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逃往台湾，但蒋介石念念不忘“光复大陆”。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为实现祖国统一，秘密派遣1500余人入台，一时台海两岸谍云密布，危及四伏。由于叛徒出卖，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员被捕，其中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的就有1100余人，他们中许多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陆续公开。

2013年10月，中央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修建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专门缅怀1950年代牺牲于台湾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其中以吴石、朱枫、陈宝仓和聂曦为原型的雕像位居广场正中，两边花岗岩墙壁上刻着846位烈士的英名，还有许多留白，以便随时增加新发现的英烈名字。谨以此系列文字纪念这些隐蔽战线的英烈们。

（一）章丽曼烈士的事迹

上世纪末，台大哲学系教授王晓波先生写下了《我的母亲叫章丽曼——一个“匪谍”儿子的自白》一文，被广泛转载。

王晓波先生的母亲章丽曼，是潜伏台湾的隐蔽战线的中共党员，195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时，作者只有十岁，还有三个更小的妹妹。至此被冠上“匪谍”儿子的头衔。我们先了解一下章丽曼烈士的事迹。

章丽曼（1924—1953）是江西南昌人，出身于富绅之家。祖父与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交好，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章丽曼毕业于九江高等师范学校，抗战后期与国民党军官王建文(贵州遵义人)结婚，后到上海慈惠医院工作。

章丽曼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丈夫王建文被国民党派往台湾，章丽曼仍留在上海（其母携儿子王晓波和两个女儿一同前往台湾）。

上海解放后，章丽曼进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新华社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3月，章丽曼受党组织派遣赴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一家老少欢聚于台中。此时其丈夫王建文已是蒋介石号称“铁卫军”的宪兵中校营长。章丽曼曾劝丈夫不要帮蒋介石打内战，但遭到丈夫的斥责和拒绝。

赴台后与家人合影

这时，由于中共台湾省最高领导人、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已经被捕叛变，大批地下党员或被杀，或入狱，或躲避逃亡。章丽曼便按照之前约定的密写通信方式，告诉大陆的上级领导，事情暂时无法完成。

然而章丽曼赴台之初，台湾情治部门就盯上了她，后来的判决书上有这样的记述：“本部以章丽曼来自匪区，自始即予严密监视，获悉其不无嫌疑之处……”。经过近三年的秘密监控侦察，1953年2月28日元宵节当晚，宪兵司令部将章丽曼抓捕于台中的家里，丈夫王建文则在宪兵队同时被关押审查，这时，他们的三女儿出生还不满周岁。

北京西山无名烈士纪念广场主群雕

1953年5月，经过两个多月的关押与审讯后，宪兵司令部军法合议庭作出宣判：认定“章丽曼煽惑军人逃叛，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王建文明知其为匪谍而不检举，处有期徒刑七年”。

在等待行刑的三个多月期间，章丽曼曾自杀二次，一次是吞金项链，一次是吞下一盒大头针，她想保住秘密，保丈夫的平安，也保儿女的未来，或许只有死，才能保护她所有想保护的东西，但都没有成功。

1953年的8月18日，章丽曼被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台湾处决政治犯的地方，八十年代末改为公园）。

台北马场町

临刑前，行刑队要章丽曼喝高粱酒麻醉自己，被她拒绝了。她说：我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也要作一个清清白白的鬼。随后拒绝要她下跪受刑，她说：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我是无罪的。

最后，章丽曼是坐着凛然就义的，临刑前还在一直高呼口号，台北马场町的河堤边洒下了烈士的最后一滴鲜血。牺牲时，章丽曼年仅29岁。

（二）“匪谍”儿子的自白

王晓波（1943—2020）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描述：“民国42年（1953年）元宵节，外婆、娘，带着我们兄妹，等爸爸回来过节，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七年。这晚，是娘和我们的最后团聚。”

“我母亲呢，使得我们兄妹几十年变成被歧视，被打压的一个原因和负担，‘匪谍子女’变成我们兄妹几十年来一个抹不去的罪名。”

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因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关押了七年。这期间，王晓波和年幼的3个妹妹，是靠外婆陆佩兰——一个不会讲台湾话的外省老太太含辛茹苦的抚养才活了下来。他后来描述那段艰辛的日子，到市场捡人们丢弃的菜叶，到田里捡剩下的番薯头，活得不如野狗。

王晓波教授

王晓波回忆说：“妈关押在台中时，还准许婆带我去面会。在妈解送台北之前，告诉婆，只当她车祸死掉，要婆带大我们，当时小妹在吃奶，我还记得妈对婆说：‘如果带不了那么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罢。’妈说着就哭了出来，并摸着我的头说：‘要好好听婆的话，帮婆带好妹妹。’当时我似懂非懂地含着泪点了头。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见到妈，再见到妈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坛骨灰了。”

父亲王建文出狱后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份工作来艰难维持一家六口的生计。然而户口本上的“匪”字就像鬼魅一样如影随行。在学校被同学骂“匪谍的儿子”时奋起反抗，尽管被打得头破血流，但老师处罚的却永远是王晓波一个人。

“匪谍子女”的名声，使得他和家人身心背负着沉重的苦痛，长大后求职常常因此而碰壁，大妹因患抑郁症，24岁便自杀身亡，留下一子；两个小妹后来辗转去了美国才解脱“匪谍子女”的罪名，但二妹因从小体弱多病，34岁便离世了。

而王晓波也只有发奋苦读一条路可走，最终考取了台大哲学系，因品学兼优，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台大哲学系担任讲师。1973年，因“保钓”运动（积极发文保卫钓鱼岛），被台当局以“为匪宣传”罪名拘捕，随即丢了台大的工作。直到1997年“台大哲学系事件”获得平反，王晓波才复职重回台大授课。

（三）坚定的“反独促统”派学者

王晓波根深蒂固的爱国情怀来自于母亲章丽曼烈士，在他对母亲模糊的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是母亲教他唱爱国歌曲。加上他本身的曲折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不畏艰险，追求真理，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

早在1970年，还在台湾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的王晓波，就在台湾《中华杂志》上发表《保卫钓鱼岛》一文。他在文章中引述“五四运动”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后来成为台大“保钓”运动的口号。

1976年，王晓波参与创办《夏潮》杂志并成为主要撰稿者之一，台湾当局宣布解严后，他参与创立“中国统一联盟”，其后成为副主席。1991年，王晓波又创办了左派杂志《海峡评论》。

从《夏潮》到《海峡评论》，从“保钓”、创办统派团体、支持“老兵返乡”到批判、修正“台独”课纲，王晓波一直都是岛内“统派”代表人物，不遗余力地为祖国统一摇旗呐喊。

1980年，王晓波从美国给在大陆的大舅（因是国民党军官，曾被劳改18年）写家信说：“我们家庭的悲剧，也是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我们不怨天也不尤人，我们只恨中国不强大，自己不争气，我们只应抹干眼泪为中国的明天而奋斗，希望我们的悲剧不要在我们的子孙身上重演。”

“做一个太平盛世的中国人”，这句话对王晓波先生来说不是口号，是从血泪苦难中生长出来的信念。

王晓波教授

（四）结束语

1991年，台湾当局终止了《惩治叛乱条例》，白色恐怖时代终告结束。根据台湾地区法务部门公开资料，台湾地区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军事法庭受理政治案件近3万件，无辜受难者约14万人，几乎均为“匪谍”。

在王晓波的奔走、游说下，2001年5月，台湾有关机构宣布：对章丽曼的死刑判决是“不当审判”。

三个月后，在章丽曼殉难的地方：马场町公园，举办了“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会”。大陆、台湾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纷至沓来，共同缅怀这位革命先烈。

2011年，章丽曼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并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2012年，王晓波将父母的骨灰迁回祖国大陆，合葬于南昌烈士陵园，革命英烈在牺牲近六十年后，终于叶落归根，回到祖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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