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我国延退决定已发布，如何顺利实施及完善配套措施仍需深入考量。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在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时均遇到了不少现实挑战，且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了多样化的延退实践。延迟退休不仅关乎民众对新退休年龄的适应能力，还影响着年轻和老年劳动者在储蓄、继续教育及工作等方面的决策。欧洲如德、法等国已先行一步，实施渐进式延退；亚洲的日本、韩国等也相继调整法定退休年龄，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负担。延迟退休已成为全球共识，它关乎劳动力市场和养老金体系的深刻变革，需政府、企业、劳动者等协同推进，寻求多方利益平衡，避免社会矛盾。 延迟退休政策对年轻劳动者就业市场构成潜在影响。2018至2022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由4.9%上升至5.2%，高失业率持续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沉重压力。尽管我国劳动力数量逐年减少，但青壮年劳动力仍供过于求。自2001年以来，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攀升，2022年已达1076万，尽管九成以上完成就业登记，但高考研率反映出就业难题依旧困扰青壮年。在此背景下，实施延迟退休或干扰就业市场秩序，对年轻劳动者产生“挤出效应”。国际经验表明，延迟退休需配套措施跟进，而我国当前退休政策单一，贸然执行可能冲击农民等弱势群体养老金福利，加剧阶层收入差距。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职工、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因人力资本等因素差异，工资待遇及养老金收入存在显著差距，尽管机关事业单位已实施养老金“并轨”改革，但其养老金替代率仍远高于企业职工，且差距逐渐扩大。延迟退休实施后，这一差距可能进一步加剧，对低工资企业职工尤为不利，他们需在本应领取退休金的年龄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有研究表明，即时或逐步退休将导致个人养老金净收益大幅下降，甚至缴不抵收。另外，延迟退休增加了劳动者工作年限，使一线低技能劳动者和健康状况不佳的体力劳动者福利受损，与高技能人才和管理人才相比，更易产生福利差异。 延迟退休政策可能会对老年劳动者的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从劳动者个体角度看，延迟退休可能加剧身体机能的老化，降低老年幸福感，尤其对于长期在一线劳动的个人，增加的工作时长和身体劳损程度可能成为健康隐患。年过半百的劳动者健康状况逐渐恶化，难以承受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否则可能加重健康负担，引发疾病。同时，退休工资与在职工资的差异也是一大问题，低薪在岗者反对延迟退休。对于自由职业者和灵活就业人群，延退增加了自行缴纳养老保险的成本，容易引发抵触心理，甚至拒绝参保，而我国灵活就业群体庞大，延迟退休需谨慎实施，以免得不偿失。 实行延迟退休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预期寿命及隔代抚养问题。近几十年来，OECD国家预期寿命显著提升，相比之下，我国2023年人均预期寿命为78.6岁，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5岁。若男性60岁退休，退休后尚有15.37年预期生命，但健康预期寿命仅7.2岁；若延退至63岁，这一数据将进一步缩减。因此，延退政策需兼顾与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差距及健康预期寿命的实际。我国普遍存在隔代抚养现象，老年人退休后常帮助子女照看后代。延退后，老年人难以承担此责任，年轻人生育时间成本增加，或选择减少劳动时间自行照看孩子，甚至少生育或不生育，将对提高生育率不利。 实际上，我国提前退休现象较为普遍，且问题严重。有研究显示，在广东省，大量劳动者在法定退休年龄前选择了退休。从全国范围来看，50至59岁年龄段的男女退休比例也均处于较高水平。从养老金收支角度分析，随着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教育年限的提高，劳动者更倾向于提前退休。学者们进一步指出，寿命的延长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劳动者对老年闲暇的追求增加，因此，劳动者的理想退休年龄普遍低于法定年龄。综合考虑失业率、收入不平等、预期寿命、劳动者健康状况以及我国特有的隔代抚养文化等多重因素，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可能会面临较大阻力。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为成功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前调查评估劳动者的延迟退休意愿及影响因素，通过科学评估体系预判政策效果，并充分考虑地区、行业差异及个人健康状况，制定差异化的延迟退休政策。设计合理的劳动力市场配套措施，立法保障老年人工作权利，通过税收优惠激励企业雇佣老年人，并加快出台具体实施细则。同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并建立养老金福利与退休年龄挂钩的奖惩制度。此外‬，着手解决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大力发展养老金融，为延迟退休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