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警察权是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行使的公权力，主要负责治安管理和治理犯罪活动。作为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警察权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然而，当警察权的运行脱离原本轨迹，向其他甚至相反方向发展时，便产生了警察权异化现象。这种异化并非简单的权力扩张，而是指警察权在运行和构建警察职权体系时出现的失范状态，偏离了正常轨道。由于法律赋予警察权的强制性，若被不当扩张使用，极易导致警察权异化，进而损害普通公民的权利。在权力的强制性支持下，特权意识难以抑制，容易引发侵害私权和牟取私利的行为，也正是由警察权异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警察权服务功能的核心在于要求警察积极履行职责，然而，现实中却频现警察不作为的报道，诸如不履行法定职责、拖延执行、忽视救助义务等“该作为时不作为”，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尽管这一问题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受到关注并尝试整改，但成效甚微。部分警察不仅反对公民参与执法，自视高人一等，还对自己的职责保密，使得警察形象蒙上神秘面纱。同时，一些警察回应效率低下，方式陈旧，特别是在经济落后地区，“官本位”思想严重，民众诉求多依赖信访或媒体曝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警察过于重视上级批示，忽视民众声音，民众不满情绪累积，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警察的公信力。 警察权滥用已成为现代社会的热点问题，由于监管不严和执法‬程序不严谨，警察权逐渐异化，甚至‬成为个别人‬追求私权的工具，暴力执法、乱收费用、不依法执行等乱象频发。警察权滥用尤其在公安机关联合执法中体现明显，如‬警察为其他行政执法部门撑腰，成为政府强权的代表，严重损害了警察的权威，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发展。曾经‬‬，警察乱作为和不作为问题较为‬突出，如滥用警力为地方政府征地拆迁撑腰、在被拆迁人面临威胁时不及时出警等，严重‬侵犯‬了‬公民权利。警察权力边界不明确和结构不清晰是导致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警察的过度介入行政纠纷，使其人权保障功能偏离了目标，产生了异化。 此前‬，警察执法现场控制不力而‬引发的案件频发，如于欢案、雷洋案等，尽管警察已尽力而为，却仍难逃指责。警察在人数众多的斗殴场面中常处于不利地位，命令难以执行，权威‬形象也逐渐弱化，甚至‬被当作‬“居委会大妈”而非“执法者”。袭警事件频发‬，警察在执行任务时往往处于劣势，不敢轻易反抗。网络时代，法治意识的提升并未能同步带动公众法律素养‬的提升，警察执法稍有不慎便易遭挑唆、批评与质疑，甚至遭受暴力攻击。法律赋予警察执行权，但规定笼统，缺乏操作细节，警察执法顾虑重重，执行功能不断弱化，执法震慑力已‬大‬不如前。个别媒体为博眼球，常断章取义抹黑警察，加剧公众对警察的不信任。 “有困难找警察”已成为社会共识‬，警察职责被过度放大，涉及食品、环保等非警务领域。公安机关“四有四必”的口号更是强化了集体共识‬，使得警察需应对大量非本职业务。民众在遇到问题时倾向于拨打110求助，如误锁门外等琐事也常找警察解决，不仅消耗了大量‬警力‬资源，也影响了其本职工作的效率。有观点认为警察应为民排忧解难，但过度解读服务功能，让警察承担过多非警务任务，实则淡化了其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本职职能。另外‬，警力‬资源本就严重不足，招聘辅警应急也难以改变现状。警察权力的泛化不仅加剧了资源紧张，还导致民众对警察破案的‬能力产生‬质疑，进而‬会‬影响警察的形象。 警察权功能异化的原因复杂多样。警察权内部自我定位不明确，职能交叉、分散，致使部门间利益争斗，责任推诿，核心职能偏离。加之公安体制存在弊端，层级多、幅度窄，地方政府权力过大，影响警察权功能的正常发挥。警察自由裁量权较大，缺乏明确程序约束，易导致权力滥用。警察权力边界模糊，法律体系不健全，使得警察在行使权利时易偏离原有功能。警察权缺乏有效的监督，无论是来自检察院、法院、上级公安机关还是社会公众与媒体的监督，都存在不足。亟待通过明确定位、改革体制、加强监督、完善法律体系和保障制度等措施加以纠正。 警察权作为国家公权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国家法治进程的一个重要标志。其核心在于通过合理机制保障国家稳定运行，防止公民权益受到不当侵犯。然而，从自身体制到外部关系，警察权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若长期忽视，将可能累积成社会动荡的隐患。因此，整治警察权存在的问题，回归其初衷，强化薄弱环节，削弱过强方面，将警察权的运行拉回正常轨道，对于实现警察权功能的正向发挥至关重要。鉴于现有制度还将长期存在，警察权功能异化的问题难以迅速解决，在归位过程中应当把握核心理念，从根源出发，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