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事件过程，抄书——

【《史记-李将军列传》：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陰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败韩将军，後韩将军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

简单概括：李广违反了宵禁制度，被霸陵尉强制留在霸陵亭住了一夜。没过多久，李广复出担任右北平太守，就让霸陵尉和他一起去，结果霸陵尉一到军中，就被李广给砍了。

这个事件，我们现代人很容易做出结论，相信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主流评价——

1、霸陵尉是秉公执法，而李广违法无疑。

2、霸陵尉很有个人原则，在职的将军都不能违法，何况你李广这个“前将军”？鉴于李广曾经身居高位、社会名望又高，这个霸陵尉身上甚至有不畏权势的可贵品质。

3、重掌权力后的李广杀掉霸陵尉，自然是挟私报复，活脱脱的官场霸凌，特别是直接杀人实在过分，怎么说霸陵尉都罪不至死吧。

同时代稍早前，发生过两个类似事件，即韩信的“胯下之辱”与韩安国的“死灰复燃”。

结果呢，韩信、韩安国不仅没有报复当初侮辱他们的人，反而“以德报怨”，给了对方官职。

这么两相对比，李广“心胸狭隘”的评价是肯定跑不掉了。

但是，但是来了，这是我们现代人的看法，当时的人，会和我们这些后人看法完全相同么？这个事是不是起码值得好奇、探究一下？

这其实涉及到汉初社会的主流观念与舆论研究，当然极难正面强攻、全面搞懂，只能以一些当时社会比较典型的现象做出局部探讨与推测。

比如，汉初实际是存在一位“全民偶像”的，就像后世的关羽、诸葛亮，世人都推崇他们，以他们的为人处世之道来作为个人的最高行事准则。

这个人就是栾布——

【《史记-栾布列传》：孝文时，为燕相，至将军。布乃称曰：“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於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吴反时，以军功封俞侯，复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栾布立社，号曰栾公社。】

大概栾布还活着的时候，燕地、齐地就已经有老百姓给他“立社”了，类似后世立生祠的举动。

还没盖棺论定就已经“封神”，可见栾布当时的社会名望以及时人对他尊崇的程度。

那么栾布何德何能呢？

来看下栾布的生平：栾布和彭越是梁地老乡、旧友，彭越去巨野泽当山大王造反，栾布却被贩卖到了燕地为奴。之后栾布因为家主报仇而扬名，获得了臧荼的赏识，连番升迁成将军。后来臧荼造反，栾布被刘邦俘虏，本来要杀掉，梁王彭越听说后就花钱把栾布赎了出来，在梁国做了个官。

之后彭越因谋反被诛，栾布“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杀头的风险给彭越收尸、鸣冤，这个义举，让栾布彻底名扬天下、海内仰望。

之后栾布步步高升，七国之乱时还跟着大将军窦婴刷了一波军功。

更让人羡慕的是，栾布明确死于前145年，鉴于他和彭越大致同龄，却比彭越多活了51年，可见他死的时候，至少九十岁左右，堪称汉初时代最为长寿的顶级活化石。也难怪时人会主动给他立生祠。

华夏文化推崇“立德、立功、立言”，能做到这三项，就可以称为“圣人”了，栾布有德、有功没有疑问，那他的“立言”呢？

《史记》记载的很明确：“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

翻译一下：落魄的时候不能低头做人，那算不上是个人；发达的时候不能随心所欲，那也称不上贤能。

后一句的精髓，用现代观念来理解，其实就是“个人自由的限度”范畴，我们现代人当然知道，这里必须要有个限度，个人不能搞绝对自由，否则就大家都不自由。

但是，在栾布看来，在他全天下“粉丝”的观念中，或者说汉初社会的主流舆论，就是推崇“个人绝对自由”的！

这是汉初观念和现代观念的根本区别，实际上纯属严格对立，压根无法实现相互理解、沟通，这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所以栾布“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

对他有恩的人，他一定厚报；凡是得罪过他的人，他也一定要想方设法实现报复，正如范雎、法正等人的“睚眦必报”。

甚至，栾布或者时人不这么做，才是不对的，属于“三观不正”、“政治不正确”，是不可能被天下人公开推崇、颂扬的，“非贤”嘛！

也就是说，韩信、韩安国“宽宏大量”、“以德报怨”的做法，在汉初时代反而是异类，栾布、李广“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以怨报怨”才是主流！

具体到李广，在他被贬为庶人的落魄阶段，霸陵尉“呵止”他，让他在霸陵亭吃瘪、受气了一夜，在李广本人看来，这当然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个欺辱之仇，他是肯定要报的！

你霸陵尉给我等着，等老子哪天时来运转，老子绝对第一个收拾你！

因此，李广复出当上右北平太守，相关军政大事都一概不管，先拿霸陵尉的人头出气才最重要。

客观说，李广的报复，倒还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个人尊严受辱、与霸陵尉之间的这个小私怨，而是要维护天下人对他名誉、声望的评价，他不报复霸陵尉，世人就很可能看不上他，甚至就此认定李广“不贤”！

而李广本人早就贤名扬于四海，“单于素闻广贤”，连北方的匈奴单于都听说过，李广又一向爱惜名誉，自然不可能不报复。

因此，霸陵尉与其说是被李广所杀，还不如说是被当时社会的“主流舆论”所杀。

接下来看看，当时的霸陵尉是不是“众人皆曰可杀”？

班固给出了一个有力证据——

【《汉书-李广苏建传》：广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上书自陈谢罪。上报曰：“将军者，国之爪牙也。《司马法》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竦，威振则万物状；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棱憺乎邻国。’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将军其率师东辕，弥节白檀，以临右北平盛秋。”】

这是《史记》没有记载、《汉书》补充的史料，说的是，李广杀掉霸陵尉后，还专门向汉武帝上书，请求降罪。毕竟霸陵尉怎么说也大小是个官员，他给直接嘎了，这事显然不能算完，得有个交代。

汉武帝的答复特别耐人寻味，其重点在“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

翻译一下，汉武帝实际意思是——

李将军你因为心中怀恨，除掉了霸陵尉这个“祸害”，这件事做的很对，你这样严厉的做法，可以大大警示天下那些和霸陵尉同样残暴的人，让他们知道收敛、不敢再作恶，如果真能有此效果，估计死刑都不需要了，可以废除了。

这正是英明神武的我早就期盼你来做的事情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追究你、让你上书请罪了？！这事已经过了，李将军你还是赶紧去上任，如果走得快，估计还能赶上欣赏右北平的中秋美景咧！

是不是和现代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

首先，这肯定是历史事实，班固加这个史料，应该是有准确来源的，他没有为李广辩解的心理动机与嫌疑。

这就有力说明了几点：

1、霸陵尉这家伙是个“祸害”。至于是李广在其所上的书里有所提及，还是汉武帝另行派人调查，总之，这个霸陵尉身上有事，要么是有违法行为，要么就是巡查、执法过程中太过残暴，群众口碑很不好。所以，李广杀他，虽然不符合组织程序，但实际并没做错。

2、包括汉武帝在内，都从未质疑过以栾布“有怨者必以法灭之”为代表的社会主流舆论，即连当时的汉武帝都“理所当然”认为，就算霸陵尉没有失职，只要他得罪了李广，李广就必须得报复他，这个事，李广做的不仅没有任何错误，反而值得赞扬。

所谓“报忿除害”，即使霸陵尉不是害也无所谓，报忿就得必须报复！如果真是害，那就更没问题了。

显然，汉武帝还是偏向霸陵尉是个“祸害”的，这也是后世文人们的普遍看法，包括辛弃疾就写过“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雕。恨灞陵醉尉，匆匆未识，桃李无言”，其中“恨灞陵醉尉”很能说明立场。

现在要再深入一下，当时的汉初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栾布这类“睚眦必报”的观念并成为社会主流的？

显然，这应该和汉初“游侠”风气盛行有关。这个事情也很复杂，简单说，游侠主要是传统贵族后代的士阶层或底层冒出的知识阶层、勇武之辈，鉴于汉初依然实行分封制即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这些士人上升无门，自然就会有所不满，从而自己或者聚众搞事情。

这段历史妙就妙在，汉高祖刘邦就曾经当过“游侠”，汉初政府又施行无为而治、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游侠的社会土壤极为丰厚，相关的游侠风气、游侠文化自然也就蓬勃发展。

《史记》、《汉书》都记载了很多知名游侠，他们典型的特点，就包括讲义气、重承诺、仗义疏财、急人危难、快意恩仇、以武犯禁，同步的，游侠领袖所招揽的门客、游侠也纷纷“士为知己者死”，“士皆争为之死”。

这些做法当然有其正面之处，但也存在根本弊端，那就是，什么都讲，就是“不讲是非”，没有对错，只有立场，不服就干、简单粗暴！

比如郭解的某个门客，听到一个儒生说郭解的坏话，他就直接杀了这个儒生，还割掉其诋毁工具——舌头。

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官方追捕郭解，有个人曾经窝藏郭解，官方追查到他头上，他就二话不说、直接自杀，让官方的线索彻底中断。

这些充斥着原生态的游侠作风，自然会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形成，于是，快意恩仇、同态复仇、睚眦必报就成了社会主流观念、舆论潮流。

而当时社会的“话语权”，正是主要掌握在这些游侠手中，他们不仅民间声望极高，在官方的声望、人脉也同样高深。比如郭解迁徙到关中后，“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甚至连卫青这种顶级大员，他都有人脉很快疏通。

甚至，当时有很多官方人士都颇具“游侠”风采，最著名的自然是季布，所谓“一诺千金”，他的弟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尝为中司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礼”。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出现栾布这种“全民偶像”、郭解这种“游侠领袖”，实在是不难想象的事情。

而李广报复杀掉霸陵尉，不仅没有任何奇怪之处，反而“合情合理”、理所当然，甚至会得到天下称赞！

以上。在现代价值评判下，汉初社会的这个主流观念与舆论，当然是不对的、有严重弊端，但它又真真切切的实际存在过，这更不能予以否认。

只能说明，“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类理想的价值观念、社会秩序，是随着时间和历史推移，在一代代人的努力摸索中，逐步构建、完善的。

因此，我们后人看待历史，切忌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思维惯性错误，这当然是个很难意识到的问题，因为关键在于，时空不同，最重要的社会环境已然发生很多变化，特别是某些变化，可能是完全“对立、背反”级别的改变，这就导致，我们不仅很难理解，甚至压根就想不到——原来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完全相反的啊！

这个时候，用现代的观点去解读历史，用今人去猜度古人，显然只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就如李广报复霸陵尉这个事，我们现在自然都鄙视李广的做法，但当时人却都推崇他。

实际上，如果稍微深入思考，不难发现，用现代观点解释李广，认为他不过是心胸狭隘、挟私报复，根本解释不了当时历史的很多事情，注定难以逻辑自洽。

其实类似的现象有很多，比如我们阅读中外古典名著，那些对当时社会环境、生活细节刻画越细致的作品，我们反而常常会觉得看不懂、读不进去，更不觉得有啥好，这就是环境差异所带来的阅读不适，因为我们距离书中的那个具体社会环境太远了，了解的太少了。

具体到霸陵尉身上，我们甚至很难判断出一个问题，即霸陵尉醉酒执法，在当时到底算不算违法违规呢？如果算，又该面临什么处罚？这些当时老百姓耳熟能详、司马迁都觉得不必记载的细节，我们现在却一无所知，也几乎无从探究。

举个例子，比如醉驾这个事，假设后世史料严重缺失，后人该会如何评判醉驾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处罚标准？2000年和2020年是否又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