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9位顶尖科学家联名向国务院提议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用以资助全国基础性研究工作。这一提议迅速获批，后发展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自然）。自此，国自然如同种子在中国科研土壤中扎根，深刻影响着中国科研格局。

国自然在我国科研体系中地位举足轻重。贯穿理工科研究生学术生涯，是大学教授晋升、高校彰显实力的关键因素，也是科研工作者简历上的重要成果。2002年，国自然基金预算达330亿，较10年前近乎翻倍。过去5年，资助项目23.67万个，金额累计1464亿元，有力推动了科研事业发展。

在高校科研领域，存在着明显的“马太效应”。2016-2020年，清华、北大、上海交大等顶尖院校在国自然经费获取上表现突出，平均每年获约7亿经费，上海交大每年有近1000个项目获批。

而实力强劲的双非大学也有机会，如深圳大学、首都医科大学等，每年获批项目超200个，获约1.5亿经费。从专业维度看，2019年国自然面上的项目中，医学科学部占比最高，达25.6%，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以18.8%次之，管理科学部占比最少，仅4.9%。

看似充裕的科研经费，实际到达实验室层面却面临着许多的挑战。以东南大学毫米波实验室为例，其孕育出北斗卫星地面接收器关键应用及5G相关技术，背后是巨额资金投入，仅实验设备的价值就超亿元。

截至2020年，全国有700个类似实验室，近一半在高校。进口设备维修成本高，达设备价格1%。即便二本学校，价值20万以上科研设备就有322台，总价值1.5亿。全国高校仪器设备拥有量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总价值已近万亿元。

科研探索中，时间成本与不确定性比设备昂贵更棘手。基础研发实验多在试错中前行。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专注功能性介孔材料研究23年，2001年攻克关键命题时，团队耗时5年，因一位转专业本科生的反常规实验方法才取得突破。生物实验室耗材种类多，部分需高价定制，看似单个成本低，但长期实验下来耗费巨大。

赵东元院士2005年在德国应用化学发表文章公开实验方法，引发60多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科研机构跟踪研究，相关论文达4万余篇。

其研发的介孔材料在齐鲁石化作为重油转化催化剂稳定运行5年，带来显著效益。中南大学黄伯云院士研发高性能碳航空制动材料，潜心研究20年，突破美国技术封锁，产品应用于C919、波音757、空客320等机型，大大提升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

其次，科研成果转化为市场产品，也需要历经漫长的复杂过程。先理论研究、实验验证，再工艺改进实现量产、降低成本，然后在高端领域和军队验证，最后才进入大众生活。

过去30多年，国自然加大了基础研究力度，其数据库167万个科研成果多以论文标题呈现，虽多为研究过程内容，但却是应用技术发展的基石。

从国际科研评价指标看，中国科研影响力在逐步提升。自然指数显示，2021-2022年中国科研人员贡献增长21%，首次超越美国，排名前十的高校或机构中中国占6所且贡献呈增长态势。

而在科睿唯安发布的“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中国内地科学家占比也从2018年的7.9%增至2022年的16.2%，与美国差距在逐渐缩小。

在基础研究投入上，中国绝对值是不断增长的，从2012年的498.8亿元升至2022年的2023.5亿元，年均增长近15%，但实际上的投入强度仍然不足，2019年才首次突破6%，远低于法国、意大利和新加坡2019年超20%的投入强度。

教育部2022年科学技术类支出明细显示，大部分资金用于实验室设备采购。而美国高校实验室建设投入相对成熟，2014年联邦政府对实验室设备投入降至50%以下，更多资源投向人才培养。相比之下，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结构有待优化。

在科研经费使用中，同样存在着许多的不良现象。例如部分人将经费用于非科研用途、谋取回扣、用发票填补账目漏洞等。国自然基金申请结果与教师职称评定、职务晋升挂钩，由此产生的问题在科研圈被默认，但却很少有人公开讨论。

不可忽视的是，研究生群体拿着微薄劳务费，在科研一线辛勤付出，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展望未来，基础研究是科研突破的基石。

我国应该借鉴国际经验，优化科研经费分配结构，加大人才培养投入，加强经费监管，营造良好科研环境，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助力科技强国梦的实现。

文本来源：@36氪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