台，明日一 台,一直请了一个多星期之人。每日宴会之后，我还陪他們打牌，把感情搞得非常地好。
在感情搞好之后,我們才相机和他們快到正文,希望他們在撤兵以后,把地盘直接交给我軍接防。握过这样的做法,果然达到目的,他們同意把地盘交給我軍,不再說交给张敬尧的话了。
經过一个时期的酝酿与联案，吳佩学所部从5月20日起,开始撤兵北上。撤防与交防,一切依照原議,如法炮制。我当时惟恐中途发生变故，决定想和吳佩孚一起走。因此之故,由譚延圈写信給吳佩孚,說明派我为代表,一路送他下去。譚延闓还送了吳佩孚一批机物,其中有一本古人談兵的书，仿佛記得是戚光的兵法，吳对此书很賞眼,同时还送了几对大蛤蚧,吳也頗感兴趣。
我們当时的希望，一方面吳軍撤防离湘，一方面我軍跟蹤前进,沿途不受阻拦,不生故障。5月27日,吳軍船只經过长沙，舳艫相接，軍威甚盛。为了防备张敬尧的阻击，随时准备和张部开火。当然，张敬尧对于吳軍的撤退过境,感到非常惊慌和疑忌,也就严陣以待,因此战事有一触郎发之可能。但是,一方面因为吳佩孚无意在长沙和张敬尧作战,影响撤兵的进程,一方面张敬尧顾虑吳軍势大,虽然他曾連接段祺瑞电令，要他派兵阻击，仍然不敢有所动作。因此之故,吳軍船只,一路滔滔,平安无事地經过长沙,向湘江下游进发。
吳軍經过长沙,当晚走到湘阴，忽然輪船发生故障，就在湘阴停泊。当时湘阴的商民，忽然看到北兵大批船只开到，惊慌万状，市面大乱,商店粉粉关門。我在船上,見到这种情形,馬上上岸,亲自到湘阴街上,叫大家不要惊慌,商店照常营业。我是湘阴人，当地的商店居民,大都认識我,看見我同北軍一路而来，并且亲自出面安民,大家就都放心,照常开业,市面恢复原状了。我又到商会說明原因,要他們送酒席到船上,表示慰劳。吳佩学和他的部下,对此表示好感，軍民相安,毫无侵犯。停泊一宵,第二天开船到了岳阳。
吳佩孚到了岳阳之后，颇有意趁势占领武汉三鎭。当时有几个河南山东籍的国会議員随吳北上，他們都策动吳佩孚这样做。因为吳佩孚此次撤兵,不是一个简单的問题,乃是长期以来北洋派内直皖两系矛盾的破裂点，是直皖战争的前奏曲。吳佩孚在这一时候,只能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占领武汉三鎭为根据，同时联络西南,号召直系,彻底推翻段祺瑞的政权,另創面系执政的新局面。吳佩孚會要郭豪来和我說,要我打电报給譚延闇,說明他打算占据武汉的企图,先和譚延闓取得联系，以便配合行动。当然，当时我是盼望他如此做的。因为这样,就可把吳佩孚彻底拉过来,更給段祺瑞一个致命的打击。
但是，当时曹錕在保定老巢,害怕段祺瑞首先下他的手。当然，段祺瑞对吳佩孚的撤兵，是非常恼火的。段也知道，这不只是吳佩孚一个人反对他的問題，而是整个直系和他作对。他要对曹錕先下手,消灭直系的老巢,也是意中之事。曹錕就速电吳佩孚,要他火速全軍回到保定，保护他的老巢，不要分散一兵一卒的力量。吳佩孚对曹錕是奉命唯謹的,他不能丟开曹錕，另創自己的局面，所以不得不放弃占领武汉三鎭的計划。吳軍5月31日到武汉,躊躇了五天之久，卒于6月5日开始北上,全軍向河南、河北进发。
当吳佩孚准备占领武汉三鎭的时候，他曾派我去南京联格李純,共同活动。我为了促成这样的局面，同意代表他去到南京活动,并且火速成行。因为随后吳佩孚变計全軍北上,打銷前議,所以我和李純的联系失去了目的性,只是表面周旋一番,沒有具体精果。我不久就由南京回到了湖南。
不过,尽管吳佩孚当时占领武汉三鎭的計划没有成功,但是我們联吳驅张,联直倒段的目的还是达到了。
正因为我們联吳驅张策略的成功,而且事先已經接头妥当,所以吳軍一面撤防,湘軍就一面接防。5月20日,吳軍撒退开始,經过四、五天,逐漸撤防完竣。湘軍于26日开始前进，27、28两日，郴县的部队进据耒阳,零陵的部队进据祁阳，两路向衡阳进发，29日全軍进据了衡阳。因为这一段的軍事行动,实际上是接防性质，沿途毫无阻拦,当然进展甚速。
湘軍进据衡阳以后,还是利用吳佩孚撤兵的影响,湘境北軍因直皖斗爭尖銳化，軍心不一，张敬尧当此局面，举措张皇之际，立刻揮軍北上。到6月6日为止,湘軍維續占領了衡山、湘乡、邵阳,北軍紛紛退到株州、湘潭，长沙形势严重。张敬尧派了他的弟弟张敬湯到湘潭堵截,张敬湯于3日到湘潭,5日就聞风潰敗了。11日,湘軍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当时张敬尧的心腹部队,在湘潭先潰,其余在湘北軍,如李奎元、范国璋、馮玉祥等部，均系直系部队，在吳佩孚撤兵以后,不肯为张敬尧卖力,张宗昌的部队看見形势不妙，都不肯作战，粉紛后撤。张敬尧到此，束手无策，就在11日晚逃出长沙。
6月12日，湘軍先头部队，由湘潭赶到长沙。湘軍总指揮赵恆惕于14日,湘軍总司令兼督軍譚延闓于17日,先后到长。23日，湘軍开始向岳阳前进，25日占領了新墙。这时李奎元、范国璋的部队已向鄂境撤退，张宗昌的部队也从攸、醴退往江西萍乡。张敬尧的殘部在向岳阳退走时，沿途大烧大抡，激起农民羣众的反抗,到处遭到扁担、鋤头的阻击,潰不成軍,并被羣众消灭不少。张敬尧在岳阳也站不住了，在新墙失守后，随卽逃出湘境。7月23日,駐扎常德的馮玉祥部最后也向鄂西撤退。从此湖南境内就沒有北軍的踪迹了。
在这一次的战役中,湘軍只有正规軍一师和一些杂牌軍,而且餉械两絀。而北軍方面,只說张敬尧的直轄部队,就有第七师和湖南暂一、二两师和第一混成旅。此外,除了吳佩孚的三师一旅已經撤退外，还有李奎元、范国璋、张宗昌三师和馮玉祥一旅。如果只凭硬打，湘軍是不能获得上述的胜利的。虽然当初建立了湘桂联合战綫,这一次桂軍幷未参加作战,只不过发生巩固后防与取得声拨的作用。 此次的胜利,完全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在湖南有湘軍和吳佩孚的直軍之合作，在全国有西南方面主要是桂系方面和直系方面之勾结，把矛头对向段祺瑞和段祺瑞派到湖南的嫡派张敬尧,所以迅速取得胜利。
吳佩孚的部队撤到河南以后,直皖两系的决战展开了。是年7 月間,吳佩孚指揮的直軍,配合张作霖的奉軍和其他反段力量和段祺瑞的边防軍作战。吳佩孚所部首先击破了边防軍的主力，其余的边防軍都被直奉两軍消灭了。在这样的情势轉变下,段祺瑞被赶下台,他所据为发号施令的督办边防事务处被裁撤,西北边防軍的名义被撤銷,他的政治集团安福俱乐部被解散，一部分段派政客以祸首名义被通緝。从此以后，不但段祺瑞的軍事独裁和武力統一的局面告終,段派实力也就一蹶不振了。
回顾我在 1917年，因为反对段旗瑞的軍事独裁与武力统一，同时也反对他的卖国外交,更直接的是反对他的摧殘和解散国会，由北京南下发动反段的斗笋。是年9月，策动了刘建藩的零陵独立,湘桂两軍打到岳阳。中間几經变故,遭遇挫折。1918年3月,我在斗爭挫折之后,再度策动譚延闓,継續上述的斗爭。經过了两年多的时間,才把段祺瑞彻底推翻,完成了零陵独立的斗争任务。
我在当时，只想完成以上所說的这个斗争任务，此外别无他求。所以我在完成上述任务之后,无意再管湖南的政治。那时和譚延闓一同回到长沙的人,大家弹冠相庆,幷因而引起爭权夺利的糾粉。我当时旣不参加,也不与聞其事。不过后来的一些变化,也可附带談一談。
譚延闓回到长沙,虽然坐拥督軍兼总司令幷兼省长的位置,但是軍事实力都操在总指揮赵恆惕手里。赵恆惕对譚阳奉阴违，自成一派。当时有唐义彬、邹序彬等人，都是为赵恆惕策划反譚的。程潛虽然在陆鸿逵案发生后,本人离开湖南,但在湖南还有他的实力,湘軍中有李仲麟、廖家栋等人,都是拥程反譚的。当时湘軍中，眞正拥护譚延闓,可以直接听他指揮的，只有宋鶴庚、张輝瓚等少数几个部队,但也不能不受赵恆惕的影响。
譚在当时以为赵恆惕可靠，因为他在过去曾把赵恆惕由第二师师长改为第一师师长,并因而引起陈复初的反感,他本身倒因而去职,因此自认对赵有恩。而且据說赵父临死遺言,有三个人决不可負的話。所謂不可負的三个人,一个是他父亲自己,一个是黎元,一个就是譚延闓。其实赵的为人,是个人利益第一的,什么“有恩”,什么“不可負”,都不在他的意下。
我当时旁观者清，早看出譚的局面不稳。但是我和以上各派都无关系，不过和譚延闓个人較为接近。我曾經提醒譚的亲信呂苾筹說:“外面的局势不大好,风声蛮紧啊!”呂听了,颇为动容,但他們总不料想赵恆惕会对譚延闇反水,存心要取而代之的。
那年10月上旬，林修梅在湘西自称靖国軍司令，公开反对譚延闇,譚把他的可靠部队宋鹤庚旅调到湘西去了。11月13日,湘北的平江发生兵变，接近譚派的十二区司令萧昌熾被戕。譚派魯滌平、李仲麟带兵前去討伐变兵。其实这次兵变,就是李仲麟所主謀和发动的。魯滌平当时也按兵不动，沒有接受譚的命令;幷且，鲁部的两个团长郭步高、张振武早与李仲麟有联系，就是鲁肯听命,也沒有办法去打。同时,驻扎长沙的廖家栋旅和李仲麟同是程潛的旧部,宋鶴庚旅調出后,譚在长沙幷无可靠之兵。在这样的軍事局面下,李仲麟就进一步联络郭步高、张振武和由变兵推举的十二区司令于应祥联合反譚,进兵长沙,和长沙駐軍摩家栋部里应外合,压迫譚延闓下台。
譚延闓在这样的情势压迫下,通电解除湖南督軍职务,专任省长,并推赵恆惕为湘軍总司令,声称实行軍民分治。11月23日,譚延闇召集軍政界和各团体代表开会解决这个問题。他希望赵恆惕发言挽留他,他就可以不走。因为当时赵在湘軍中实力最大,譚所不能指揮的部队，赵却可以指揮。尤其当时湘軍中的中下级軍官多属赵派,廖家栋、郭步高、张振武乃至李仲麟的部下也是如此。如果他肯出面支持譚延闓，則局面可以和緩。但是那天赵在会議席上,始終不肯說一句挽留譚延闇的話。当时譚延闓的妻子在上海身死，灵柩已运到岳阳,譚表示等他妻子的灵柩运到长沙后再走，赵也不作肯定的表示。这样,譚延闓就沒有办法，只好辞职离湘了。
譚延闇被迫离湘后,赵恆惕担任总司令,幷代理督軍。他当时不肯兼任省长，因为他认为譚延間未去以前，曾通电要留任省长，如果譚去后由他兼任省长,就有夺位之嫌,怕对譚的面子下不去;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要軍不必要政，无兼任省长之必要。因此之故，就由省議会另举林支宇任省长,表面上实行軍民分治。
林支宇和程派接近。林任省长后,程派人物在长沙都露面活动。当时程派企图进一步赶走赵恆惕,拥戴程潛回湘。12月15日，长沙又发生兵士鬧餉风潮,赵恆惕仓卒間逃往美国倾事府躲避,变兵推举廖家栋为临时总司令。但是当时赵恆惕不比譚延闓,在軍队中还是掌握得有实力,所以廖家栋不敢就职,反而出面劝告变兵归队。这次风潮,显然又是程派所策动的。
当时李仲麟等人，經过平江、长沙两次兵变，不但逼走了譚延闓,而且还一度威胁了赵恆惕,不免一时冲昏了头脑。他們訃为譚已走了,赵是不成問題的。就在长沙士兵鬧餉风潮以后,公然在长沙开会，商量拥程上台的办法。在开会的时候,赵派中有許多人也被約参加了。因此,他們开会商量的事,馬上就被赵恆惕知道了。
因为李仲麟等的公然活动,促成了譚、赵两派合力反对程派的形势。当时譚、赵派的軍队,陆續調回长沙。由于譚派的张輝瓚之建議,赵召集司分旅长以上軍官来省举行軍事会議,表面上說是討論湘軍拨桂和瀵軍假道等問題。12月24日,李仲麟由醴陵到长沙，参加会議。就在开会的当晚,赵恆惕派兵把李仲麟、叶隆柯、易象、瞿惟威、张自雄、丁丙揚、萧选寄等七人从他們的家中捉住杀害了。当然,这七个被杀的,都是程派中的要角。廖家栋在同晚也被捉，因为他曾劝告长沙变兵归队,所以独未被杀。事后,赵恆惕把杀死李仲麟等人的事,推在譚派軍人的身上,借以和緩程潛的感情。其实此事虽然也有譚派軍人的参加，但是发号施令的还是赵恆惕本人,非有赵本人的命令,不可能有个別的軍人可以干出此事的。
以上被赵恆惕所杀害的七人中,我想特別提出說一說的,就是易象。此人忠心耿耿，頗富才华。我在清末奉同盟会推派到北京发展党务时,在吉林和他认識。当时我們都好談革命，談得很好，交誼渐深。后来同在日本,共同策划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我組織开会,他写文章。我在北京办《亚东新聞》,他当主笔。我在湖南长民政时，他屈任科长。尤其令人难忘的，他在被害时所穿衣服，还是在我家穿去的。他在被捉拖下楼时,写了一首絕命詩云:“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沈，救乡救国終成梦，留取他生一恨吟!”赵恆惕为了派系之爭,下此毒手,象易象这样的人,也被杀害,至今思之,犹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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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我在談过了怎样維續完成零陵独立的斗爭任务之后,还附带談到湘軍内部的三角斗争的簡单經过。为什么要附带談到这些經过呢?就是我过去在《刘建藩雾陵独立前后》一文中談到过的,要真正实行民主革命,不能依靠这些軍人的力量。他們所以一时参加民主革命,目的还是为了自己或一个派系的权利,所以不能真正实現民主政治的局面。在当时，我认識到要真正实现民主革命,不能不把希望寄託在孙中山先生的身上。
可是,早在1918年5月,以中山先生为大元帅的軍政府,已被当时的反动分子撤台,由单一的大元帅制改变为合議的总裁制,并由岑春煊任主席总裁。虽然他們仍然留下中山先生为七总裁之一,以資号召,但是他們的本心是要排斥中山先生的。中山先生忿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幷在1919年8月在上海通电辞去总裁,脫离了与軍政府的关系。截至本文所述情节结束时，中山先生还未回到广州，反动分子还在維續活动。我的上述希望，还是无法实現。
1920年底,中山先生回到广州。1921年4月，由参众两院召开联席会議选举中山先生为总统。但是当时的西南軍人，各怀私見,不肯拥护中山先生，以实現民主革命，赵恆惕就是当时首先发电反对选举中山先生任总統之人。以后中山先生所主持的北伐，受到陈炯明、赵恆惕等人的阻挠而无法实现。西南各省,接着又搞联省自治，赵恆惕正是搞联省自治的重角之一。
中山先生所領导的民主革命,維續經过长期不断的斗争,一直到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山先生宣布改粗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轉入新的时期,而有了成功之望。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辑，有仇鳌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