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起源的问题与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密切相关。20世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发现包括河南的仰韶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以及河南的安阳殷墟。这些发现是现代中国考古学发展中的关键事件，对于理解中国人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原始社会遗址图

2、仰韶文化的发现起源于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874—1960）。他原本受袁世凯政府邀请来中国找矿，但因袁世凯去世后无人关注此事，转而投身古生物化石调查。这一转变源于他对中药“龙骨”的兴趣，得知这些“龙骨”实际上是古代哺乳动物化石后，他决定深入研究这一领域，最终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3、1918年，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偶然发现带有图案的陶器，即“彩陶”。三年后，他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1893—1987）正式发掘仰韶村，发现了大量陶器、石器及住房、村落遗址。

仰韶文化斜线三角纹彩陶盆

4、安特生很激动，他认为仰韶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距今差不多五千年，比拉克伯里所说的奈亨台东迁的时代早了一千年之久，这一发现否定了拉克伯里的理论。随后，安特生在报告《中华远古之文化》中强调仰韶遗址是汉族先民的居住地，尽管当时“汉族”尚未形成。

5、仰韶文化是否为中国本土文化存在争议。安特生在仰韶发掘出彩陶器物后，将陶片寄给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后者又请英国陶瓷专家霍布森鉴定。霍布森认为这些彩陶与西方陶器，特别是中亚、东欧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陶器有相似之处。因此，安特生推断仰韶彩陶文化可能源自西方，并与本地文化混合。

6、安特生为了验证他的推论，前往甘肃和青海进行考古发掘，因为这些地区是连接中亚和中原的必经之地，他希望通过这些发掘寻找文化西来的证据。在甘肃和青海，他调查了近二十处遗址，包括青海西宁市的朱家寨、甘肃广河县的齐家坪和甘肃临洮县的马家窑等。这些遗址出土的彩陶与仰韶文化非常相似，安特生认为齐家坪遗址的时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比仰韶遗址早了五百年。

7、基于这些发现，安特生提出了新的中华文化西来说，认为彩陶文化从新疆传播到甘肃，再沿黄河传播到河南，进而扩散到整个中国。这一理论虽然推翻了拉克伯里的旧说，但仍支持中国人种和中国文化西来的观点，成为继拉克伯里之后的第二波“中国文化西来说”。

彩陶之路示意图

8、安特生在中国进行考古时，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将发掘的文物先运到瑞典研究，再返还一半给中国。1927至1936年间，安特生分七次返还了一半文物，留在瑞典的部分成立了瑞典东方博物馆。然而，返还中国的一半文物却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9、安特生的理论曾让中国考古学家不满，尤其是关于彩陶文化从西向东传播的观点。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考古学家普遍反对“西来说”。二十年后，夏鼐重新发掘齐家坪，确定齐家文化的时间为公元前2500到前1500年，比仰韶文化晚，结合其他考古发现，彻底否定了安特生的结论。

10、仰韶文化虽然历史悠久，但不足以单独证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随后，19世纪末，中国学者王懿荣注意到龙骨这种奇怪的药材，发现了龙骨上的复杂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后来被确认为殷商时代的文字。

11、王懿荣的发现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关注，如刘鹗、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进一步研究并确认这些文字来自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即传说中的“殷墟”，这是殷商时期的重要都城。这一系列发现为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独立性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证据。

殷墟甲骨坑

12、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随即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出考古队对殷墟进行发掘。这次发掘持续多年，至今仍在进行，不断有新发现。参与发掘的著名学者包括傅斯年、董作宾、李济和梁思永。

13、殷墟的发掘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考古活动之一，主要收获包括确认殷商国都、发现宫殿和宗庙遗址、商王陵墓群，特别是商王武丁妻子妇好的完整墓葬。此外，发掘出大量甲骨文，发现并识别了数千个汉字，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还出土了大量甲骨、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文物，极大地增进了对商代的了解。

14、主持殷墟考古发掘的考古学家中，最重要的是李济。他在二十七岁时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立即投身于中国考古工作，并将数十年的精力奉献给中国考古学，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殷墟的发现和发掘完全由中国人主导，参与其中的考古工作者成为中国第一批考古学家，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殷墟因此被视为中国本土考古的发源地。

15、殷墟和仰韶的考古发现揭示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连续但仍有缺陷的脉络。从五千年前到三千多年前，中间一千多年的历史存在空白。1928年，考古学家在山东历城县龙山城子崖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黑色陶器，随后在周边地区又发现了多处类似的黑陶遗迹，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龙山文化 黑陶鬲

16、龙山文化的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填补了仰韶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间的时间空白。经过科学测定，龙山文化的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距今约四千年，正好位于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和三千多年前的殷墟文化之间。

17、1931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发现了殷墟、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层叠的痕迹，从而将仰韶、龙山和殷墟文化连成一条连续的时间线。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8、傅斯年作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界的领袖，对城子崖考古报告的序文中强调，发掘中国汉族的起源是构建中国史学知识框架的关键。他批评了过分关注彩陶与中亚、西亚关系的观点，认为这会导致误解先秦时期中土文化的发展仅是受西方亚洲文化影响的结果。

19、傅斯年的这一观点旨在反驳拉克伯里和安特生提出的中国人种和文化西来说。他的同事李济也指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有力地驳斥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并认为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是现代中国新史学中的重大议题。

20、在20世纪上半叶，一系列考古发现逐步构建了早期中国的历史脉络。在此之前，中国历史的确凿证据仅能追溯到西周，这得益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和传世的周代青铜器。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商代的存在，并验证了《史记》中关于商代历史的可靠性。

21、龙山文化的发现暗示了夏代的存在，而仰韶文化的发现则将中国文明的历史推至文字产生之前，甚至可能追溯到炎帝、黄帝的传说时代。然而，这些发现仍无法证明中国人是本土起源，还是更早时期从西方迁移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